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 磊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用间”的使用记载最早在夏朝(1)女艾被认为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间谍。“(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左传·哀公元年》)，后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军事手段。《孙子兵法·用间篇》被认为是首次关于“用间”的系统性理论，后世的“用间”思想和实践都受其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关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用间”记载最多。学者在论及两者关系时，多以具体战争为载体，以“反间”为核心[1-3]，却没有从定义与分类标准的层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因此，本文将以《用间篇》为标尺对《史记》“用间”记载进行分类，希望能够进一步考察战国和秦汉时期战争中的“用间”情况，探讨“用间”特别是“反间”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不同之处,并就后世学者将《史记》记载与孙子“反间”理论相等同的情况进行探讨。

一、《史记》“用间”记载与《孙子兵法》的联系

如果想要将《孙子兵法·用间篇》与《史记》记载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用间”策略进行对照研究，必须先确定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孙子兵法》约成书于春秋末期，对后世影响深远，被称为“百代谈兵之祖”。[4]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兵家典籍都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影响，比如《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他们或直接引用《孙子兵法》的原文，或者在吸收孙子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改动。[5]秦代短祚，对于《孙子兵法》的记载较少，因此无法确定其在秦朝的流传情况。进入汉代之后，官方和民间对《孙子兵法》都十分重视。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再到汉孝成帝，《孙子兵法》一直存在于官方对兵书的三次整理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部分，将其划归于“兵权谋”的首位。李零认为,“当时的兵书，恐怕是以‘三大兵书’为主”，而“三大兵书”就是“张良所学的《太公兵法》和韩信所学的《孙子兵法》和《司马法》”。[6]383-385因此，从春秋战国到汉朝，《孙子兵法》对当时的军事斗争一直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并且在西汉之后逐渐开始形成一种兵学文化。

《用间篇》位于《孙子兵法》最后一篇，是兵家首次对“用间”进行的理论分析。孙子分析了“用间”的根本原因、分类、作用等,认为“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表现出了对于“用间”策略的极大重视。这是兵家“用间”理论的发端。近年来，“用间”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郑玲童、孙家洲认为,“用间”是秦能成功统一六国的重要手段。[7-8]在汉朝立国前后，汉代君臣也都使用过“用间”策略，并且几乎都凭借此计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关于以上“用间”分析的史料多出自《史记》，这与司马迁对将军事斗争的态度密切相关。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溯祖上官职后，自称兵家传人，表达出对军事战争的积极态度。在《律书》部分他将军事手段称之为“百王不易之道”[9]1239,又举“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子”的例子说明“诛伐不可偃于天下”[9]1241的道理。他还专门为孙子、司马穰苴、吴起等兵家作传，其中，孙子及著作《孙子兵法》与《史记》的联系更为紧密。根据现有史料可知，司马迁应是为孙子作传的第一人。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评论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9]2168这说明《孙子兵法》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确是较为流行的兵书。并且在《史记》中关于战争计策的多处描述及评论都带有《孙子兵法》的痕迹。现举两例进行说明。司马迁对张良的评价是“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智名，无勇功”[9]3312，其中的“无智名，无勇功”就来源于《孙子兵法·形篇》“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10]74。在《田单列传》中,司马迁用“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9]2456来评价田单的用兵战略，此句在《孙子兵法·势篇》中有相似的语句：“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10]89-90由此可知，司马迁应读过《孙子兵法》的原文，对“用间”的记载也应受到孙子理论的影响。

据上文可知，《孙子兵法》在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传，对当时的军事斗争影响很大。“用间”作为其中一篇，自然也在影响范围之内。而《史记》中对于“用间”的记载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用间”的实际发展情况。因此，如果想要进一步探究从春秋末期到秦汉时期“用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关系，将《史记》“用间”记载与《孙子兵法·用间篇》进行对照分析是一个很适合的方式。

二、《史记》“用间”记载的分类

在《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孙子将“用间”分为五类并对各“用间”策略进行定义：“故用间有五：有因(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10]291-296

孙子从间谍的身份以及生死角度出发，将间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阅读司马迁对“用间”的记载可知，他未有意识地对“用间”进行具体分类，但在整体的语言描述上，对“用间”使用了“间”与“反间”两种描述方式。由此出发，笔者对《史记》中的“用间”事例依据《用间篇》进行分类。要注意的是，《史记》中的“间”具有多重意义，本文所说的“间”主要围绕“间谍”展开。

(一)对“间”描述的分类

在司马迁笔下，用“间”形容的秦与六国的交锋在“郑国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激烈。《河渠书》载：“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9]1408面对秦国东进的战略倾向，韩国主动派遣郑国入秦为间，游说秦王以兴修水利，图谋拖慢战争进程。在这次“用间”中，郑国游说秦王是“吾间”以兴修水利的游说之辞“诳事于外”的过程，因此，应属于“死间”。另外，如果按照李零将孙子笔下的五间分为“从敌方收买的间谍”(乡间、内间、反间)和“从我方派出的间谍”(死间、生间)[11]371的思考方式来看，郑国事件也应归于“死间”。

六国之中，齐国对晋国也采取过用“间”之策。《齐太公世家》载：“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9]1500齐庄公在收留晋国大夫栾盈之后，采用“用间”计策，派栾盈潜入晋国为内应，欲以进攻晋国。此处的“间”取偷偷潜入之意，“内应”才是判断“用间”类型的关键。因此，应归于“内间”，栾盈虽然主动降于齐国，但是仍属于敌国官员。

汉与匈奴之间的斗争中，也有用“间”之计。汉元光元年(前134)，因汉与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有一定的信任，于是大行王恢派遣聂翁壹假装逃入匈奴地区，以自己做内应攻破马邑城为诱饵吸引匈奴攻打马邑，匈奴果然相信并且将聂翁壹放回汉朝。此处，聂翁壹行间应为“生间”，传给敌方虚假的情报之后仍能全身而退。

(二)对“反间”描述的分类

《史记》中第一次提到“反间”应在《燕召公世家》：“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哙立。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9]1554-1555，司马迁在此谈到苏秦入齐“反间”的事件。之后，他在《苏秦列传》中则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9]2265-2266。

苏秦假装与燕王有隙即“诳事于外”，如若被发现，苏秦必然身死，符合孙子对“死间”的定义。有学者也同样这样认为：“苏秦用的是《孙子兵法》中的死间，苏秦为燕间谍而实施的破齐计划。”[12]但苏秦入齐“死间”与孙子定义也有不同。首先，苏秦出使齐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掩盖与燕文公夫人私通的事实，其次才是为了燕国发展。另外，苏秦的死亡也并不是为了实施“死间”而死，反而是因为“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苏秦因此身亡，这属于行间过程中的意外事件。

在《史记》中被司马迁用“反间”形容“用间”策略最多的是秦国。《田敬仲完世家》载：“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脩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9]1902-1903齐国相后胜和其他朝臣得到秦国重金贿赂之后，劝解齐王对秦国实行“不抵抗政策”，依附于秦国，对于其他五国的求援也置之不理，最终导致东方六国被分割击败，成就秦统一大业。秦国这一“用间”属于重金贿赂敌方臣子的“内间”范围，齐国相后胜和宾客都属于敌国官员。

秦国对赵国也有两次被司马迁称为“反间”的战争。第一次发生在长平之战，廉颇面对秦国的进攻，采取坚守不出的战术。“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9]2333-2334，在赵国散布“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的流言[9]2334,导致赵王临时换将，以赵括代替了廉颇。之后，赵括被秦军一举击败，四十万赵国士兵也被坑杀，赵国从此再无力抵抗秦国。第二次发生在赵王迁七年(前229)，“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9]2451。秦国重金贿赂郭开后，让其宣传李牧、司马尚想要谋反的流言，引起了赵王对李牧、司马尚的不信任。最终，王翦击破赵军，赵国灭亡。这两次“用间”计策极为相似，都是贿赂敌方人员之后再宣传流言，使得敌军临阵换将，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不过两者也有不同，长平之战中，司马迁并未记载贿赂人员的身份，因此划分归类的话，应归于“乡间”与“内间”。而第二次赵国宠臣郭开宣传流言，则明显属于“内间”。

另外，楚汉争霸中也有司马迁对于“反间”的描述，主要是发生在陈平与项羽之间。这些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项羽本纪》中都有记载，其中以《陈丞相世家》记载最为详细。“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眛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眛等。”[9]2055项羽实力强大，刘邦不得不采取陈平之计，通过贿赂楚军人员的方式散播虚假消息，离间项羽和钟离眛等人之间的关系。收受贿赂的楚军属于敌国官人，因此这一“用间”计策属于“内间”。

(三)无法归属的分类

在司马迁笔下的“用间”策略，并不是每一例都可以按照《孙子兵法》进行分类。在真实的战争场景中，“用间”也不像《孙子兵法》所描绘的那样井然有序，具有规则性。

《史记》对秦国使用“用间”计策描述最早的应在秦缪公时期，目的是为收服当时由晋入戎的臣子由余。《秦本纪》载：“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9]193秦缪公的“用间”计策表现为影响戎王对于由余的信任，这主要通过拖延由余回国的时间来实现。之后“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再次加重戎王对于由余的不信任。最终，由余不得不归降秦国。这一过程所包括的“用间”并不单单是通过间谍来实现，而是一种政治手段，不符合孙子的分类标准。

《史记》中用“反间”形容六国之间战争的只有一例，主要围绕燕、齐、赵三国展开。《乐毅列传》载：“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于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9]2429《田单列传》载：“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9]2454

齐国田单得知燕惠王与燕将乐毅不和，于是实施“用间”计策，派间谍宣传流言以致燕国临阵换将。因宣传流言的方式并没有具体提到，无法分辨是派遣间谍进入还是收买地方官员进行宣传，因此无法分类。而且，乐毅虽然是因为齐国采取的“反间”而不得不逃亡，但他并没有为齐国所用，反而投降赵国。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案例也不符合孙子所谓“因其敌间而用之”，也就不属于“反间”的范畴。

另外，《史记》对于某些“用间”计策描述的并不清晰，因此，不能按照《孙子兵法》进行分类。例如,上文中田单两次宣传留言以行间，但是无法分辨是派遣间谍进入还是收买地方官员进行宣传，因此无法分类。《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将李牧备战匈奴的战略表述为“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9]2449。这一记载谈到了间谍，但是并没有说出详细的间谍行为，因此也无法判断所属类别。

综上，“用间”计策在《史记》中被多次记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战争中。司马迁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秦与六国争霸，楚汉、汉匈之间的战争中，其中，以秦与六国争霸为主,秦国“用间”的次数又多于六国。司马迁对“用间”计策的描述没有统一的规律。所有的“用间”策略，司马迁都可以“间”来形容，“反间”只作为一种特殊的策略被单独区分出来。而根据《孙子兵法·用间篇》的定义，《史记》中的“用间”策略以“内间”为主，还有部分应归类于“死间”“反间”“生间”，当然也存在多个无法进行分类的案例。这既反映了司马迁与孙子对于“用间”的认识不同，也说明战争的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有所区别。

三、对司马迁“用间”记载的认识

通过上文的分类可以发现，在司马迁笔下，战国、秦汉时期的“用间”实践与《孙子兵法》的理论有所区别，其中则以“反间”最为特别。而司马迁对“用间”的一些侧面描写也反映了他对于“用间”的态度。无论是“用间”理论还是“用间”记载都反映了自春秋时期开始的军事理论的发展以及兵学文化的繁荣。

(一)司马迁“反间”记载的特殊性

1.“反间”内涵的扩大化根据上文分类，可以总结出司马迁笔下的“反间”具有的两个特点。首先，从实施的前提条件来看，司马迁认为的“反间”需要派遣间谍进入敌国或者贿赂敌国官员。如苏秦入齐为间、秦国贿赂齐国相后胜、秦国贿赂赵国宠臣郭开。其次，从实施角度来看，司马迁认为的“反间”主要是通过宣传流言以分化君主与臣子的关系。如秦国分别两次派遣间谍入赵国宣传李牧、司马尚谋反和秦军害怕马服子、赵括而非廉颇的谣言，陈平派间谍到项羽军中宣传钟离眛等人欲谋反的流言。换句话说，“反间”在《史记》中的实现方式需要主动向敌方行间。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将“反间”定义为“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10]293。其后，又进一步分析：“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10]299根据这个定义，会发现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共有三例“用间”符合。第一例就是“郑国事件”的后续，在发现郑国是韩国间谍之后，秦王并没有直接处死，而是“因其敌间而用之”，利用郑国的水利才能，成功解决关中水患问题，为之后攻伐六国打下基础。第二例出自《廉颇蔺相如列传》，当时赵国与秦国交战，赵奢对秦军使用“反间”计策。“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9]2445面对秦国派入赵军中的间谍，赵奢并没有揭穿，而是传递给间谍错误的行军信息，最终“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9]2445。通过反间计策成功瓦解秦国的进攻。第三例则是出自陈平之计。《陈丞相世家》载：“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9]2055-2056汉王先故意将项羽所派使者视为范增所派的使者，以厚礼款待，之后又因确定他们是项羽的使者降低待遇。最终导致项羽最信任的谋士范增主动辞官，为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埋下伏笔。

综上，《史记》中“反间”的内涵较之《孙子兵法》有所扩展。从行间的主动性来说，孙子认为反间计实现的首要条件在于发现敌国在本国的间谍，之后才能实现杜牧所说“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10]293-294的后续手段。本国是在被动条件下顺势行间。司马迁所讲“反间”首要在于主动向敌方行间。从行间的目的来看，孙子认为“反间”主要在于得知敌方情报后，再进行下一步部署。司马迁笔下的“反间”人员通常直接进行流言宣传等活动，这都不是孙子认为实现“反间”所需要的条件。司马迁笔下的“反间”更像是孙子所言“乡间、内间、反间”的结合体。

2.后世理解出现的“偏差”长期以来，司马迁对“反间”的记载事件和记载内容“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反间’的认识。”[13]但是，也有学者意识到《史记》中的“反间”与孙子的“反间”是不同的。

桓宽在《盐铁论》中引用了秦间齐相后胜的例子，“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14]113,他用“反间”来形容这一策略。陈直、侯外庐等人考证桓宽应读过《史记》并受到了一定影响。可以知道，桓宽对于“反间”的认识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何氏(2)传世文献《何氏注孙子》共三卷，可以确定作者有两人，即五代何延锡和宋代何氏，但是具体内容由谁书写难以分辨，因此此处称为何氏。在对“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做注时直接引用了《史记》中的三个例子,即田单行间于燕国、赵奢行间于秦国、范雎行间于赵国。其中，田单与范雎这两个例子都属于司马迁笔下的“反间”，而非孙子所认为的。在《三十六计》中对“反间”的描述是“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15]211。张小梅认为,这句话引用了《易经》内容，其内容应解释为“在疑阵中再布置一层疑阵，利用自己内部暗藏的敌人间谍来误传假情报，这样就不会因有内奸而遭受损失”[15]211。从这个解释来看，《三十六计》对“反间”的描述更符合孙子原意。但是，在张小梅进一步举例论证时，却采用了《史记》中“田单反间乐毅”的故事。[15]211无独有偶，王健民在《三十六计》中也是如此解释与举例。[16]667无论是何氏还是张小梅、王健民，他们都没有进一步分析“田单反间乐毅”究竟是否符合孙子所说的“反间”，而只是根据司马迁的“反间”描述就将其与《孙子兵法》相联系起来。因此，在研究《史记》“反间”记载过程中，如果想要引《孙子兵法》为之作说明的话，就需要谨慎考虑，思考两者是否确为同一个意义下的“反间”。

但也有部分学者意识到孙子与司马迁对“反间”的认识是有区别的。裴默农提出,对“反间”的认识不应拘泥于孙子的定义，应该将政治理论与军事思想结合起来。[17]武洋也在借鉴西方军事思想和现代情报理论后，对“反间”做出了新的定义：“‘反间’是一种积极的反情报措施，利用对方的情报渠道来传递假情报，以达到欺骗对方的目的”[13]。因此，应充分认识司马迁与孙子在“反间”认识上的不同，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在新时代，“反间”思想已经拥有了新的内涵。

(二)“诡诈权谋”的时代印记

从孙子对于“用间”的首次理论阐发到《史记》记载的战国至汉时期的多次“用间”实践，说明了当时军事理论的发展十分迅速，反映了当时军事上重视“诡诈权谋”的时代特点。司马迁对“用间”态度也与西汉兵学文化有一定的联系。

与孙子在《用间篇》中对“用间”的明确推崇不同，司马迁对于“用间”的态度没有直接的表达，只可以通过一些侧面描写进行推测。在《苏秦列传》结尾处，司马迁评论道：“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9]2277。时人只因为苏秦“反间”而死就耻笑他，却忽略了苏秦“其智过人”的优点，因此司马迁才“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9]2277，不愿苏秦在死后徒留恶名。司马迁对于苏秦才智的推崇从侧面表现出他对“反间”策略并不反感。而孙子则将“用间”放在战争的核心位置，认为国家“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以至于“相守数年”，付出如巨大代价只是“以争一日之胜”[10]289。因此，从战争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与其结果来看，“用间”是必然的。

司马迁对“用间”的态度与西汉建立至武帝时期的兵学思想密切相关。从整个西汉王朝来看，“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曾经历极其丰富的战争实践……从而把秦汉兵学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鼎盛阶段”。[18]246在西汉建立之前，汉朝与秦朝、项羽展开长期战争，在西汉建立初期和汉武帝时期，汉王朝也与匈奴展开了长时间的战争。因此“当时朝廷对兵学理论的学习和普及是予以充分重视的”[18]267。例如，楚汉之争中，韩信就多次使用《孙子兵法》的计策；到汉武帝时期，武帝就希望霍去病能够学习孙吴兵法以对抗匈奴；东方朔也说过他已经系统学习了孙吴兵法。但是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实际在战国时期，兵学体系已经成熟，在进入汉代之后，“汉代将其系统化分类，形成体系，并使之经典化，在以后两千年间基本没有变化”[19]62。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班固就记录了汉成帝时期步兵校尉任宏对秦汉兵书第三次整理的结果。根据任宏的整理，先秦兵书应该分为四类：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孙子兵法》属于权谋类。这类兵书也被视为当时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

班固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20]1758孙子的“用间”等思想就是“权谋兵法”的典范。根据秦汉时期的兵学传统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用间”的态度应是支持的。

四、余论

总之，《史记》中记载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用间”以“乡间、内间、反间”为主，基本符合《孙子兵法》对“用间”的分类，但也存在无法归类的部分。这说明孙子对于“用间”的分类有其局限性。司马迁与孙子在“反间”上认识的不同说明军事理论一直在发展的过程中，而对两者进行的区分则更有利于明晰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各种军事斗争。更重要的是，在比较中可以发现，孙子对于“用间”原因、作用等理论的阐述对于以后“用间”思想具有启发作用，影响极为深远。《史记》记载的所有“用间”实践都被孙子关于“用间”的基础理论所包括。“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10]362孙子关于战争需要“先知”的论断，已经成为在他之后几乎所有“用间”理论的基础，即便军事理论发展到现在也是如此。一直以来，学者们出于对“用间之法，《孙子》所言之五间，最为精微详尽”[21]50的判断，选择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用间篇”的分类上，反而忽略了其中的其他理论。实际上，相比具体分类，“功在五间之外”可能更值得学界关注。[22]如今，“用间”多被看作情报分析的一部分，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莫测，“用间”的方式和种类与孙子、司马迁时期已经有了更多的变化。因此，应该抓住孙子的“用间”的根本理论和《史记》“用间”记载的有益部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化我国实施“用间”与应对别国“用间”策略的能力，进一步完善国防安全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