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申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班固于《艺文志》杂家类“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下自注“入兵法”，由于叙述不清难免产生疑议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汉志》著录体例有出、重、入和省例，章宗源以为班固因《七略》而志《艺文》，其与歆异者，特注其出入（杂入兵法），使后人可考刘氏原本。[1]4945而孙德谦观班氏《艺文志》于《刘略》7篇则颇有出入，他认为杂家云入兵法，并书、礼、乐、小学、儒、赋、兵权谋和兵技巧家皆有云出入者。而班氏于每略总数后，又重言以申明之，可见班氏亦可谓不惮烦矣。然班氏既有此例，可知依据他书而其编次未尽得宜者，不妨由我出入之。[2]119对于班氏所言之“出”“入”，颜师古注以为“此凡言入者，谓刘氏《七略》之外班固新入者也。其云出者亦与此同”[3]1706。章学诚则注云“班氏之注出入者，刘录于此而班录于彼也”[4]59。程千帆则以章实斋所言与颜监稍异，他认为若以严格而言当为章氏说是也。盖凡言出入，出于此者必入于彼，出于彼者必入于此，故载籍方始有可稽，而颜师古所言非为出入实为增省也。[5]915

然其中注释最标准者，则莫过于凡155篇的《司马法》一家，“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其由来出处与最终归属均有文字可考，最为明白不过。故而究竟是杂家整体均可入兵法还是杂家类中某一书可入兵法，班固并未明说，争论也由此产生。又班志于《诸子略》下注“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此处“出”与杂家类之“入”正好相对，且《兵书略》所载之“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又能与《诸子略》所言之“出、入”相为印证，故多有学者认为班志“入兵法”3字之上有脱漏。古今学者于此多有讨论，但历来说法不一未有定论，仍有商榷之余地。

一、杂家均可入兵法说

邓宗泽等从《尉缭子》的角度为切点对“入兵法”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今本《尉缭子》就是《汉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并指出本来《汉书·艺文志》早已注明，所有杂家都是可入兵家的。今本《尉缭子》一书内容主要谈的还是军事问题，虽然其中也涉及经济、法律和政治等，但这些本来就与军事有关。因此北宋以后，把《尉缭子》列入兵家，进而列入《武经七书》也是正确的，[6]142唐景海和王仲春等也同意这种看法。[7]8丁文在研究《尉缭子》时发表过见解，认为《汉志》对兵家、杂家的著录原则本来就比较接近，亦声明杂家亦可“入兵法”。以《尉缭子》为例，无论该书在班志时属于杂家还是兵家，都不影响它作为部古代兵书的性质。[8]86熊铁基也从杂家书目处着手，认为“杂家类”是刘向、刘歆父子列出的一个临时处置，以为从《汉书·艺文志》所录杂家书的情况看，班固将《尉缭（子）》29篇、《吴子》1篇等书皆可入《兵书略》的考虑，也许是未定时的一些疏忽，这样考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因为《汉志》本身已经留下了这种痕迹，证据就是“右杂二十家，四百之篇”之后，有“入兵法”3字以及所脱之“出《蹴鞠》”3字。[9]69张烈不仅承认“《蹴鞠》入兵法”说，还同意杂家均可入兵家说。他从今本《尉缭子》究竟归属于班志所列杂家和兵形势家的角度进行说明，认为缭书在唐宋目录分类时时而分属杂家、或又分属兵家的情况，证明了传本缭书即是班固所说的杂家《尉缭》，同时这又与《汉志》把它列入杂家类并不矛盾，因为《汉志》已在杂家类典籍注明它们都是“入兵法”的。[10]37冯国超亦以缭书为例，指出《汉志》杂家的著录原则本来就比较接近，声明杂家亦可“入兵法”，故今本《尉缭子》无论最初属于杂家还是兵家，都不影响它作为一部古代兵书的性质。[11]165

周兴涛则以《吴子》为例对《七略》与《汉志》的关系进行了说明，认为刘歆将《吴子》等书列为杂家，班固又以为当入兵家，故于杂家下自注“入兵法”，似认为《汉志》存在互著的体例。[12]222罗运环也从杂家书与兵书角度进行联系后认为杂家书可入兵法，他指出伍员曾有兵书见世，《汉志》杂家类（入兵法）见“《五子胥》八篇。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兵技巧家亦见“《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但后世失传。[13]85田昭林等亦以杂家书《伍子胥》为说，以班注“入兵法”而以为是一本书的两种抄本，且认为兵家、杂家互见是因为互著法。[14]97周振甫等以杂家与兵技巧家亦两处著录《伍子胥》，故认为杂家中复有兵家是在班固时代就承认了的。[15]255也有以《淮南子》为论者，认为表明原放在杂家类的书后又被班固放入兵法类去了。也有已入兵书类而杂家类还未消除的，这就出现了一书两见的现象，这种简单的处理，就使杂家真的成了“杂”家。[16]106此外，仓修良还以《艺文志》将杂家列入兵法为《子晚子》条目之解释。[17]57邵鸿从杂家书《伍子胥》与《盖庐》的联系处着手，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杂家即兵家，他指出其实《汉志》杂家中多兵法文字，像其下的《吴子》《尉缭子》《子晚子》①班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由余》都是兵家所著。即使是最典型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前者《孟秋纪》《仲秋纪》所收各篇，后者之《兵略训》，都是论兵的名篇。班固在《伍子胥》下注明伍子胥“为吴将”，也说明其文涉及军事。[18]其他持此说的还有叶桂刚和王贵元。[19]127

二、《蹴鞠》入兵法说

古棣则认为，《汉书·艺文志》并没有“早已注明，所有杂家都是可以人兵家的”。他指出《汉志》确有“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之说，但班氏其意绝非是说“所有杂家都是可以入兵家的”。这种错误的认知是由于不明《汉书·艺文志》体例，不明班固等关于杂家概念的意义，又兼对“入兵法”语句的失考所造成的。他引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陶宪曾曰：“‘入兵法’上脱‘出蹴鞠’三字。兵书四家惟“兵技巧’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而《诸子略》下亦注‘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是《蹴鞠》正从此出而入兵法也。今本脱‘出《蹴鞠》’三字，则‘入兵法’三字不可解，而《诸子略》所出之《蹴鞠》，亦不知其于十家中究出自何家矣。”《汉志》之《兵书略·兵技巧》类确著录有《蹴鞠》25篇，“蹴鞠”即用脚踢的皮球。因为“踢球”属体育运动，同军事有关，所以班固把“《蹴鞠》二十五篇”从杂家移入兵家，并非说所有的杂家著作都可以入兵家，他认为陶宪曾②古棣本原作陶曾宪，盖误，据改。对“入兵法”三字的考证可为定谳。他在对比班志对兵家与杂家的定义后得出“杂家并不是都能入兵家”的结论，指出“无斯理，亦无斯事”，两个尉缭，两部《尉缭》书（一为杂家、一为兵家）不能混淆。[20]294

李零统计杂家实际篇数后认为，杂家20家（20家）403篇（393篇，少10篇），其中出1家25篇。他同意上有脱文之说，即下《诸子略》“出《蹴鞭》一家，二十五篇”，他认为这里的393篇，不含所出《蹴鞭》25篇。[21]218胡楚生举杂家“入兵法”例为张舜徽“《七略》类例不明重为厘定例”为证，认为杂家之入与兵技巧家之出两相呼应，有出有入，出之于此必入之于彼，是为张氏之例。[22]97张舜徽在谈到《汉志》“出”“入”字隐含的意蕴时，举了原本被《七略》列入杂家类的《蹴鞠》一书为例：“出《蹴鞠》，入兵法。”文后括号内，张先生注明：“出蹴鞠三字今本无，依陶宪曾说补。”按：《汉志》原文“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文下班固自注“入兵法”。若不从陶说，校入“出蹴鞠”三字，则《汉志》原文完全无法读、不可解，所以，引用陶氏校勘，是不可或缺的。[23]234吴承志也同意此说，按“入兵法”上脱“出《蹴鞠》”3字，后总凡下注云“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是原书本有此文也，《蹴鞠》入兵技巧，彼注云重入《蹴鞠》，知任宏论次兵书四种，曾列此篇刘向《别录》删除重复入之襍家，歆续修《七略》又移归旧次耳，裴骃《史记·苏秦传集解》引《别录》曰《蹴鞠》者兵势也，所以陈武士，知有材也。骃所引《别录》即歆重定之本《蹴鞠》，虽襍萟于兵技巧实有关会，《隋志》入碁势襍博戏二十四部于兵家，非歆固意《旧唐志》从向旧録别立襍艺术类，斯得之矣”[24]310。何法周也同意徐召勋的“互著法”说，在此基础上他还认为班志中存在“互见例”，并提出了“一类两载”的看法，作为一些班志中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矛盾的备说。[25]

其他同意陶宪曾和王先谦所言“出《蹴鞠》”说的还有束景南[26]26、张烈[27]2923、梁启超[28]4725、刘咸炘[29]134、顾实[30]164、姚明煇[31]270、文怀沙[32]893和杨柱才[33]等。除此外，另有“入兵法”之上原有“蹴鞠”二字而今佚去之说。[34]32

其他说法还有如“互著法”说，认为实际上就只有一种《尉缭》，班固的《汉志》，实际上是刘歆的《七略》把这部书既分在杂家，又分在兵形势家内，就因为它用的是互著法，徐勇引徐召勋“互著法”说认为杂家与兵家是侧重不同的一种著作，注有“入兵法”三个字。指出这些都说明“杂家《尉缭》”与“兵形势家《尉缭》”只有内容侧重上的某些不同，而不能断然地分为两部书。[35]28他还认为从概念上看杂家与兵形势家确有不同，但实际上《汉书·艺文志》对所谓“杂家”书和所谓“兵形势家”书进行的划分并不十分科学，明显带有班固或刘向父子、任宏等人的主观成分。如在《汉志》中同是商鞅的著作，被分在“法家类”的有《商君》29篇，被分在“兵权谋家类”的有《公孙鞅》27篇；同是吴起的著作，被分在“杂家类”的有《吴子》1篇，被分在“兵权谋家类”的有《吴起》48篇；同是伍子胥的著作，被分在“杂家类”的有《伍子胥》8篇，被分在“兵技巧家类”的有《伍子胥》10篇。我们从杂家学派的代表作《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可以看出所谓“杂家”其实就是杂取各家学派观点而成的。因此，兵形势家思想作为杂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未尝不可，说明“杂家《尉缭》”与“兵形势家《尉缭》”只有内容侧重上的某些不同，而不能断然地分为两部书。[36]也有认为入兵法指的是原在杂家的《司马法》入于礼类，此说最是无据不足为凭。[37]26

何法周的意见与徐勇大致相同，他认为班固在《汉志》中声明“杂家”与“兵家”的著作内容有相同之处，“杂家”类著作可以“入兵法”，清楚地说明了在这“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总数中的“杂家”《尉缭》29篇，其内容也是言兵的，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言兵的。班固为什么将“杂二十家，四百三篇”既列入了“杂家”而又都“入兵法”，他从班固对“杂二十家”有些书的自注中发现了一些信息。班固在“杂二十家”中的“《子晚子》三十五篇”下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齐人，好议兵”，是指作者晚子的特点，“与《司马法》相似”，是指《子晚子》这部书的内容。作者“好议兵”，书又“与《司马法》相似”，当然可以“入兵法”，因为刘故在《七略》中就将《司马法》归入了“兵家”。班固还在“杂二十家”中的“《杂家言》一篇”下注曰：“王伯，不知作者。”书的内容既然讲了“王”又讲了“伯（霸）”，当然与“兵”有关，也可以“入兵法”。从班固自注中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证明班固将“杂二十家，四百三篇”这一小类“入兵法”，有他的根据；“杂家”《尉缭》在这“二十家”中，当然是言兵之作。[38]孙通海和王颂民也同意徐勇的看法，他们认为从今本《尉缭子》的内容来看，它与《隋志》杂家类的《尉缭子》基本一致，今本所传《尉缭子》虽然在古代被划为杂家类，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兵书价值。就是古代著录中的杂家，也实际上是“入兵法”的，可惜的是更侧重于战争形势的兵家类的《尉缭子》，我们已无从看到了。[39]388也有学者认为杂二十家目录中没有《兵法》，班氏自注之“入《兵法》”即指《吴子》一篇而已。[40]

三、“蹴鞠”不必出之于某家

今之“出《蹴鞠》，入兵法”之说似始于陶宪曾，但实由王先谦最先提出，确有可考者也是《汉书补注》对陶说的称引，王先谦于班注“入兵法”下补注引有陶宪曾曰“‘入兵法’上脱‘出蹴鞠’三字。兵书四家，惟兵技巧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而诸子十家下，亦注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是《蹴鞠》正从此出而入兵法也。今本脱‘出蹴鞠’三字，则‘入兵法’三字不可解，而诸子家所出之《蹴鞠》，亦不知其于十家中究出自何家矣”[41]2999。今本出蹴鞠之说，由王先谦引陶宪曾说为始，后之学者持“出蹴鞠”说皆本于王氏《补注》，但此说未见于他本。如与其同时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陕西维新派领袖、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同时也是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人老师的刘光蕡则未有引用，《刘光蕡集》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和教育思想，其中杂家类下只有班氏原注，而不见“出蹴鞠”三字，[42]598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亦无，[43]46郭毓麟等亦以为不脱，[44]145凡中华书局本《汉书》也只载班注。可见王先谦“出蹴鞠”说未有实证，且即使证明陶氏曾有此论，但其出处亦不得而知，故此说因其尚存在许多疑问，仅能略作为班氏自注“入兵法”之一说一见。

笔者认为班注“入兵法”之上并未脱字。首先，目前已有学者质疑于此，何法周认为这种看法有一些道理，但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语气上的问题，按《艺文志》通例，如果此句是说“出《蹴鞠》，入兵法”，那么“入兵法”下还应有“也”字，不然煞不住句。但是如果这样添补之后就将这一句的意思与语气全改变了，似乎不好将仅有“入兵法”这三个字的句子，前添后加，以意为之，而改为“出《蹴鞠》，入兵法也 ”。[38]其次，《蹴鞠》本就是兵书，《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正义》按：“《蹴鞠书》有《域说篇》，即今之打球也。黄帝所作，起战国时。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讲武。”《索引》亦引《别录》云：“蹴鞠者，蹴亦蹋也。”崔豹云曰：“起黄帝时，习兵之势也。”[45]2257盖任宏校订《兵书略》时有所遗漏并未选入。或云《诸子略》“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即由杂家类所出，此虽为班注所省略未予标注，以致疑雾由此而渐起，但以兵技巧家概念视之，即“省《墨子》重，入《蹴鞠》也”，又因《墨子》《蹴鞠》皆合于兵家之技巧者，故由此猜测《诸子略》所出之《蹴鞠》一家盖由墨家而出之于兵技巧家，非是出自诸子之杂家。此外，西汉以来蹴鞠逐渐由兵家的练兵之术，向当时的普及娱乐运动转化，军事特性渐少而娱乐性更大，故向、歆父子和任宏不再著录之于兵家，而班固复增入之，而非是由某家出之。

《史记》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45]2939，《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切因左右问故，苍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45]387；至《汉书》载“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45]2885，“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旋镂”[45]2367。可见蹴鞠从汉初的半军事训练半娱乐游戏的一项运动，到后来发展成与驹马射猎相并论的纨绔娱乐运动，兵家所重的军事技巧性训练日渐减少，向、歆父子很有可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将之从兵技巧家剔除出去，而任宏因之，后班志又复入之于兵技巧家，是故入于某家之书未必非必出之于某家方可入之。

四、“入兵《法》”非“入于兵法”

班固《艺文志》某家、某《略》下均注明总家数与篇数，其中凡与《七略》有所不同处，辄自注其出入者，现摘列如下：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

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杨雄八篇。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杨雄八篇。

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由以上所列可知，班志7处“入”的改动，惟有杂家类1处没有标明要“入”的篇数，这就为后世争论埋下了隐患。清季以来学者研究班志之“出”“入”，尤其是杂家类下的“入兵法”三字自注，几乎都是一边倒的认为班固是要将“杂家类”的一整类或者是杂家类20家中的某几家“入兵法”。但以班氏《艺文志》来看，我们今天所见班志已经是当时最后的定稿，以为只要班固已经注明了的“出”“入”之处，就已经把要出、入的几家几篇归入到了新的分类当中去，而不是还要留待他人或者后人再按照班志自注来进行自行操作。然夷考班志本文言入者七，言出者三。其相应者，惟司马法1家155篇，蹴鞠家25篇而已。是班氏之用术语，亦复率尔而书，增或云入省或云出，初无定谊。[46]915此外，班固自注之言“入”者共13处，去除总论重复后有7处，且均在总凡之后，也就是说“入”字后面的内容要加入到“入”字前面的分类中去，如刘向《稽疑》1篇归入《书》类，《司马法》1家155篇归入《礼》类，扬雄、杜林2家2篇归入小学类，杨雄1家38篇归入儒家，杨雄8篇归入赋，《蹴鞠》25篇归入兵技巧家。照班志中其他家之例来看，杂家类下班氏自注“入兵法”也应该要将是某“兵法”或某些“兵法”归入到杂家类中去。所以笔者认为杂家类20家、430篇是班固对其进行“出”“入”之后的定著，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杂家类其中的如《尉缭》，亦或是《吴子》或《伍子胥》的1家或几家可再入兵法，如果班固认为其可入，就会将其直接移动改定到他家。而对于杂家类的“入兵法”自注的理解，也应该是将某家兵法或某几家兵法归入杂家类，而不是将杂家类归入兵法。历史研究最忌“以今度古”，汉字和汉语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化极大，所以我们不能以今人的书写习惯和语言逻辑去臆测2 000年前孟坚之真实意愿表达，只能结合已有的史实史料进行合理地比较和推理。

既然是要将兵法归入杂家类，那究竟是要归入哪家兵法或者哪些兵法，因为班固未有明说，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得而知，但能稍稍从当时的一些语言和文字表达习惯来进行推论。汉孝文帝二年诏：“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45]1104法是统称，“法”的本意是法律、法令，汉代有军法，“臣谨案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45]2911；有兵法，“兵法曰大将军出必有偏裨，所以扬威武，参计策，将军又何疑焉”[45]3299；又有谥法，“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45]2748。按汉例，当时常言之“兵法”当是论兵之《法》的一个统称而并不特指某一家兵法，张固也指出汉人称引诸家兵书，只称《兵法》者甚多。[47]240若特指某一兵法时则全称其名，如《司马兵法》，“闻齐有驷先生者，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材也”[45]3313；《太公兵法》，“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45]2024等。由是可知，班氏自注言之“入兵《法》”，并非是特指某一兵法或某几家之兵法，乃是对于当时世俗所认可、可称之为“兵《法》”的单篇之通谓。此外，《汉志》所著录之杂家类书，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较多地涉及兵政诸事，具体表现为撰者大多具有军事经历或书中内容多谈兵言兵。汉以后至于隋唐，其间所著录之杂家类书目，亦多为有军事经历者所撰，且时代越前表现得越为明显，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特点的表现与杂家类书目收入兵法不无关系。

五、兵法可入诸子

《汉书·晁错传》引有《兵法》云：“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有学者以为这段文字与银雀山简本《参患》篇中的“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一段十分相似，并且在晁错书中，这段话是作为“兵法”引用的。而上文之所以不见于《王兵》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猜想晁错所引的《兵书》大概是《王兵》之外，《参患》篇所取材的另一个来源，晁错所引兵书和《王兵》之类的作品，汉初人可能并不认为是《管子》书。[48]376张佩纶亦曾指出，晁错引兵法而不言引《管子》者，《管子》本入为兵法，疑任宏所定，即本张良、韩信，自东汉时复省出之耳。《赵充国传》引《孙子》亦称曰“兵法”，盖诸子入兵法者，皆冠以兵法之名，不必言某子也。[49]123其他如《管子·七法》等篇，石一参也认为曾佚入兵法。[50]386

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还指出，《史记》《汉书》凡引“兵法”都是指的古兵书，他们援引《黥布列传》载“且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和《赵充国传》载“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来佐证其说，因二者所称引兵法皆由《孙子》。[48]376今考《甘延寿传》“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张汤所论兵法与《尉缭子》“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极为相似，盖张汤所称兵法即为今本《尉缭子》。《尉缭》为先秦古兵书已为大多数学者之共识，班志兵形势家有31篇，杂家类有29篇。由《管子》和《尉缭子》可见，诸子似可入兵法；而若依以班固撰写《艺文志》体例及宗旨，兵书、兵法也可入于诸子。

《兵书略》兵权谋类下有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汉志》兵书部分为任宏所校订而班固总纂之，《伊尹》等9书盖班固撰《诸子略》时已分列于他家并成定稿，而后总纂校订《兵书略》时复见任宏亦著其书，故取舍后仍列于《诸子略》并删省《兵书略》中之重复，故有此注；而班固《六艺略》本未著录《司马法》，乃其后总定时由《兵书略》出之并归入于《六艺略》，故言“出《司马法》入礼也”。今夷考《汉志》，《伊尹》51篇、《管子》86篇、《鹖冠子》1篇和《太公》237篇（其中《谋》81篇，《言》71篇，《兵》85篇）后被归入道家；《孙卿子》33篇和《陆贾》23篇被归入儒家；《苏子》31篇和《蒯子》5篇被归入纵横家；《淮南王》被归入杂家；《司马法》则被归入到礼类。

《汉书·宣元六王传》载：北游燕赵，欲循行郡国求幽隐之士，闻齐有驷先生者，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材也，博得谒见，承间进问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尔非世俗之所知。

《翟方进传》载：命遣大将军共行皇天之罚，讨海内之仇，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马法》不云乎？

《辛庆忌传》载：《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胡建传》载：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

《主父偃传》载：《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颜师古注曰：“司马穰苴善用兵，著书言兵法，谓之《司马法》。一说，司马，古主兵之官，有军陈用兵之法。”

《陈汤传》载：《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李广传》载：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主父偃列传》载：《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太史公自序》载：《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以《司马法》为例，西汉以来一直被当作古兵书、军法来看待，常被称作《司马法》，又号《司马兵法》。颜师古曰“司马，夏官卿，掌邦政，军旅属焉”，又“司马主武，兵禁之意也”。班固将其归入到“礼”类后，大概是为了突出并呼应其“礼”的特性而改称之为《军礼司马法》，但《史记》《汉书》中仅此一载，可见并不是当时世俗所认可的通称。而汉人对《司马法》的称引，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用于与军事相关的用途上，该书虽涉及古军礼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礼的范畴有重合，但全书所论述的终究是军礼，其性质和中心思想依然也是以军事为主体的，故《隋志》将其复入兵家类，并于北宋收入《武经七书》中。虽然班固可能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将该书出兵入礼，但依然不能抹杀该书被当时所普遍认可的兵书特性，也从侧面证明了班志的撰写宗旨——诸子可入兵法，兵法亦可入诸子。

六、结语

需要注意的是，兵权谋所省之《淮南王》书并不见于《汉志》，另见《淮南内》21篇与《淮南外》33篇于杂家。故姚振宗以为《淮南王》由兵权谋省而入兵法，“注云入兵法者，以兵权谋家所注考之，则淮南书也”[51]291。亦有学者认为此类班氏注云“入兵法”不知何书从《七略》兵书中析入杂家，以兵权谋所省10家考之认为应是《淮南》书。[52]150班志此处言省而不云出入者，即省去删去之意，可见与前《诸子略》是重复的关系，与《伊尹》《太公》等其他8家书一同删去。班固所省出之10家，除“出”兵“入”礼的155篇《司马法》，其余所省去的9种兵权谋书共521篇，刘奉世以为“种”当作“重”，且“重”之上还应当有“篇”字。[53]24另班固于《兵书略》下有注“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虽然统计的数字与实际稍有出入，但班固等确是认为省去、出入10家之后剩余53家兵家。地皇四年（23年）四月，王莽“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45]4182。《汉志》兵家总数加上省去出入之10家，正合63家之数，可见汉人一直以来都是将《太公》《司马法》等10家看作兵书的，但班固依然删省出入为诸子等，兵书虽与子部分列，但以班志著录体例来看兵法是可入诸子的。

《诸子略》杂家类下班固自注“入兵法”三字的真正含义，学界历来争论不一，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大致可看作对立的两派：一部分学者认为“入兵法”指的是杂家类书目的一种或某几种甚至全部杂家学派均可归入兵家；另一部分学者则均本陶宪曾“出《蹴鞠》”说，“入兵法”三字之上原应有“出《蹴鞠》”三字，即班固是将《蹴鞠》书由杂家出之而复入兵技巧家。虽然这两种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也能自成其说，但若纵观《汉志》之所言“入”，均是后者入于注之前，除杂家类“入兵法”外其余班固自注之“入”者无一例外，据此笔者认为“入兵法”三字之“入”也不应例外，比较班志是一个整体，其著录体例与“出”“入”的宗旨应当是贯穿全书并前后一致的，所以杂家类班注“入兵法”所言的真正含义应当是“兵《法》”归入到杂家类，而不是杂家书可归入到兵法，更不是较为牵强且证据不足的“出《蹴鞠》，入兵法”说。

廓清了以上笼罩在“入兵法”上的疑云，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只需要弄清究竟什么样的“兵法”才符合能归入到杂家的标准。章太炎的论述也许能为我们研究《汉志》“入兵法”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他指出“盖当代之兵书，应秘而不宣，古代之兵书，可人人省览。《孙子》十三篇，空论行军之理，与当时号令编制之法绝异，不似今参谋部之书，禁人窥览者也。是故当代之兵书，不得与子部并录”[54]114，汪晓云言此实暗言子书即兵书，子书所言“兵”“秘而不宣”。案章汪二说为是。但笔者认为，对于“古代兵书人人皆可省览”的问题也不应太过绝对，如《尉缭子》一书多言军事训练及练兵法，至唐宋时犹多有可称道处。且兵阴阳书至唐宋时亦屡下诏书禁民间修习，可见这些对于“当代”统治有所威胁的兵书亦在禁止之列。秦统一六国尤其是孝武“罢黜百家”以来，兵书与诸子都是儒家统治指导思想下的“牺牲品”，目录分类也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又须暗合统治集团利益，故兵书分类遭牺牲肢解最大。“入兵法”似指如章说之“欲禁人窥览之兵书”，统治者欲秘而不宣并根据时代及形势之变化将其辄入杂家，录之于诸子而废弃其军事属性，有目的地使其湮没泯然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