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广西民族研究》杂志 2016年1期
作者：赵铁 林昆勇 何玉珍
【摘 要】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关键词】中国—东盟关系；命运共同体；诠释
【作 者】赵铁，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林昆勇，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后；何玉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1 - 0150 - 006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群体性生活的动物，追求的目标是一种有秩序的“共同善”。[1 ]6 当今世界，随着利益的相融交织，全球化进程加快，多元化的国际秩序形成，更加促使各国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追求“共同善”的“共同体”格局。目前，中国与东盟关系正由“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把握以共同体为核心的相关内涵的逻辑演绎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公共性：“共同体”的固有之意
共同体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存在物，既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2 ]5“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communis，communital，其本来意义为伙伴关系（Fellowship），中译有“共同体”“社区”等。从学理意义进行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其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学概念进行探讨，指的是特定的政治生活单位或者古希腊城邦，这些古希腊城邦被认为是为实现某种共同的善而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是城邦成员追求共同目标及共有共享的政治实体。
在后来的研究中，“共同体”走出了政治学的范畴并逐渐被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广泛运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其杰出代表，他在《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中对“共同体”的概念做出了完备的表述。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本质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包含“一切亲密无间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在共同体中，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与他的家庭（伙伴）便是共甘共苦，休戚与共的”[3 ]33-35，是一种身体与血缘结合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他强调共同体的公共性、相互性以及自然性，认为共同体是原始的天然的一种状态，自然发展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分别经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个阶段。血缘共同体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天然的、最基础的共同体，而后发展为地缘共同体，表现为基于共同的栖息地，最终将进一步发展为精神共同体，它被认为是真正的人类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滕尼斯对“共同体”的这些阐释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和广泛引用，许多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和不同的假设前提对其深刻内涵进行深化和发展。麦基弗（1917）在《社区：社会学研究》中强调共同善和公共利益是community的共同特征。马克思（1844）认为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满足和人类私有制的彻底消除为前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人类的真正共同体形式，它是符合人需求的自由联合体 [4 ]68。雷德菲尔德（1941）界定的共同体是一种“同质共同体”，共同体中人们做同样的事情，服从群体的习惯，甚至精神生活都是一致的，是一个完全隔绝外界的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5 ]16。社会学家塞文﹒布林特（2001）认为共同体是基于成员间共同活动或信念，由情感、忠诚、共同价值和个人情感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6 ]。马克斯·韦伯（2004）丰富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观点，并强调共同体具有排他性的特征 [7 ]382。有些学者从安全层面厘定共同体内涵，理查德卡·瓦根伦（1952）最早提出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8 ]10-12，并在《政治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区域：国际组织的历史经验》中对共同体的内涵做出全面的阐释。卡尔·多伊奇（1957）认为“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的集团”，主要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反应性是构建共同体的必备条件 [9 ]5-6。伊曼纽尔·奥德勒和迈考·巴尼（1998）特强调“成员国之间拥有共同制度、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共同体感”，是一种去除争端的具有强烈互信的国际多元安全共同体 [10 ]6-7。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2000）指明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是构建安全共同体集体身份的主要因素 [11 ]。巴里·布赞（2005）则对国际领域中的共同体进行探讨，认为共同体蕴含对“共同善”的追求和成员间的“分工合作”[12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把握“共同体”的全面内涵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综上所述，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共同体的研究嵌入每个阶段的时代含义，被不同学科研究赋予了相应的内涵和意义，“共同体”的本来含义和完整意义显而易见。就本来意义而言，“共同体”是指在同一区域中、在共同环境下生活在一起的人群集合体，即“一种身体与血缘结合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就完整意义而言，“共同体”是在特定的区域中，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追求和目标愿景，集体认同感强，社会整合度高，为了追寻某种共同利益或共同善而集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有机依存体。可见，“共同体”的本来含义突出共同区域、共同环境，其完整意义又强调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目标愿景追求，这两个层面的含义，体现了“公共性”这一突出的核心特征。“公共性”这一核心特征具有共存性、共生性、共意性、共变性等四种表现形式：
共存性。指人们在共同体活动中凝结而成的有关人类共同体的各种同质的属性和关系 [13 ]。它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共同地域，人们聚居在一定相近区域范围内共同生活，形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活动范围的“质化空间”，共同生活是共同体的基本生成条件。（二）共同利益（共同善），人类为了追求温暖、情感、安全等某种利益而结合形成一个社会单位，共同利益是共同体形成和存在的根本。（三）共同文化，包括共通的社会观念、共通的生活习惯、共同的归属情感，这是共同体形成的必要前提。
共生性。无论是邻里、城市还是民族、国家乃至全球在共同体中都是相互依存，互利共荣、协同发展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共生关系链接，任何共同体成员的自我存在、自我组织、自我发展都要依赖与他人和其他成员的交往互动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成果。
共意性。它是一种共同体成员中需要形成“认同感”或“我们感”的相互信任观念和集体认同意识，也是一种共同体成员之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产生的共同理解，这是共同体存续和秩序维持的纽带。
共变性。共同体并非与生俱来，经过一系列的演化，从最初的单个联合体到社会、再到共同体需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从简单的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到最高层次的精神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逐步的探索、合作、共同理解、升华中不断渐进。
在“公共性”的上述四种表现形式中，共存性是物质前提，共生性是必要条件，共意性是核心要素，共变性是逻辑结果，它们相互联系、互为依存，共同作用于“共同体”的演进和发展。
二、依存性：“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意
从学理依据上看，“命运共同体”与滕尼斯提出的“精神共同体”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滕尼斯将“共同体”划分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个发展阶段，强调精神共同体存在具有约束性的思想情感，成员间形成默认一致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观念，并作为特殊意志和社会力量将共同体成员整合在一起 [14 ]47。麦基弗发展了滕尼斯的这一思想，认为共同体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人为努力创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或者一个集团所共有的一套利益。它由三部分构成：（1）共同体自身的意识，即基于共同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群体意识；（2）空间和身份感，即对自己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体认；（3）归属感，即共同体成为自己不可缺少的条件，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依赖。[15 ]61-63鲍曼进一步阐释了共同体的现代性，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栖息、希望重新拥有世界”[16 ]2-4。由此可见，滕尼斯提出的“精神共同体”，麦基弗倡导的“共同体意识”，以及鲍曼主张的“温馨共同体”，都从不同侧面赋予了共同体应具有的美好向往、信任安全、相互理解依赖的生存场所的深刻意义，这种体现强烈情感性质的“我们”或“我们的”意识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意。
“命运共同体”既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也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今的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巨变时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日益深入，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阻挡世界缩小的步伐，也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还能够自给自足、独善其身，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区域与组织的整体力量越来越显现出巨大能量，整体效应往往会大于各个单独个体的效应之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与发展，国家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关系已经成为区域经济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和主要趋势。目前，欧洲、美洲、亚洲已经或正在分别进行不同形式的区域内合作，形成各具特色的共同体或者共同体雏形。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诸多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中国与东盟国家作为世界若干区域的一部分，亟须形成“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国际世界中占据属于自己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多个场合下倡导共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一个口号或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标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并且有助于树立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命运共同体”首度出现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倡导有关国际问题和人类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明确提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7 ]。也就是说，中国所提倡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以共同体内部个体成员间的相互依存为核心，超越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社会特征、不同意识形态的共生理念和共利关系。“命运共同体”内容十分广泛，可以分为四个基本层面：（一）共同利益，这是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前提，“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18 ]，共同利益诉求也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根基。（二）共同责任，利益和责任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利益的同时需要肩负相应的责任，即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的责任，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19 ]，“守望相助”是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保障。（三）共同发展，是相互依赖的发展，是利益共享的发展，也可称为包容性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20 ]，就是既要让自己过得好，同时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的一种共荣、共进、开放包容的理念，这是命运相连的国家之间所追求的共同善和共同目标。（四）共同理解，随着共同体发展的深入，成员之间的共生关系日益紧密，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价值互适性，即双方在经过历史上长期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对社会价值观、发展观、未来挑战以及区域面临的共同问题有着共同的或相互适配而非冲突的认识和认同，成员之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朋友关系，这是实现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
“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四个层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层层递进、交融发展的渐进过程。同时，“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体”是“和而不同”的两个概念，共同体强调事物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体现为共同的区域、共同的社会特征、共同的集体意识以及共同的目标的有机整体。命运共同体具备“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基本特性，是最高境界的共同体，是共同体的最高发展层次，是差异性和整体性的统一，体现为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经过长期的交流、合作、发展、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荣辱与共的国家集合体。
三、交融性：“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意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命运共同体”的物质载体和时代表现形式。其交融性既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文化相通，文化背景上的亲缘性、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社会发展上的同质性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成为共同体构建的极为有利条件，同时中国—东盟关系正在由“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双边关系由陌生到熟悉、由隔绝孤立到深入合作、从友好合作到睦邻互信，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文化等领域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边关系新格局，共同的身份、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景已经将中国与东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水乳交融的共通共变态势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在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下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倡议，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中首次提出，提倡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强调“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1 ]，表达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如下：
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国与东盟各国都是在经历了艰难的殖民和战争时期，和平发展始终是各国坚持的第一要务。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威胁论”让东盟国家产生了担忧，信任赤字始终横亘在中国—东盟发展关系中。受制于各种因素，东盟国家对中国“近而不亲”，一些小国甚至担心一体化的共同发展会进一步加大各国间的差距，构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成为大国控制小国的工具，从而损害自身的利益。但是对中国来说，与东盟国家一起创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霸权政治，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生存环境。和平稳定环境容易受到经济、文化、宗教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这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逐步消除信任赤字，推动双方价值认同、文化认同以及身份认同。共同发展目标需要双方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在和平中发展，在发展中促进和平，实现和平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多变共赢。
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亲诚惠容”的交往理念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强调要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22 ]“亲”强调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情感纽带，使东盟各国对中国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使“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诚”即为诚心、诚信、诚意，要求尊重东盟国家发展现实、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真诚开展协商、对话、合作，对东盟国家做到承诺必践，坦诚以待。“惠”是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开展合作，编织更为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将双方的利益融合和共同发展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容”则是开放包容、求同存异，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的心态对待国家间的分歧，以“兼济天下”的情怀实现各方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
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东盟关系具有特别意义。首先是兼顾共同利益，推行一系列互联互通经济合作项目，促进临港产业、海上货物贸易、海洋运输、能源资源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给中国和各个东盟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这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基础；其次是承担共同责任，维护海上贸易通道安全，打击海盗，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放下海上争端问题，共同应对挑战，这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再次是实现共同发展，实现产业升级、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造福民生，推动东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水平，这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首要目标；最后是推动共同理解，增进彼此间的包容理解和战略互信，促进经济、社会、安全、文化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倡导和合、包容和亲仁善邻的中华精神，增强民族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思想源泉，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愿景认同，这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保障。
“共同体”内涵丰富，不仅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特定社会关系的纽带联结，而且外显为一种公共性、依存性和交融性特征，并且，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一个共同区域、共同环境、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目标愿景追求。在“共同体”理念中嵌入命运相连的依存意识便衍生出具有依存性的“命运共同体”概念，这是国家间所共同追求的发展形体和共利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在长期全方位的深化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共生、共荣、共利、共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双方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愿景认同等方面进一步水乳交融，真正成为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 王宏伟. 古希腊城邦政治共同体之中的民主政治与奴隶制[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8.
[3] Ferdinand Tonnies，translated edited by Charles P. Loomis. Community and Society[M]. New York：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7.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Robert Redfield，The Folk Culture of Yuca ta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
[6] Brint﹒S，Gemeinschaft revisited：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J]. sociological theory，2001（1）.
[7]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Richard W. Van W agenen，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ield： Some Notes on Possible Focus[M]. Princeton： NJ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rld Political Institution，1952.
[9] KalW. Deutsch and Sindney A. Burrel，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
[10]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1]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学理论[M]. 秦亚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2] 巴里·布赞. 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J]. 史学集刊，2005（4）.
[13] 毛渲. 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D].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4.
[14] Ferdinand Tonnies，translated edited by Charles P. Loomis. Community and Society[M]. New York：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7.
[15] Maclver﹒ M﹒ Robert，Society-Its Structure and Changes[M]. New York： Rlong &R. Smith ，1931.
[16] 齐格蒙·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2011-09-07.
[18] 习近平.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2013-04-08.
[19] 习近平.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N]. 人民日报，2013-09-06.
[20] 习近平.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2013-04-08.
[21] 习近平.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3-10-04.
[22] 习近平. 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R/OL]，http：//www. gov. cn/ldhd/2013-10/ 25/content_2515764. htm.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