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 呈现给社会的财富观
《绿色中国》杂志·B 2016年3期
宗庆后作为中国商人和浙商的杰出代表，人生历程与娃哈哈发展几乎合二为一，所以也展现了中国和浙江省改革开放的轨迹，成为全球化图景下中国崛起的企业样本。
作为著名企业家，宗庆后先后获得2010年、2012年、2013年《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称号，并于2010年成为《福布斯》和胡润百富榜的双料首富。相较于普通人，宗庆后的生活并无多大不同，有人统计过，宗庆后一年的个人消费应该不超过5万元。在宗庆后的理解里，超过1000万元的财富都属于社会，“有个一两千万属于你自己，再多的你也花不完，最终还是社会的。”这就是宗庆后呈现给社会的财富观。
2016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随着全国两会拉开帷幕，中国开启走向全面小康的新航程。或许人们不会注意到，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常青树”，今天的宗庆后依然坚守在企业发展变革的第一线。
宗庆后1987年创立娃哈哈，短短二十几年间，将娃哈哈从一个只有3个人、借款14万元的校办企业经销部发展成为今天拥有3万名员工、总资产402亿元，国内最大、产量排名世界前列的现代大型饮料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行列。2014年娃哈哈实现营业收入720亿元、利税129亿元，上缴税金近60亿元，连续第17年饮料产量、销售收入、利税、利润、总资产在中国饮料业中排名第一。
宗庆后以其超前的经营意识，过人的发展胆略及娴熟的市场驾驭能力，率领娃哈哈通过实施一系列战略部署，奠定了在国内饮料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并在实际经营中摸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独具娃哈哈特色的非常管理模式，锻造了享誉全国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
在营销管理上，宗庆后被西方媒体称为是市场网络的“编织大师”，其创建的联销体模式，编织了一张遍布全国各地6000多个一级批发商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二级、三级批发商和销售终端营销网。同时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先吃肉再啃骨头”的市场策略，成就了娃哈哈在中国饮料行业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
站在新的时代节点，这位娃哈哈掌舵者作何思考？这家与改革发展历程同步成长的企业又将走向何方？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认真履职的人大代表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平民，就生活在社会底层。再加上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建了厂，我们的员工也遍布全国城乡，在考察市场和考察工厂的时候，和各界人士的交往也比较多，对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也比较了解。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有责任把他们的希望、要求反映出来。”这是宗庆后接受记者采访的自白。
从2003年到现在，13年的时间，宗庆后连续参加了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提出了议案和建议一百多条，主要覆盖了税收分配、房产经济、宏观政策、食品安全等话题。在众多人大代表中，宗庆后因为连续十几年积极提出建议而广受欢迎。
“知政、参政、议政是人大代表的基本职责，要履行好这个职责必须深入调研。”宗庆后说，人大代表要有神圣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要留心并积极思考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种问题，掌握各种问题的实质，真实地反映老百姓心声，只有这样，才能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和建议，真正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作为知名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宗庆后在带领娃哈哈集团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一直没有忘记肩负的全国人大代表职责。每年全国两会前几个月，不管工作多忙，宗庆后都要抽出时间进行调查，撰写议案和建议。
“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经常跑市场、跑工程，接触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平时就把这些关系结合起来，把我身边的事情反映出来。”宗庆后说，人大代表就要为老百姓说话，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由于娃哈哈是一家食品企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都是农产品，他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也比较多。宗庆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的第一条建议就是聚焦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在随后几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宗庆后继续针对“三农”问题提交了多条建议，其中关于加强农村基础建设规划工作、制定农村规划法的建议，受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高度赞同，并答复称与建议内容相近的城乡规划法已列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立法计划。200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正式颁布。
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宗庆后针对非公经济36条实施之后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废除与36条规定有冲突的文件也得到了发展改革委的重视和回应，专门发文对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法规清理做出部署。
“我觉得建议和议案的质量关键是要把问题反映清楚，把老百姓想要反映的事情反映出来。”宗庆后说，“办好企业，让它强大是我的本份，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才是我的最大愿望，为企业、为行业、为国家大业，我要尽最大努力做好每条建议和议案。”
2016年全国两会上，宗庆后又带来了多份建议和议案。他特别就关于帮助年轻一代解决住房与就业困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当前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安居难、乐业亦难。他建议，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解决其基本需求问题。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2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1092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60%，涨幅较上月扩大0.18个百分点。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5.25%，涨幅较上月扩大0.88个百分点。整体来看，2月份百城价格指数环比、同比连续第七个月双涨，涨幅均有所扩大。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分析称，经济发展良好、人口持续流入、库存水平较低的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仍存在上涨动力。宗庆后认为，按目前的收入和房价水平，很多年轻人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不得不沦为“啃老族”和“房奴”，而收入再低些的年轻人，甚至连租房都租不起，因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成为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年轻人就无法安居乐业。
对此，宗庆后建议，开发商要降低房价，设定合理利润空间，相应去库存政策号召，同时银行要促使开发商回笼资金加快还贷，这样可以推动开发商将现有空置房降价销售，降低置业者的购房压力。
对于无房户和刚需人群，宗庆后建议政府完全免除其购房时的税费，而开发商降价向困难人群销售房屋的，亦予以减免税费，银行则对无房户首套房降低房贷利息。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解决其基本需求问题，确保低收入群体亦能住上房。
宗庆后分析，目前房价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出让金比较高，而同时开发商又欠了银行大量贷款无法偿还，银行坏账风险较大。因此他建议将土地出让金（楼面价）从房屋价格中剥离出来，由购房者直接与银行签订协议免息偿还冲抵开发商的相应贷款，并且可以分50年或者70年支付，这样既可以降低购房者的付款压力，银行收回贷款亦得到了保障。
此外，宗庆后表示，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住房公积金一次性支付员工，用于帮助员工购买住房，但同时亦要保障企业权益，由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签订一定年限的就业服务协议，如果劳动者提前离职则要赔偿。
今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连续第13年发布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重视，将实实在在地影响广大农村民众的生活。十几年来，“三农”问题也一直是宗庆后代表关注的焦点之一。
宗庆后对于支持“三农”政策给出了改“普惠制”的补贴方式为精准补贴的建议。他说，目前国家对“三农”的补贴政策有很多，但大多还是以“普惠制”的补贴为主。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依然非常庞大，普惠方式一方面造成国家财政压力比较大，另一方面国家惠农补贴看似数额巨大，但分到每个农民身上数量又比较少，造成对真正需要补贴的人群来讲效果不明显，而对生活条件好的人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未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因此宗庆后建议政府要对确实需要补贴的人群与补贴方向进行科学分析，把补贴经费集中起来使用，向真正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彻底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以及重点解决那些农民无法投入、也投不起的问题，例如兴修水利与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科技与良种推广等，做到精准补贴。
前些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迁移到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近几年大量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下降，导致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沿海地区就业。针对这个问题，宗庆后提出通过以工代赈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宗庆后认为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在农村大力开展水利水电、土地整治、改造高产田等基础建设，一方面可以让农村劳动力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亦可以弥补这些年来农村水利建设的缺口，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进一步改变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为我国农业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宗庆后向记者特别强调，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收入过低。因此必须通过放开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尽量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他建议国家解决农民对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把国内农产品的需求量与种植量进行匹配，通过乡镇政府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提高产量质量，稳步降低成本，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真正能够从农业生产中增收致富，比当工人钱赚得还要多，这样才能让他们安心当农民，从而保障我国农业长期健康发展。
亲力亲为的商界大佬
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下，作为中国著名企业家，宗庆后谈及创业秘诀，“把每个机会都当作救命稻草，牢牢抓在手中。没有理想、目标是不行的。我年轻的时候在农场就有想法，要把茶叶比别人种得好”。另外作为42岁才开始创业的励志偶像，宗庆后总结为什么一开局能一炮打响，“从触手可及的眼前和周边中，穷尽学习、磨砺思考、锻造付出之能事……事实上，人生的前42年，我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走过的。”他相信好胜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是不断自我超越的动力。
前不久，宗庆后的个人传记《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刚刚出版发行，首度披露了自己创业历程中的诸多艰辛历程。用宗庆后的话说，回想起创业初期，他有着太多印象深刻的记忆，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发展经历能够为今天的许多创业者提供借鉴。
立足实业，是宗庆后矢志不渝的信念，亦或信仰。在宗庆后巨大产业中，重要的基石之一恰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饮用水。坚守实体经济和市场需求，或许也是众多浙江民企的成功秘诀。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对宗庆后的评价简单又真实：“是改革开放的优秀典范，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市场经济最典型的人物，是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
在魏杰看来，真正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从基层，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而造就自己事业的人，“你比如说，如果是垄断行业和民营企业相比较，那民营企业的企业家还是有故事的，他们不具有先天优势，都是通过实干来打造品牌、口碑、企业的”。
创业、创新这两个词语近年来几乎占据了各种“舆论”场所，但作为脚踏实地做事业的浙商，宗庆后却有着自己的思考。
“创新必须要全方位才会有效果，不但要有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而且还要根据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潮流适时地创新，才会有进步。”宗庆后认为，现在产业创新既是机遇又面临挑战：一是国家号召与支持产业创新，而且还是大众创新，亦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二是现在的企业与改革开放前的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了，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技术、装备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再加上国家近年来对科研的大量投入以及高校的快速发展，中国已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三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接受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尽管是廉价打工，但也提高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而现在我国实力增强了，当然也可以通过并购接受国外高端制造业的转移。
宗庆后表示，十三五规划与中国制造2025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给发达国家的企业带来机遇，因为我国实现技术创新还会有一个过程。当前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市场逼着企业创新、产业创新，而创新毕竟有一个过程，能否快速创新达到效果，避免被市场淘汰是对我们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考验与挑战。
“实体经济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创业者应该更多的关注实体经济。”宗庆后说，没有实体经济，其他经济再富强，国家也不会强盛。在他看来，互联网技术可以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却无法取代其国计民生的根本性地位。
在食品安全问题备受社会关注的今天，食品消费者的需求却在日益多样化。食品饮料行业起家的娃哈哈，始终要面临行业竞争的严峻考验。近30年来，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年中200多天奔走在市场一线，直至一手打造出价值上千亿的娃哈哈，想要缔造百年企业的宗庆后，依然不断在坚守中求变。
“我认为食品行业永远是个朝阳行业，不管怎么样人总是要吃要喝的。”宗庆后告诉记者，作为一家食品企业，应该学会不断创新，不断创造健康、安全、可口的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信任，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宗庆后深入思考着企业转型发展的路径。在娃哈哈，企业专门成立了生物工程研究机构，并就中医食疗等课题开展了研究，部分研究成果也即将进入生产车间，从而实现食品工业和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更多的人希望获得健康的生活品质，开发有益健康的食品满足市场需求，应该说很有发展潜力。”宗庆后为自己的企业勾勒出了清晰的远景。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中，娃哈哈成功入选，也是饮料行业惟一入选的示范项目。装备制造业、工业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线……宗庆后谈及这些词汇，已经显得毫不陌生。
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年逾七十的宗庆后依然如同年轻人一样活跃在市场最前线。从他不紧不慢地诉说和清晰的思路中，我们不难看出沉浮半生的宗庆后已洞悉人生的真谛，在用生命的大智慧驾驭企业。他说，如果身体允许，希望工作到90岁。这是一个勇于挑战人生的人对自我的要求。
洞悉社会的发展脉络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被宗庆后视为自己的情怀。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思考没有停留于企业自身发展，而是更希望将其置于国家战略的视野中。
对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宗庆后提出了自己看法与建议：
第一，简政放权，落实审批制度改革，把经济搞活。经济上必须放开、搞活，要落实公务员的岗位责任制，其负责监管的企业出了问题，要负连带责任，这样才会真正的去监督。包括能评、环评之类的审批手续，无需企业花钱去请指定的中介做报告、去审批，把开发区的环境保护标准、能源消耗标准定下来，企业符合标准就去干就好，若不给企业松绑，又如何能搞活经济。
第二，抓紧财税改革，降低税费，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拉动内需。当前国家税费偏高，企业需上交企业所得税25%，红利税20%，增值税7%左右，这就占了利润的52%，还有其他的附加税。财税体制改革，一要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比例；二要降低企业税费，让企业活下来发展经济；三要降低老百姓的税负，提高个税的起征点，降低五险一金的费率。
第三，放弃土地财政，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地方政府靠卖土地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已造成很多后遗症。现在需要住房的是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是成家的刚性需求，按现在的房价，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会影响社会稳定。住房价格太高，租金太贵，第三产业特别是零售业生存艰难。再有，农民工打工挣钱已不在家里建房了，而是在县城买房，本来是件好事，但现在县城的房价亦高了买不起，因而目前三、四线城市房产库存量更大。四是地价提高，拆迁成本也提高了，一补就是几百万再加上几套房子，造就了一批懒汉，既违反了拆迁法又损害了市民利益，实际上造房成本也仅2000元左右一个平方，如果把地价降下来，改造棚户区，原地安置，解决刚性需求的住房问题，改善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还可以解决钢铁、水泥、玻璃等过剩产业消化，拉动经济发展。
第四，加快城镇化进度，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中西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在东部沿海地区打工，而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要比中西部高很多，没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而企业提高人力资源成本压力也很大，因而出现了招工难、就业难的矛盾局面。另外大学生毕业就业难，因回家乡就业机会少，漂泊在大城市。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放开农产品价格，让农民从务农中获得高收入，愿意当农民。二是将农业的各项补贴取消，可以将补贴改为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改建高产田，既解决了一部份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三是动员沿海地区一些传统产业、日用品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让二亿多农民工回家乡务工，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降低成本，企业亦活下来了。农民工回家乡县城就业了，国家可以花点钱将农民承包的土地收回，让他们在县城安居乐业，然后把这部份土地转包给其他务农的农民，逐步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降低成本。放开农产品价格，指导农民种植，以免信息不对称造成农产品价格忽高忽低造成损失。四是县城经济发展了，人口集聚了，国家再重点支持一下县城的教育医疗、文化产业及第三产业，鼓励当地的大学生回家就业，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亦加快城镇化的进程。第五是加快环保改造，降低环保成本。建议从技术改造着手，解决环保问题，而非一味地罚款、收费，即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又不解决环保问题。
在谈到现阶段企业与企业家应该如何做才能助推中国经济向前快速发展时，宗庆后认为，企业要不断地创新，要不断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断地增加纳税，企业要保护好环境，要善待自己的员工，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而且要立足于发展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才是创造财富的经济。而企业家要让员工共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要不断地提高员工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能得到很好地发展。“财富生不带来，死亦带不走，除了自己能消费的之外，其实剩余的财富都是社会的，因此要反馈社会，消灭贫富差距，财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使经济发展停滞或衰退，贫富差距过大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引发仇富的观念。”宗庆后说。
同时，宗庆后认为实行全员持股的办法让员工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主人，会使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亦会加速他们的富裕。“如果整个社会都富裕起来了，消费会增加，我们的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快。”宗庆后说。
卓越的企业家在价值积累的过程中，终将完成一个天命，那就是达到“无我”、“无物”的境界，为了这个世界本身的建设提供意见，提供建设性的思想模式，建设性的处世方案，这才是宗庆后带给这个世界最大的感动。
因为宗庆后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企业家的最高成就、最大创举，他是这个历史长河中非常值得写的一个人。通过他的故事也许你能找到人生和创业的支点。
宗庆后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建议案摘登：
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议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和谐劳动关系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所指出，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特别是要通过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劳动合同法》作为调整劳动合同关系最重要的法律之一，颁布至今已经八年多，确实对构建和保障和谐劳动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也凸显了一些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合同法》强调劳动者保护的同时，缺乏对用人单位应有权益特别是用工自主权的保障，在一定程序上加剧了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冲突和矛盾，也影响到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应当说，《劳动合同法》加强劳动者保护的宗旨没有错，但要平衡好用人单位、劳动者二者关系，因为劳动合同与其他任何合同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有平等互利，才能实现双赢。而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现行《劳动合同法》确属一部超前的法律，在这一点，已引起了众多有知之士的共同忧虑。据我所知，不仅许多企业界同仁，还有许多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甚至是有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都呼吁尽快修订《劳动合同法》。比如财政部楼继伟部长近年来在多个高层经济论坛中指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并不完全适应我国企业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甚至还加重了劳动合同双方的冲突，不仅损害了企业合法权益，最终也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我认为，《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权益保护不足突出表现在对用工自主权的保障上。依法赋予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不仅可以促进和保障用人单位加强对劳动者的规范管理，也有利于避免双方矛盾和争议的发生。虽然《劳动合同法》也赋予了用人单位一定的用工自主权，比如在一定条件下变更、解除劳动合同等等，但总体上来说，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确实十分有限，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对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理的用人权利的保障。许多人认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可以随心所欲管理，所以要限制其自主权，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从目前来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越来越自由，如果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或薪酬条件不足，劳动者随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要对不符合条件的劳动者进行调整或管理则要困难得多。比如，企业往往需要根据业务经营状况、组织架构等变化对劳动者工作内容、地点等适当变动，或者根据对劳动者业绩表现对其岗位、工资待遇等适当调整，这本来是合理、正常的权限。但《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这些权限基本是空白，在实际纠纷处理过程中，许多劳动仲裁或司法部门出于保护劳动者甚至息事宁人等原因，常常认定用人单位这类用工调整为不合法（甚至是将劳动者工作地点的简单调动也认定为违法）。这样的结果就势必导致用人单位无法行使正常的劳动管理权限，有些劳动者以此为由拒不服从正常的工作分配。许多企业界人士都在呼吁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那种吃大锅饭的状况。
二是用人单位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强制条件太过严苛。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用人单位就必须与其订立长期劳动合同。该立法初衷是认为劳动者入职满十年后再次就业的机会或能力不足，需要予以保护。这种考虑实际上并不符合中国就业现状，从今后退休制度改革可以看到，将来男、女劳动者退休年龄分别要到55和65岁，而十年工作年限相比劳动者实际工作年限很短。而且，国内企业尚处于成长、发展阶段，过多的长期劳动用工会导致用人单位负担过重，员工流动性、灵活性降低，用工成本上升。
三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严重不对等。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可以提前一个月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除非几个有限的法定条件（主要是劳动者违纪、违法犯罪等），几乎没有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该立法初衷可能是防止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保障劳动者自由，但其实际社会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起了相反作用。一方面劳动者可以随时走人，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投入资本提高员工技能，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如果不满意员工表现，要解约要支付大量费用，甚至根本无法解约，《劳动合同法》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庸人、懒人的保护伞，成为企业无法承受的重负。
针对上述问题和现状，建议尽快修订和完善《劳动合同法》，保护用人单位合法的用工自主权、并提出以下几点修改建议：
一是修订用人单位签订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延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劳动者连续工作的最低年限、增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次数。
二是明确用人单位适当的劳动管理权限，特别是赋予用人单位根据其自身经营条件和劳动者表现适当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地点、工资薪酬等相关权利，并允许双方通过劳动合同对该等调整权限作出明确的约定，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条件。
三是赋予用人单位合理的劳动合同解除权利，包括允许用人单位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方式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避免因为劳动合同无法解除而激化双方矛盾。同时增加劳动者随意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责任，适当弥补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力成本。
我认为，保障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不仅不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反而可以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管理，适当降低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从长远来看，可以更好地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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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男，1945年10月出生，高级经济师，浙江大学MBA特聘导师，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经营大师”、“中国饮料工业突出贡献奖”、“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2002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爱国拥军模范”、“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首届中国企业家创业奖”等100余项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