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 青

 

一、关于概念的辨析

兵学，是中国历史上对军事学的别称，亦即“兵事之学”或“兵家之学”，是与儒学、道学、医学等领域相并列的范畴。中国作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战争和军事实践的沃土，在此基础上孕育和生发出了丰富多彩的兵学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战争与和平、国防和军队建设等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民族特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睿智善谋、勇武不屈等鲜明特色和精神基因，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孙子兵法》是中华传统兵学文化宝库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一颗明珠。作为中国兵学文化的杰出代表和不朽之作，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1］。《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提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2］。历朝历代学者在《孙子兵法》领域的耕耘都未停止过，文官武将在领兵作战时也一直重视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孙子兵法》在社会大众层面乃至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也方兴未艾，逐渐形成了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应用与传播的学问，是谓“孙子兵学”。

根据学术界的观点，普遍认为“孙子兵学”与“孙子学”是同一概念。1941年，学者陈启天在《孙子兵法考证》一文中，呼吁建立孙子学史。他提出：“吾人宜就历代之注释、研究、评论、流传及应用，穷其源而竟其流，以建立‘孙子学史’，既大有助于孙子兵学之昌明，亦大有裨于中国兵学史之整理也。”［3］我们可以看出，陈启天所指的孙子学的范围包括历代的注释、研究、评论、流传及应用，同时我们亦可从上言得知，尽管并未明确指出，但陈启天认可“孙子兵学”与“孙子学”为同一概念。1989年，在首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学者许保林给“孙子学”下定义指出：“所谓‘孙子学’，就是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思想、价值、应用和产生、流传、发展、影响的一种专门学问。”［4］当代学者吴如嵩亦认为“孙子学”与“孙子兵学”等同，他指出：“孙子兵学，或称孙子学，是研究《孙子兵法》（含《孙膑兵法》）军事理论及其军事文化背景，并批判继承其思想精华用以指导军事活动的科学知识体系，是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5］于汝波指出：“孙子学是一门研究《孙子兵法》文献、思想及其应用的学说，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骨干内容，是中国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主要包括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文字性研究，《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研究和《孙子兵法》非军事应用研究三个组成部分。”［6］赵海军在《孙子学通论》中对孙子学做了这样的界定：“‘孙子学’，简称‘孙学’，是围绕《孙子兵法》及其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它包括《孙子兵法》产生的历史渊源、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考据、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总体把握、对《孙子兵法》版本源流的考辨、《孙子兵法》与传统兵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孙子兵法》在不同时代的影响及运用等诸方面的内容。”［7］

由以上所引各家论述可知，“孙子学”“孙学”“孙子兵学”虽在字面上有多一字或少一字之不同，但是在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并无太大区别，因此可等同视之。之所以采用“孙子兵学”而非“孙子学”或“孙学”，是因为“孙子兵学”相较后二者而言更有其优势所在，不仅在读音上更为顺畅上口，而且更有辨识度，一般普通读者或受众也能很快将之与《孙子兵法》联系起来，另外孙子兵学中的“兵学”二字，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学文化直接相联通，从而将《孙子兵法》的研究与应用、流传置于更宏大的历史主题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下，能进一步升华其价值意蕴和文化内涵。

二、中国古代孙子兵学的发展轨迹

自战国时期《孙子兵法》一书流传开始，孙子兵学亦开始了发展演进的历程，以《孙子兵法》的研究传播为主轴，中国古代孙子兵学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几度兴衰沉浮，同频共振，直至清代。其流传大致经历了如下五个时期：

一是先秦时期。

自春秋时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实践的频繁，中国学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先后涌现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流派之间在学术上争芳斗艳，相互争鸣，生机勃勃，盛况空前。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如同诸子百家其他显学一样，其中涌现出的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学派独树一帜，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流派。由无数次战争经验的积累，加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上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遂使《孙子兵法》这一天才著作诞生。战国是《孙子兵法》广为流传的时期，也是孙子兵学的发轫时期。围绕《孙子兵法》的研究、应用与传播，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据《韩非子》说，当时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从《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荀子》《鹖冠子》《鬼谷子》《文子》《黄帝内经》等典籍中都可看到对《孙子兵法》所揭示规律、原则的反映和运用，还有对《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其人其书的记载，也反映了这一状况。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孙子兵法》的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孙膑兵法》——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对这部兵法的广泛宣传和卓有成效的实际运用——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性原因。［8］其思想适应了当时军事、外交、政治等社会斗争的需要，不但成为当时军事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在外交场合、生产经营、医学研究等非军事领域也开始对之借鉴、运用。其思想对当时的兵学理论、诸子学说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是秦汉时期。

秦朝存在时间短，且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措施，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与应用未见明确记载。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祖时，由张良、韩信对兵法典籍进行了编订，从180 部兵书中筛选出35 部。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对兵书进行搜集辑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步兵校尉任宏将所收辑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其中《孙子兵法》位列“兵权谋”之首。这三次官方所组织的工作对孙子兵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东汉末年，曹操鉴于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孙子兵法》读本“未之深亮训说”“失其旨要”，于是亲自进行注解，著《孙子略解》。曹操作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除了注重《孙子兵法》的文字训解，而且还注重实际运用，对于推动孙子兵学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

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铁骑越过长城进入中原，军事上占优势，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上落后，而文化上先进的士族又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消磨了尚武意志和进取精神。虽然刘勰称颂《孙子》“孙武兵经，辞如珠玉”［9］，但这更多限于从文学审美上的称颂（亦可辩证地来看）。从这一时期的史料看，仅有少数简略关于《孙子兵法》注释类作品，如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孙子兵学在缓慢发展，但是发展的步伐并未停歇，仍然呈向上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地位日尊，南北朝人尊称《孙子》为“兵经”。

四是隋唐时期。

隋朝和秦一样，是短命的王朝，鲜见史籍有关《孙子兵法》的记载。到了唐代，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繁盛时代的节奏，孙子兵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孙子兵法》注释类著作出现很多，如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纪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

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关于《孙子兵法》注释的方法也比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较大进步，还具有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如唐代道教理论家、政治军事理论家李筌，独辟蹊径，用《遁甲》注释《孙子兵法》，尝试以道家思想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孙子的思想，对孙子兵学思想作了独特的发挥，呈现出其独特的兵阴阳家理论色彩，成一家言。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杜牧，借鉴曹操注《孙子兵法》的方法，结合历代用兵方略，对《孙子兵法》进行重新注释，纵谈横论，广征博引，不仅大量征引战史战例，并且其中所阐发的许多兵学观点立论精要，多有新见，后世学者公认他是曹操之后的第二大注家。在唐代，《孙子兵法》不但在一些兵书中被注释和阐发，而且其中的名言警句还相当多地出现在类书、史书、文集、奏议等非军事著作中。同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言兵”“用兵”为主要内容而形成的兵书《唐李问对》，大量篇幅都涉及对《孙子兵法》的阐释与应用，成为古代孙子兵学的典范之作。唐朝是诗歌的王朝，《孙子兵法》在唐代文人中的影响很大，这在唐诗中也有所体现。唐朝国力昌盛，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中外文化等各方面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开始向海外传播。日本奈良时代著名学者吉备真备随遣唐使来唐留学，回国时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这是目前所见《孙子兵法》传入外国的最早记载。

五是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是孙子兵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立国于五代战乱之后，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获取政权后，汲取前朝灭亡的教训，痛感兵为将有、军权旁落是导致祸乱的重大威胁，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将彻底铲除藩镇割据的根源作为宋初建章立制的出发点，实施“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兴文教，抑武事”成为宋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从政治到军事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以文官为主宰。正如北宋名臣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武臣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之外。相应地，在学术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崇儒抑兵”的思潮，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学著作视为异类进行批判，认为树立国威战胜敌人的根本在于儒家仁义道德，而非兵家的权谋诈术，所谓“以道德为藩，以礼让为国，以忠信为用，以仁义为力，故守必有威，动则能克。盖威也，无暴强之名，克也，非权诈而得”［10］。南宋学者叶适对《孙子》的批评更为尖锐，称“非诈不为兵，盖自孙武始”［11］。另一南宋学者高似孙甚至认为“兵流于毒，始于孙武”“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凡其言议反覆，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12］

尽管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在主观上强调“崇儒抑兵”，但是由于边患频仍，客观上不能忽视兵学。从王朝安全的现实需要出发，士大夫言兵论兵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文人论兵，在学术上集中体现在对《孙子兵法》的批判性研究上。《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他们一方面运用儒家正统思想观念来诠释《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中的“道”“仁”“全胜”“慎战”等观点，援引儒家思想加以解释、引申；另一方面，对于不合儒家思想的观点如“兵以诈立”“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掠乡分众”等，予以批评。［13］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学者开始对《孙子兵法》著作时代及作者等提出疑问。如欧阳修在为梅尧臣《孙子注》写序时，称《孙子》为“战国相倾之说”［14］。另有南宋学者叶适、陈振孙等亦对司马迁《史记》相关记载提出疑问。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孙子兵法》作为战争指导之“术”的价值，认为孙子是“言兵之雄”，“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15］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论兵的传统，两宋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文武从未截然两分的表现。文人士大夫出于报国之心与救国之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钻研，将兵学智慧融入治国安邦之道中，又把儒家精神渗透到孙子兵学之中，这在无形中提升了《孙子兵法》的地位影响，使孙子兵学具有更高的使命与担当，使中国传统兵学达到成熟。［16］

同时，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被官方正式定为武经，在实际上更进一步强化了其地位作用。宋仁宗时，大臣富弼提议建立武学，以《孙子兵法》等兵书作为培养将帅的教材。这一设想为朝廷所接受，从宋代中期开始，开武学，设武举，又于宋神宗元丰三年以官方名义校定颁行《孙子》《吴 子》《六 韬》《司马 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七书，即“武经七书”，以此作为武学和武举考试的基本教材。“武经七书”立为官学是孙子兵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以《孙子兵法》为七书之首，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官方的肯定。同时，《孙子兵法》等兵书，作为武生科举求名、出人头地的重要工具，逐渐开始在全社会得到普及，从此，《孙子》由民间私授发展到官方讲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兵学的发展和兵书著作的繁荣。加之宋朝时期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后又发明活字印刷术，这对孙子兵学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辅助作用，使得许多文献典籍得以存世并流传，并有助于学者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文献学方面进行研究。在此时出现的西夏文《孙子兵法》译本，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译本。［17］

六是明至清前期。

明代孙子兵学文献繁富，仅专著就有100 多种，在《孙子兵法》疏解、思想阐发和考据以及实践运用方面均有重要进展。其中成就较大的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孙子参同》、王世贞《批点孙子》、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孙子》、黄献臣《武经开宗·孙子》等。这些著作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注释多有新见解，阐发更注意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如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在融贯《十家注》《讲义》和《直解》基础上，对十三篇文字、义理作了许多有价值的校订和阐释，富于引例，解义详明，不乏创见，公认为明代解释《孙子》的佼佼者。刘寅所撰《武经七书直解》，兼容并蓄，注释简明扼要，晓畅易懂，为明代武学教本之首选。另外，明代孙子兵学在兵学与儒学思想的融合方面也更进一步，如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则融心学于兵学之中。有学者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能成就伟大事功，正因其喜好兵学，爱读《孙子兵法》。日本德川幕府时期著名儒学家林罗山就指出：“虽王阳明之才智强记，称军旅之事则取孙武之法耳。”［18］明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以及北方边患先后告急，名将戚继光从实践需要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孙子兵法》原则运用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把《孙子兵法》相对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并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

清前期以乾嘉学派为代表，在考据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关于孙武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孙子集注》《武经七书汇解》《孙子十家注》等。王瞰的《孙子集注》收罗不少前朝旧注，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朱墉辑注的《武经七书汇解》集采众说，引用古代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目多达85 种，收集的《武经七书》的注家也多达83 家。由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19］关于《孙子兵法》其人其书考证方面，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指出其书反映出非常明显的战国时代的特点，而且“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20］。另一位清学者姚际恒则将《孙子》列为“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21］。

三、中国古代孙子兵学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中国古代孙子兵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源流来说，有着传统文化各流派共有的特点，如从专门学问来看，有训义、校勘等，但它又是非常特殊的一门学问，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中国古代孙子兵学在长期发展过程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与传播的历史周期率现象。

与历经磨难而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一样，中国古代孙子兵学在上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前后接续，没有发生过中断。伴随中国历史发展的跌宕起伏，孙子兵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亦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有着其内在规律可循。总体而言，体现为逢乱世而兴，遇治世则衰的独特现象，所谓“江山不幸兵学兴”，这也可以说是孙子兵学发展的周期率。即在天下太平、干戈不用的时期，多会出现“士大夫耻言兵”的情况，兵学研究与应用相对冷落，孙子兵学著述相对较少而不精；而每逢烽烟四起、天下不宁之时，对军事理论指导军事实践的需要大大增加，孙子兵学著述因而增加，相应地，传播应用也就兴盛起来。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基因，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更是民族特质的有力彰显。酷爱和平，这源于和平是中华文明得以形成并且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和平的环境。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显著特点就是反对战争，向往和平，因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人民通过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才能创造财富。这与历史上那些掠夺性的民族通过战争方式获取财富的方式截然不同。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22］爱好和平固然值得肯定，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即尚武精神的相对缺失，表现为民族整体性厌战、反战情绪。毫无疑问，这对孙子兵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是形势逼迫，为平定四方、抗敌御侮的需要，孙子兵学才会受到重视，而一旦天下太平，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孙子兵学的发展亦进入低潮期。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孙子兵学的发展始终在相对较低层面徘徊的重要原因。

二是研究与传播主体的多样性。

众所周知，虽然《孙子兵法》是兵家著作，但是中国历史上研究、注解、阐发《孙子兵法》的群体构成中，既有驰骋疆场的武将，也有不少文人墨客，既有军事家，如韩信、曹操、李靖、戚继光等，也有政治家，二者兼具者亦不在少数，如张良、杜牧、梅尧臣、茅元仪、孙星衍等。自古以来，在《孙子兵法》研究与传播过程中，研究与传播的主体并非仅限于将帅或兵家，而且有文人，有政治家。从《孙子十一家注》注者中就可看出。真正的军事家只有曹操一人，其他都是文人学者。《孙子兵法》研究与传播主体的多样性源自其价值作用的多样性。军人从战阵杀敌的需要去应用它，学者从文脉传承的角度去保存并研究它，统治者从定国安邦等方面也不能忽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儒学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要平定外患，稳定四方，还需要吸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智慧。正所谓文以定国，武以安邦，儒家思想用以治理国家和维持社会秩序，而兵家思想则用以指导守御四方、驱逐外虏，对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如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仁人志士为安邦定国而自觉去研究并运用《孙子兵法》等兵家著作，并由此而出现了孙子兵学的客体化现象，即如孙子兵学的儒学化，孙子兵学智慧不断渗透到儒家学问中去，进而促进了中国历代兵学的发展。

三是研究与传播态度的反差性。

在中国古代，对待《孙子兵法》的态度从未完全统一过。不似儒家学说，自从西汉董仲舒上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此定于一尊，而兵家鲜少享此殊荣，即便《唐李问对》，亦是从其价值作用而言，并未将其上升至政治高度。即便宋朝尊为武经，与儒家经典不能平起平坐，历朝历代武官的待遇也远不如文官，其原因在于从战国时起，各代对《孙子兵法》就既有尊奉者，又有贬斥者，二者长期共存。如《荀子·议兵》篇中记载的临武君就唯孙子是奉，而荀子则对其持贬斥态度。汉代一些学者将“孔孟之道”与“孙吴之术”对立起来，批驳了战国以来出现的“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但同时官方又重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的整理和校阅。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尊奉与贬斥《孙子兵法》两个截然相反、并峙而立的局面，直至明、清而不衰。尊之者奉之为“武经”，贬之者斥之为“盗术”，态度的差异源于角度的不同。贬抑者多从道义角度出发，对《孙子兵法》提出批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正统观念一向强调道德的重要性，秉持正确的义利观，而《孙子兵法》则公开声明“兵以诈立”“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与此格格不入。因此，以正人君子与道德捍卫者所自居的某些学者批判《孙子兵法》，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而兵家良将则更多从《孙子兵法》所揭示的精妙战争制胜规律去肯定和重视它。如曹操所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无过此十三篇”；明茅元仪更是认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强调其地位作用的独一无二。

四是研究与传播领域及范围的广泛性。

这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担当、普适、开放、包容的优秀品质有关。如前所述，《孙子兵法》虽是兵学著作，但是研究者不限于出身行伍之人，中国历代，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出发，有许多跨行业跨专业研究与应用《孙子兵法》之人，使得中国历朝历代的显学，如汉代的黄老刑名之学，唐代的尊崇道家之风，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考据学等，对《孙子兵法》研究均产生过一定作用。同时，除了应用于军事实践之外，《孙子兵法》还被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们应用到其他领域，从而推动了孙子兵学的跨领域发展。另外，《孙子兵法》很早就传播到外国，研究与传播者不仅有中国人，而且有外国人，尤其是自唐朝传播到日本之后，在日本国内持续兴起了《孙子兵法》热，这进一步促进了孙子兵学在域外的发展，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情形。

五是承袭有余而创新性不足。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形态之中，生产力发展缓慢，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进步迟滞，包括军事实践在内的社会实践也往往在重复昨天的故事，都成为影响和制约《孙子兵法》研究与流传的因素。更多的时候，统治者追求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而不重视进步与发展，这给中国古代孙子兵学发展带来的明显问题就是创新发展的动力缺乏，表现为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者，注释阐发的居多，而创新突破极少。这一特点或者说这一缺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各学派的共性所在，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一不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给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但当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文化与军事上都比中华民族先进的西方列强以凌厉之势呼啸而来到东方时，在血与火的角力中，这种创新性不足的致命弱点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注释】

［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孙子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版本下同。

［2］《史记》，第六五卷，《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 页。

［3］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成都国魂书店1941年版，第47 页。

［4］许保林：《建立“孙子学”刍议》，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0 页。

［5］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国学通览·孙子兵学》，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2 页。

［6］于汝波：《孙子学文献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3 期，第162 页。

［7］赵海军：《孙子学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 页。

［8］于汝波：《孙子学文献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3 期，第165 页。

［9］〔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程器》。

［10］〔宋〕刘敞：《公是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11］〔宋〕叶适：《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79 页。

［12］〔宋〕高似孙：《子略》卷三，《四库全书本》。

［13］魏鸿：《〈孙子兵法〉儒学化与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建构》，《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 期，第95 页。

［14］〔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二《孙子后序》。

［15］〔宋〕苏洵：《权书下·孙武》。

［16］王瑞明：《宋儒对〈孙子兵法〉的继承与发展》，《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 辑），第191 页。

［17］吴荣政：《简论〈孙子兵法〉在国内的流传与整理》，《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2 期，第42 页。

［18］林鹅峰编：《林罗山文集》卷七〇《随笔六》，弘文社1930年版，第87 页。

［19］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 页。

［20］〔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五。

［21］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6 页。

［22］〔英〕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