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环球时报》 2018-12-24 收藏
作者：潘岳
习近平总书记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华共同体传统，针对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华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民族共同体，更是文化共同体，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这将为广大非西方国家选择合乎自身传统的发展道路，为促进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淬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而提供中国经验。
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独特政制之道。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不是西方理论模式的“复制”，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的产物。
首先，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根植于中华悠久传统。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不断流的文明形态，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没有分崩离析，根子在于政治共同体。大一统政治共同体通过建立集中的政制结构、确立稳定的政治中心、强化民本思想、完善科举制度等制度实践，塑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政治底线。
其次，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重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为“虚假共同体”，主张建构国家与社会和谐共生、个体与集体共同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由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必须强化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重视追求团结、讲求实效的协商民主；必须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大团结大联合。
第三，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升华于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复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才能够成为统揽各方力量的政治中坚，才能够实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才能够不断巩固壮大超大规模的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
中华文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和谐之道。中华文明由中国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形成了悠久的“民族共同体”传统，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和谐交往之道。
中国各民族历史上虽然不乏冲突，但最终都在不同阶段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先秦，商族起于东夷，周人起于戎狄，由夷狄而入华夏以主中原。在秦汉，秦人出于西戎而一统六国，汉朝设置“都护”经略西域。在隋唐，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胡汉交融，王朝统治者一改以往“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歧视，代之以
“爱之如一”的平等态度。宋代到清代，王朝统治者提出“皆是国人，不宜有分别”“胡汉一家”“华夷无间”等思想，创制一系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宗教法规和管理体制，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史清楚表明，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进了国家大一统和中华文明大发展；每一次国家大一统和中华文明大发展都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和谐之道在于不同区域的农耕、绿洲、山地、草原文明的交流交融；在于不同民族的政权对于先进文明的主动选择弘扬；在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始终具有不断完善的制度实践与体制支撑。
中华文明“文化共同体”的包容开放之道。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随着盛衰兴亡而断流中止，之所以能够遇强则强与时俱进，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海纳百川，包容开放。
一方面，中华文明以文化认同塑造文化共同体。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主要是文化。无论是
作为“多元”的源头，还是作为“一体”的支撑，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更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会通外来文明。历史上，先有印度佛教的传入，后有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华文明均对其接纳吸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主干，变外来宗教为中国化宗教。近代以来，面对西方重大冲击和挑战，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融多样族群于一体，汇多元文化于一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之道。中国人最爱讲同呼吸共命运，中华文明最推崇“协和万邦、四海一家”，这为全人类建立祸福相依、安危与共的“命运”纽带，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中华文明追求天下大同，从无海外殖民。中国自古讲道义、重怀柔，崇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反对穷兵黩武与扩张征服。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是礼尚往来的朝贡体系而非掠夺性的殖民体系。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也更多地是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而不是靠对外转移矛盾或攫取资源。
第二，中华文明崇尚推己及人，从无强迫他人。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精神，始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强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同理心。
第三，中华文明坚持不往而教，从无文化霸权。中华文明从不进行强加于人的文化输出，更不推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们坚持文化多样性，绝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绝不会一厢情愿地输出意识形态。中华文明共同体传统显然具有处理大规模人口、多文明形态共处共融的历史经验，显然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诸多短板，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