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业文
 

“奇正”是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孙子最先从军事上提出了“奇正”的概念，并且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1〕此后历代兵家都对这一问题有所阐发，其中尤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论述得最为全面透彻，将奇正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明人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不仅从理论上对奇正思想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俞大猷、戚继光等具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还将其灵活运用于阵法当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明人关于奇正的主要论述

明人对奇正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兵学理论家和兵学著作大量涌现的明代中后期。明代前期论兵者甚少，论及奇正者则更少，且认识较为简单陈旧。

（一）朱元璋、刘寅的初步阐释

从目前文献记载来看，明代前期谈论过奇正问题的，主要为朱元璋、刘寅二人。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取得天下，一生征战无数，极善用兵。对于“奇正”，他曾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从“因敌制胜”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2〕指出两军对阵时，关键在于判明敌人战斗力的强弱，了解敌人兵力的多少，“以正应，以奇变，奇正合宜，应变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3〕。所谓“以正应，以奇变”，实际上就是孙子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指的是兵力的部署与使用问题。用“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这是一般的作战模式，也是孙子奇正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朱元璋继承了这一思想，更加强调“以奇变”，主张依据随时变化的战场形势和敌情我情，灵活转换。运用奇正，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做到“奇正合宜，应变弗失”，这样才能百战百胜。

作为躬历战阵，注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4〕用兵之道的帝王和军事统帅，朱元璋并未就如何运用奇正的变化作更多的表述。在明代，最先对奇正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详细阐述的是刘寅。刘寅，字拱宸（一作辰），山西太原崞县（今原平）人，洪武四年（1371）进士。善校勘训诂之学，元末曾避兵乱于山中，从人学研兵书。洪武末年取《武经七书》，参校众本，“删繁撮要”〔5〕，稽正讹误，阐发幽微，撰成《武经七书直解》（亦作《武经直解》）一书。刘寅对于“奇正”的认识，集中在《孙子直解》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直解》相关篇章中。不过，细揆其书，多是重复前人旧说，尤其是沿袭明代以前各家注释《孙子》的见解，选其善者而发为己意而已，基本是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异之处。比如他解释孙子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含义，认为“正合”就是以“正兵合之”，“以奇胜”就是“以奇兵或左或右，出其不意而胜之”，并且举了春秋时期“郑伯御燕师，以三军军于前，以潜军袭其后”〔6〕的战例来说明，这与宋代张预等人的注说如出一辙。又比如，对于孙子的“奇正相生”，他释之为：“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奇正相生如环之循转，无有端倪本末，谁能穷之哉？”〔7〕亦未脱出前代注家的认识范围。再比如，他用“奇正”理论来阐释孙子的“形人而我无形”“我专而敌分”的思想，称：“故示奇正之形于人，而我实无形，使敌窥之，敌不能窥我之形，则我之力专而敌之力分也。谓吾之正，使敌视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为正，形人者也。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纷纭，使敌莫测，无形者也。”〔8〕这又几乎是照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观点。

相比较之下，刘寅在注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时，因为没有前人旧注可供参考，反倒偶尔能说出一点新意。但他缺乏行阵实战的经历，对于奇正的理解，往往停留于书生纸上论兵的臆想层面，显得迂腐而不切实际。比如，他虽然知道所谓的八阵、六花阵等阵法名称，但并不清楚这些阵法其实多是古人的穿凿附会之说，根本不切实用，反而拿这些阵法来举例，用以赞同李靖批驳隋将韩擒虎不懂运用奇正之变，只知道“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及其所提出的“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的论断。他认为，“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就像使用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时，惟以天、地、风、云四阵为四正，以龙、虎、鸟、蛇四阵为四奇；使用六花阵时，惟以“中一军为奇，以外六军为正”，都属太过死板，不懂奇正的变化。真正善于用兵的将领，没有一成不变的奇与正，奇可以为正，正也可以为奇，即所谓“无不正，无不奇也”。他接着仍举八阵为例，力图加以说明：“假若敌来攻，或龙虎鸟蛇四军，我以天地风云四军，或惊前而掩后，或冲东而击西，是以奇为正；而与之合战，以正为奇，左右角之而取胜也。以此言之，奇正循环，岂有穷矣！”〔9〕只是将原先常作为“正兵”使用的部队变为“奇兵”，将“奇兵”改作“正兵”，互相变换使用，即为奇正循环，就能克敌制胜。这种理解，显然没有考虑复杂万变的战场实际情况，有些过于简单和理想化。

（二）《阵纪》等兵学著作的深入探讨

嘉靖以后，明人对奇正的讨论急剧增加，同时也更丰富与细化，除了赵本学、李贽等《孙子》注家的随文解说，还有《投笔肤谈》《草庐经略》《阵纪》等兵书的专门阐发，其中有些论述不乏亮点和新意。

赵本学在其注解《孙子》的兵学著作《孙子书校解引类》中，将“正兵”与“奇兵”释为：“长短相参，步数相应，其行阵务坚密，其器仗尚拒御，进不速趋，退不喻（逾）列，但主自守，不求胜人，此正兵之用也。布阵取便于地，器械取便于战，出入缓急取便于时，步骑多寡取便于将，此奇兵之用也。正兵与敌合战，坚立不动，而前后左右之间别出奇兵，掩击以观其变，敌不能击，或嚣或乱，即急麾奇兵，连续并击，如决长川，一泻千里。”〔10〕认为“正兵”的作用在于正面防守，与敌交战时只要坚守得住即可，“不求胜人”；对作战胜利起关键作用的，是从前后左右出其不意攻敌的“奇兵”，而对“奇兵”的使用，则在于将领依据天时、地利、战势等各种具体情况，灵活调配兵力，选用武器，部署阵势，掌握好进退时机。

李贽的《孙子参同》则从更宽更深的视角与维度，重点探讨了奇正的辩证关系、相互变化及灵活运用问题。认为兵无一定之势，因此“正兵”“奇兵”的使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强调指出：“势者，因利而制权。故奇正之势，亦因敌而变化也。”奇正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既是“相为用”，可以彼此转化，“无正不成奇，无奇不成正”；又是“合为一”，二者互相依存，“无有奇而不正者，亦无有正而不奇者”。奇正变化不定，凡是可以用来诱敌的战术，“皆奇也，是权势也，是诡道也”；凡是用以正面防御敌人的战术，“皆正也，皆本也，所谓以本待之也”〔11〕。李贽将“正”视为本（常规的战术），将“奇”看作“权势”“诡道”（非常规的诡诈之术），虽然仍是祖承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但这一提法无疑颇为新颖。对于如何用奇，李贽主张“以利动之，以形示之，以乱与之，使敌人但见吾之为怯，而闻吾之为弱也”。即隐真示假，以怯弱的假象来诱敌误敌。但这种通过“示形动敌”来用奇，必须要做到十分逼真，像战国时李牧示怯破匈奴那样，连“自家士卒，亦以牧为怯”，最终才能取得成功。否则，让敌人看出，就会变成“虽奇亦正”，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草庐经略》认为，孙子之后的历代兵家有关“奇正”“正兵”“奇兵”的定义和诠释，如以“聚为正，分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旁击为奇，是向正中者为正”；有关奇正运用的说法，如“己二而敌一，则以一术为奇，一术为正；己五而敌一，则以二术为正，三术为奇”；“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等等，虽然均有一定的道理，但说的都只是“奇正”的一般情况，未有“极其变”，“尽奇正之妙”。它强调指出：“善用兵之将，无不是正，无不是奇”。具体说来，就是“兵正者，其阵堂堂，其队整整。退如山移，进如不可当；前却有节，左右应麾。可以更休而迭战，可以致远而无弊。敌人卒来，撼之而不动；敌人暗袭，当之而不乱。由此而变化不测，倏忽无常，是以正生奇也。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是以奇归于正也”。达到这种境界，才是“奇正之用，其无穷矣”〔12〕。

《投笔肤谈》也强调奇正之用关键在于灵活变化。认为只懂得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的将领，是“胶柱调瑟之士”；只懂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者，则是“临书模画之徒”，都属于“不合变”“不善变”。善于变化运用奇正的将领，能够“我奇而示敌以正，我正而示敌以奇”。但这还不是最高的境界，这种将领仅仅只是“知胜者”。将奇正变化运用出神入化的将领，则能够做到“我奇而敌不知其为奇，我正而敌不知其为正”，自己所用的战术何为正、何为奇，变幻莫测，令敌人无法知晓，不能应对，这种将领才是“知胜之胜者”〔13〕。

何良臣的《阵纪》对奇正问题阐述得最为详备精深，该书开辟《奇正》一篇，就此展开专门的讨论。他首先批驳了前代兵家包括曹操、李靖等人囿于“教正不教奇”“旁击为奇，埋伏为奇，后出为奇；选锋为正，先合为正，老营为正”等说，及平庸将帅用兵时“正者只做正兵，奇者只做奇兵”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奇正原来是不分的，只是在与敌交战时，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才有了区分。奇正的区分取决于是否与敌接触交战，“当敌处，即为首、为正、为前冲；在左右，即为伏、为奇、为辅翼；在后即为尾、为殿、为策应”。且首内有尾，尾内有首，正内有奇，奇内有正，冲（前锋）内有伏，殿（尾部）内有冲，“无不可以为首，无不可以为尾，无不可以为伏翊，无不可以为奇正”。善用奇正者，不但要使敌人不能识其奇正，就连己方将士“亦不得预测我之孰为奇，孰为正也”〔14〕。这一认识明确区分了“奇正”的标准，而且对《唐李问对》“无不正，无不奇”〔15〕的观点也有较为充分的发挥，显然是一个进步。

在辨明奇正范畴的基础上，《阵纪》还从实战的角度，对“奇”“正”“伏”三者的关系及变化运用，作了更深入的探析。它认为，只有正兵而无奇兵，“虽整不烈”，无法克敌制胜；只有奇兵而无正兵，“虽锐无恃”，难以控制战局。奇兵来自于正兵，伏兵又分出于奇兵。正兵如同人的身体，奇兵如同人的手，伏兵如同人的脚，有身体才有手脚，三者不可缺一。正兵、奇兵、伏兵都不是预先设定的，一切全在于主帅根据战场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变化，临机灵活运用。“奇正之变，只以听号视旗，辨别火鼓，为率然之出。”主帅能够通过旗帜、金鼓的秘密调度，正兵、奇兵、伏兵“三者能俱用”，就是变化如神。因此善用兵者，“自能使正之整治，使奇之分移，使伏之出没，如神如鬼，如山如雷，虽圣智对面，亦莫测我之所在”〔16〕。

《阵纪》还主张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结合起来看待和运用。它认为，奇正相变的目的是“致敌之虚实”，懂得掌握了奇正变化的方法，并且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通过示形动敌，就可以得知敌人的虚实之情。“敌意吾正，以奇击之；敌意吾奇，以正击之；敌意吾出奇内之正，而吾出正内之奇也；敌意吾出正内之奇，而吾出奇内之正也；敌意吾以奇正必变，吾故奇奇而正正之也。所谓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故善用兵者，必使敌人不识我之孰为正，孰为奇。是以我常实，而敌常虚；我常致人，而不为人所致。”〔17〕用奇正相变之术作为示形动敌的手段，以致敌虚实，从而掌握作战主动权，这一思想始见于《唐李问对》，但《阵纪》的论述则更为系统全面，在认识的深度上也有超过前者之处。

除了《阵纪》，在明代将奇正与虚实联系起来考察的，还有李贽的《孙子参同》。其云：“夫乱实生于治也，怯实生于勇也，弱实生于强也，此正也。然吾之实治、实勇、实强，夫谁则知之？唯其不可知，则虽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穷也？”〔18〕不过，就论述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显然远不及《阵纪》。

二、明人对阵法的奇正应用

明人对“奇正”的认识和理解，并未仅仅停留在理论阐发的层面上，一些军事将领如俞大猷、戚继光还将其付诸训练与作战的具体实践，尤其是阵法的运用中。

（一）俞大猷的“三叠势”“夺前蛟势”阵法

俞大猷早年受业于“古黄石老人之流”〔19〕的兵学理论家赵本学。赵本学擅长以《易》理阐释兵学，著有《韬钤内外篇》，专论阵法问题。认为不管何种作战阵形，其要在“内外相维，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触处为首”〔20〕；布阵的基本原则是“贵为奇正，有分合，利于相救，便于攻守”〔21〕。作为赵本学的门生，俞大猷深得其真传，亦十分精通阵法，与乃师不同的是，由于统兵将领的身份，使得他能够在实践中运用“贵为奇正，有分合，利于相救，便于攻守”的布阵原则。俞大猷曾撰写《营阵四形》和《广西选锋兵操法》，阐述自己的阵法理论及具体操作步骤、过程与要求。隆庆末年，他在广西任职期间，即开始以此指导训练士卒。从广西调任福建总兵后，在闽同样以此练兵。其使用的阵法（战术队形），主要有三种：三叠势、夺前蛟势和满天星势。前两种都是将部队分成正兵和翼兵两部分，正兵负责正面迎敌交锋，翼兵负责保护正兵，避免侧翼遭受敌人的攻击，如非必要，通常不直接参战。具体来说，三叠阵法就是以所属部队的约十分之七为正兵，十分之三左右为翼兵，进攻时，正兵部队每哨（每营通常编为五哨，每哨编为五队）各以一队接敌，其余四队按顺序列于其后。敌人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鼓声轻点和均，部队徐徐而行，后队之兵逐渐行出前队之前，此时前队变为后队，原后队则变为前队。部队继续前进，后队再行出前队之前，前后队位置再次变换。如此经过数次更迭，在进至敌人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间时，鼓声擂急，前队士卒迅速向前冲向敌人。交战一段时间后，前队退回，后队前冲，接替前队继续与敌交战。待前队休整完毕，再上前换回后队。这样反复更迭交替，直至将敌人击败为止。鸣金退兵时，也采取这种叠阵，前队士兵退至后队之后，后队士兵再退至前队之后，往复更迭。这实际上是一种横队阵形和战术，因前后队交替反复前进和后退，故而得名。夺前蛟阵的进退方法与三叠阵基本相同，均是“擂鼓疾冲，鸣金而退”〔22〕，后队出前队之前，前队退至后队之后休整，反复轮流与敌交战。区别是以纵队列阵向前，前进时后队从右侧出于前队之前，后退时前队由左侧退至后队之后。在战术作用上，夺前蛟阵主要用来作为“奇兵”，从侧翼攻击敌人。

这两种阵形，其兵力编组和战术使用较为灵活，可根据作战地形的宽狭而决定。“地窄只用一伍，宽则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战队，宽则加以翼队、包队、伏队、应队，亦可也。”〔23〕地形如果狭窄，队形难以展开，就只编用一队，与敌正面交战；如果地形宽阔，就增加相应的兵力，多编几队、十几队甚至上百队、千队，分别担负侧翼攻击、后方包抄、要道伏击、增援策应等各种任务。但无论是三叠阵还是夺前蛟阵，均遵循《孙子兵法》的“以正合，以奇胜”、奇正互变相生的原理而创设。俞大猷的这两种阵法，都是“先合为正，后冲为奇，奇复为正，正复为奇，如环之循而不可穷，如圆石之转于千仞之山而不可御”〔24〕。最先与敌接战的是“正兵”，其后上前接替的则为“奇兵”；“奇兵”一旦接敌，就变为了“正兵”，而原来的“正兵”退回休整，再度前出与敌接战，则又是“奇兵”。通过这种奇正反复，循环无穷，从而最终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俞大猷在广西、福建的阵法训练，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士卒熟练掌握了三叠势、夺前蛟势奇正相变相生的基本原则与要领，列阵严整有序，分合进退自如，战斗力大为增强。

（二）戚继光的“鸳鸯阵”等阵法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所创立的“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同样体现了孙子的奇正相变相生思想。“鸳鸯阵”，因为以队为基本作战单位，故又称“鸳鸯队”，也是“戚家军”最基本的战斗队形。一队连同队长在内共十二人，作战时除去不参战的火兵，共十一人。队长居于最前，负责指挥和变换队形，其余十人分为两列纵队，排成左右对称的两行，如同鸳鸯，故得名“鸳鸯阵”。队长之后为两个盾牌手，其次是两个狼筅手，再其次是四个长枪手，最后是两个镋钯手。与敌交战时，左右两盾牌手持牌低头向前，身后两狼筅手紧紧跟上，分别用手中的狼筅予以遮护，此为正面当敌之“正兵”。狼筅手身后左右各两名长枪手，待狼筅手格住敌人长枪、倭刀时，迅速冲出将敌刺杀，此为“奇兵”。长枪手后的两名镋钯手，则负责保护长枪手，如有敌进至其身旁，即用镋钯予以击杀。与此同时镋钯又可在顶端架设火器，远距离攻击敌人。因此，镋钯手既可防御，又可攻击；既是正面当敌之“正兵”，又是出其不意的“奇兵”。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变互生的理论，在这种战斗阵形中得到了很好地应用。

“鸳鸯阵”根据地形和敌情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还可演变为“两仪阵”与“三才阵”。“鸳鸯阵”的两列纵队，每五人各自独立分散成为战斗队形，一盾牌手、一狼筅手并列居前，两长枪手分别跟后，两长枪手后跟一镋钯手，这种阵形称为“五行阵”。两“五行阵”合之称为“两仪阵”。若两列纵队每五人各自成阵，一狼筅手居中，两侧分列一长枪手，两长枪手左右分列一盾牌手、一镋钯手，这种阵形称为“小三才阵”。若合一队十一人列阵，队长居中，两狼筅手分别护卫紧跟左右，两镋钯手又分别紧跟狼筅手，另分别以两长枪手护卫两盾牌手，自左右侧翼前出包抄攻击敌人，这种阵形称为“三才阵”。“两仪阵”与“三才阵”，均比“鸳鸯阵”的接敌面要宽，适合在敌人人数较多时或地形较为开阔处使用。其战术与“鸳鸯阵”相同，奇正运用原理也同“鸳鸯阵”相一致。正面接敌者，即为“正兵”；左右两侧“大开抄敌，以救正兵之不及”〔25〕，既可护卫“正兵”，又可乘机向敌迂回包抄发起攻击者，则为“奇兵”。正中有奇，奇中亦有正，所以做到了奇正相生，灵活多变。

“一头两翼一尾阵”，又称“一头两翼阵”，是“戚家军”大部队作战所用的基本阵形。这种阵形接敌面更广，更能体现戚继光对孙子奇正思想的巧妙而灵活地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将全军分为五个部分（通常以一营为一个大的作战单元），中军（营）是主帅指挥中枢所在，不直接参加作战，其余四营，先接敌者即为头，即为“正兵”；其左右翼侧两营负责加以保护，并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此为“奇兵”；殿后之营为尾，负责支援策应，或作为伏兵使用。与敌接战之营，其内又照此方法再分为四哨，直接当敌的前哨为“正兵”，左右两哨为“奇兵”，后哨作为策应兵。前哨与敌交战一段时间后，退回休整，由后哨上前接替继续作战，一段时候后，再由休整完毕的原前哨替回。如此循环往复，交替休整和接敌，直至将敌击败。在前营左右翼侧的两营，其内亦各分为四哨，左营前、后二哨击敌右翼，左、右二哨负责保护；右营前、后二哨击敌左翼，左、右二哨亦负责保护。可见，这种“一头两翼一尾阵”，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头尾和两翼，也没有固定的“正兵”和“奇兵”。其奇正的变化和运用，正如何良臣《阵纪》所言：“当敌处，即为首、为正、为前冲；在左右，即为伏、为奇、为辅翼；在后即为尾、为殿、为策应。然亦有首内之尾，正内之奇，冲内之伏；尾内之首，奇内之正，殿内之冲。又以辅翼策应，内易正正而奇奇也。”“无不可以为首，无不可以为尾，无不可以为伏翊，无不可以为奇正。”〔26〕可谓真正领略到了孙子奇正思想的精髓，已至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实战中，“戚家军”使用“一头两翼一尾阵”抗击倭寇，所向披靡，几乎每战必胜。尤其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的仙游之战，这种阵形和战术的效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此战，戚继光以守备王如龙、胡守仁二部兵作为“一头两翼一尾阵”的头部和“正兵”，从正面率先攻击盘踞在南门外的倭寇营垒；以游击李超部为左翼，把总陈濠部为右翼，作为“奇兵”，分别进攻西、东二门倭营，同时予以牵制；以把总金科率中军大营部分兵为尾部，担任“正兵”的策应。负责攻击南门倭营的“正兵”，再分出两部分兵力居于左右两翼，守住路口，以防止东、西二门的倭寇前来增援或者会合。面对如此周密精妙的战术设计与部署，倭寇四处受制，束手无策，很快便在“戚家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覆灭殆尽。

结语

总的来看，明人对奇正问题的理论阐述，基本还是因袭前代兵家之旧说，尤其是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认识，并没有取得根本性、创造性的突破。但是，明人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多少亦有所阐发。以何良臣、李贽等为代表的兵家，廓清和扩大了奇正的范围，深化了奇正关系及变化运用方面的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和发展了孙子的“奇正”理论。此外，俞大猷、戚继光在阵法训练和实战中对“奇正”的灵活把握和成功应用，令阵法与“奇正”理论摆脱了文人纸上空谈、虚妄穿凿的弊病，在实践层面使二者形成了很好地结合，这一点更是意义非凡，亦为前人所不及。

【注释】

〔1〕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编：《孙子兵法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2〕 明官修：《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0539页。

〔3〕明官修：《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0402页。

〔4〕脱脱等：《宋史·岳飞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76页。

〔5〕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自序，《中国兵书集成》第10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21页。

〔6〕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武子直解》卷上《兵势》，《中国兵书集成》第10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179页。

〔7〕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武子直解》卷上《兵势》，《中国兵书集成》第10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181页。

〔8〕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武子直解》卷中《虚实》，《中国兵书集成》第10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198～199页。

〔9〕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直解》卷上，《中国兵书集成》第11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611～612页。

〔10〕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卷中《兵势》，《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174～175页。

〔11〕李贽：《孙子参同》卷三《兵势》，《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753～754页。

〔12〕无名氏：《草庐经略》卷五《正兵》，《中国兵书集成》第26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213～215页。

〔13〕旧题西湖逸士：《投笔肤谈》卷下《兵机》，《中国兵书集成》第26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687页。

〔14〕何良臣：《阵纪》卷二《奇正》，《中国兵书集成》第25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694页。

〔15〕 旧题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234页。

〔16〕何良臣：《阵纪》卷二《奇正》，《中国兵书集成》第25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701页。

〔17〕 何良臣：《阵纪》卷二《奇正》，《中国兵书集成》第25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695～696页。

〔18〕李贽：《孙子参同》卷三《兵势》，《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754~755页。

〔19〕俞大猷：《孙子十三篇注解后序》，《孙子书校解引类》，《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483页。

〔20〕 赵本学、俞大猷：《续武经总要》卷一《韬钤内篇·伏羲师卦阵记》，《中国兵书集成》第17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210页。

〔21〕赵本学、俞大猷：《续武经总要》卷五《韬钤外篇·风后握奇阵辩》，《中国兵书集成》第17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482页。

〔22〕俞大猷：《广西选锋兵操法》，《中国兵书集成》第40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267页。

〔23〕 赵本学、俞大猷：《续武经总要》卷八《韬钤续篇·营阵四形》，《中国兵书集成》第17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794页。

〔24〕赵本学、俞大猷：《续武经总要》卷八《韬钤续篇·营阵四形》，《中国兵书集成》第17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793～794页。

〔25〕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七《营阵篇·鸳鸯阵解》，《戚继光研究丛书》范中义校释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5页。

〔26〕何良臣：《阵纪》卷二《奇正》，《中国兵书集成》第25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694～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