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百姓祠-红宝祠|浅析金寨县红色祠堂功能——以《红色印迹》为考察中心(作者:李 姣

2024-04-09 19:30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主页 > 记忆 > 百家姓版图 > 百姓祠 > 红宝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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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寨县红色祠堂功能——以《红色印迹》为考察中心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5期 
 
作者:李 姣
 
(中共金寨县委党校,安徽 六安 237000)
 
明清时期是祠堂文化发展的繁盛期,随着封建礼制的加强,宗法思想不断得到强化。家族内大肆修祠、建祠。《礼记·大传》曰:“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1]455-456宗族通过祠堂凝聚血缘、敬宗收族。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为躲战乱的流民,大都选择迁居山区,聚族而居。祠堂文化在山区内再次兴盛。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素有“八分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金寨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祠堂建设,遍布境内。《红色印迹》一书由中共金寨县委党史研究室、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金寨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编写,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县境内的革命遗存基本情况进行了收集、整理,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据资料统计,金寨县2010年对全县革命遗址进行了普查,县内仍然保存有革命遗址267处,涵盖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2]343,红色遗迹中,祠堂占多数。
 
金寨红色祠堂由私产变为公产是祠堂功能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为进行土地改革,陆续出台文件,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归苏维埃公有,由苏维埃支配,将祠堂由族产变为公产。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的需要,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将土地收归国有。如,1929年12月,在光山县召开的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总结了前一阶段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后,大会讨论通过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共二十条,其中《细则》部分列入没收范围的土地,增加了“祠堂”[3]141。对祠堂产业的没收几乎占据所有土地政策文件,随着祠堂被收归公有,宗族失去了精神象征和活动中心,促使祠堂由封建礼制的代表与时俱进地转化成为革命建设的参与者。金寨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也执行当时的鄂豫边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因此,金寨县域内的祠堂被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
 
王鹤鸣先生在《中国祠堂通论》[4]一书中,将祠堂的功能分为七类,祭祀、修谱、教化、兴学、司法、抚恤、活动。蔡宇安教授在《论祠堂功能的嬗变》[5]68一文中将祠堂的功能分为三个层次,中观层次中又分为宗教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等五类。在这些功能中,多用皖南山区徽州祠堂为例佐证观点。徽州人恪守《朱子家礼》,严格遵守封建礼制,将祠堂作为教化族人的主要阵地,严格地从思想上控制族人。而地处皖西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红色祠堂伴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应运而生,祠堂功能不再是各姓祭祀、研究族内大事、召开会议的场所而更多地被作为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力量组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等工作场所,红色祠堂的功能发生嬗变。祠堂功能的转变也意味着以族长族权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失去了统治族众的精神依托和重要场所[6],封建礼制在一定程度上逐步瓦解。
 
一、政治功能
祠堂是正俗教化、宣传族规的场所,也是家族中执行家法的“公堂”[4]364,是族权和神权的结合。根据苏区土地政策,金寨地区的祠堂大都被收归公有。虽然政策中也提到,可以将所收公产分配给农民使用,但是在公产之中,祠堂这种建筑物,由于不适合农户居住,所以一般不分配给农民,而是充作公用。以金寨地区为代表,祠堂最多地就是作为早期的农民协会和后来县、乡、村苏维埃政府办公场所,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政治中心。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祠堂作为政府办公地,不仅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也为组织革命者凝心聚力战斗,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基层政权遍布苏区各县境内,主要可以分为县、区、乡、村四级体制[7]165。金寨境内的宗族祠堂作为基层政权所在地,政治功能不断加强。1929年9月,商城县(现属金寨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直到1932年春,县境内90%以上的地方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共辖16个区157个乡[7]166。据《红色印迹》收录,商城县的部分区、乡苏维埃政府都是设置在金寨不同乡镇的祠堂内,在祠堂内办公,从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宣传党的土地政策、镇压反革命活动、支援工农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等工作。例如,商城县三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遗址罗氏祠[2]92,今位于金寨县吴家店镇长源村,1930年8月十三乡苏维埃政府驻地罗氏祠,领导组织农民协会与当地反动势力开展斗争,积极支持和配合红军队伍作战。商城县二区苏维埃政府遗址张氏祠[2]58,今位于金寨县南溪镇麻河村张氏祠,张氏祠在清康熙年间建成,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商城县苏维埃政府在张氏祠设立商城县丁埠区苏维埃政府,下设游击大队、工会、妇委会等机构,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以南溪等地为中心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金寨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除了商城县苏维埃政府,包括霍山县、六安六区基层苏维埃政府等都选址在金寨的祠堂内。如,霍山县六区一乡苏维埃政府遗址余氏祠[2]38,今位于燕子河镇闻家店村龚家湾。六安六区基层苏维埃政府,如,六安六区八乡苏维埃政府遗址杨氏祠[2]89,今位于金寨县古碑镇宋河村等。除了乡镇基层政府利用祠堂办公,一些县级政权办公场所也设在金寨县境内,比如,今位于金寨县汤家汇镇的中共商城县委遗址何氏祠[2]77,少共赤南县委遗址易氏祠[2]46,赤南县苏维埃政府遗址廖氏太守祠[2]132等。
 
金寨祠堂作为苏维埃政府办公场所,政治功能发挥地越来越多,祠堂内设置秘书处、政治保卫局、妇女委员会、群团组织等政府机构,一些重要的政治会议议址也选择在祠堂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会议遗址陈氏祠[2]204,今位于金寨县关庙乡大埠口,面对根据地遭受敌人“清剿”、摧残、损失严重的情况,1933年,沈泽民在陈氏祠召开会议,当时在陈氏祠内出席会议的还有吴焕先、徐海东、高敬亭、郭述申等,陈氏祠在革命危机关头为统一决策提供了重要场所,也为后来皖西北道委重建28军,坚持皖西北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金寨的祠堂作为红色政权组织阵地,是其政治功能发挥的重要表现。
 
二、文化功能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所以修身也。”[8]宗族重视教育发展,兴办族学、在族规家法中要求族人读书、学习,强调读书明理,注重发挥祠堂兴学的文化功能。古代很多祠堂在创设的时候,也在祠堂内筹建祠塾,根据族内儿童年龄或文化程度的不同分设不同的班级,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很多祠塾正式改为小学,在解放之后,不少祠堂更是顺理成章地改做了学校。
 
金寨县南溪镇南湾村的张氏祠就是红军女子干部学校的遗址[2]119。金寨县南溪镇南湾村的张氏祠,建于清代,为二进双包厢砖木结构建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皖西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训工作,1931年冬,在张氏祠成立了第一个红军女子干部学校,并举办一期商城县妇女干部培训班,张氏祠成为了妇女学习知识、提高技能的学习场所。政府还在张氏祠堂内置了不同的学习班级,宣讲革命知识,政权知识。
 
金寨县斑竹园镇金山村大河组的刘氏祠曾是赤南县三区三乡列宁小学校遗址[2]144。
 
刘氏祠建筑占地面积370平方米。当时,金寨境内的区、乡都建有列宁小学,主要是为革命服务,培养工人与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为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做准备。刘氏祠的列宁小学,“学生除了参加学习外,还要参加苏区站岗放哨,帮助红军家属耕地,随军宣传革命思想等。”苏区党和政府要求学校教师必须是“无封建思想及宗教迷信者”、“有阶级觉悟,信仰共产主义者”[9]。由此可见,祠堂的封建思想教化作用正在逐步瓦解,为革命战争培养人才,宣传革命知识的红色文化功能进一步彰显。
 
苏区军民在粉碎敌人围剿的同时,还在革命根据地兴办各类文化活动,积极组织建立文化团体,建设文化设施、开展文化宣传活动。金寨县南溪镇王畈村吴氏祠[2]55,始建于清代,坐东朝西,1930年,红军根据革命需要,在砖木结构设计的吴氏祠成立了红日印刷厂,这是鄂豫皖苏区第一个印刷厂。在吴氏祠内,红军专门设置了石印馆和《红日报》报社两个机构,主要以印刷《红日报》为主,吴氏祠一度成为宣传党和红军、教育群众并打击敌人的重要基地,为苏区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寨县汤家汇镇街道柳林组禅堂庙[2]81。禅堂庙作为祠堂建筑,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队伍在此驻扎,当时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扩大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影响,陆续在禅堂庙内创办“红日剧团”、“红日报刊”、“红日印刷厂”等,祠堂成为报刊印刷、排练和演出的场所。在禅堂庙内还对红军英勇作战的情况进行通讯报道,还有诗歌、漫画等文艺作品的创作报道。当时罗银青创作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成为党政军必唱歌曲,传遍全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金寨红色祠堂文化如火如荼,祠堂内的“天地君亲师”神主牌位被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所代替,香火旺盛的享堂都改建为了列宁小学的校舍或办公场所。当年,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完成土地改革的乡村中,“过去冷落落的庙宇庵堂,如今也已成了农民集会、学习的热闹场所。”[10]祠堂成为宣传我党思想的主要文化阵地,这不仅对粉碎文化围剿、摧毁封建落后文化、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11]183
 
三、经济功能
金寨县的区划内,山区较多,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交通闭塞,商品经济微弱,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农业区。立夏节起义和六霍暴动以后,又是国民党重点“围剿”的地区,敌人不但烧杀抢掠,而且还对根据地实行封锁禁运。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除了进行土地革命,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租课、利贷外,领导人民群众积极进行经济建设。[12]154祠堂作为族产的一部分,通过祭祀活动收纳进主银、田产,还实施救济以经济手段吸引族人。
 
金寨的祠堂作为被没收的公产,也是村里较大的建筑,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县、乡、村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祠堂更多地成为农业、手工业的合作社、信用社,为农业发展提供制造生产工具的场所。
 
如,六安六区铁业农具生产基地遗址王氏祠[2]96,今位于金寨县古碑镇七邻湾王氏祠,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传统的手工业,炼铁、制锅、铁木农具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王氏祠是当时六安六区发展铁业农具的重要基地,主要在祠堂内进行炼铁、制锅,生产铁木农具,为当时苏区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赤城县八乡三村经济消费合作社遗址上店[2]43,今位于金寨县双河镇双河村上店组。1929年,新建立的苏区,为繁荣经济,克服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封锁,成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合作社就设立在秦家祠堂,主要从事经营活动,红军们还在秦家祠堂里屠宰牲畜、制作粉丝进行销售,为革命发展提供经济支持。解放后,秦家祠堂曾被作为双河大队队部、医疗室使用,1976年,移庄改田时被拆除,被开垦为农田,一直使用至今。在金寨县众多的祠堂中,苏维埃政府当年还在汤家汇镇笔架山村的王氏祠内设立红4军总经济处[2]113。
 
皖西北特区将苏维埃造币厂建立在金寨县南溪镇南湾村汪冲水口祠庙内[2]125。在该祠内,先后铸制铜元9种,每天能保证所铸银元达到60枚左右、铜元50余、每十天铸一次重5两的银锭,为向白区采购食盐提供了资本。水口祠在“文革”时被拆除,作为稻田使用至今。祠堂建筑的经济功能对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控制和管理根据地货币流通及金融市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重视,并且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四、军事功能
金寨祠堂在苏维埃建设时期,发挥了传统宗族祠堂不具备的军事功能。例如,红军武器修配站、红军军械所等地。当时的豫东南道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金寨县汤家汇镇街道大平地西侧的石氏祠[2]83设立了武器修配站。石氏祠占地有400米,政府不仅专门请手艺精巧的铁、铜、木工和外地的技术工人来修理武器,而且还在祠堂内设修配组、弹药组,专门制造手榴弹、子弹,将其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军军械所遗址汪氏祠[2]69,位于金寨县吴家店镇飞机场村汪氏祠。1929年5月,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举行武装起义问题。为了保证起义顺利进行,指挥部在王氏祠秘密建立了红军军械所,生产部分枪支弹药等武器,为商南起义胜利提供保障。
 
在武装力量组建方面,金寨境内的祠堂还一度成为军队整编地。例如,红25、28军合编地遗址胡氏祠[2]225,今位于金寨县汤家汇镇豹迹岩村。胡氏祠建于清朝,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1934年4月16日,红25军、红28军在胡氏祠会师,祠内右边的墙壁上至今保存着“活捉匪首刘镇华”、“收复皖西北苏区”、“欢迎白军兄弟拖枪哗变到红军来”等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位于金寨县斑竹园镇街道的朱氏祠[2]176,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32师成立遗址。1929年5月,党组织积极筹备商南地区的武装起义,9日,各路起义大军约一千多人会师斑竹园朱氏祠,在朱氏祠召开庆祝大会,成立红军队伍,番号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将师部设在朱氏祠。新中国成立以后,金寨县为了纪念红32师成立,将朱氏祠收为公房。
 
在军队驻地方面,金寨境内的祠堂一度成为战斗部队的驻地。如,红一军独立旅旅部汤家汇驻地遗址吴氏祠[2]60,林维先222团团部驻地遗址蒋氏祠[2]124,赤南县游击队驻地遗址吴氏祠[2]156等。
 
五、其他
金寨祠堂伴随战争的洗礼,功能不断发生变化,逐步成为地方兴办公共事业的地点。例如,位于金寨县果子园乡吴湾村境内的红军医院遗址徐氏祠[2]64。1929年,县境内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苏区为加快卫生事业,治疗红军伤病员,在境内兴建红军医院。徐氏祠就是当年规模较大的医院之一,是苏区建立的第二所红军医院,也是规模较大、开办时间较长的红军医院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徐氏祠遗址已被拆除。类似的红色祠堂医院还有很多,如,门坎山战地医院遗址刘氏祠、豫东南红军第二医院遗址邓氏祠、红军医院遗址王氏祠等。
 
不仅是医院,还有邮局、工会等各个社会机构。例如,赤城县邮政局遗址徐氏祠、商城县总工会遗址三柏祠等。
 
今天,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发挥着铸魂的重要作用,祠堂作为乡村独具特色的文化建筑之一,是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表征。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安徽省革命遗存十分丰富的县城之一。在民主革命烽火连天、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里,金寨祠堂作为宣传、组织革命的重要阵地,留下大量珍贵的革命遗迹,《红色印迹》书中关于红色祠堂史料的收集将金寨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保存了下来。在革命战争期间,金寨的祠堂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再局限于“以祭祀祖先的方式隆礼报本,表‘水木本源’之思,示‘慎重追远’之意”,更多地为革命战争服务。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功能适时地转化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建立红色江山、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力量,这一特殊转变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金寨县红色祠堂大都被评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发展红色文化的一道特殊人文景观。其中多数祠堂已经被打造成重温革命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展馆。金寨红色祠堂的功能变化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定位和立足点,一度成为发展红色文化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具备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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