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势水形:唐代道兵家发微
作者:王凤翔
(滨州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0)
唐代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尤以兵家与道家的互动融合为最大特色,出现了“道家论兵”的现象,并涌现出李筌、王真、赵蕤等道兵家群体。唐代道兵家著述丰富,用道家学说阐释兵学观点,出世隐逸观念浓厚,方术神秘色彩明显。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需要催生了唐代兵、道合流的文化景观。
唐代;道兵家;兵学;道家
唐代兵学思想基于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汲取道家、儒家、阴阳家等各家智慧,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其中,尤以兵家与道家的互动融合为代表,出现了“道家论兵”的文化现象,并涌现出李筌、王真、李泌、李淳风、赵蕤等道兵家群体,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兵家与道家自古渊源密切,早已引起学界关注[1],然就有唐一代兵家与道家的合流融通,尚未深入论及。今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唐代道兵家的文献、特征及成因等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自古以来,道家尚“水”,追求自然合一的境界;兵家求“势”,代表了竞争制胜之道。表面看来,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兵家的实力权谋存在旨趣和理论上的明显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然两者在关注社会民生、治国理政、军事战争等方面却存在很多相通之处。老子《道德经》中就有诸多篇幅论述军事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军事哲理思想,与《孙子兵法》契合甚多,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视《道德经》为兵家之书。战国秦汉以来,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等学派。其中黄老学派在坚持道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追求经世致用,对战争和治乱问题高度重视,《黄帝四经》《鹖冠子》《文子》《淮南子》等典籍中均包括大量的军事原则和战争谋略等内容,对兵学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论述。东汉魏晋之后,道家逐渐宗教化,但与兵学关系并未中断,出现了《黄帝阴符经》等论兵之作。可见,兵家和道家关系自古渊源久远,相兼现象突出。传统兵家建构的个人理想和社会愿景大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战争论和战略战术上向往不战而胜、无为而治、顺势而为、以柔克刚等境界;而兵家对军事战争性质及经验的总结构成道家认识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道家在哲学、文学、医学等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兵家的智慧谋略和思维方式。因此,兵家与道家有融通的原因和基础,共生的表现和趋势。
道兵家的概念,最早由吴如嵩先生提出,他认为先秦的兵家可分为道兵家、儒兵家、法兵家、墨兵家等流派[2]159。此论对学界影响很大。宫玉振、赵海军等亦认为中国的兵家出现了道兵家、法兵家、儒兵家等不同气质的文化形态的更替[3]。道兵家即以道家身份论兵或著述兵书,以兵家、道家思想为主体,兼而吸取儒家、阴阳家、杂家等学派智慧的兵家群体。
兵家与道家的互动融通是唐代兵学的时代特色,因而出现了“道家言兵”的文化现象,道兵家群体著述丰富,涌现出《太白阴经》《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等重要的道兵家兵书,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今世兵书集大成之作《中国兵书集成》收录的唐代兵书共七部,除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和兵器教射之书《射经》之外,其余四部都是道兵家兵书,分别是《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太白阴经》《阃外春秋》和《长短经》。不仅如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的作者李靖与道家关系密切,也是一位亦兵亦道的人物。《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就有这样的对话记载:“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李)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于李勣。”[4]616可知李靖自视为道家;《射经》的作者王琚“明天文象纬”[5]4331,通阴阳象数和谶纬符箓,也与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唐代不少兵家名将身上都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半生戎马,熟知韬略,执政后则采用道家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治国之策,成就贞观盛世;其晚年热衷道家长生方术,大量服食丹药。唐朝著名军事家李靖,《新唐书》本传云:“世言(李)靖精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可谓出将入相;晚年好清静则“阖门自守”[5]3815、3824。后世渐被神化为道教的护法天神。
唐代道兵家兵书作品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被收入后世道家文献丛书(主要以《正统道藏》《道藏》《续道藏》《藏外道书》等为代表)的兵书,无疑是道家作品,如《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列子注》《黄帝阴符经》注疏等;二是被归入经、史、子、集之四部的“子部”的“兵家”类文献,如《太白阴经》是《四库全书》子部之“兵家”收录的二十种著作之一;三是载入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兵书类”和目录学之书《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千顷堂书目》等“兵家”“兵书”类的文献,如《阃外春秋》《长短经》等。学界中,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及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中国兵书通览》等列举了唐代的存世和存目兵书,进行了初步的版本梳理和编目,但并未就兵书分类[6]。
除了《太白阴经》《长短经》等道兵家兵书作品传世外,唐代道兵家还对前世道家经典做兵学方面的注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王真将道家经典《老子》八十一章皆视为兵书而加以阐扬,认为《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于言兵也”[7],从兵学的角度诠释《老子》旨趣,已经不完全按照老子的本意,多有创造和阐发。道家经典《列子》有唐人卢重玄(一作卢重元)的注本,多有兵学观点。传世唐人注疏最多的是黄老派道家经典《黄帝阴符经》。《黄帝阴符经》,又作《阴符经》,旧题黄帝所作,显然系后人伪托,约成书于6世纪中期,其内容多谈道家政治哲学,亦涉及军事斗争规律,多用军事例证,后世多将其归入兵书。至今存世的《黄帝阴符经》唐代注本尚有道家张果注本、李淳风校正本、李筌注本、李筌疏本、李筌集注本等多种。
唐代道兵家兵书很多已散失或亡佚,今天已不能知其本来面目。诸如,李筌《阃外春秋》成书后在晚唐五代宋元时期广为流传,后周太祖郭威就十分推重此书,称该书“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8]9031。目前,唐代道兵家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传世的《太白阴经》《长短经》等兵书上。学界代表成果有张文才、王陇《太白阴经全解》和张文才《太白阴经新说》对《太白阴经》进行全面注解;周斌《〈长短经〉校证与研究》则首次系统整理校证研究《长短经》[9]。利用敦煌、吐鲁番等地遗书对唐代传世的道兵家文献进行整理是目前学界较新的思路,如李艳《敦煌文书〈阃外春秋〉残卷校释》对李筌《阃外春秋》传世本进行版本校勘;潘超《敦煌吐鲁番本兵书文献探微》则通过敦煌遗书对部分兵书及源流进行探究等[10]。从上述可见,唐代道兵家兵书整理及研究工作仍任重道远。
二
唐代出现了道家言兵、兵道融通的文化景观,道兵家流派的活跃成为唐代兵学的最主要特色。道兵家在战争认识、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等方面具有唐代明显的时代特征。以下简述之。
首先,兵、道思想融通合流。
唐代兵、道合流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筌。李筌,约为唐玄宗至代宗时道士。他面对当时士大夫尚文学,讳言兵事的现实,深惧老子和孙子以来的兵学思想失传,于是不仅以道家思想注解《孙子兵法》,还合流道学、儒学、阴阳家等思想著录兵书《太白阴经》,对兵家、道家思想多有发挥,对后世影响很大。《太白阴经》以“太白(星)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故用兵而法焉”而命名,显然带有道家星占的神秘色彩。该书一反以往道家论兵多囿于战争观、战略战术等理论之局限,在综合《孙子兵法》等前代兵书典籍的基础上,对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军仪典礼、人马医护、祭祀占卜等都有论述,自成体系,承先启后,可谓“集旧时兵学之大成”[11]49,开创了有史以来以道士为代表的文人独立撰写完整兵书的先河。《太白阴经》吸收了兵、道、儒等诸家之长,在战争认识论上有所进步,既强调道家的“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又认为兵家当“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李筌在继承老子《道德经》朴素辩证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还把《道德经》奉为人主治国用兵的最高原则,认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是天下无敌的“帝王之兵”[12]。他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认为兵者“有道者不处”,但又不像老子那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赞成和支持以兵家“诡谲”来“征无义,伐无道”,主张二者有机结合,无疑在战争论上是对传统兵学思想的推动和创新。《太白阴经》的兵学思想是建立在道家哲学理论之上的,其中既有战争哲学和理论上的阐发,又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上可操作的方法和措施,实践性较强,体现了这个时代注重实用的兵学特征。清人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认为该书“考其谈兵,意指顾深,求乎老子之说”[13],从道家、兵家双重角度都给予了很高评价。李筌除《太白阴经》和《阃外春秋》之外,还著有《骊山母传阴符玄义》《青囊括》《中台志》《彭门玉帐歌》等兵书,为后世所记,也带有明显的兵、道合一色彩,可惜大多今已不传,然皆可见其兵学造诣。
历史上将道家经典《道德经》视作兵书且予以系统言说的,只有唐代道士王真一人。他所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将兵家、道家等学说糅为一体,借老子“崇道”“无为”“不争”“贵柔”等观点表达自己的不战而胜、不争而取、戢兵去战的军事思想。《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作为一部道家军事学的名著,以道论兵,又以兵言道,颇具特色。该书被收入到《正统道藏》和新编《道藏》等重要道家、道教丛书之中,其中所阐述的“用其所不用”“权与道合”的用兵之道等为后世所重。阮元认为:“(王真)以朝议郎,出领汉州军事,久列戎行,而考其谈兵意指,顾深求乎《老子》之说,唐人之书不多是,宜录也。”[13]
赵蕤也是唐代道家、兵家及纵横家合一的代表人物。他善术数,著有《长短经》(又称《长短要术》)等书。他继承了老子“兵者凶器”的思想,但又认为兵为大事,战为危事,不可不察;反对偃武修文,主张用兵除害,强调战备的地位和作用。他还主张为将者应具有“勇、智、仁、信、必”所谓的“五才”,战争以攻心为上,不战屈敌,认为智谋取胜,重势任势,奇正相生等。《长短经》揉合道、兵、儒、法等诸家思想,汇集王霸谋略,核心就是“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该书卷九《兵权》二十四篇专门论兵,大篇幅论述出军、练士、结营、围师、奇兵等军事训练、行军、攻防等内容,从认识论到方法论,兵学体系完整,思想丰富。
道兵家无疑属于兵家学说,体现传统兵学特征,但显然又作为自身独立和完整的体系存在,形成具有明显道家色彩的兵学一派思想,呈现出自身学派的独特特色。
其次,出世隐逸观念浓厚。
兵家著述立说,讲究经世致用,辅国王霸,然道兵家以道家身份言兵,又受到道家清净、隐逸、神仙等观念的影响,因此多游走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体现出矛盾的群体特征。
李筌早年好神仙之道,隐居嵩山之少室山,研习道家、道教的经典和兵家著作。之后进书入世,为官一方,但功成名就后或仕或隐,也无确载。正如五代著名道家杜光庭在《神仙感遇传》中赞誉所言:“(李)筌有将略……(后)竟入名山访道,后不知所之也。”[14]长期隐居于郪县(今四川三台县南)长平山安昌岩而不仕,李白曾入深山访其学道,互有唱和。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称其“夫妇具有节操,不受交辟”,多次征辟为官而不受[15]119。中唐著名道士李淳风早年隐居终南山修道,后归唐效力,受到了唐前期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三代皇帝的重用,之后辞官隐居阆中直至仙逝。其父李播也是弃官为道,道号黄冠子,曾注《老子》等,学问对李淳风影响很大。唐中期还出现了一位兵、道融通的道兵家人物——李泌。李泌是以道士白衣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先后辅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在中唐历史中显得尤为神秘。在安史之乱、肃宗灵武即位之时,李泌就对国家时局作出了正确预测,为肃宗制定了平叛方略:“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5]4633这个战略明显就是《孙子兵法》中“以迂为直”以及“避其锐气”“以逸待劳”等思想的体现。他反复告诫唐肃宗“无欲速”。之后的平叛战争都证明了李泌军事战略的正确。李泌还写了一篇军事专论《议复府兵制》,提出遏止藩镇割据的方案,言论中肯,以致在数十年后又一位兵家色彩浓厚的著名文士杜牧在《原十六卫》中再次论及这一问题。李泌在安史乱平、功成名就之后,决然隐退,遁避到南岳衡山修道。李泌身为四朝元老,数辞宰相等高位,游离于朝堂、山野之间,显现了道兵家的入世济民、出世修道的处世风范。
可见,道兵家的轨迹多是早年求道治学,后入世建功立业,一旦功成之后又多选择归隐山林、求仙访道之路。因此,唐代道兵家的人生经历大多为史所不记,充满神奇色彩。
最后,方术神秘色彩明显。
在唐代,李唐皇室自认乃老子李耳后裔,因此道家地位上升,确立了儒、道、释三足鼎立格局。其中,道家吸收儒家、阴阳家及佛教等思想,为己所用,最明显的形态变化就是宗教化,完成了学术和宗教融合,道家与道教开始浑成一体。受宗教、神化思想影响,道兵家认为,战争发生或成败都有上天、鬼神的预示。即使他们明明知道灾异、天象等与战争并无关系,也往往借助这些神异现象为出兵作战寻找借口或达到理想的战争效果。例如,《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就有:“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4]607李靖还列举武王伐纣、田单火牛破燕等战例,表达了借助神异实施战术计划达到战略目标的兵家理念。因此,道兵家利用道教神学等神秘主义在解释战争起源、胜负、杀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亦不免让道兵家学说染上浓厚的神秘色彩。
唐代道兵家又一理论特色就是对阴阳术数、符箓杂占等方术的运用,使学说开始进一步神秘玄怪化。不可否认,早期道家的方术运用的一大领域就是军事。术数中可能含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和科学精神,但有意无意地无限放大就容易产生神秘主义。从汉代以来,传统兵家中的神秘主义内容多被归入“兵阴阳”类,主要起到辅助战争实施的作用。李筌在注《孙子兵法》中多次夸大“太一遁甲”等术数之法,认为上可推知鬼神万状,下可推知人事得失,以此用兵无所不胜。他在《太白阴经》中大篇幅记述古代占星望气、奇门遁甲、龟卜杂占的规则方法及在军事战争上的应用。李筌将这些阴阳术数作为兵家“诡谲”和“诳愚惑痴”的有效手段,肯定其在军事战争上的作用。显然,这些神秘方术的使用对战争虽然也有一定的经验性和指导性,但也体现了当时战争认识的时代局限性。
唐史上著名道士李淳风著有《乙巳占》《悬镜》等多部作品,属于兵阴阳类兵书,同时他又是一名著名的方士,为大家所熟知。他通过占星、天象、候风、鸟占等征兆来预测战争性质、战术实施及成败。其兵学思想融合天文、历算、阴阳等多家之学,极具特色,也增加了神秘色彩。因为风云气象对军事行动影响很大,所以在《乙巳占》中有许多对风云观测研究的记载,如相风铜鸟和风级的划分法等,对古代作战在特定的气候环境下有一定指导意义。他还利用兵家思想的阐发,对道家的哲学、法术、科仪、医学等产生影响。
可知,道兵家既有重人事和客观条件的科学性的一面,又有运用“天道”之神,夸大人心的神秘性的一面,道家的道教化和方术的引入交织在一起,更加助长了道兵家学说的神秘特色,荒诞之余,自陷泥潭,体现了消极倒退的趋势。
三
唐代是兵、道两家思想互动融合的重要时期,兵家、道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需要正是催生唐代兵、道二家相生相伴,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有唐一代,尤其是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四海归一的政治局势导致武风炽烈。李唐统治者立武庙,祭功臣,开武举,各朝名将辈出,频繁战争促进了军事经验和军事理论的提炼与革新,从而推动兵学走向兴盛。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人注解《孙子兵法》等为代表的兵学论著在兵学史上多有创见,达到冷兵器时代的一个高峰。
同时,李唐统治者乘“老子度世,李氏当兴”之谶语而起,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自以天命所归,因而推崇道家学说,提高道士地位,导致道家和道教在唐代的大发展。唐代道家的兴盛,需要继续丰富其思想内容体系,而兵家也自觉向道家靠拢,因此援道入兵、由兵促道成为历史必然。道家在大唐武风武威之下论兵言兵,这才涌现出《太白阴经》《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等兵书。可以说,没有唐代宏观的历史背景,兵家和道家的互动和融合就失去了时代土壤。
再者,以兵家、道家等为代表的各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传统的兵家思想构建出完整庞大的军事哲学体系,具有很强的道家哲学辩证味道。而道家很多方术、科仪充斥着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和思维方式。他们之间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兼容,共生发展。其实,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的品格和力量在历史上形成了很多学术文化流派,道兵家只是其中的一个侧影;而且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息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谛所在。
综上所论,唐代道兵家突破了兵家、道家的传统局限,通过自身的释读内化,并进一步衍生升华,产生了义兵、道胜、反战、慎战、用奇、示弱、守静、后发等军事思想论说,通过兵学的形势、战法、权谋、技巧等表现出来,达到兵势水形、兵道合一的境界。这不仅丰富了唐代兵学思想,指导了唐代军事实践,推动了唐朝军事的强盛,还有效补充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战略、将帅、战术、训练、军法、装备等军事思想,在中国兵学史上写下浓浓的一笔。因此,对道兵家的研究必然可丰富中国兵学、道学的内容,并能加深对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的认识。
[1]姜国柱.道家与兵家[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于国庆.道教与传统兵学关系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J].军事历史研究,1988,(2).
[3]宫玉振,赵海军.书剑飘逸:中国的兵家与兵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宫玉振.文化流变与中国传统兵家的形态更替[J].军事历史研究,2000,(1).
[4]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M].北京:中华书局(武经七书本),2007.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7]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张文才,王陇.太白阴经全解[M].长沙:岳麓书社,2004;张文才.太白阴经新说[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周斌.《长短经》校证与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3.
[10]李艳.敦煌文书《阃外春秋》残卷校释[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3;潘超.敦煌吐鲁番本兵书文献探微[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1]陈亚如.《太白阴经》对于中国兵法之贡献[J].学术月刊,1993,(2).
[12]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13]阮元.研经室外集[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14]杜光庭.神仙感遇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等(道藏本),1988.
[15]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2002.
(责任编辑:王珏)
2016-04-30
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代山东军事地理研究”(编号J12WD54)、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中古山东军事地理研究”(编号201202026)阶段研究成果。
王凤翔(1977-),男,山东莱州人,滨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山东省孙子兵法与兵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古史及兵学史。
齐兵学与古代军事文化
E892
A
1002-3828(2016)03-00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