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同体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18年5期
作者：张洪武 杨宜青
摘要：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对于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发挥人的潜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淡漠、拜物主义不得不使人们呼唤那种逝去的基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相互关爱、相互奉献爱心、共生共荣的共同体精神，但是，这种呼唤不是传统共同体和共同体精神的简单回归和重复，而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区发展、单位共同体的规范作用，通过建立志愿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以及整个“第三域”的建立和企业公民化的路径实现的。
关键词：重建共同体；共同体精神；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912；D67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8.05.005
共同体是人作为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人类共同体形式，它们作为人们自然选择的结果，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是人们实现社会整合和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前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基础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共同体，它强调人本主义和共生共荣，基于自然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家族、邻里、村庄、村落的共同体形式塑造了田园诗式的和谐，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同时产生了一个个异质的、匿名的地理区域，传统的联系方式和塑造和谐的工具不再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整合，现代人信任链条的断裂、行为失范、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多无不与共同体的失落和整合功能下降有关，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探索再建共同体的路径，通过健全社会组织细胞的形式构建社会信任、互助关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一、传统共同体的衰落
●流动人口与农村共同体的衰落
1990年代实行的市场经济政策把原来束缚在土地上维持城乡二元结构体系的农民大军变为可以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徙的自由民，尽管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的户籍政策限制到现在都没有解除，但这并没有妨碍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所造成的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工商业、建筑业等对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一亿四千万之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涌向城市，他们在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瓦解着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些流动人口与流出地、与其宗族及其出生地依然保持着礼仪及人际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原来的农村生产队的行政整合方式和家族式的自然血缘关系控制方式都已失去作用，而他们加入城市就业大军之后，既没有户口所带来的城市社区的约束，也享受不到户口所带来的市民待遇，他们处在城市边缘，构成庞大的城市边缘群体。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使流动人口融入当地城市社区，其中有些人通过积分的方式取得流入地的城市户籍，并逐步获得了城市市民待遇，他们在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生活福利、文化娱乐等方面所享受的服务也在逐步完善，但仍有一部分人还暂时无法获得城市户籍，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市民待遇，所以，他们本能地结成以同乡为主体的同乡会用以保护自己、服务自我，这成为处在城市边缘地区的流动人口的显著特征。如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带就逐渐形成了以流出地人口聚居而成的各种“村落”。它们明显带有从农村移植过来的家族、乡亲共同体的色彩，为了把他们纳入城市管理，推动流动人口逐步融入流入地，构建流动大军与当地城市市民的和谐关系，除了政府完善政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加强行政管理外，在流入地重建新的共同体形式将是不错的选择。
●下岗失业者增多与城市共同体的失落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社会整合和控制的方式是行政性的，在城市，首先是各式各样行政性的企事业单位共同体把单位职工固定在某个工作岗位上，这种单位共同体近乎于全能的保姆式的服务，依存于某个单位的职工的生老病死，甚至婚嫁和子女就学都由单位负责供给，至今许多单位依然把工作和生活统一起来、结合在一个共同体内。而那些无组织的份子则由街道、居委会统一管理，但是，这种城市共同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正面临着瓦解的危险。随着农村更便宜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以及国外优质产品的冲击，城市工商业者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对大量的就业人员解除了终身雇佣制，实行劳动合同制，结果造成了大量职工成为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员本来是“单位人”，原先一直由单位管理和控制，但在成为“社会人”后，在失去了劳动人事关系的情况下也就几乎失去了与原来单位的一切联系，他们在再就业的状态下也是处在流动中的流动人口大军，而在城市社区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徒增了失落感和无助感。由于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社区工作不到位，并没有把援助下岗失业等社会弱势群体当作主要的工作任务，下岗失业职工由此产生了找不到家的感觉。而在职职工由于单位共同体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剥离了住房、学校教育、幼儿园等各种福利保障功能，在新兴的经济共同体及外资企业中几乎普遍存在聘用制，与单位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我为公司工作，公司给我报酬”这样相对简单的劳资交换关系，城市单位共同体的整合能力也在明显下降。人与人之间除了业缘、地缘、法缘关系，很少还有其他的关系，时运不济者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在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或者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心理落差、不满和怨气也在增大的时候，道德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和社会秩序，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就可能随之增多。
●传统共同体的瓦解造成了社会失序
由于傳统共同体的瓦解和社会整合机制的失灵，我国的犯罪案件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流动人口犯罪又是犯罪案件的主要形式。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矛盾和纠纷增多、社会整合力减弱以及流动人口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形，除了加强法治建设、提高治安管理水平外，更需要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共同体，通过扶贫济弱、互助友爱、志愿奉献等共同体精神化解社会矛盾和群众的积怨，把每个公民变为利益有关者并且使他们认识到这种利益相关，从而使他们对社会现实少一些不满和抱怨，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对社会未来发展目标少一些迷茫和忽视，多一些共识和关注。那么，通过什么路径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共同体呢？
二、再造共同体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的整合是通过全能国家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控制和作为“第二政府”的各个行政化的社会单位实现的。当时，尽管社会存在普遍贫困，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但还是有效地保持了社会稳定，这两种政治共同体的整合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仍然起作用，但仅仅依靠这样的行政整合方式显然已经不够了，为了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除了发挥法律的、行政的整合作用外，必须重建新型的多元“共同体”，用“共同体精神”过滤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通过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协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出有机团结。
选择之一是社区发展。西方社会学家就十分重视从社区开始构建社会秩序、消除不稳定的因素。从逻辑上来说，家庭是人们的第一个生活共同体，社区是人们除了家庭之外另一个与人们联系最为密切的次级共同体，组成家庭共同体比单个个人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而社区作为超越家庭和家庭组成的共同体能够满足家庭本身不能满足的其他物质文化需求，并且能够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因为生活质量除了取决于个人的家庭收入等因素外，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区位优势、人际关系无疑也是重要的变量，而且人际关系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硬件设施的不足，就居民的幸福指数来说，人际关系和谐的社区显然要高于社区服务设施完善而人际关系冷漠的社区，所以在重建共同体、塑造社会团结过程中，再造社区将是首要的选择。
但是，社区的再造不是回复到所谓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农村社区，而是在扬弃了市场经济基础上重新建立社区法则，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用社区人本原则、爱和奉献、团结互助的社区精神嵌入没有血缘纽带的现代社区，淡化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和人际关系的冷漠现象，重新建立类似血缘社区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和互帮互助的精神共同体，用“小社区人本”的原则构建和谐的“大社会”。但这是一个艰苦的社区再造过程，尤其在现代城市社区中，城市建筑建构结构的特点以及同一社区中经济纽带的缺乏、社区流动人口、与社区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区中社会人的增多使社区里面的人如同装在社区口袋中的马铃薯，在社区这个意义上是整合在一起的，实际上由于缺乏内部的有机联系以及互帮互助的社区精神，居住在一起的居民相互之间像陌生人一样，城市化使人们没有邻里，没有邻里精神，人们的空间距离很近但心灵距离很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密度越来越低。在这样的社区中，激发互帮互助的社区精神、减低人际关系冷漠症，增强基于社区归属感、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社会团结就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耐心，需要更多科学的增加居民互动与邻里守望相助的日常活动设计与协商政治参与的民主制度设计，按照社区精神的镜像型塑每个你我，使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由关系强度较弱甚至没有关系的他群人变为有关系、交往密度较大、关系强度较强的我群人，以增强每个社区中每个人的我群意识和归属意识。
选择之二是单位共同体。单位共同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发挥过“二政府”的职能，它在控制社会成员、服务社会、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政府的职能替代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建立街居体制下的共同体作为单位共同体在管理社会、服务社会方面的替代选择，基本上没有肯定单位共同体的整合作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单位共同体”的分析范式不能丢弃，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旧是传统承继下来的靠工作纽带联系起来的真实的社会群体，它们和家庭一样，也是现代社会的组织细胞，是单位人生活资料的依附，它又具有“经济共同体”的性质，它对公民的整合强度由于具有这种经济性而大于一般的城市社区，这两者的类比就如同人民公社时的农村社区与现在的城市社区一样，它对公民的社会整合功能、共同的目标价值、职业伦理、行政等级式的控制区别并优于其他共同体。不管怎么说，包括企业在内的一切单位共同体作为法人团体所形成的独特的控制机制，对于社会失序的治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它们本身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基本上反映了个体价值观、职业观、学识、才能的聚集和同质性，在这里，尽管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而逐步去行政化，似乎其控制管理功能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么强势，但是不要忘记，单位共同体所给予单位人的共同体意识、工作伦理、责任意识是任何其他共同体所无法给予的，而且，由于它处在整个社会分工的链条和互相依赖之中，由于这种相互依赖作用而培育出来的是单位人的团结互助精神以及生人之间的社会团结，这是被社会学家涂尔干所概括的“归因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1]（P92）
选择之三是志愿互助组织的发展。志愿互助组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本身不能自发产生慈善、博爱和互助，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平等、竞争必须辅之以“博爱”“慈善”“互助”，否则就会把人间变成冷酷无情的动物世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效率和活力，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时运不济者，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依靠传统的“全能国家”，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在扩大基层自治空间的时候，也日益摆脱了全能的保姆式的角色，但与之相适应的必须是社会领域中的改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地区差距日益显现，矛盾凸现期为非营利组织的活动提供了空間，而建立提供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扶贫济困等公益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就是社会领域改革所必然要求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解决社会矛盾、促进民主自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另类力量。
选择之四是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分工的存在，把社会分成各种不同的行业和部门，作为市场主体的每个人都隶属于其中的某个部门和行业而成为单位人或行业人，这些行业人不是短工，不是把经营工商业当作单独一次的偶然营利，而是当作经常性的重复性的谋利、谋生的手段。作为行业人，它有与整个行业的兴衰相一致的行业利益，作为经济人，它又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作为行业人的利益和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又是不一致的。从客观性上说，任何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在为别人、为社会工作，促成整个社会福利的“善果”。但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必然性，只有组织成行业协会，才能把这种不自觉的必然性变为自觉的“能思考”的伦理[2]（P251）和约束市场主体的“私序”，即行业人利己的目的对行业整体的依赖促使行业人在一切方面建立相互依存的制度，行业人个别的生活、福利及权利的实现都与其他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如果个人不是一个合法同业公会的成员（惟有经认许后，组合才成为同业公会）他就没有等级尊严，并由于他的孤立而被归结为营利自私，他的生活和享受也变得不稳定了。”[2]（P250）这种行业共同体的形式不仅使成员的利益整合在一起，防止个体的特殊性对行业整体利益的损害，而且也要维护同行业的整体利益以防止外部竞争者的侵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就是制定行业标准、行业价格、组织培训、交流信息、抵制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应对反倾销调查、影响政府决策、行业认证、建立信誉约束机制，等等。在工商业中，每个市场主体的自私心通过行业协会的建立而转变为对共同体的关怀，在协会中，每个会员也因此而享受到基于共同利益的人际关爱和互助，而共同体也通过吸纳会员、整合利益、表达诉求、化解矛盾、建立秩序而使整个工商业获得力量和尊严。
选择之五是企业公民化。单位共同体实际上就包含了企业共同体在内，但把企业共同体单独列出来强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企业公民化，也就是用共同体精神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使企业把营利之善和利他之善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作为营利组织，企业首先要为股东负责，为投资回报率负责，没有利润盈余和投资回报的企业就没有德性，所以，企业首先要追求的是“营利之善”。但仅仅追求营利之善还是不够的，作为社会公民，现代企业还要使所在社区、消费者、供货商、代理商、政府、社会弱势群体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受益，他们的利益满足程度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益，所以企业理应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强调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注重人文关怀、奉献爱心和志愿服务，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和营销战略，嵌入到投资回报机制之中去。国际上的一些知名的跨国公司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三星、诺基亚、大金、可口可乐、麦当劳、丰田、LG等，它们不仅捐款捐物，[3]有些还专门成立了志愿者协会，参与地方社区建设工作，它们把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当作与企业商业宣传同等重要的事情，把商业理念融入到慈善捐赠之中。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些驻区企业在政府的倡导下也通过与社区内的弱势群体结对扶贫的形式承担了救济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在经营活动中实现着共同体精神。尽管它们的这种慈善行为有利己打算和提升商业形象的意图，但同时它们也把共同体以人为本、互助关爱、共生共荣的精神嵌入到了企业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经营活动、企业文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精神与以人为本、团结互助、共生共荣的共同体精神的相互融合和统一，因此它们也成为社会上一支制造和谐的慈善力量，成为政府所倡导的构建社会和谐的在野助手。另外，全社会通过捐赠行为把互助友爱、团结协作的精神现实化，通过全社会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可以抵御市场经济中拜金主义、“物本主义”的侵蚀和泛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把社会建成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乐园。
三、结论
今天我们之所以倡导重建共同体，是因为我国现代社会转型期已经出现了社会信任的断裂和行为失范及道德的堕落，是因为当今贫富之间的差别，个体之间的财富鸿沟在扩大，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增多在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重建共同体，缓解和调节人们彼此的竞争、对抗以及可能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让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暴富者和时运不济者能够通过相互关怀共生共荣，和衷共济，但这不是对市场经济的简单否定和小农经济社区的简单回归，而是通过在设计建立各种形式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共同体，在吸收现代市场经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用以人文关怀和人本精神为主的共同体精神对冲市场经济中的消极外部性，其目标导向就是在发达的物质文明基础上通过组织制度创新，通过社区发展、志愿组织、行业协会、单位共同体这些次级群体的构建，通过奉献爱心、团结互助的行动张扬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共同体精神，以促进社会和谐。但是，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每个共同体对于本身所联系的社会成员来说代表着共同利益，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些分散的共同体又是特殊利益，它们作为特殊利益与整体利益在构建和谐社会上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实际上，从国际经验看，给国家社会稳定造成危害的最大因素莫过于利益集团的纷争，它们过分强调特殊性而忽视普遍利益或者让普遍利益服从于自己的特殊利益，结果是强化了其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和稳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却起了破坏作用。那么，如何把所有共同体的内部特殊利益与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整合起来，除了国家的法律控制和行政控制外，在我国，发挥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将独具优势。
罗纳德·J.奥克逊和罗杰·B.帕克斯认为：“组织创新，尤其是涉及多个管辖单位的组织创新，源于讨论和协商过程，这些过程能够使个人识别不同社群中的共同利益。因此，创新是昂贵的，尤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复杂的大城市地区要有效运转，必须有人愿意承担这些成本。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公共企业家的人的工作，他们提出思想，并担当起保障讨论、妥协和创新性解决的重负。”[4]在我国，党组织在构建多元共同体的协调秩序中处在思想领导、政策指导、组织保证地位，它本来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和其他营利的及非营利共同体不同的地方在于，作为多元和谐秩序的构建者，它具有先进思想作武装并集中了社会中最优秀的分子，它是社会发展中最自觉最积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社会选择，也是政府选择的结果。总之，共产党具有用自己的政策协调不同利益共同体的资格和责任，它有能力和责任承担起公共企业家的角色。它不仅通过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社会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协调和统一，而且通过在各种社会共同体中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通过发挥党组织对各种共同体的政治导向、重大问题决策把关和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在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对各组织的组织协调作用促进社会善治及社会的规范和秩序。而社会各种共同体只有自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通过这种被领导和被指导获得来自政党和政府对自己活动的合法性支持，才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整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涂尔干.社会分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跨国企业成捐款“铁公鸡”沃尔玛曾年捐170万[EB/OL]. http：//gongyi.sohu.com/20110510/n307168045.shtml，2018-05-13.
[4]罗纳德·J.奥克逊，罗杰·B.帕克斯.公民声音与企業家精神[EB/OL]. http：//www.wiapp.org/wtpapers/workshop13.html，2018-05-12.
作者简介
张洪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办专家成员，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杨宜青，中国铁路总公司铁道党校教务处副教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 董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