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的“阳谋”
《南都周刊》 2009年22期
作者：郭宇宽
前几天在杭州，我作为一名观察者，参加了盛况空前的浙商大会。
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一直是一个我非常钦佩的群体。记得小时候，南京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还享受着国有体制的福利，而一些开放的领域，比如杀猪，收破烂，理发等等这些城里人不屑的工作往往都是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创业者干的。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了弄潮儿，人民大会堂门口停满了他们的跑车，主席台上也有他们的成功代表就坐。来自草根的创业者能够白手起家成就梦想，自己成功的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一元化的官本位体制，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次会上，我最感兴趣的发言者之一是宗庆后，在他和达能的纷争搞得沸沸扬扬之后，尤其是在他激动地发表过民族主义言论，同时又被披露其家庭多位成员持有绿卡获美国国籍之后，他低调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段时间，他会冷静下来思考甚至反省，再露面至少说些带和解和宽容色彩的话，没想到他的发言却让我大跌眼镜。如果说在娃哈哈——达能事件被大肆报道时，我还对一些信息将信将疑，那么今天亲口听到那些话从他口中说出，我终于相信，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讲信用，刚愎自用，醉心于“阳谋”。而且我确信大约因为他成长中所受的熏陶浸染,在他这个年纪,他的性格已经不可更改了。
宗先谈到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加快发展步伐，把危机当做机遇，在很多企业遇到困难时，利用手中现金流良好的优势，开展一系列资产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说这些时，宗逻辑清晰，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精明，台下响起了热烈掌声。宗继续讲到和达能的纠纷，他说：“那些西方资本家太坏了，千万不能相信这些西方资本家”。他概括道，“当时我们实力不行，达能给我们投资了10亿，这些年我们已经给它赚了差不多30亿了，这帮人除了出钱什么都没有做，他们还想收购我们后来自己办起来的企业，我们不让他们收购，他们就告我们。以后千万不能相信西方资本家！”
如果不是在台下近距离亲耳听见，我的确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百亿身家的企业家，按理说早该灵台明澈立德立言了，但没想到礼堂里上千人的场合，这些话说出来，却是像出自混迹街头的小流氓之口。
然而把宗庆后的这种姿态，放在中国尤其是“文革”中成长的背景来看，还真在情理之中。娃哈哈和达能的纠纷，逻辑非常简单，当年哇哈哈和达能合作成为合资股份公司，宗庆后不再是娃哈哈品牌完全意义上的老板，而是职业经理人和股东之一。随着企业发展，宗觉得自己“不差钱了”，还想做回百分之百的老板，但又不可能在原来的合资公司里把已经入股的达能挤出去，于是他想到的招数，是利用自己的内部人身份，和亲信再注册新的公司，用宗庆后自己的话说，是“为合资公司代加工的”，逐步把哇哈哈和品牌和渠道资产转移到新的公司里面。这个做法，通俗讲就叫挖“老鼠仓”，这在中国非常普遍，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常用这种手段来“挖社会主义墙脚”。问题是达能的经理人们是要对股东负责的，不能眼看着宗庆后把合资公司的资产挖空，换了谁，站在达能的角度也不能答应。达能方面最初希望私下协商解决，“提出可以在低价并购非合资公司的同时，向其提供6000万美元的补贴”，宗庆后不干，在他看来，这不是达能的忍让和善意，倒是“威逼利诱”，于是达能诉诸公堂，宗庆后就得出结论“西方资本家太坏了”。
设想把这件事换到别的企业家身上，比如王石，会更好理解。一开始搞万科，资本还比较小，吸纳了很多投资，现在万科做大了，当初的投资者，有些已经赚了几十倍。假设王石也像宗庆后那样不甘于当一个股东和职业经理人，拉上亲戚朋友，在万科之外再注册一个“新万科”公司，把万科的品牌、渠道和队伍拉出去，万科的股东们可绝对不会答应。相信王石也绝不会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投资，什么都没干，现在都赚了几十倍了，还不允许我在外面办公司。”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股东太坏了”。
正因为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宗庆后的不诚信举动。不讲诚信，不完全是中国特色，商场如战场，在利益面前，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受诱惑，这是不光彩的事，但像宗这样破坏了商业规则却依然如此嚣张和自信的，却不多见。而宗和现如今叫为现代的企业家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文革”霸气，这种霸气，用在好的地方，也许可以带企业攻城略地，反之则会把自己放在虚妄的道义制高点，蔑视文明，蔑视规则，以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只是纳闷，假如他的员工、合作者、后来并购的企业，也以同样的方式挖娃娃哈的墙脚，用同样的逻辑批判他宗庆后这个资本家太坏了，他怎么想。遗憾的是，宗的实用主义民族情绪，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粉丝支持，我想这也许也是宗庆后越来越有恃无恐、理不直而气壮，把不顾商业规则的手法发挥到极点的原因之一。但我相信，这终归是个让中国人丢脸的笑话。
浙商中一位同样成功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不无惋惜地说：宗庆后作为一个企业领袖的人格魅力，被他自己毁掉了。问过几位浙商，这种认识较为普遍，也算让人稍许有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