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书是一座宝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兵书不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全世界都负有盛名。它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赢得很高的荣誉，受到各国军事家的重视和赞赏。中国兵书很早以前就流传到国外，以《孙子兵法》为最早，流传最广。就其流传的国家而言，以日本为最早，版本最多，研究最深。

归化日本的“阵法博士”，成为在日本传播中国军事思想的桥梁

在向日本传播先进中国军事思想过程中，朝鲜半岛各国一些归化日本的学者起到重要作用。据学者阎盛国研究，早在东晋时期，《孙子兵法》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并且被运用在军事实践中。《孙子兵法》传入朝鲜，最直接的原因是秦汉以来有大量中国移民、使者来到朝鲜半岛，另外也有朝鲜留学中国者，都有可能成为传播媒介。汉武帝征伐朝鲜后，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汉朝四郡”时期是中华文化第一次系统而又大规模传入时期。

663年，一批百济学者越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其中就有精通中国兵法、对中国军事思想有很深造诣的“阵法博士”。他们归化日本，成为在日本传播中国军事思想的桥梁。671年，日本天智天皇为50余名百济学者授官位。其中谷那晋首、木素贵子、亿礼福留、答■春初四人，均因谙熟中国兵法而被授官。

8世纪，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学习，中国也有许多学者赴日。这些往来于日本、中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使者，在把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科学文化、宗教艺术带到日本的同时，也把中国军事思想带到日本。日本学者吉备真备对传播中国军事思想有突出贡献。据《续日本纪》记载，吉备真备22岁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第二年即与阿倍仲麻吕等随第九次遣唐使团入唐学习。

吉备真备在长安期间，未进入太学，拜长安四门馆助教赵玄默为授业师。吉备在学业上的特点是广博，在长安的留学生涯前后达十多年。他的多才多艺给人留下极深印象，以至于后来演绎出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如《扶桑略记》说，因为他才智过人，大唐皇帝十分爱惜，多方挽留不许他回国。吉备于是秘“封”日月，致使十日之内，天下时辰“怪动”。唐人占卜后，才知是日本国留学生因不能回国，以秘术“封”了日月。于是皇帝特下诏，准许其回国。吉备不但精通六艺，而且谙熟兵法，尤其对《孙子》《吴子》钻研最深。734年，吉备真备带着在唐留学18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国。他把从唐朝所学、所购和受赠的大量图籍和物品奉献给本国朝廷。他带回日本的大量图籍的详细目录虽未流传下来，但从他回国后任太宰少贰和太宰大贰期间，曾经向工役人员讲授《孫子》《吴子》和诸葛亮八阵的记载看，我国兵书通过其传到日本是毫无疑义的。

吉备真备不但讲授兵书，而且能灵活运用。在日本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惠美押胜在近江（滋贺）竖起对抗朝廷的反叛之旗，吉备运用他在中国学到的兵法，拟定征伐叛军的战斗计划，仅用17天时间，就使对方全军覆没，惠美押胜也被斩首。由于作战有功，吉备晋升为从三位官位，担任参议兼中卫大将，后来又升任中纳言、大纳言，累进至右大臣。

“中国孔明，日本楠木”

9世纪，日本朝廷藏中国兵书达28种，如《孙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魏武帝兵书》等。10世纪后，日本学者和武将兴起研读中国兵书之风，尤以对《孙子兵法》的研读最为热烈。著名学者大江匡房利用祖上世代保管朝廷所藏中国兵书之便，钻研中国兵法，成为精通兵法大家。

比起学者，日本的军事将领更重视学习和运用。1062年，大江匡房弟子、著名武将源义家在厨川（今岩手县内）之战中，运用《孙子兵法》的作战指导原则，以“围师必阙”战法，大破敌军；在1084至1087年的“三年之战”中，他从《孙子兵法》“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的论述中得到启示，识破敌计，避开敌之伏兵，夺得战争胜利。1183年，源义仲在俱利伽罗岭（今富山县内）之战中，运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名将田单创造的“火牛阵”，以弱胜强。1184至1185年，源义经在一之谷（今神户市内）之战和屋岛（今香川县北）之战中，运用《孙子兵法》“以正合，以奇胜”思想，创“奇袭”战法，屡战屡胜，被后人称为军事天才。源义经也因此被日本兵学界公认为奇袭战法的始祖。

1332年，日本镰仓幕府后期著名武将楠木正成在赤坂千早城（今大阪府南），凭借数千名轻装步兵和巧妙的游击战术，面对数万骑的镰仓幕府讨伐军围攻，运用《孙子兵法》的“虚实篇”“九变篇”，以千余兵力御敌20万人的进攻，导演出日本战史上精彩的一幕，成为名噪一时的战术家。后人将他的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总结成为《楠木派兵法》。江户时代以后，在日本流传有“中国孔明，日本楠木”之说。

日本战国时代（1467-1615年），群雄纷争，名将辈出，出现诸如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毛利元就等著名武将，他们无不把《孙子》奉为圭臬。毛利元就崇尚孙子的“上兵伐谋”思想，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尤其是善用《孙子》中“因敌而制胜”的权变思想。日本统一的奠基者织田信长善于运用孙子“奇正”等谋略，并在长德战役中获胜。武田信玄少时即学习《孙子》，尤其钟爱《军争》篇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话，他的军旗绣着“风、林、火、山”四个大字。他将《孙子》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戎马生涯，战绩斐然，故享有“日本的孙武”之美誉。

在很多人看来，日本忍者是一个神秘的职业，而在一些小说和电影中，忍者甚至被神化，成为一群拥有特异功能或妖术的特殊团体。一般认为，忍者起源于室町时代末至战国时代，其鼎盛时期是日本的战国时期，因为各个大名都会设法派出这些无所不能的忍者去暗杀敌方首脑、烧毁对方粮库、伏击对方的巡逻队或搜集对方情报等。忍术由忍者的家族世代相传，忍术最初源于日本传统格斗术的刺杀术，后吸收中国兵学的理念，在长期修行与刻苦磨炼中独自发展，最终成型。关于忍术和忍者的起源，日本的古典忍术权威著作《万川集海》记载，中国的姜子牙首先提出忍术概念，并写在传世名著《六韬》中，后来，孙武、张良、韩信等相继对忍术理论进行完善。《孙子兵法》备受忍者推崇，古代日本忍者流派、门派和遁术中，都能找到《孙子兵法》的影子。

日本海军教育常备书

1615年，德川家康于大坂夏之阵击败丰臣秀赖，此战后德川家一气呵成，统一日本，终结长达150年的战国乱世。德川家康将《孙子兵法》作为军事教材，并下令复刊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首开日本刊刻兵书先河，结束日本手抄摹写汉籍兵书的历史。江户大儒林罗山先后著有《七书评判》《孙吴摘语》《孙子谚解》《孙子抄》等，尤以《孙子谚解》最为著名，被誉为日本注解《孙子兵法》第一人。就连当时的幕府將军德川秀忠都拜其为师，学习《六韬》和《三略》。此时，日本受中国军事理论影响的言兵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江户后期，由于“西力东渐”，日本军事界越来越多将目光投向西方。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日本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思想家对西方军事思想和中国军事思想做到兼收并蓄。明治维新后，仍有一批专家、学者热衷中国军事思想，写出许多介绍、研究中国军事思想的新作。而深谙孙子兵法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在日俄对马海战中知己知彼，以逸待劳，采取先发制人、集中火力各个歼灭的战术，仅以3艘鱼雷艇被击沉、2艘巡洋舰遭重创的代价，一举击沉俄国太平洋舰队38艘舰船中的21艘，俘获9艘，确立了日本海军在亚洲的霸主地位。1917年，日本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完成《孙子例解》一书，此书被海军省指定为日本海军教育常备图书，海军军官人手一册。

20世纪30年代，随着军国主义的盛行，日本军界大肆鼓吹“为天皇而战，为天皇尽忠”，日本军人被灌输超自然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必杀、必胜、必赢”的扭曲心理，海军大学开始讲授《斗战经》。强调精神要素的重要性，而将《孙子兵法》弃之不用。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一些具有军方背景的研究者开始通过《孙子兵法》对战争进行反思。海军中将德永荣在《孙子的真实》一书中感叹，由于一味地接受西方攻势思想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完全是这种德式思想”造成的。《孙子兵法》研究经过短时间停滞后再次升温，在战后《孙子》研究队伍中，不乏著名的汉学家和学者，他们研究《孙子》，既着眼于现实的应用，亦注重对《孙子》字词文句的校理和诠释。著名汉学家金谷治，师从武内义雄，长期从事《孙子》研究。他译注的《孙子》一书，自1963年出版以来，多次再版重印。汉学家守屋洋，专以著述、讲演为业，是当今日本最活跃的《孙子》研究家之一。

除日本外，亚洲国家中，越南、朝鲜等国也较早接触到中国古代兵书。《孙子》不仅在朝鲜半岛长期流传，甚至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之书。

传入欧洲

我国古代兵书在欧洲的流传起初是由少数精通汉语的欧洲军官口口相传。中国兵书首先进入西方世界的是法文译本。1772年，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法国神父阿米奥特（钱德明）将《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司马法五篇》《六韬兵法选二篇》等合称《中国军事艺术》在法国巴黎出版，后附图片及阵图，流传很广。

据序言称，这个译本是受法王路易十五的军事部长培尔丁委托而翻译。阿米奥特在书中指出，他的译本“不仅仅是照本翻译，而且把中国著者论述战争的思想和方式加以阐述”，其译文多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来翻译，常常偏离原意，但该书出版后仍受好评。在以后的200多年间，该译本或其中的部分内容先后多次再版重印，并转译成其他文字。较之《孙子兵法》第一部法语译本，其第一部英语译本的诞生晚了100多年，于1905年由当时英国军官卡尔思罗普根据日语版转译成英语。

英国在第二次英布战争（1899-1902年）中遭到较大挫折，引发军事界对西方盛行的消耗战的反思。而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胜利让英国倍感震撼，日本军队成为其研究重点之一，英军试图从中寻求自我改革之路。英国从1904年开始陆续派出军官赴日学习日语，英国军官进入日军部队学习其军事体系。卡尔思罗普正是其中一位军官，他赴日不久，就敏锐意识到日本军事策略与中国军事传统有着深远的渊源，他翻译的《孙子兵法》是他初学日语之际，在两位日本助手协助下由日文译本转译而来，于1905年在日本由东京三省堂出版。由于其英译底本为日文《孙子》十三篇，整篇文章充斥着日语翻译腔调，受到英国汉学家翟林奈等学者的批评。1910年，因不满于卡尔思罗普译本，翟林奈英译本问世，该译本以清朝学者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为底本，对《孙子兵法》十三篇进行重新翻译，同时增加相应注解。得益于翟林奈丰富的汉语文化背景，其译本内容翔实且质量较高，促进了孙子思想在西方社会的传播。

二战后，西方军界逐渐意识到《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其中美国对《孙子兵法》的英译尤为重视。美国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斯认为翟林奈的英译本过于学术化，于1963年出版了其个人新译本。格里菲斯一直研究游击战理论，并认为其理论之源就是《孙子》，凭借他研究《孙子》的丰富经历，该译本于伦敦和纽约同时发行后受到西方热捧，引发军界关注，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翻译丛书的代表，推动了《孙子》英译本在西方的研究与传播。

“若能把握《孙子》的精髓，我可断言他必胜”

二战后，美军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遭遇挫折，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始终无法在战场上找到便宜。在挫折面前，美军认识到东方兵学的价值，《孙子》开始受到重视。在中央情报局的授意下，著名历史学家、号称“中国通”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牵头，组织大量人员投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1963年，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带头研究《孙子》。美国著名军事史专家贝文·亚历山大围绕《孙子》的核心作战理论，撰写《<孙子兵法>与世界近现代战争》一书，运用孙子的兵学理论研究近现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亚历山大总结朝鲜战争，认为美军之所以能够在仁川成功登陆，正是严格遵循了孙子“以奇胜”的作战原则。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所遭到的失败，也是因为违反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这一原则。

美国前陆军参谋长、原驻越南司令威斯特摩兰，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个军人的报告》里，曾不止一次引用孙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警句，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进行检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福斯特和日本教授三好修，根据《孙子》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谋略思想，为美国制定了新的核战略，这一战略被命名为“孙子的核战略”。

进入90年代后，孙武的“不战”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和各战略集团的竞争战略和发展战略。从李德哈特的《战略论》到柯林斯的《大战略》、布热津斯基的《运筹帷幄》，都引用或引证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施道安提出中国战略思想的源头丰富，不只限于《孙子兵法》。《武经七书》《孙膑兵法》《太白阴经》《虎钤经》《草庐经略》《鬼谷子》《兵法百言》等兵书也进入美国研究者的视野。

《孙子兵法》崇尚智慧、热爱和平、尽可能限制战争暴力的思想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如今，美国国防大学、西点军校、海空军指挥学院等都把《孙子兵法》列为战略学和军事理论的必读书。英国皇家指挥学院也早就把《孙子》列为战略学和军事理论的第一本必读书。

不仅如此，当前，《孙子》已经走出兵界，进入企业管理、商业竞争、工程建设、医药卫生、外交谈判、体育比赛等各个领域。2016年，英国外科手术专家胡坦·阿什拉费恩在《手术哲学：现代手术理念与孙子兵法相比较》一文中，将治疗手段与病理性疾病之间形容为一场战争，而病人痊愈则意味着战争的胜利。日本学者北村加逸在《兵法孙子》一书中说：“除军事外，企业经营、围棋对垒、体育比赛、外交谈判、投机交易、选举竞争，甚至夫妻吵架，若能把握《孙子》的精髓，我可断言他必胜。”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兵书确实是一座宝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

（责编/黄梦怡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兵书》，黄金生/文，《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第1期；《历久弥新的战争艺术宝典<孙子兵法>：百世谈兵之祖》，李思达/文，《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