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炳杰
 

曾公亮（999—1078），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先后受封为兖国公、鲁国公。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作为军事家，他主持修撰百科全书式兵学巨著《武经总要》，集中反映了他在军事方面的建树和成就，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鉴于《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古代军事传承发展的一条主线，本文仅就曾公亮在《孙子兵法》传承发展与运用方面的主要贡献做一初步探讨。

一、曾公亮传承发展与运用《孙子兵法》的基础

曾公亮在其人生实践中，之所以能传承发展与运用孙子兵法，与其自幼生长的地域环境以及良好的家学家风传统是分不开的，也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北宋时代特定的政治军事文化环境。

曾公亮自幼所生活的泉州地区，深具传统历史文化积淀，是著名的闽南文化发祥地，也是闽南兵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闽南地域文化自其诞生始，就蕴含形成了独特的兵学文化内涵。泉州作为“海滨邹鲁”“家诗书而户业学”，除去经馆、蒙学、蕃学之外，还有以教授武术与军事理论为主的武学作为泉州私学的重要形式。而军事理论则是指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武经七书》。深厚的武学文化积淀，浓郁的兵学氛围以及尚武精神，成为造就曾公亮传承与发展《孙子兵法》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

曾公亮出身的晋江曾氏家族是一个崇学向善、学术文化气息浓厚，同时也有着尚武家风特征的家族。其先祖延世公11 岁受业于四伯父晖公门下，学习《孙子兵法》〔1〕，为唐武宗时期武将，其子亦为武将。可见，《孙子兵法》为曾氏家学。曾氏所形成的谨严、好学的家风，为后世树立了榜样。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从而有曾公亮、曾孝宽、曾怀、曾从龙“一门四相”的荣耀。这就为曾公亮能熟谙《孙子兵法》，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传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公亮对《孙子兵法》传承发展与运用也离不开北宋时期的时代和实践需求。曾公亮的一生，历经宋真宗、仁宗、英宗和神宗四朝，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仁宗、英宗两朝和神宗朝前期。这一历史时期，北宋与西夏之间爆发大规模激烈战争，“王师出伐”，双方经多次交战，宋军屡败，暴露出宋王朝军事上的软弱无能。北宋王朝在长期对外作战中处于不利状态，由此造成严峻的国家安全危机，必然要求在军事上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边境安全，这同时也催生了对军事理论的强烈需求。而中国古代兵学是以《孙子兵法》为核心内容的理论体系。为此，宋王朝决心改变人不习兵、兵不知战的局面，组织校订了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带动社会讲武之风兴盛。特别是下诏编修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为曾公亮传承与发展孙子兵法提供了历史机遇。

二、曾公亮传承发展《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

曾公亮对孙子兵法的传承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其所编修的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上。这部军事学巨著，始编撰于庆历三年（1043年），纂成于庆历七年（1047年），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赵国华《中国兵学史》论证，曾公亮具体编纂了其中的80%，且为主体内容，包括兵制、兵法、兵器、边防、战例等。〔2〕通过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可以发现该书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史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综合类兵书，从很多方面传承与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性发展，内容极为丰富。兹从以下五个方面做些探究。

（一）系统梳理总结宋代以前的孙子兵学思想

宋代以前，未见有官方系统编撰工具类、综合类兵书。曾公亮奉诏撰写《武经总要》以指导北宋王朝的对外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主要是综合前代兵学研究成果，因而书中包含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内容。曾公亮做到了对前代孙子兵学思想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可谓萃集宋之前《孙子兵法》思想的精华。全书凡40 卷，分前后两集，各20 卷。“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俱历代之得失。”《武经总要·前集》卷八曰：“今之秘府所存孙武书，惟十二篇（注：疑为“十三篇”之误），无图。其所言皆权谋之事，极为精密。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穰苴法》《吴子书》，皆远古所存可观者。唐《李靖兵法》于近世最为详练，可举而行，杜佑采其条目，著于《通典》。其书亡虑数十家，悉浅近无取。”〔3〕

由此可见，该书重点取材于《孙子》等古代兵书，以“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为主要内容，而所谓的“古兵书”，主要是指《孙子》等古代兵书。考察《武经总要》，其中作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故事”两大门类为全书主体，集中表现出了对《孙子兵法》为主体内容的中国古代传统兵学思想的继承发展。“制度”十五卷，是全书核心内容。该部分以《孙子》为中心，“大量引用《孙子兵法》的文字，各节内容多是结合新的经验分条阐发《孙子兵法》的军事原则”〔4〕。

《武经总要》中的“制度”，并非讨论军事制度问题，而是广泛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攻守之略、战术战法、军官培养、士兵训练、作战样式、武器装备等兵学理论诸多基本问题，基本遵循了军事理论的内在逻辑，接近于现代作战条令条例之规制。结构齐整完备，内容充实丰富，条理通达畅然，俨然搭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兵学方面的学术体系。然而，诚如诸多学者的考察研究，所采内容多依《孙子》。其中，以前集卷一之“选将”“将职”，前集卷三之“叙战上”“叙战中”“军争”，前集卷九之“九地”“六形”等，所述条目内容最为显明，且大部分内容均属《孙子》原文或对原文的阐释。这就使得“制度”部分中的重点内容更为突出。〔5〕正是以《孙子兵法》为内在支撑，曾公亮由此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军事理论知识体系。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武经总要》是宋代孙子兵学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对《孙子》思想的重要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古代孙子兵学发展史上较为重要的成果。因而，《武经总要》对于《孙子》为代表的古代经典兵学著作的总结和阐发，也是对前代孙子兵学思想的系统梳理。

（二）在著述体例上以《孙子兵法》为核心展开，并开创“理论+战例”先河

《武经总要》体例设置完备，条例阐释详尽，关涉“兵法”“兵制”“兵器”“兵略”等宋及其前历代军事学术和技术的主要内容。由于《孙子》被奉为历代兵学之圭臬，《武经总要》在著述体例上往往以《孙子兵法》为核心展开。

一是以《孙子》原文命名部分标题。在前集“制度”部分大量引用《孙子》原文，其中包括部分二级条目的设置。如前集卷九下设的二级目录，均是如此。至于后集“故事”部分更是“所设子目多以《孙子兵法》之语为题”，使得其条目精约化更具特色。〔6〕

二是以依据《孙子兵法》的论述体系编排战例。如“故事”部分，精选以《孙子兵法》为主的传统兵学名言精论，组成182 个篇目，从“上兵伐谋”开始，每个篇目下编排选自战争史上的作战案例以说明问题。后集卷十一，集中列举了十多种攻击作战案例。如“新集可击”“半济可击”“饥渴可击”等。后集卷十二，以《孙子兵法》中的《军争篇》为依据，集中选编了七八种不可出击的战场情况，如“饵兵勿食”“穷寇勿迫”“佯北勿从”等。

由于《武经总要》以孙子兵法为核心展开体例设置，以“制度”述“兵法”“兵略”等方面内容，以“故事”述史实战例，因而，在兵书著述体例上可以讲，是曾公亮在该书中首开“理论+战例”的兵学论述先例。在某种意义上，《武经总要》因其引用了大量生动具体的战争实例，所以，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代宋以前的战争史。

（三）在坚持传统兵学理论基础上开创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军事学术传统

同既往的兵书相比，《武经总要》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包容了丰富的军事技术内容，与历代其他兵书相比，它在兵书体例上的重大创新还表现在开创了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军事学术传统，这也使得《武经总要》成为我国官修的第一部兼有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性兵书。这也是对《孙子兵法》以来的军事学术传统的创新。《武经总要》在理论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理论建树，论述了战争筹谋、攻防战道、军队建设与训练、择帅用将等一系列重要军事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武经总要》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武器装备与技术问题，如中国古代众多的冷兵器，建设军事工程的筑城技术和各种各样的城战器械，还包括用于水战、海战的丰富的战船资料，既有学科门类和内容的广度，也有严密的科学性和广泛的实用性，深度也有扩展，向人们提供了研究宋代及其以前各代军事技术的珍贵资料，在军事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因此，《武经总要》在坚持传统兵学理论基础上创新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军事学术传统。《武经总要》刊印以后，它的编写体例和学术传统，对后世的兵书著述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后世兵家在撰著兵学著作时，往往也以相当的篇幅记述历代在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和当代在军事技术上的创新，而且在论述时还往往采用图文结合的方法介绍武器装备，展示军事技术水平。据初步统计，《总要》前集“制度”部分有各类附图135 幅，兵器图204 种。茅元仪的《武备志》，全面仿效了《武经总要》的编写体例，在全部转录《武经总要》军事技术内容的基础上，囊括了自宋朝以来所创造的军事技术新成就，使全书包容六百多件军事技术制品的资料，仅各种火器资料就有一百八十多种。《武经总要》的编写体例，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兵学传统，被军事技术家和兵书著述家所沿袭和采用，从而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深化创新发展了孙子兵法的若干重要思想观点

《武经总要》对《孙子兵法》中的一些重要论述，结合北宋面临的现实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深化创新发展了孙子兵法的若干重要思想，对古代军事理论的建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兹从四个方面做一简要论述：

一是传承发展了孙子重谋略思想。《孙子·谋攻篇》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武经总要》更为深入地揭示了谋攻的内涵，指出了谋攻的途径和目标：“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力士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

二是传承发展了孙子重视将帅作用的思想。孙子兵法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中国古代兵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孙子·作战篇》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武经总要》继承了前朝兵书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的传统，把将帅问题作为全书的首卷提出，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国家虽安，必常择将。”《孙子·计篇》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武经总要》则解释和发挥说：“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赋予了孙子的将帅选拔标准更为具体深入的内涵，而且做了进一步的强调，增强了操作性。

三是继承发展了奇正战术思想。孙子有奇正战术的系统论述，如“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武经总要》认识到奇正的重要性，并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进一步做出了创新性论述，指出：“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无以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后集卷三在“出奇”篇目下，编排了“方略”“权奇”“临事制宜”“诡道”“奇计”5 个门类的战例，通过战例展示比较用兵引战之得失，分列晋楚城濮之战等17 个战例和后周伐陈等6 个战例。后集卷五亦专设“出奇”与“伏兵”条目，分列秦赵长平之战等7 个战例和晋楚泌之战等24 个战例，证明奇正相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7〕

四是传承发展了孙子将帅爱兵思想。孙子提出将帅要处理好官兵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知兵、爱兵、带兵。《孙子·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武经总要》认为军队内部要实行仁爱，将帅要体恤士兵。《将职》篇曰：“故知良将不以己贵而贱人，不以独见而远众。故冬不披裘，夏不张盖，所以同寒暑。度险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劳逸。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合战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

三、曾公亮在军政活动中对孙子兵法的实践运用

曾公亮虽为文人，但参政议政本身要求他具备一定的兵学理论知识。他熟谙《孙子兵法》，一生历仕三朝，居官47年，在军政活动中面对纷乱复杂的社会危机，能够成功地运用孙子兵法，针对宋朝在军事与政治上的诸多弊端，不仅提出了若干改革时弊、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践，从而成就了他政治家的一世英名。

（一）“择将帅”

北宋初年，宋王朝为强化中央军权、削弱武将权力、解决藩镇拥兵自重问题，而实行了兵将分离的“更戍法”。“更戍法”推行的结果，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曾公亮针对这一时弊，提出了“择将帅”以加强武备的主张。他在《武经总要》中反复强调“择将帅”的重要性，并对将领的选拔任用途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提出，选拔将领必须“先视其才，然后任之以事”“必先试以行阵疆场之事”。给予通过考验的将领以厚禄以及充分的自主权。曾公亮又进一步提出了选将的标准——“五才为体，五谨为用。”〔8〕他自己在军政实践中，也注意选贤任能，“使主兵者久于其任”。

（二）“练精兵”“损冗兵”

庆历八年（1048年），曾公亮的《上仁宗答诏条画时务》疏集中反映了他政治、军事和用人方面的思想，尤其是精兵政策。他指出：“国家经用不给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今乃自庆历以来，既广招募，又升厢军为禁军，凡总一百余万。”他提出“练精兵”“损冗兵”的改革主张。他主张加强军事训练，用数年的功夫，“籍现兵之数，专委信臣，精加选择……练为精卒，付之善将”。他认为“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冗之兵，安得不足也”〔9〕。朱熹将其概括为：“完堡栅、畜兵马；使主兵者久子其任，则夷狄不敢窥边；取之得其要，任之尽其才，则将帅不患无人，损冗兵、汰冗官，则财用省，徭役不专在农，则耕者勤。”〔10〕曾公亮不仅提出“损冗兵”的改革主张，而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如嘉祐五年（1060年），曾公亮任枢密副使时，便“修纲纪，除弊事，数裁损冗兵，又更制图籍以周知四方兵数登耗，三路屯戍之寡，地里远近”。〔11〕

（三）“善谋划定策”

“善谋划定策”，即曾公亮对孙子庙算思想、谋略思想的运用，成功地谋划，定策。编修《武经总要》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加强将领们的作战谋划能力，宋仁宗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俾夫善将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摹。”曾公亮通过编纂《武经总要》，为北宋王朝的战争筹划做出了理论贡献。而他本人辅佐三朝，拥立两帝，成为“定策亚勋”。世誉曾公亮：“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宁，熟朝廷事。尝与韩魏公共政务，去民疾苦。处西北边事，亦善谋划。”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发生的西夏元昊叛乱事件，使曾公亮初步展示出其军政才干。元昊“筑坛受册，即皇帝位”，使得宋廷震动，在如何处置元昊称帝一事上，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仁宗在听取众臣建言后不置可否。这时曾公亮以博士身份参与朝政，看到宋夏关系中的关节所在，站在战略高度，反对当朝所采取的妥协、投降路线，主张“宜以德怀柔，不率，然后加兵，著《征怀书》一篇奏之”。曾公亮 “以德怀柔”的策略为宋廷所采纳，从而“元昊请臣中国，卒不出兵”〔12〕。可谓“上兵伐谋”，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及至曾公亮晚年，“公虽不能朝，上犹遣中使诏问北陲备御之策”〔13〕。

（四）有备无患

熙宁四年（1071年），曾公亮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正逢朝廷征讨西夏，关中作为前线的战略要地，地位愈加重要。朝廷“欲得元老大臣镇关中，以为重”。此时曾公亮被“强起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判永兴”。曾公亮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事是庆州兵祸。有庆州散兵游勇袭扰陕西各州。其次，他加强战备，“训练三将以备边，分屯于河中府”。他还“益缮治城壁戍器增修政事之阔”，完善城防体系。经过曾公亮的备边防匪，精心治理，最后达到了“州郡晏然”的目的。〔14〕做到了如《孙子·九变篇》所云：“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谓临危受命，安定边危。

【注释】

〔1〕曾鼎尧：《曾公亮学术研究文集》（第一辑），华星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2〕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3〕凡以下引用《武经总要》，主要出自（宋）曾公亮等：《中国兵书集成·武经总要》，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版。不再一一注明。

〔4〕于汝波：《孙子兵学大典·历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4页。

〔5〕李新伟：《〈武经总要〉纂修体例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1 期，第175页。

〔6〕李新伟：《〈武经总要〉纂修体例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1 期，第177页。

〔7〕李新伟：《〈武经总要〉与北宋孙子学的发展》，《滨洲学院学报》2011年第5 期，第43页。

〔8〕赵积优：《曾公亮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5～46页。

〔9〕（宋）曾公亮：《上仁宗答诏条画时务》，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七，第1683页。

〔10〕（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

〔11〕陈培坤：《试论曾公亮的历史功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2 期。

〔12〕（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五二《曾太师公亮行状》，转引自赵积优：《曾公亮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5～26页。

〔13〕（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五二《曾太师公亮行状》，转引自赵积优：《曾公亮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2页。

〔14〕（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五二《曾太师公亮行状》，转引自赵积优：《曾公亮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