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兵家文献比较研究(作者:周莎|兵书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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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兵家文献比较研究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2期 

 

作者:周莎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断代体史书《汉书》100卷之一,它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成熟书目分类系统。《汉志》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类。其中《兵书略》又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著录图书五十三种,其兵书著录时期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

成书于唐初的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 《隋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一部反映隋代当时藏书和梁代以前图书流通情况的全国综合性图书目录,也是唐以前典籍存亡状况及东汉以来学术的总结。《隋志》在三国郑默的《中经》、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甲乙丙丁四部分法、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南朝宋王俭的《七志》以及梁阮孝绪的《七录》等编纂体例的基础上,首次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统一并奠定了四部分类体系,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影响深远。其中,《隋志》把《汉志》的兵书略合并为兵类归入子部,著录书籍一百三十三种。其兵书著录的时期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

近年来学术界对《汉志》和《隋志》的编纂过程、著录体例以及内容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精彩纷呈,其中在著录内容上对经学、诸子中得对儒家、道家、法家、小说家等分析比较尤多,但据笔者所见有关《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学术论文,似不见有关兵类目录的比较。笔者试就两志的兵类目录做个比较,以探讨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从而见出兵家的流变。

一、《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变化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中间经过了五、六百年,图书分类法从“六分法”演变为“四分法”,兵类文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两者在著录的分类形式上有重大区别。

《汉志》总共分为六略,而《兵书略》是其中之一,其地位是与《诸子略》在同一层次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学科而非一个学派,其中还把《兵书略》分为四小类,即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而《隋志》则合为兵类归入子部。如果拿其与史部的流变相比,在《汉志》里史书主要在《春秋类》,而经过两志之间六百年的演变,史部被独立出来,并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类。史部的分类是逐渐细化,而兵类的分类则是单一化,虽然从中可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文献分类愈加专业化,但也可窥见兵类的地位有所下降。

其次,从《汉志》到《隋志》兵类文献目录数目有较大程度的增多。

《汉志》著录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①今计五十六家,八百零六篇,多十六篇,图五十卷,多七卷。,《隋志》著录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较《汉志》多八十种。但《隋志》里出现了大量《汉志》未著录的先秦兵书,如《皇帝兵法一卷》、《太六韬五卷》至《黄石公兵书三卷》二十一种,还有《老子兵书一卷》等。其中大量估计都是魏晋南北朝人托古所作。

第三,文献种类增加并趋于细化。

《隋志》虽然把兵书都统归一家,但《汉志》里的权谋、形势、阴阳以及技巧类书籍《隋志》都有著录。如:权谋类《孙子兵法一卷》、《吴起兵法一卷》,形势类《金策十九卷》,阴阳类《鬼谷先生占气一卷》、《五行侯气占炎一卷》,技巧类《马槊谱一卷》。《隋志》不但有著作还出现了注、集解、钞,如:《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钞孙子兵法一卷》贾诩钞。而且《隋志》的著作种类已经细化,其种类有兵家《司马兵法三卷》、兵法《兵书七卷》、兵略《军国要略四卷》、阵法《阵图一卷》等。

此外,《隋志》把 《杂博戏五卷》《投壶经一卷》《双博法》、有关棋势的书籍十二部、象经的书籍四部都纳入兵类著录。体现了技巧类的兵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位有所变化,即兵书技巧由重技艺转化到重谋略。

第四,从收录现存文献到收录散佚的存目。

《汉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的是存世的书籍。而《隋志》不但收录现存文献,而且注意亡佚书目。如:

杂兵书十卷(梁有杂兵书八卷,三家兵法要集三卷,戎略机品二卷,亡。

它的小注,把梁代阮孝绪《七录》里著录②“梁有”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著录有”。任莉莉《说〈隋书·经籍志〉注中的“梁有”》(《文献研究》总第185期,第78页)论证了“梁有”的涵义,她认为周大璞、赵振铎、钱剑夫等把“梁有”当成“梁代拥有的书籍”来理解是错误的,她引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考异》中的按语说:“按:阮孝绪《七录》,撰于梁普通中,《志》所云“梁”者,阮氏书也。”,后来的章宗源、姚振宗先后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皆吸收了钱氏之说。、而隋代已经散佚或残缺的图书情况附注在本书条目之下,使人们得以考见梁代的藏书及梁代以来书籍的离散存亡,起到了“存今书,考佚亡”的双重作用,这是《隋志》胜过《汉志》的地方。

第五,《汉志》中的兵类文献,到《隋志》中散佚殆尽。

《汉志》中的权谋类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实际计有十三家,二百七十篇,多出十一篇),到《隋志》中仅残有《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两家;形势类十一家,九十二篇(实际计有十一家一百零二篇,多出十篇)只残有《尉缭》③但此书在《隋志》中被归入杂家,在清《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子部兵家类。;兵阴阳类著有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 (实际计有十六家二百二十七篇,少二十二篇)和技巧类十三家一百九十九篇(实际计有十三家,二百零七篇,多出八篇)全部亡佚。而亡佚的原因《隋书·经籍志》开篇有论述:

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硃之乱,散落人间。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

究其原因,一是中央不断地把各地的书籍集中到中央,书籍存放过于统一集中,容易被集体焚烧;二来战乱频繁,不断地焚毁,导致了大量书籍的散失。

二、兵家类书目的学术流变和影响

下面从《汉志》到《隋志》兵家类书目的变化看其学术流变和影响。

《汉志》中的兵家著作大都写明作者,而《隋志》中的一百三十三部中,有作者的包括只做注的作者也只有四十七部,只占总数的35%强,而其中由魏武帝、梁武帝、梁元帝等皇帝著述和做注、集解的有十四部。而未著名字的占65%。一来可见魏晋南北朝著录兵书的人不是特别著名,爱托古,专注于兵书的人士大都是非士族类;二来如前所述散失过多,遗失著作者也是可能的。除了几位著兵书的君主外,其他著录名字的人如东晋江都相孔衍、许昉、司马彪、赵煚、刘祐、莫珍宝、萧吉、沈敞、王子冲、王褒、王裕、何妥、袁遵、范汪等,有传的只有赵煚、刘祐、萧吉和王裕,而在史书上出现较多的只有司马彪、何妥、范汪,其他人均无较多记录。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兵书著录除了出身于寒族或武力起家的君主外,其兵书著录大多是非当朝的著名人士即底层化,至少说明在当时,士族是不崇尚武功的,因此也不注重兵书的著述。

当然兵家的兴衰演变也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志》著录的兵书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处在中国历史剧烈变化的时期,诸侯混战,战争频发,军事改革和技术迅速发展,反过来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战争的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多达438次,战国时期,兵戈不可一日或止①王兆春:《中国历代兵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页。。所以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了很多军事学家如伍子胥、孙武、孙膑、吴起等,他们著立兵书、研究兵法,游说各国,这一时期是我国兵书著述的第一个高潮。

魏晋南北朝虽然也是战乱时期,但当时的世家大族兴起并掌权,他们执掌着教育文化,注重“清流”、爱“清谈”,不屑于武人,不事武功。《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王濛劝王导别用武人匡术兄弟时就说: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王导的长子王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而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则辄喜,见恬便有怒色”②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所述的技巧类兵书包含了棋艺类的书也说明了南朝士大夫生活的雅化,他们如果不是累世的儒家大族,便是会谈“玄”抑或崇佛,很少有钻研兵法的,这是魏晋尤其是六朝时候的社会特征所决定的。正是因为如此,在儒家(主要是儒家中的经学、礼学、春秋学、易)、道家、史书类、诗赋类大幅度成长的情况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类的地位却有所下降,社会的统治阶层(主要是指世家大族)对其重视程度不够。但尽管如此,在客观上,在经济发展技术变革的基础上兵类还是有所发展有其前进的步伐。

此外,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兵书著录不但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去钻研兵法,还有对兵法本身的崇尚,其兵书的繁盛成就了许多军事家如吴起、孙武、孙膑等,并且单就射箭的方法就有八家著述。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书却主要是为了战争的需要,研究兵法的君主,如说魏武帝和梁武帝,就是出身于寒族或武人并善于打仗用兵的,很少见其他著名的士人去钻研著录兵书。

总的来说,从《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兵类文献到《隋书·经籍志》收录的兵类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变化,窥见历代统治者对兵类的重视和需要程度。从中我们看到了兵类发展的一面,如数量增多、文献种类增多以及其著录的广泛化和底层化。但是也体现出了其发展的不足,即地位下降、相比其他诸家重视程度不够高。在《汉志》到《隋志》几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在魏晋南北朝士族重文轻武的情况下,兵家的发展是不突出的,其影响力也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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