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传统共同体与现代共同体之比较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3期
作者：姜 涌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前 言
2018年，有媒体报道，“外国人提出疑问：Will China become more western or will the west become more Chinese?(中国会变得更西方化，还是西方变得更中国化？)当今世界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信息闭塞，现代人也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新事物，当然，在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会乐意去接受新的东西。目前，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在文化输出上还远远不够，而西方文化却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1]。中国会变得更西方化，还是西方变得更中国化？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也反映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共同体的客观现实，即共同体价值观的解构和重构问题。如果我们这里不但运用传统共同体诠释中国化，而且运用现代共同体去诠释西方化，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论证的传统共同体与现代共同体不是中西社会对抗，也不是将传统农耕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对抗，更不是割裂历史。因为农耕社会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工业社会是农耕社会的必然发展和超越。我们比较传统共同体和现代共同体只是为了诠释传统农耕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差异。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但尚未完成的现代性会加速中国的现代性，全球化参与中的中国如果未完成现代性，就没有参与全球化，而是被全球化。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制度折射着价值观，东方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当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整合和拆分，正在熔炼着一种新集体主义价值观。[2]这种新集体主义价值观既超越传统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超越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二、传统共同体的内涵与规定
姜义华先生深刻地思考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国共同体”(1)参见姜义华《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上、下)，《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和第3期。这个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符号，透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伦理社会”的统一体。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国共同体”面临着破解和重构问题，重构后的“共同体”还是传统的“家国共同体”吗？抑或是传统中国“家国共同体”的继承还是再生？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嬗变，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那么我们究竟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呢？因为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漫长而又厚重的积淀和叠加，形成人类社会历史的中国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海纳百川，绵延生长，既壁立千仞傲立人类社会，又万紫千红花香四溢，而“家国共同体”就是传统中国的“核心结构”“深层结构”。所谓家国共同体，是指一个文化不曾变动的、有层次的、稳定的共同体，它是相对社会的“表层结构”而言的。当然，在一个文化的表面层次上，共同体自然是有变动的，而且变动往往是常态。这其中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共同体的核心问题都是共同体的秩序问题，也就是要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章句上》)因此，在传统共同体中，政治既是制度性的一种社会利益的约定，又是文化性的、政治协调公共领域和私人的规范。传统共同体呈现出非国家性，没有区别于政府及其官员的市民社会。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而现代社会共同体是“一种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3]30。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共同体是我们诠释和衡量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样态。
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先提出了共同体(Gemeinschaft)(2)德语Gemeinschaft，译成汉语就是由共同的思想、目的、职业等联系起来的组织、集体、团体。德语Gemeinwesen，译成汉语就是政体、集体、国家、公社、国民整体、共和国。概念。在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运用两分法的分析范式，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类型：“共同体”与“社会”。在他看来，“‘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3)参见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书屋》2002年第2期第58页。。
我们知道，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古已有相关研究。“共同体”概念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到了近代，这一概念发展为社会学的概念并受到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伦理学、文学和宗教学等学科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思考。然而，由于学科的坐标系选择和标准的确定性不同，各学科研究所定义的共同体内涵又有些许差异，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有关“政治共同体”的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是以正义为基础、把友爱作为纽带的共同体，它不但地域狭小、人口较少，呈现“小国寡民”特征，而且是一个具有阶级统治属性的奴隶制伦理城邦。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城邦共同体。“政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信任和不负责任的社会，它不信任公民，普选的作用是使政权名正言顺，除此以外，它不过是一种彩票，只是人们设法排除它的偶然性而已。”[4]因此，“共同体”是一个阐释空间的概念，即使研究时间跨度的概念也是以空间概念加以释义的。我们这里使用量化词“大、中、小”来标识其中的内涵和形式。“小”可以是一个家庭、家族、群体，“中”可以为阶级、组织、利益群体，“大”可以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天下、世界。同时，共同体也是最容易被误用的概念。“共同体有时是在一般的描述性意义上被使用，指某种人口集合或群体划分；有时又是在特定的规范性意义上被使用，专门用于刻画某种特殊的社会联结方式和交往关系。而且，即便同属后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该术语，思考者所指称的内容及其所表述的目的也各有侧重。”[5]
根据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属性，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共同体是一种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建构的“文化共同体”。共同体中的决定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是共同体的内容和正义的维系。众所周知，家庭和行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其中尤以秘密的“帮会”组织具有代表性。前工业文明时期，中国社会遵循着为共同体目的建立各种组织的古老原则，这奠定了在中国传统社会“农耕文明共同体”中作为社会生产资料的土地成为最基本要素和稀缺资源的地位，共同体是基于“权力本位”的“官有制”。由此，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着西方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不具有产生自我意识和契约意识的前提。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文化就是人化，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走过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拥有自己固定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传统社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人们对自身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环境自然会形成一种既定的观点和思想，并且借此指导中国人的生活、协调中国人的行为。据此所产生的观点和思想，以及我们称之为价值观念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遵守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中华民族自然也会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延续。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时间性意义表述的空间表达，也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包含古今内容的空间概念，中华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和携带的密码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因此，研究传统文化的最佳起点不是古籍，而是我们自身——内含所有个体的共同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共同体概念一般表述为：组织、学校、单位、集群、集团、集体、关系、联合、共同、协助、结盟、氏族、种族、联合会等等。人们基于各种生存、生活和利益选择而栖居的团体，皆可理解为共同体。[2]共同体的存在选择是一种同心圆的选择，该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基于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形成，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共同体构成的心理特征和文化模式表现为“内聚力”极强的“关系意识”。如此一来，“家—家族—宗族—社会—国家”成为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而每个人都占据网络上的一点。这也形成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特别重视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各种宗派关系，如师生关系、姻亲关系等等。中国人的“家国”同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价值判断选择。“家国”意味着“家”和“国”的共同体的共同属性。什么地方是“家”？什么地方是“国”？“家”的意思在于一种价值认同，即心灵的归属，血缘的同宗、同脉，情感的“身份”，所以“家”是缩小了的“国”；“国”的含义是民族、国家、语言、风土、人情的统一，是生存和生活的统一，所以“国”是放大了的“家”。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共同体的构成生存和生活的双向选择支撑着共同体的归属，在共同体中确证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关系”这个概念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共同体的“保护”(见图1)。
图1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关系共同体图示
共同体的“追求”缘于未来必定比现在更美好，共同的美好的追求存在于我们的劳动之中，社会变化的方向因此最终得到确定。诠释传统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建构现代社会共同体，进而设想未来的理想共同体。所谓理想的共同体，指的是由一种宪法或一种学说形成的共同体，而现实的共同体则指的是由这一宪法进行统治及依据这种学说生活的人所创造的共同体。我们知道，实证理论家追求理想共同体中的宪法和学说的特殊意义，有时又要论证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意义，哲学家则在特殊意义上去理解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共同体存在着社会的去组织化和道德的主体化、个体化，使人们各得其所。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对共同体的寻求在20世纪是潮流，在21世纪是主流。中国提供了共同体的制度正义和权力分配的公正。(4)人民的利益选择为唯一尺度，“为人民服务”是当代中国各种共同体的利益分配原则，权力分配的正义并非权力的博弈。对共同体的寻求是表象，其背后实质的呈现则是传统共同体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了国家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功能性关联的错误，而且传统共同体的道德属性也不再能影响社会中个体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
三、共同体价值观的选择与重构
为什么我选的不是我要的？一切皆有可能吗？谁决定我的选择？选择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我”还是“他人”？“人类的行为总是倾向于提升自己的利益。”[6]如果人的行为不是提升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是无效的行为，也是不会去发生的行为。因为人是有目的性的存在，无目的性的行为与人的行为无关。文化即人化，是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选择的理解就不同。生活于文化中的人的行为叙述的正是个体的主体经历，展现出一个不同于他者的世界。个体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文化的先在性和本质的存在。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差异、个体差异的核心。大多数人既非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可以忽视他人的需求；也不完全是大公无私者，完全为他人着想而放弃自己的利益。
现代化过程正在“撕裂”着传统共同体。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化的“力量”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人们拥有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生活状态，而受社会习俗和传统的影响和约束也越来越小，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越来越难以为继。经过启蒙的转向，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对普遍价值有了新的理解，这主要源于现代社会发明了“个人”。这是一项奇妙的发明。在传统社会里，每个人虽是独立的肉体存在，但不是政治概念上的个人；每个人虽有自由独立的意志，但没有自由独立的权利，没有属于自己的主权。就是说，每个人都没有支配自己的全权。每个人的行为、生活、价值观和命运甚至生命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某个共同体或组织。
在现代化力量的催生之下，人们远离故土，奔走他乡，目的就是可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人人都想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也为人们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未来，固有的社会资源和先在的人际关系所累积的互信度正在日渐丧失、消解……中国人固有的“三观”一致性，使得中国人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统一性。但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变化，“三观”一致性正在呈现着变化，“三观”出现了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人们不再完全认同“三观”一致。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3]42。西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则可能是分裂的，他们的“三观”也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今，中西方社会的“三观”正在“揉搓”着当代社会的人们。一般而言，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偏好“自由主义”倾向，人均收入也与对“自由主义”的偏好呈正相关，而人们所获得的自由度，使每个人都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张扬的个性，也使固有的共同体慢慢消解，诸如家庭、民族习俗、旧有的文化样态等等。这一切如同囚徒困境使我们面临两难的窘境。“人们在寻求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作为主要应对策略的同时，也有一种退避到宗族主义的行为方式的诉求。一部分人为了寻求稳定性和安全感，试图在宗族、种族和民族的同一性中重新发掘从前的确定性和集体性的行为方式。”[7]107
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经历着现代化的“揉搓”，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非人格的组织、企业打交道，他人的存在变成他物的存在，人的关系正在由人与自然的单向度关系、人与人的双向关系，变成人与物的单向度关系。个人在面对数字化世界的社会事务的方向中发现个体自我无足轻重，机器人的世界和各种非人格的组织正在改变着社会事务的进程和我们的生活，外在于人们生活的权力结构是个人选择无奈的存在，传统的共同体消融了，新的共同体正在衍生和变化，并掌控着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共同体的共识价值向社会的多元价值转变，如何保有社会的基本价值是理论界思考的问题，尽管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社会生活的瓦解，促使人们去寻求宗族的庇护。由于身份的同一性使然，个人化也就容易蜕变为宗族化。”[7]107在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出现的个人主义的复杂社会中，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集体性基础受到了削弱，人们需要寻求情感的归属和身份的宗族认同。这也是笔者在2006年德国访学时，每个礼拜去教堂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气氛。笔者并非基督教徒，在与教堂中遇到的人进行交流时，感觉他们也并不都是基督教徒，有的还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走进教堂，“原子化”的社会个体存在让他们渴望“交流”。教堂的礼拜成了人们心灵的共同体载体，它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稳定性，而这样一种稳定性根植于共同体中固有的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古老的历史，这样的共同体凝聚了社会的个性化存在，减缓了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后果，诸如海外华人的唐人街、宋城、中国城等等，也都变成 “情感共同体”的载体。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已经“侵入”中国社会，而且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可以说，由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击，社会的公共生活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已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已不再是固有的状态，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压力正改变着个人的生活轨迹，生活的状态“代差”明显，解决个体生活状态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只能是归属于自己认同的共同体。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的那样，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是，不可否认，烙在每个人灵魂中的正是每个人的民族的共同意象。所以，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旧的社会认同随着全球化衍生出新的共同体。
现代化过程的中国，儒学的再兴，使人们似乎建立了彼此“对立”的共同体。传统的共同体迷恋过去的“儒学意识形态”，认为中国的昔日荣光使人们想起家庭、权威和传统的优秀文化，人们尊重几千年缓慢形成的秩序。现代共同体则毫不留情地批判过去，认为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专制文化阻挡着民主的步伐；正是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民主的传播，将人们的平等、理性和自由变成现实，经济的市场化及伴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重建了一个根据科学知识的理性社会。传统共同体和现代共同体的理论解释都存在着真相的遮蔽，所代表的两种解释只是依据一种现象所做的诠释，缺少对问题全面性和一般性的分析，存在着共同体虚拟性缺损。
全球化是资本化的全球化，也是利润化的全球化，但不能说是劳动者的利益化。全球化首先考虑的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根本矛盾依然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其所奉行的价值观依然是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不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全球化推进了个人主义化或以个人为中心的行为模式的发展。“现代化的力量也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如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7]22
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化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现代世界的突出特征，现代化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荡涤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认识。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言，理性化和传统性的毁灭都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必然命运。
反传统性会导致更进一步的个人主义，因为传统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意识，一种集体观念。所谓传统，一定是一种共享的价值和准则，“倘若没有这种集体意识，就不会有社会，也不可能有社会生活”[7]27。因此，面对现代化的快速“揉搓”，面对全球化的荡涤，传统的弱化是在所难免的，这样势必导致集体意识对个体的影响或引导作用逐渐减弱。人们更多地计算个体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体的利益所属；个体的主体性道德规范着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抉择的范围和行为方式是个体理性的尺度度量，而不会受制于共同伦理文化的集体观念或集体意识。
四、共同体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
中国的春节就是一个共同体的符号，一个传统共同体衔接现代共同体的符号，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的再造和更新。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洋节”就开始沁入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意识。然而，呈现中国人情感寄托、反映中国人情怀的相聚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传统的节日。春节过后，人们的生活又逐渐回归平静，开始了新的“轮回”和更美好的前行。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地懂得，再温暖的怀抱，我们也要挣脱前行；再温馨的家园，我们也要转身离开。因为美好的生活是奋斗得来的。为了平安、幸福和更美好的生活，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收拾行囊，带着希望向着明天进发。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的传统共同体中，家庭、社群及几千年来在个体、社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各种传统社会关系和中西方社会共同体的“对撞”“融合”的影响，诸如宗教与世俗、西化与中国化、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影响，使传统社会共同体在跨文化的两难境地中，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冲击下，造成传统共同体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在心理上的作用，都在日益减退，它们已经逐渐丧失以往对每个个体道德生活的决定性的影响，投入新共同体的构建和组合势在必行。如果把人的“上半身”视为传统社会，“下半身”视为现代社会，那么我们可以说，“上半身”是理想，“下半身”是现实。现实给了梦想多少时间？难道真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公民的生活带来“独特”的礼物：一是个人谋利的合法化与合理化，独立于经济领域的相对自由，摆脱了物质的匮乏；二是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相对开放和自由，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中的解放，许多人埋头于自己的生活。
“在传统社会之中，道德义务在人们心中印记更深，同时其适用范围也更加有限：一方面，规则需要严格地服从；另一方面，适用规则的人群有限——以血缘、地缘、种族或者政治为界。”[8]65这里需要注意，在传统社会中，个体在既定的道德规则中生存和生活，道德的义务就是服从先在的权威结构制定的交往规则；同时，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规则的制定、组织和实施的对象皆是熟人，或者是共享熟知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的人，其道德义务的适用范围和道德的明确性也发生改变。首先，现代社会中的“他者”的存在，个人谋利的实现，目的在利己，其行为却需要利他，在利他的行为中完成利己的行为。因此，“一般化的他者”需要主体个人的义务承担，这就使个人的道德义务的范围无边界可寻。其次，现代社会中道德义务的无界扩大，也意味着道德义务明确地削弱，这就造成基于个人道德范围确定的道德义务呈现道德困境，如同以往的道德共识变成各自的道德认知，在具体的道德规则上以及道德规则的来源上都呈现了多样性，传统文化已经不再被人们当作道德的根源，哲学同样也不能作为道德观念的充分依据。最后，现代社会的政治丧失了道德的敏感性，其所使用的道德义务的语言也是力量的减弱。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人们希望能够多分享蛋糕，更希望不用为此付出代价。现代化将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割裂开来，私人生活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物化”的现象统治人们的生活，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意义、成就和个人认同才能实现。在传统社会中，政治生活被视为获得美德的手段，美德是社会的目的。然而，即使在传统社会中，美德与政治的关系也是颠倒的，诸如在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中，如何把有道德的个人变成好的公民，其中美德成了手段，政治社群才规定目的，城邦共同体中的政治和美德的关系是颠倒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第三卷中追问：好人的美德和好公民的美德是否相同？事实证明它们总是不同的。
“在一个碎片化的社会里，个人难以对政治社会有认同感。认同的缺乏反映了一种原子化的视角，人们把社会当成纯粹的工具；同时，认同的缺乏又会进一步加剧原子化，因为缺乏有效的共同行动，人们不得不返回自身。”[9]这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个人对共同体的义务是否会弱化个人的道德属性？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中，人们如何诠释个人的道德属性？也就是说，在共同体中，个人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公民应该按照合理的税率纳税以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还是不择手段地最大化个人利益？”[8]74
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不是社会化的过程。我们知道，传统是一种集体意识、集体观念，一种共享的价值和准则，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已经弱化，个体利益计算成为核心。
因此，现代社会不缺乏道德，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属于自己的道德体系建构。但是，任何社会的道德体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决定因素，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发生变化时，固有的道德体系势必发生改变。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的力量变革着每个人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建构一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谱系，如家庭作为道德伦理和社会交往等价值观的源泉，正在改变和逐步丧失其固有的效用性。“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在经验和价值观上丢失了传承关系，现在每一代人仿佛都以为他们可以各行其是。”[7]29传统的逐渐丧失，意味着以往人类社会中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丧失，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也减弱了，这样一种“反传统性”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消失，社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是自恋的行为方式。人人关注自我，产生一种排他的个人主义行为方式。以往，我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体系正在消失，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正在建构中。这就造成一种道德的“乱象”。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缺少束缚个人行为的道德规范，个体追逐自己的日常生活目标，无论是参与社会中的政治生活，还是组织家庭中的个人情感生活，都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也都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因此，道德个人主义的主体是以自我为中心，其价值判断是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的形式，所导致的问题则是社会成员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尤其是抱着利己主义的价值标准，那么，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就会出现问题”[7]3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是在此意义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社会共同体现象。
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现代社会共同体现象就是以自我为先决条件，即以自我认同为追求，以自我发展为价值取向。如此一来，人们焉能认同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自我认同，进而自恋，个人意识超越一切，弱化的自然就是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对公共生活的无兴趣。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自恋症文化正在困扰着现代社会”[8]33。建构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自恋世界，变成一个回归于自我的世界，诸如美容、吸毒、离婚等等。
总之，传统共同体的价值观已难以束缚个人主义的“横行”。可以说，传统性和共同体正在丧失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文化的根基，儒学的再兴只能是一张药方，未必能治病。构建共同体的伦理文化、个体的理性与外在的国家体制为新集体主义的架构提供了新的行为规范的机会。与此同时，传统性的优秀价值观如何当代化、现实化、规范化，从而抑制以自我为中心和过度追逐个人权利，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五、结 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经济管理模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管理模式。与这种市场经济管理模式相伴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也“挤入”中国，冲击中国固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当然，它也促使中国人思考共同体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共同体中的利益核算规范合理化问题，个人谋利合法化，遵纪守法的个人权利得到尊重。同时，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引起了一些社会乱象，诸如社会呈现“原子化”“碎片化”现象，个人自我利益至上，以自我为中心，以致“世人想掌握整体，但他们甚至无法掌握自身；人们想改善社会，但他们拒绝首先改善自己”[11]44。个人主义价值观“释放”了人性的本性——自私自利，规避甚至忘却了人的社会责任。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由主义至上论的干扰，也偏离了社会固有的基本伦理价值观，近些年出现的自由主义左翼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诘问正是对已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反思。“人们今天在人群中只能找到碎片，其后果是，为了收集到人类的整体性，人们必须从个体到个体地进行询问。每个人只懂得他自己专门的手艺，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11]50-51自由主义宣扬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活得开心、不受管教”，人生就是要享受自己的幸福，自我是唯一的也是至上的，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自由主义忽略甚至忘记了人是社会中的人、国家的人、民族的一员，是共同体中的人。个体的自我选择和利益保障逾越了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抛弃了人要追求那种有尊严、德性完美的理想共同体，“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12]。
因此，我们这里把“共同体”当作一种概念分析框架，用于诠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各种政治现象。这样，我们可以根据政治哲学的共同体逻辑分析将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内容的内核进行一种替换诠释。
总之，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作为人的“类”存在，我们强调个人的权利优先，同样一定要注意他人的权利也在逻辑上优先。因为作为共同体的存在，意识到我们和其他人的深刻内在的联系，正是主体创立了“他者”，创立了非我的“客体”，并与“他者”共同构成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说出人的语言。每个人都是一个需要综合展示自身生活的人，每个人的自我实现都是作为一种内在需要、一种要求而存在。“天下无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个分开日子。”[13]这意味着天下没有不散的聚会，人与人的团聚是短暂的、相对的，人与人终究是要分离的。然而，团聚和分离都是基于共同体之上的。人是共同体的动物，群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
“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手段私有而行分工的社会制度。每个人为他自己的利益而行为；但每人的行为在于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同时满足别人的需要。在行为中的每个人都是在为别人服务，从另一方面看，每个人都在接受别人的服务。每个人本身既是一个手段，也是一个目的；就他自己说，每个人是一最后的目的，对于别人而言，在别人为达成他们的目的而作的努力中，他是一个手段。这个制度的运作是市场在掌舵。市场指导人们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最能满足别人的需要。在市场运作中没有任何强迫和压制。国，这个强制的社会机制，不干预市场和市场所指导的国民活动。它使用权力使人民服从，只是为的惩罚和防止那些破坏市场运作的行为。”[14]253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手段的生产资料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正是生产资料财产权的建构的存在呈现着市场经济的特征。
“社会，是协力一致的行为，是合作。”我们生活的社会既是分工，也是合作。因为“个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一个社会组织的环境”[14]141。也就是说，人类生活的社会合作于人是有益的，人只有在社会结构中才能生成文明状态。“孤立的社会人，是一虚幻的构想。”[14]160
共同体价值观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选择，“人，为了有所取于别人，因而对他们就有所与，于是产生相互关系。人，为了利己，因而利人。交换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14]189。这样一种逻辑存在呈现了人类的共存，人的个体生存和生活于共同体中，如此历史才有意义，因为只有共同体价值观的存在，人类才有历史。共同体价值观的嬗变历史如同自然选择一样，筛选着人类的需求中不符合共同体的事物。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上，人类自身也在践行着我们理想的“特定状态”。在共同体中，每一种社会制度都会建成一种价值观念的秩序，共同体是尊重他者的，他者是一个“舶来品”，也是一个“闯入者”，他者的价值观也在进入共同体的过程中，与共同体的价值观“融合”，价值观念的“调和”并非共同体的目标，共同体的价值观消融他者，依然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生存的共同体中，所谓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种解释而已，一种基于个体需要和价值判断做出的共同体的解释，历史叙述的本质只有事后才能认识、评判在某个历史时刻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对未来将发生的影响。因此，有关当下人们在未来的历史著作里会读到什么，眼下只能猜测。因为在共同体中，生活的个体都是主观性的存在，也必然存在着一种解释。每个人都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其意义的主观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活在真实的客观世界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需要，志趣相投的个体自然会形成共同体，后者进一步强化和稳固了这些个体的评价，并且会培育后代继续遵守这些评价。”[15]所以，人们要想把握真正的现实，就不能回避现实，而要深入现实，从直接的现实、从忧患的现实到本质性的现实，才真正地切入现实的共同体。 在共同体中，共同体价值观的环境解释和环境理解，以及生活于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都遭遇道德的约束和规范，然而道德法在面对共同体中个体成员的当下性、有限性和历史性时，又存在着“断裂”，因为道德只是强力遮蔽的主张。“共同体”既与传统相联系，又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共同体价值观构想与中国思想原典传统中的社会模式设计血脉相通。但“共同体”同时是一种现代性。因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中国共产党已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6]如果承认这一“政治-社会结构”体制具有“现代性”，那么，在评价现代社会主义激进的政治运动时，就不能将其“判定为传统‘封建’社会因素的回复”，而应该意识到它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16]。
讨论传统社会共同体与现代社会共同体，目的就在于我们要建构的是一个和谐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共同体包括：拥有安全公平的交易环境与秩序，公平的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合理的财产；拥有公平的保健、福利、医疗制度，让人们健康医疗无后患；拥有健全、安全的劳动者权利保障，在人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有救济途径，有救济希望；拥有说话表达的权利，不会因言获罪；拥有一个公平、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度，让人们快乐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