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远方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一部兵书。从内容考察，与山东颇有渊源，它蕴含了山东地域的许多元素。首先，“三十六计”之名称及其诸多计名之由来因山东人而成就；其次，《三十六计》中的“奇谋方略”多源自山东人的兵学思想，尤其是孙子的思想；再次，《三十六计》按语中援引的“经典战例”多为山东兵家、将帅的实践运用。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古代山东兵学的地位和成就。

三十六计 谋略 山东元素

自2500年前《孙子兵法》以降，中国古代兵书多出自山东人之手，有些军事著作尽管不是山东人书写，但其蕴含的思想、理念以及战争实践等无不深深打上“山东”的烙印，作为面世不久的一朵兵书奇葩——《三十六计》即体现了这一特色，其谋略思想多出自山东人的军事理论与用兵实践。

一、“三十六计”之名称及其诸多计名之由来因山东人而成就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兵书，不足5000字，却集中了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素有兵法、谋略奇书之称。《三十六计》的出现及涉及内容多与山东有关。“三十六计”语源于南北朝，《南齐书·王敬则传》中有“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①之语。此语后人赓续沿用，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中正式出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②之语。

上述檀公即指南朝宋名将檀道济，祖籍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城北），出身寒门，从军20余年，由士兵升为大将军。檀道济戎马倥偬，战绩卓著。根据多年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三十六策”，后衍化为“三十六计”并成书，《宋书》为檀道济立传，被载入史册。

不惟如此，《三十六计》中的诸多计名的出现或形成，多直接或间接与山东人有关。如“围魏救赵”，出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的战国时代孙膑等人“围魏救赵”的故事。“围魏救赵”的著名战法，源自孙膑为齐军统帅田忌献策，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常用的迫敌就范的重要谋略。其要点是避免与强敌正面作战，批亢捣虚，攻其必救。其成功经验，为历代兵家所借鉴。《三十六计》的作者把类似战例的经验加以概括、升华，列在《三十六计》书中。

《史记》记载，孙膑（今山东鄄城人）是孙武后世子孙。与其事迹有关而出现的计名还有并战计中的“假痴不癫”。战国时，魏国大将庞涓因嫉恨自己的本领远不如孙膑，设计加害，把孙膑的双膝盖骨割除，使孙膑成为废人。当孙膑得知庞涓还要置他于死地时，开始装疯卖傻，庞涓遂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后来，齐国使者淳于髡设法把他带回了齐国。孙膑用“假痴不癫”之计成功地瞒过了庞涓的猜疑， “假痴不癫”之计的出现与定名，是受到了这一历史故事的直接影响的。

直接受孙武事迹及其兵法内容影响而定名的计名有“指桑骂槐”“以逸待劳”“上屋抽梯”等。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吴宫教战”，其寓意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所以后代兵家多以这一典故来说明“指桑骂槐”之计的特点和含义。“以逸待劳”则直接出自《孙子兵法》：“以近待远，以佚（同“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军争篇》） 。“上屋抽梯”理论源自《孙子兵法》“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九地篇》）。其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上屋抽梯”用语，但其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了。此计运用最早见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的儿子刘琦因不容于继母，几次向诸葛亮求教自安自保之策，诸葛亮因其关系离间母子之情，均表示拒绝。有一天，刘琦以观赏古籍为名，将诸葛亮诱上高楼，暗中令人抽去楼梯。无奈之下，诸葛亮给刘琦策划了“外出而安”的计谋，让他借鉴春秋时期晋国“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经验教训，利用江夏一时无人守御的机会，向刘表请求屯兵江夏。刘琦按其计谋行事，果然成功。后人便把这一典故总结为“上屋抽梯”，并在军事上加以成功运用。可以看出，上屋抽梯之计谋，最初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

祖籍山东沂南的诸葛亮被誉为“智圣”，他在三国时期对西南彝族首领孟获实施的“欲擒故纵”策略，对该计名的源起由来起到了奠基作用；对魏国军事统帅司马懿施展的“空城计”，其故事早已家喻户晓，“空城计”之名称则最早见于罗贯中《三国演义》，后为《三十六计》作者录用。

其他如“打草惊蛇”“借刀杀人”等计名的由来也与山东人有关。“打草惊蛇”语出晚唐文学家段成式（今山东邹平人）的《酉阳杂俎》，记载的是唐代王鲁为当涂（属今安徽省）县令时，贪赃枉法，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一天，当地百姓联名控告他手下的主簿贪污受贿，王鲁见了状子，胆怯心虚，生怕自己的不法行径也被揭露出来，便不由自主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后来，人们把这八个字简化为“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并逐渐流传开来。但被《三十六计》的作者用作计名，已经改变了原意。

“借刀杀人”一词，最早出自明代汪廷讷所编《三祝记》戏剧中。宋仁宗年间，相国吕夷简等结党营私，为对付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密谋策划，企图让没有打仗经验的范仲淹任军队统帅——环庆路经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夏，其目的是借兵强马壮的西夏军队这把“刀”除掉范仲淹。但他们没想到，范仲淹自幼成长在临淄邹平（今山东邹平），在这里学习了《周易》与《孙子兵法》等。范仲淹在庙堂为良相，在边疆为明帅，短短几年，迫西夏求和，为北宋立下靖边功劳，破解了政敌“借刀杀人”之计。

二、《三十六计》中的“奇谋方略”多源自山东人的兵学思想

《史记》第一次向世人明确：“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③孙子的兵学思想对《三十六计》影响是全面、系统、具体的，表现为三十六条计谋多直接或间接来自《孙子兵法》的诡道思想及其对战略战术、军事心理、军事地形、军事信息等的论述。可以把《三十六计》看作是对《孙子兵法》部分谋略思想的实际运用。

譬如“以逸待劳”，不仅计名源自《孙子兵法》，而且其思想也缘于此。其按语分析：“‘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兵书论敌，此为论势。”值得称道的是，孙子的以逸待劳主要是从战术层面上讲的，而《三十六计》的作者对此并没有停留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术运用上。作者明确：“其旨非择地以待敌，而在以简执繁，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变，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④可见此计的谋略应用已大大拓展，不再局限于选择战地而以逸待劳的原意，而是“困敌之势，不以战”⑤，即也可采用非战斗手段，达成使敌困顿之势。

《孙子·火攻篇》是“隔岸观火”的思想源头。其按语：“此兵书火攻之道也。按兵书《火攻篇》，前段言火攻之法，后段言慎动之理，与隔岸观火之意，亦相吻合。”⑥为什么要隔岸观火，就因为孙子早就告诫，火攻之后一定要慎动。与处于优势的胜战计的“趁火打劫”不同，“隔岸观火”是处于劣势之计。此计策使用要求是要有火可观，有岸可隔，首先将自己置于安全的境地，待时而发，待机而动，这也是孙子权变思想的直接体现。

再譬如“笑里藏刀”之计，是受《孙子》的“相敌”之术影响而形成的。其按语有言：“兵书云：‘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行军篇》）故凡敌人之巧言令色，皆杀机之外露也”⑦。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推测出敌人的动向。当然此计也是孙子诡道中“用而示之不用”和“卑而骄之”思想的具体体现。笑里藏刀的含义为外柔内刚，其精髓是作者用《周易》哲学的语言表述为“刚中柔外”。一切基于刚中柔外原理推演的用兵之策，都是此计的谋略运用。作者命名为“笑里藏刀”，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如果把它理解为表面友好而内心狠毒，则脱离了该计谋的涵义。

受孙子思想影响形成的计谋还有“打草惊蛇”“欲擒故纵”“调虎离山”等，打草惊蛇按语引用孙子：“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也。” （《行军篇》）欲擒故纵也借孙子之“穷寇勿迫”作为指导思想，只不过把“穷寇勿迫”改为了“穷寇勿追”而已。“调虎离山”是为了避免“下政攻城”——《孙子兵法》中的“其下攻城”（《谋攻篇》）之意。因此，分析《三十六计》之按语，可以了解其出自孙子的思想渊源。

其他如瞒天过海，实则是孙子“诡道十二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思想体现。“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等表现的是“乱而取之”，“借刀杀人”的目的是“亲而离之”，“抛砖引玉”是为了“利而诱之”，“走为上”是“强而避之”等等，而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声东击西”“暗渡陈仓”“擒贼擒王”等是孙子“正合奇胜”“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的具体运用。“指桑骂槐”体现的是孙子的“以迂为直”的间接路线思想。“李代桃僵”则考虑的是“杂于利害”“以患为利”，两害相权取其轻。“远交近攻”考虑的多是“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军争篇》）。“金蝉脱壳”“借尸还魂”是“示形惑敌”的具体应用。“关门捉贼”是为了“穷寇勿迫”。“美人计”“苦肉计”是“将军可夺心”的重要手段等等。可以说《孙子兵法》给《三十六计》提供了直接的指导思想，计计均能在《孙子兵法》中找到理论根据。在《三十六计》整体框架中，体现了孙子提倡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孙武之外，山东地域对《三十六计》计谋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有孙膑、吴起、诸葛亮以及姜太公等人。“围魏救赵”之按语 “故当齐救赵时，孙子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⑧此孙子即是战国时的“齐孙子”孙膑，言下之意是，只要抓住彼方要害，攻其虚弱之点，使彼方的形势受到挫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围了。这是“围魏救赵”之计的思想说明。这里面的“形格势禁”的提法，在混战计之远交近攻解语中还被变通运用为“形禁势格”，借此提醒要“利从近取，害以远隔”⑨。

“田忌赛马”的故事，是孙膑最早对“李代桃僵”计策的应用。其按语“如以下驷敌上驷，以上驷敌中驷，以中驷敌下驷之类，则诚兵家独具之诡谋，非常理之可推测者也”⑩。指出这是军事谋略家所具有的独特谋略，并不是用普通的道理可以推测出来的。当然，《三十六计》的作者也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兵家独具之诡谋”，违背了常理及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使用。不管怎样，这是典型的“李代桃僵”是没有疑义的。

关于“关门捉贼”，则是受了吴起（今山东定陶人）兵法思想的影响。其按语引用《吴子》曰：“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所以，能关上门捉住贼人是最好的选择。

“欲擒故纵”之按语分析：“武侯之七擒七纵，即纵而蹑之，故辗转推进，至于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纵，其意在拓地，在借孟获以服诸蛮，非兵法也。”当时虽没有“欲擒故纵”一词的提法，但诸葛亮在三国时的运用，对该计策的产生，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三十六计》本身是对古代成功战例的经验总结。

商末琅邪海曲（今山东省日照市）人姜太公，其《六韬》智慧，在《三十六计》中也有体现。如“混水摸鱼”之按语援引《六韬·兵征》：“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列举军队陷入混乱的种种表现，“此弱征”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可借机“混水摸鱼”。说明《三十六计》的作者在收录这一计策时，受到了姜太公这一思想的影响。再如“美人计”的出现，也受到了《六韬》的影响，对于直接用武力难以征服的敌国，应“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这是较早从理论上对“美人计”进行的总结和阐述，不能不对《三十六计》的作者产生启发。

《六韬》所记，全为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答之辞，虽为后人依托之作，但《六韬》反映的是姜太公的兵学思想，其成书地域为太公故里齐地是没有疑问的。

三、《三十六计》按语中援引的“经典战例”多为山东人的实践运用

《三十六计》是在前人成功战例的基础上结合《周易》、历代兵家思想总结出来的兵学智慧，讲的是大将“对战之策”。而诸多经典战例由山东兵家、将帅所创造。如孙膑之“围魏救赵”，诸葛亮对孟获之“欲擒故纵”等，前面均已有涉及，自不待言。

《三十六计》按语中引用最多的经典战例是孙膑所创造，“围魏救赵”“以逸待劳”“抛砖引玉”均引用了《史记》中“孙庞斗智”的故事，“围魏救赵”一如前述。其他如“孙膑于马陵道伏击庞涓”，又如“孙膑减灶而诱杀庞涓”，讲的是同一战例。公元前342年，庞涓率大军10万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仍以田忌、孙膑率军直趋魏都大梁，欲围魏救韩。当得知庞涓弃韩回师应战后，孙膑因势利导，用迫兵减灶的办法诱敌深入。最终在马陵道（今山东郯城）设伏，大败魏军，庞涓自杀。

“金蝉脱壳”“按语”列举了檀道济的事迹：“檀道济被围，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惧有伏，不敢逼，乃归。”这一场景的发生是在南朝刘宋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派遣大将檀道济率师北伐，多次打败北魏的军队。在宋军打到历城（今山东济南一带）时，粮草难以为继，檀道济预感到魏军会趁火打劫，为使魏军看不出破绽，撤退时又以弱示强，从从容容离去。其实，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走为上计”的运用。

“败战计”按语引用案例多发生在山东人身上，譬如“反间计”援引了齐国大将田单（今山东临淄人）的事迹：“如燕昭王薨，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田单乃纵反间曰：‘乐毅与燕王有隙，畏诛，欲连兵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惟恐他将来，即墨残矣！’惠王闻之，即使骑劫代将，毅遂奔赵。”这是田单使用反间计，首先离间燕惠王与乐毅的关系，然后又巧使连环计，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尽复70余城，使濒临灭亡的齐国复国。

“连环计”引用的南宋名将毕再遇的事迹更为典型：“如宋毕再遇，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人马已饥，闻豆香，乃就食，鞭之不前。遇率师反攻，遂大胜。皆连环之计也。”毕再遇，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兖州（今山东兖州）人，他在抗金战争中常设计引诱敌人来战，先是缠住敌人，等到天色昏暗，便把预先用香料煮好的黑豆撒在地上，再向前挑战，然后假装战败而退。敌人乘胜追赶，但他们的战马已经饥乏，嗅到地上豆子的香味，就只顾抢着吃豆子，任凭用鞭子抽打，也不肯前进。这时，毕再遇率领部队反攻，于是大获全胜。

除此之外，“走为上计”又列举了其“缚羊击鼓”的故事：“如宋毕再遇与金人对垒，一夕拔营去，留旗于营，豫缚生羊悬之，置前两足于鼓上。羊不堪倒悬，则足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已远矣。可谓善走着也”。可以说这也是典型的善于退却的战例。

综上，《三十六计》不管是计源、计名还是谋略思想、经典战例等直接或间接所涉山东人事最广，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山东兵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也反映了山东人特有的睿智。从某种意义上讲，了解山东兵学，更有助于理解《三十六计》思想及智慧，而《三十六计》之认知方法，也给我们提供了古代谋略之精义和独特的思维模式，对我们了解、应对、服务现实社会大有裨益。

注释

①萧子显：《南齐书·王敬则列传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79页。

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冷斋夜话卷九》，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7页。

③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61页。

（此文为作者在2016年3月2日山东孙子研究会举办的“中华文化与孙子兵学学术论坛”上发表的论文）

（责任编辑：孟祥才）

Region， Stratagems and Practice: Shandong Elements in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Sun Yuanfang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is a military book which summarizes the ancient excellent Chinese military thinking and rich warring experie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its contents， this book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handong，since it contains many elements of the Shandong region. First， the name of “thirty-six stratagems” and the names of many stratagems originated from the achievements secured by Shandong people. Second， most of the stratagems in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originated from the military thinking of Shandong people， especially Sun Zi’s thinking. Third， the classical war cases cited by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were practiced and applied by the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in Shandong. All these show the position and achievement of the ancient military science in Shandong.

Thirty-six Stratagems； Stratagem； Shandong Elements

E8

A

2095-9176（2016）03-0073-05

2016-2-20

孙远方，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