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梦雅，叶文举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汉书·艺文志》是对先秦、秦汉文化典籍所做的内容总结与价值评判，它全景式地呈现着中国上古到汉代典籍的发展状况，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都十分重要。它对诸子百家“九家十流”的总结，对诗赋社会功用的评价等等，被后世奉为经典之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它对兵书的分类十分详细，共有四大类。在后来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不再对兵书做如此详细的分类，兵书常常和医书、占卜等书籍一起，被笼统地归入到类似“方技”一类中。这足以见得兵书在汉代地位之崇高，是后世所不能比拟的。

在《汉书·艺文志》中，兵书被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

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右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右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1757-1762

从《汉书·艺文志》的原文来看，当时兵法典籍数量较多，且已经形成了许多派别，每一派别的理论特征都十分明显。同时，也说明了汉代对兵法的重视。正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所说：“兵家尚半诸子。盖秦汉军书最盛，故刘、王特列兵家”，[2]19“汉以兵取天下，故论兵书特盛”。[2]28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纯文学典籍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这大概是因为，汉代纯文学作品数量不足，以及文学观念发展水平的限制。从班固对诗赋的评价可以看出，此时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认识和官方意见，普遍认为文学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抒情性的；文艺是为了观察民情风俗、谏言讽喻而作，而不是为了抒发个人情志。由此可见，时人并不认为文学应当是纯粹的，故诗赋等纯文学作品在《汉书·艺文志》中自然不会拥有较高的地位。文学作品尚且没有确立其地位，更不要说与文学作品相辅相成的文学理论了。据文学发展历史来看，系统的文学理论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问世，才开始正式进入其发展时期。在汉代，文学理论充其量只是处在萌芽阶段。

这就形成了强烈而有趣的对比：兵法理论如此盛行，而文学理论的发展却极其不足。从理论归属看，兵法与文法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其发生、发展似乎不可放在一起比较。然而笔者通过对两种理论内容的详细对比，以及对其内部理论结构的分析，认为秦汉时期蓬勃发展的兵法和魏晋才进入成熟期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兵势”与“文气”理论的相似、兵法诡谲与文法贵“隐”的相似、兵法贵奇与文法贵变的相似。

1　兵法与文法的理论相似性

1.1　“兵势”说与“文气”说

兵法中十分讲究“势”，文论中则讲究“文气”。虽然两者名称不同，涵义却有相似之处。

首先，二者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涵养蓄积而成，并且在战争/文章全局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淮南子·兵略训》：“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3]1599靠德行、军队的威慑力蓄积产生军队之势，才能震慑敌军，故而善于用兵者要学会把握军队的“势”。

文学亦是如此。根据历代文论家的著述，文气是文章的灵魂。掌握文气者，下笔率性，洋洋洒洒，一写千言；而缺少文气者，下笔缓慢，犹犹疑疑，文字无力。“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鐕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4]646文气说不是刘勰的发明，在王充《论衡》中就有相关论述，而刘勰将此发挥得更为详尽。刘勰的《养气》篇认为，对于作家而言，学问储备固然重要，但还需要性情中的神与气，文气才是驾驭文辞的利器。对比两种创作状况可以明显发现：神气不足者，作者伤神而文章造作痕迹明显；神气充足者，则不仅作者创作过程轻松，而且文章会呈现圆融一体、浑似天然的状态。可见文气对行文的助益。

其次，二者的意义都偏向于主观抽象的而不是客观实在的方面。《淮南子·兵略训》：“兵有三势……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3]1617战争中要取得胜利讲究“势”，“势”的意义是多重的。实体的意义主要指地势，也就是占据有利的地形，利用地理优势打败敌人。也有抽象意义上的势，即气势，气势指的是军队的威严、肃杀凝练的士气，这主要靠军队实力、战争的正义与否等等。因此，“善用兵者畜其怒”，战争需要出师有名，同仇敌忾。只有保卫国家、征讨不义之师时，军队才能上下同心，对抗敌人。说明“势”虽然也有地势的意义，但更多的还是指战争的正义性、上下同心、凝练的士气等抽象层面。

参照文论，可发现“文气”虽然与身体状态有关，但更多的还是指精神的驰骋。“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4]646身体感官是供驱使、为创作服务的客观条件，而心中所想所思，凝而为神气，发而为言辞，是创作的主观因素。后者才是刘勰所着意强调的。

再次，“兵势”与“文气”都需要量时而行。兵家认为，没有把握则按兵不动，要是决定发兵，必然是已经看准时机，权衡好利弊，做好万全准备。如《淮南子·兵略训》：

权势必行，吏卒专精，选良用才，官得其人，计定谋决，明于死生，举错得失，莫不振惊。……故兵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为苟发。故胜定而后战，钤县而后动，故众聚而不虚散，兵出而不徒归。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如此野无校兵，国无守城矣。[3]1618

兵家看重时机，在敌强我弱时，会休战以调整己方；在敌弱我强时，则计划好行军路线、作战方案，侦测好地形，做好预防伏兵的准备，再从容出战，以确保战斗的胜利。

同样，文气也需要把握最佳时机。因为文气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修养、不同的年龄阶段，产生的文气的强弱都是不同的。对于创作者来说，想要获得最佳的文气，需要因势利导、审时度势。如《文心雕龙·养气》：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缓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4]647

刘勰认为，文气不佳则需要调和节宣，也就是调整情绪与身体状态。如果实在不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到最佳状态，作家应该搁置作品，暂停创作。这是保护文气的行为，而不是偷懒。因为创作与读书用功不尽相同，读书需要苦读与长时间坚持，而创作需要相对放松的状态，以及一定时间内的高效率工作。

综合上述三点可知，“兵势”与“文气”在地位之重要、涵义之抽象、形成之艰辛这三点上都十分相似，说明“兵势”说与“文气”说的理论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1.2　诡谲与“隐”：用兵讲究诡谲奇诈，行文讲究文外之旨

兵法中常常会讨论策略的诡诈，这是为了防止敌人做好应对准备。在开战以前，不仅不能让敌军窥测到己方的情形，还要故布疑阵，做出许多障眼法以迷惑敌军。如《孙子·计篇》：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5]193孙武认为：为了让敌军没有防备，要掩盖自己军队的真实状况。明明擅长的战略可以装作不擅长，将会使用的装备偏偏要装作不会用到。此外，在军队的去向上也需要声东击西，不让敌军看出真正的行军路线。总之，军队的优势绝不能暴露给敌人，以便趁其不备，一招制敌。

在文法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以隐奥深藏为上乘，突出“隐”在文法中的作用。《文心雕龙·隐秀》：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深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4]632

“隐”与“秀”相对。“秀”是明发于外，“隐”是深藏于内，二者互为表里，“秀”以“隐”成，“隐”以“秀”发；“隐”是体，“秀”是用。譬如川渎韫珠玉，川渎以珠玉生辉，“秀”以“隐”成文。“秀”既然是外在形态，“隐”就是文外之意。因此，“隐”指的是将真实意义隐藏在字面意义的表层之下，由读者领悟、寻找深层涵义。而寻找“隐”的真正意义的过程，即是作者与读者智慧的较量。文学的趣味正在于此。作品的布局、构思、意义指向等等，如果被读者轻易获取，作品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作者的本领是在作品中故布疑阵，或是安排九曲回环的结构，或是以生僻的典故隐藏真实意图，与读者展开智慧的较量。在这一点上，“隐”的手段与兵家的“诡谲”极其相似。文学的世界中，作者与读者的较量，恰如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对峙。

除了手段的相似，二者在境界上也都讲究浑然一体、去留无迹的状态。《淮南子·兵略训》：

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3]1637

这里强调战争并不只是刀枪剑戟的厮杀，其胜负也不仅仅是由谋略技巧决定的，战争应当达到“道”的层面。所谓“道”，就是神出鬼没，来去无形，让敌方琢磨不透。达到“道”的境界，可以轻松掌握主动权，取得胜利。而要达到“道”，就需要多方面要素齐全，包括极强的战斗力、将领与士卒的配合、后勤补给的到位、后方政治的支持等。在所有要素都具备时，才可能有“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的自然境界。

文法中也将“隐”定义为不晦涩、不雕削，取法自然的境界。如《文心雕龙·隐秀》：

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4]633

刘勰认为，“隐”的最终目的不是藏匿，而是被读者发现。造作、炫耀技巧、深奥的“藏”是谜语，而不是“隐”，“自然会妙”的状态才是合适的“隐”的状态。

兵家以诡诈取胜，文法以“隐”得文章之妙，并且二者都向往无影无形、浑然天成的境界，在这两点上，“诡谲”与“隐”是有异曲同工之趣的。

1.3　兵法贵奇，文法贵变

古代兵书多种多样且历代不断有新的经典兵书问世，如春秋战国时有《鬼谷子》《管子》《孙子》《孙膑兵法》等，后世有《武经总要》《百战奇法》等，可见兵法是随着战争的变化而不断总结更新的。固守兵书，不跟随时代变化而制定战术者必败。作为合格的军事家，必须观察即时的战况。如《孙子·势篇》：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5]203

《管子·兵法》也说：

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5]203

作战不能总是守着过去的老办法，过去的手段在当时可以取胜，而未必能在以后取胜。一是装备、地形、兵力等主客观因素都是不同的，二是某种曾经新奇的战法用过之后，对方已经熟知，不再具有优势，因此必须使用新的战略战术，新的战术对敌人而言才是陌生的，才能抢占先机，战争才有获胜的可能。

而在文法中，也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可因循守旧，创作陈腔滥调的作品。《文心雕龙·通变》：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塗，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4]519

文学有恒常不变的要求，即情感真实，语言与情感相得益彰。而声律、修辞、语言、叙述对象这些要素却需要不断变化。一种文体模式是有使用期限的，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产生出好的作品，超出期限，继续产生的作品容易走向枯燥乏味，这时就需要创制新的文体。刘勰认为，学古、模古虽然可以做到一定程度地与古人作品相似，却很难与古人的气韵风格一致。如同后世四言诗模仿《诗经》、散文模仿汉代《过秦论》，虽然有所相似，却失于板滞，不能有新意。正如刘勰所说：“青出于蓝，绛生于蒨，虽踰本色，不能复化。”[4]520

兵法贵奇而文法贵通变，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认为墨守成规的做法不可取，认为理论如同流水，水流则活，水停则腐。并且兵法是在正的基础上求奇，文法是在常的本位上求变，二者都不是为新而新，为奇而奇，都是立足于本位而奇、而新的。

2　兵法与文法理论相似的原因

兵法与文法在理论结构上的相似性，应当是有原因可循而不是偶然发生的，根据推测，其可能性有三种。第一种可能性是兵法兴盛在前，系统文学理论出现在后，二者有承续关系，即文法受到兵法的影响。这一推测缺乏文献支持，是不成立的。第二种可能性是二者有相同的理论来源，二者是同源关系，且二者共同的理论来源应当是道家思想。因为有记载指出，道家人物鬼谷子是军事家孙膑、庞涓的老师。然而，虽然《史记》证明鬼谷子真有其人，但他教授孙膑、庞涓二人的事迹只存在于神仙家、小说家的记载中，没有可靠的史料证明，因此这一可能性也不大。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即兵法理论与文学理论既不是承续关系，也不是同源关系，而是以道家思想为媒介产生的理论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道家思想与兵法由于时代相近，在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中形成了一部分相同的理论，同时道家思想与文学理论是承续关系，这就形成了兵法理论与后世文学理论的相似性。

2.1　兵家、道家思想相似性的史料与文本证据

据《汉书·艺文志》“兵权谋”所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1]1757其中《鹖冠子》又出现于“道家者流”的分类中。《鹖冠子》的内容既涉及道家思想，也涉及兵法权谋，是汇集两家思想的著述，可见兵家与道家是发生过融合的。

又如《文子》一书，本属于“道家者流”，但其中又有兵家思想：“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5]53《文子》本是道家类的书籍，却讲到兵家的“制胜于未战”“庙战”等内容。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说众多，其间不仅互相争辩，也互相吸收、融合。兵家与道家就是这样融通的。

2.2　道家与兵家理论归宿的同一性

道家思想通常被认为是无为退隐的，而事实上，道家思想为政治统治贡献了许多理论。《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价是：“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1]1732认为道家的“清虚自守”实际上是帝王之术。虽然讲“卑弱”“清虚”，其实是为了纡回而无形地掌握政权，控制局势。因此道家学说的目的之一是为政治服务。

道家思想的政治目的比较隐晦，而兵家思想的政治目的则较为明显。兵法明确认为，帝王之术是兵法最初和最具掌控力的一环，战争需要的不仅仅是军队的战斗力，还需要政府的政治实力。“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3]1590战争是在政府的政治决策下发动的，其性质是由政府决策决定的。无道的政府出师无名，为帝王或贵族私利而战，军心涣散；有道的政府为道义而战，为本国利益而战，军心一致。而战争的具体方针更需要朝廷的运筹帷幄。由此可见，道家与兵家理论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二者的目的与归宿是极为一致的。

由以上两点可知，兵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理论体系上有重合之处，在目标归宿上又是一致的，这足以证明两种思想体系是有同一性的。

2.3　道家思想与文学理论的承续关系

关于道家与文论的承续关系，可以找到大量的文本证据。如《庄子》《老子》等书中有：

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6]125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6]118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7]123以上几个例子，或是指向后世文学创作的专注与巧思，或是指向物我两忘的创作巅峰状态，或是倡扬含蕴不尽、文外之味的文学风格，为后世文论所继承。兹举“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例。后世以此为基，产生了许多与“文不尽意”有关的文学理论。对此，钱锺书在《管锥篇》中有详尽的表述：

词章之士以语文为专门本分，托命安身，而叹恨其不足以宣心写妙者，又比比焉。陆机《文赋》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陶潜《饮酒》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文心雕龙·神思》曰：“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黄庭坚《品令》曰：“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8]637

道家思想中的寥寥数语在后世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语境不同，适用范围不同，具体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都是从道家思想中取得思想原型的。因此，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渊源之一，二者有明显的承续关系。

3　结语

综合兵家与道家的碰撞、交融以及道家思想与古代文论的承续关系，可以得出：兵法与文论之间的理论相似性不是偶然发生的；兵法理论与文学理论是以道家思想为媒介而产生理论相似性的；兵法与文法，既不是前后承续的关系，也不是同源异流的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理论亲缘关系。

当然，兵法与文学理论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二者最终的指向与目标却大不相同。兵法强调胜负，兴盛在杀伐征战时期；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性的自足。而且，文学理论以及与它共生的文学，虽然经常被迫在不安定的时代中寻找生机，却一直希冀着崇文、安宁的盛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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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