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文鹏 轩望帆
 

绿营兵是清朝以汉族为主建立起来的正规部队。它分散驻防于各省区，通过平定随时爆发的反抗，实现清朝对全国各地方的统治。在绿营体系布防下，一省的军事体制分提、镇、协、营四级。①关于绿营制度及其布防作用的研究，可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1 ～6 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50 ～55 页；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2 期。军镇总兵官受总督、巡抚、提督的指挥，驻扎于省内要地，统辖诸协、营乃至汛塘防区，在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清朝建设和巩固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战略依托点。

清代前期，因西南战事频繁，该地区的军镇时常发生剧烈的变迁。其中，贵州镇远镇的演变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镇远镇总兵一人，驻扎镇远府，②即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统辖本标中、左、右三营，兼辖清江、松桃、铜仁三协，台拱、丹江、思南、凯里、黄平、天柱、石阡七营。”③（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76《兵部五十·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年影印本，第674 册，第2303 页。镇远镇在清中后期作为贵州绿营四镇之一，④（乾隆）《清会典则例》、（嘉庆、光绪）《清会典事例》均记载贵州绿营有安笼（安义）、古州、镇远、威宁四镇。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2《兵部·营制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342 ～344页；（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76《兵部五十·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4 册，第2298 ～2308 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96《兵部五五·绿旗营制》第7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影印本，第704 ～707 页。且又据（光绪）《清会典事例》，镇远镇在乾隆年间重设后没有建制上的改变，可见它在清中后期长期稳定，参看（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55《兵部一四·官制》第7 册，第200 ～202 页。地位举足轻重。清前期的镇远镇却屡经变易，它初设于顺治后期，在康熙初年随即被裁撤，直至乾隆时代方得重建。这既反映了贵州军事格局的剧烈波荡，又折射出清朝把大一统治理格局推向西南“苗疆”的曲折过程，具有较高的探索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尚比较薄弱，对军镇沿革和兵力状况的概述性研究较多，而将镇远镇的演变与清朝边疆治理相结合的论著相对缺少。①相关成果见于罗尔纲：《绿营兵志》，第55 页；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年，第230 页；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第3 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第35 ～36、90、94 页；杨胜勇：《清朝经营贵州苗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51 页；邰建文：《清代台拱厅研究》，贵州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36 页。本文拟以清前期镇远镇的反复裁设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与影响，剖析清朝在贵州苗疆逐步确立国家统治的进程。

一、顺康时期镇远镇的兴废

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设立大定镇、黔西镇、镇远镇和威宁镇总兵官。②（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1 册，第624 页。贵州最早的镇一级绿营建制由此产生。在地理上，大定、黔西、威宁三镇均分布在贵州西部，唯有镇远镇位于省东部。此番布局与当时形势有关。前一年，清军从南明永历政权手中夺取黔省。双方此时正在云南激战。③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第906 ～912 页。如明军向东进攻，就可能威胁清朝在贵州确立的统治。清廷于黔西地区设立三镇，既能防范敌人进攻，也可以在必要时西进支援。与西部的紧张局势相反，黔东处于远离前线的腹地，军事压力较小，所以仅置一镇便足以戡乱。而总兵驻扎在镇远府，则与镇远的地理状况有关。镇远府地势险要、交通发达，商贸繁荣，所谓“屏山为城，㵲水为池。西通诸葛洞，南达清水江。黔楚水陆之冲，物货富饶之地”，有“滇黔门户”之称。④（乾隆）《贵州通志》卷4《地理·形胜·镇远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1 册，第106 页。此地既有险可守，又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保障，能够供养大规模驻军。就交通而言，这里地处驿道沿线，设有驿站。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30《邮政·置驿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6 册，第4701 页；卷560《邮政·驿程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9 册，第6057 ～6059 页。自湘黔省界向西的驿路先经镇远府，再通往贵阳、昆明等地。在顺治时期清朝初平西南的背景下，各种急务均需经驿路往来。因此，镇远镇的设置能够充分保护沿线信息、人员、粮草的安全传送。正是这一区位优势，使镇远府成为战略要地，构成了在此长期驻军的需求。

然而，朝廷在康熙七年（1668）就下令裁撤镇远镇总兵官，改设镇远协副将。⑥（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1 册，第627 页。此时距镇远镇的首设尚不过数年，其中缘由耐人寻味。但如果翻阅《清会典事例》，便可发现顺康之交的贵州绿营普遍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例如，康熙四年设安笼镇总兵官，裁撤湄潭、安顺、思南总兵官。湄潭镇在顺治十八年才设立，存在时间比镇远镇还要短暂；康熙五年又裁大方总兵官；同年设平远镇总兵官，八年旋撤。⑦参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1 册，第625 ～627 页。被裁的军镇不仅数量多于新设军镇，而且在位置上也没有一定的规律。⑧如湄潭镇总兵官驻地在贵州中北部的湄潭县，平远镇、安顺镇所在地位于黔西，思南镇则位于黔东北。可见清廷对贵州军镇进行了以降级、裁撤为主要方式的调整。究其原因，镇一级绿营建制因将卒数量极多，需要大量兵饷来维持。然而，连年战争与三藩军队的扩充使清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⑨参见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153 页。贵州全省既经战火，也已是民生困苦、百废待兴。⑩这一时期，贵州道御史曾奏言“迩来田土荒芜，财赋日绌”（《清世祖实录》卷121，顺治十五年十月癸巳，《清实录》第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939 页）；云贵总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清圣祖实录》卷1，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清实录》第4 册，第49 页）；贵州巡抚疏言“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清圣祖实录》卷15，康熙四年四月戊辰，《清实录》第4 册，第224 页）。由此可一窥当时黔省经济破坏、民生凋敝的状况。中央与地方财政愈发难以承担大规模驻兵带来的巨额开支。与此同时，云贵地区的南明势力在康熙初年基本被肃清。随着战斗减少，在西南派驻大军的必要性也逐渐下降。故清廷此时调整军镇，既可缩减军费，缓解财政压力，又不会造成形势不稳。镇远镇本身就处在局势相对和平的黔东，遂于这次调整中遭到裁撤，被降为协。之后，镇远协的建制在康熙年间再未改变。

综上，镇远府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提供了在此设镇的基本条件，但战争形势才是当时军队布防的决定因素。顺康时期的清廷财政紧绌，故尽可能只在军事压力较大的要塞设镇。一旦形势稳定，军镇便被废弃或降为更低一级的兵力建制。镇远镇的建立和裁撤，正说明顺康时期的贵州东部由战乱逐步向和平状态转变。

二、“苗疆”的开辟和军镇格局变迁

雍正时期，清朝对黔东南“苗疆”的开辟迅速改变了原有形势，使镇远一带渐次形成新的兵力布防局面。雍正五年（1727），在云贵总督鄂尔泰、黎平知府张广泗等人的推动下，清军深入到镇远以南的清江、古州一带“相机剿抚”。①《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古州彝苗愿附版图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242 页。清江、古州大致位置即清廷后来设置的清江厅、古州厅，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榕江县一带。鄂尔泰在策划行动时提出：只需带黎平协兵丁数百名及衙役乡勇招抚“八万里古州”一带的“生苗”，再向北直抵清水江流域，调集镇远协官兵“明张声势”，招抚盘踞于清江、台拱的“九股生苗”。②《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古州彝苗愿附版图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 册，第244 页。台拱即后来设置的台拱厅一带，大致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学界对于九股苗的源流和聚居地问题尚有争论，参见翁家烈：《论九股苗（一）》，《贵州民族研究》1987 年第2 期。本文姑采取所用史料中的说法，即九股苗是清水江流域生活在以台拱为中心地区的苗民。从中不难发现，鄂尔泰偏向以安抚的方式收揽古州苗民，而对九股苗则要在招抚的同时进行军事威慑。在后来的奏折里，他也强调古州“风俗直朴，易于治理”，③《云南总督鄂尔泰奏陈招抚化导古州边地苗彝情形折》，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 册，第304 页。而镇远之九股生苗“凶恶强悍，甚于群苗”，④《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剿抚贵州丹江生苗情由折》，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 册，第348 页。有意将二者加以区别。关于新辟苗疆的驻军问题，鄂尔泰指出要“统设一镇，分布营汛，以资弹压”。⑤《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古州彝苗愿附版图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 册，第244 页。于是朝廷在雍正七年设古州镇，又在清水江居中设清江协，同时将镇远协降为营，将其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把总六员归入清江协副将标下。⑥《清世宗实录》卷89，雍正七年十二月戊申，《清实录》第8 册，第198 ～199 页。古州镇与清江协的建立，既体现了以一镇统摄贵州苗疆的理念，也达到分兵控制古州、九股两大苗族聚居地的目标。在接近清江、九股诸苗寨处驻军，有利于形成威慑与应对变乱。而镇远与生苗聚居区山水相隔，通联不便，不能及时侦察当地状况，更适合作为后方，不需要众多士兵。以上因素构成了镇远协改营的必然性。

然而，上述军事控制布局仍使朝廷有“鞭长不及之虑”，故清朝在雍正十年再度对当地绿营布防大幅调整。清廷在台拱设立一营，直接把兵力扎根于九股苗的老巢，又升清江协为镇。鄂尔泰此前提出将台拱营、清江协都划归古州镇统辖。但雍正帝与鄂尔泰商讨后，指出苗疆被天然划分为都江、清水江两个地区，⑦两个地区分别指古州一带和清江、台拱一带。显然“殊非古州一镇所能统辖”，应在清水江适中再设一镇，并令其管辖同在清水江沿岸的台拱营、丹江营等。⑧以上所述清廷决策过程，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17，雍正十年四月辛卯，《清实录》第8 册，第553 页。雍正帝的意见，说明清朝统治者对苗疆军事地理的认识有了突破性飞跃，觉察到原先仅设一镇的策略不再合理。以古州镇弹压“八万里古州”群苗，以清江镇威慑九股生苗的方针便付诸实行。古州、清江二镇分统苗疆南北的全新格局就此形成。

三、苗疆北部军镇的迁移与清朝调整布防策略

雍乾之际，黔东南的苗民起义发展至清前期的高潮阶段，对清朝在当地的驻兵造成剧烈冲击。每次度过危机后，清朝都会调整军事方略，使苗疆布防在之前格局的基础上继续衍化。

雍正十年七月，贵州按察使方显、清江镇总兵赵文英奉命率兵前往台拱修筑城垣。①《署云贵广西总督高其倬奏闻调拨官兵进剿黔省九股地方苗寨情形折》，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3 册，第323 页。不料这一行为引发了周边苗寨的恐慌和抵抗情绪，盘踞于此的九股苗围困大营，②马国君编著：《平苗纪略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16 ～217 页。按：贵州按察使方显著有《平苗纪略》，其中记载了台拱营被围一事。马国君将此书全文加以校释，收入其编著的《平苗纪略研究》中。下文引用《平苗纪略》中的内容均依据马国君校释本。局面万分危急。据方显所记，营外苗民数以万计，而“官兵仅二千五百人”，苦撑六十九日才溃围而出。之后，清军反复清剿，付出重大伤亡，才把起义浪潮基本平定下去。③马国君编著：《平苗纪略研究》，第239 ～245 页。此次危机说明台拱潜藏着强大的反抗势力，清军不得不继续增加当地驻兵数量。雍正十二年三月，清廷决定添兵两千，将台拱营改为镇，同时将清江镇降为协。④《清世宗实录》卷141，雍正十二年三月辛巳，《清实录》第8 册，第778 页。短短两年内，苗疆北部布防重心便从清江转移到台拱。可知当地军镇的设置理念仍与顺康时期相同，以军事形势为首要原则。军镇不断向前线地带移动，其临时性非常明显。由于苗民起义遍布黔东南山地，且大多是没有统一组织的零星活动，因此不能形成一条分界严密、长期稳定的战线，而战争焦点的日新月异，也令这种追随战争状况设置的军镇无法稳定，其位置处于不断改换的过程中。

台拱镇建立后，骚乱不仅没有因大军进驻而停息，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民大起义。雍正十三年二月，起义爆发于古州，随后波及台拱、清江，⑤《云贵总督尹继善奏报古州苗人聚众起事及与抚臣会商办理情形折》，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第62 ～63 页。再次威胁台拱驻兵。在这次起义中，几乎所有处于苗疆的镇、协、营、汛全部被围困，联络、粮草俱断，“仅能闭城自保”，⑥张广泗：《苗疆告竣撤兵疏》，（乾隆）《贵州通志》卷36《艺文·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2 册，第266 页。彻底失去了主动出击的能力，起义军迅速涌入兵力空虚的后方，“阻塞驿路，蔓延内地”。⑦《云贵总督尹继善奏报功剿黔苗屡获大捷及分路进剿情形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第702 页。凯里、黄平、重安、青溪、余庆等多地失陷。⑧《贵州布政使冯光裕奏报官兵进剿苗寨情形及现在米价不昂人心渐安折》，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第951 页。“台拱九股诸苗”更是成为“肆行反复，扰累腹地”的主力。⑨《清世宗实录》卷158，雍正十三年七月乙卯，《清实录》第8 册，第938 页。乾隆帝即位后，朝廷重新调集援军、撤换统兵将领，才最终在乾隆元年（1736）九月完成了平定。⑩《清军平定内地熟苗情形并苗疆事宜告竣》，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3 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72 页。

包利、红银起义险些令清朝“辟版图于绝域”之功毁于一旦。⑪“辟版图于绝域”语自《清世宗实录》卷1，《清实录》第7 册，第30 页。更严重的是，苗疆军事布防的缺陷至此完全暴露。尽管清朝以古州、台拱二镇为核心，将军队布置在苗疆南北，但清军驻地被苗疆山水分割成诸多小块，即使增强某一地区的兵力，苗民仍可把各据点互相之间以及与外界的联系轻易切断，并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加以围困，从而令驻军只能固守原地，无从与援军里应外合。清朝刚刚设立、重点经营的台拱镇，也没有起到预期作用，反而成为起义军进行围歼的目标。清军在两次苗民起义浪潮中遭遇的危机，迫使清朝统治者改变原有策略，突破单纯从战局和兵力出发考虑军镇位置的思路，寻找地缘上更适合驻兵统辖苗疆的地点。

从清江和台拱镇的先后设立上，可以发现该时期清廷在苗疆的设镇有三个特征：首先，军镇总是设置在局势紧张的前线地带，一旦军事压力消解，就会被迅速撤销，转而设于其他需要大军弹压的地方，流动性明显；其次，军镇主要起到通过集中大量兵力来慑服、歼灭敌军的作用；最后，如清江、台拱这样的军镇，虽然在名义上统辖周围的协、营，但黔东南落后的交通使之彼此无法建立稳定联系，一遇突发情况便只能各自为战。镇在规模上的优势不能有效传递给兵力较弱的协、营、汛。因此，清军在苗疆的布局不是理想的网状结构，而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据点构成的点状结构。

在平定包利、红银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很快认识到这种驻军方式的弊端。他们认为“兵皆散处”，“以三五人之塘、一二百之汛，而欲敌数十倍之苗众，非陷于危亡，即早为逃遁”。而大军距其甚远，“援之则不及，弃之又不可”；①《敬陈苗疆善后事宜六条》，乾隆元年六月初一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3 册，第59 页。另外，大军部署于深入敌境的前线，后方的兵力便不免减弱，由此给了苗民可乘之机。在苗疆诸军被彻底牵制后，起义军进入内地就如入无人之境，最终造成驿路沿线“数百里地方，民村尽为焚劫”的严重后果，②《湖广总督迈柱奏陈办理会剿黔苗安插黔黎是以八条并咨移黔抚严拿鹘掳子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第652 页。直接打击了贵州内地的统治。由是，清廷开始重视对战略后方的经营和保护，又采取各种方式盘整苗疆的布防格局。台拱镇衰落与镇远镇的重置，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四、镇远镇的复设与巩固

（一）清廷重设镇远镇的动因。在平定包利、红银领导的起义时，参与平定的几位要员均意识到镇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主张加强镇远的兵力：云贵总督尹继善认为“镇远一路，必须大员统领”。③《云贵总督尹继善奏报功剿黔苗屡获大捷及分路进剿情形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第704 页。湖广总督迈柱直接提出“镇远之宜驻总兵一员，万不可缓”。④《湖广总督迈柱奏陈办理会剿黔苗安插黔黎是以八条并咨移黔抚严拿鹘掳子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第653 页。贵州布政使冯光裕则上奏建议朝廷“于镇远添设一协”，并解释道：“镇远一协，可以上至黄平、清平，下至思州、铜仁，俱不过三二日即达。既能兼顾内地，即新疆有事，就近往剿，亦不过三二日即达。”⑤《敬陈苗疆善后事宜六条》，乾隆元年六月初一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3 册，第59 页。他不仅点出镇远在位置上的优势，还强调驻兵必须兼顾内地与“新疆”。以上言论反映部分官员在“平苗”的实践中，对镇远的战略优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此前，清军形成了在苗疆南北各设一镇进行统辖的格局。苗疆北部的军镇设置便长期存在，只是在具体方位上有所调整。但置镇于清江、台拱，还是镇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起义苗民包围驻军和进击内地，说明清朝在前线设清江、台拱镇以增加单个据点兵力的举措作用有限。而设镇于镇远虽无法将大军集中在前沿，却能拱卫战略后方。即便苗疆局势逆转，驻军也能先保护好贵州内地的安全。另外，镇远物产丰饶，地处驿道沿线，镇一级规模的军队可以相对便利地获得供给，免于在崎岖山路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转运粮草。同时，镇远可以充当苗疆各军与朝廷之间的枢纽，当地驻军被围时，镇远镇可及时提供支援；军报亦能通过驿路向京师加急传递，避免了信息全部被截断于前线的隐患。

综上所述，连续的苗民起义促成了清朝对镇远区位优势的“再发现”。苗疆北部军镇由台拱迁往镇远，表明它的功能由原来充当战时前线据点变为后方指挥所，更符合军镇的统辖之责。最终重设镇远镇的决策，反映出清廷在设镇时不仅考虑兵卒人数，还通过分析苗疆不同地区的特点作出全新擘画，无疑说明了其布防原则的发展与进步。

（二）镇远镇复置时间考。嘉庆、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均载：“（乾隆）四年，裁镇远协副将，改设镇远镇总兵官。”①（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38《兵部十二·官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1 册，第635 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55《兵部一四·官制·贵州绿营》第7 册，第200 页。有关研究也多认定镇远镇复置于乾隆四年，②罗尔纲：《绿营兵志》，第55 页；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第230 页；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第3 卷，第90 页。然而，《清高宗实录》中涉及重设镇远镇的内容，与两朝《大清会典事例》所载相悖，故于下文做一考辨。

首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年确存“兵部议准：贵州总督张广泗疏称，先经题请苗疆善后事宜，改镇远营为镇”之语，且乾隆帝“从之”。③《清高宗实录》卷90，乾隆四年四月戊寅，《清实录》第10 册，第386 页。但《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载，“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贵州台拱镇，改移镇远府冲要之地，以资弹压”，且乾隆帝“照张广泗所请，刘永贵调补镇远总兵官，令尹继善留心试看”。④《清高宗实录》卷33，乾隆元年十二月丁亥，《清实录》第9 册，第648 页。可见清廷决策复设镇远镇并确定总兵人选的时间为乾隆元年。由于此时已是十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故总兵官到任与建镇应至次年才能实现。而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就出现了“镇远镇总兵官刘永贵”的记载。⑤《清高宗实录》卷52，乾隆二年闰九月戊午，《清实录》第9 册，第879 页。同月尹继善又提到“臣查贵州镇远一镇，甫经改设，控制台拱等处，俱系新疆要地”，⑥《清高宗实录》卷53，乾隆二年闰九月丙子，《清实录》第9 册，第892 页。足证镇远镇设立于乾隆二年，而不是乾隆四年。

此外，《清高宗实录》中有乾隆元年二月镇远营招新兵一事，⑦《清高宗实录》卷13，乾隆元年二月辛巳，《清实录》第9 册，第378 页。前文所引乾隆四年实录也记“改镇远营为镇”。因此，两朝《大清会典事例》中“裁协设镇”的记载为谬。

（三）镇远镇地位的巩固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苗民大起义失败后，清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苗疆的统治。这些政策既有利于镇远镇的巩固，又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有如下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兴修道路。黔东南自古通联不便，崇山峻岭既阻断了内部交流，也使苗疆与外界相隔离，正所谓“官民自黔之黔，自黔之楚，之粤，皆迂道远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过”。⑧马国君编著：《平苗纪略研究》，第117 页。但据时人于乾隆年间所记，苗疆的交通已经大大改善。譬如清江厅就形成了“东北大路通镇远，东南大路至古州，西北大路至台拱”的局面。⑨［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13《清江通判》，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22 页。筑路活动完成后，镇远作为连接清江、台拱、古州等地的道路与湘黔驿道的交汇处，是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镇远驻军可经大路直抵苗疆要津，平息可能发生的骚乱。苗疆驻军也能借助大路形成通畅的联系，使彼此间的配合行动成为可能。以镇远镇为核心，各协、营、汛为结点，新修道路为脉络的网状布防结构，逐渐向苗疆北部铺开。它与苗疆南部以古州镇为核心的布防体系一起，共同实现着对苗民愈加严密的军事控制。同时，各府、厅、州、县之间大道的发展，也有利于打破苗疆原来的闭塞局面。由于交通的改善，民间集市贸易得到繁荣，与其他地域的商贸往来也愈加兴盛，这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⑩参见杨胜勇：《清朝经营贵州苗疆研究》，第81 ～83 页。

第二，广设屯军。在常规驻军外，清朝利用战后大量荒芜的田土建立屯军、卫所。屯卫制运作的原则，即兵丁耕种苗民的“绝户田产”，“俾无事则尽力南亩，万一有警，就近即可抵御”，并形成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①《议复张广泗苗疆善后事宜》，乾隆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3 册，第78 ～79 页。同时，清廷对兵卒搅扰苗民的行为加以严惩。②《清高宗实录》卷75，乾隆三年八月，《清实录》第10 册，第199 页。该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费负担，还通过填补网状布防结构中的空隙，进一步巩固苗疆腹地的防御体系，令“苗民无不帖服安化”。③《清高宗实录》卷249，乾隆十年九月，《清实录》第12 册，第220 页。此番变革之后，数量庞大的屯军成为黔东南军事系统中最前线的兵力。前线驻集大军的必要性再次下降。而后方的镇远镇则由于屯军、苗疆内部驻兵的重重拱卫，成为苗民难以直接打击的军事目标。另外，屯卫制的推行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屯军不仅大量开垦土地，还带来先进的农作物品种与生产技术。苗疆的粮食生产由此迅速恢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而汉苗人民在农业生活中的交流，也促进了黔东地区的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④相关研究见白林文：《清代贵州“苗疆六厅”治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38 ～142 页。

第三，文化建设。清朝官员认识到，使苗民移风易俗，学习汉家的礼仪文化，将有利于巩固对新辟苗疆的统治。乾隆元年，乾隆帝同意布政使冯光裕的建议，在苗疆禁止巫师。之后，清廷又大力支持在苗疆兴办义学，为苗民提供学习经书礼法的条件。虽然受到技术条件和清朝统治阶层民族歧视观念的影响，这些举措取得的效果相对有限，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苗民“化生为熟，化熟为民”的进程。⑤参见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240 ～253 页。苗疆社会因此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建立起对清朝的认同感，逐渐融入清朝的大一统治理体系。应当指出，苗疆的军事形势与社会文化间存在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以镇远镇为代表的清军布防体系巩固之后，苗疆的文化建设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而风俗文化的改造工作，也有利于逐渐消弭苗民的反抗意识，在精神层面遏制叛乱，缓解镇远镇可能面临的威胁。

总而言之，自平定包利、红银起义开始，清朝对镇远镇的战略价值形成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就附近区域而言，镇远“上控偏桥，下扼清溪，实据诸苗之要”；⑥［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十五》，《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9 册，成都：巴蜀书社，2016 年影印本，第467 页。从黔省整体来看，巡抚、提督居中控制，而“四镇分设四隅”，⑦《清史列传》卷38《贺长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2957 页。镇远镇对稳定贵州东部局势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清中后期，贵州全境战火频仍，镇远镇讨平变乱、安定地方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譬如：乾嘉之交的动乱中，总兵刘惠、千总杨芳等率部招抚苗民、平定苗疆；⑧［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五》，《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0 册，第349 页；《清史列传》卷39《杨芳传》，第3049 页。道咸之际，总兵秦定三参与歼灭“会匪”，追击太平军；⑨［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十》，《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9 册，第333 页；《清史列传》卷42《李星沅传》，第3299 页。同光年间的贵州再度爆发战事，镇远守军又完成诸多克复城池、讨平“夷匪”的任务。⑩参见《清史列传》卷60《罗孝连传》，第4747 页；［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9 册，第396 页。此外，光绪初年的镇远总兵和耀曾“居镇十六年，节虚糜，赡储积，为置营田，建兵房，制器械，军政大治。复以其余设义塾，平道路，劝农桑。”⑪《清史稿》卷456《和耀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2650 页。可见此时镇远镇仍对当地的社会经济起促进作用。晚清时期，出于军事近代化的需求，清廷逐步裁汰各省绿营兵。光绪十一年（1885），镇远镇标中、左、右三营把总三人、外委四人及镇远总兵兼辖的松桃协把总三人、外委一人，铜仁协把总一人、外委六人，清江协把总二人、外委七人，丹江营把总三人、外委三人，台拱营把总三人、外委三人，被裁撤①［民国］《贵州通志·武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9 册，第92 页。；但镇远镇的建置得以保留。到宣统二年（1910），镇远镇依旧设有总兵，②参见［民国］《贵州通志·职官表九》，《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8 册，第496 页。可谓与清王朝相始终。这也显示了镇远镇在黔东地区军事驻防、社会发展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镇远镇对周边行政区划的变迁也产生了影响。雍正七年，镇远府添设理苗同知一员，分驻清水江；雍正十二年，该同知移驻台拱，在清江改设理苗通判一员。但这些官员初设时，其管理范围和“刑名钱谷”的职责并不明确。直至清廷平定苗民起义，令屯军划分、开发屯田之后，新设的行政机构才渐渐落实管辖范围，发挥治理作用，开始由府佐贰官向厅制转变。③参见卢树鑫：《清代“新疆六厅”建置考》，《贵州民族研究》2015 年第9 期。政区辖境与功能的完善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镇远镇及其下辖军营正是在此方面为厅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乾隆年间，镇远府管辖清江厅、台拱厅的行政格局逐步成型，与以镇远镇为核心，兼辖清江协、台拱营的军事布防格局相得益彰，构建起新开辟地域的社会管控和治理机制，加速了贵州苗疆纳入清王朝直接统治区域的进程。

五、结论

经过梳理，清代镇远镇的演变过程可归纳如下：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七年（1668），建制级别为镇；康熙七年至雍正七年（1729），为协；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年（1737），为营；乾隆二年后，为镇。④（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38；《清世宗实录》卷89；《清高宗实录》卷33；《清高宗实录》卷53。

镇远镇复置后，其建制一直稳定延续至清末。镇远地处驿路沿线、险要可守、商贸繁荣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如果把区位优势视作决定性因素，就无法解释镇远镇在清前期为何经历了一个设而复裁、裁而复设的过程。其实，镇远镇的两次调整首先反映了清朝军事战略的变化。雍乾苗民起义前，清廷主要根据军事形势决定是否设镇，依之形成的军镇随战争变化不断迁移。清初朝廷在贵州的统治尚不稳固，镇远就是实际上的“前线”，宜于设镇。南明永历政权覆灭后，镇远的军事压力骤减，暂无于此集中大军的必要，镇远镇因此被降级为协。然而，雍正年间开辟苗疆后，黔东南地区又处在战争前沿。因清廷确立在苗疆南北分设两个镇的方针，遂在苗疆北部的清水江流域建起清江、台拱镇。假使清廷此后没有调整设镇原则，一旦战争消弭、军事压力缓解，这些军镇最终也难免旋立旋撤的结局。雍乾时代苗民接连不断的反抗，暴露了单一据点的大规模驻军无法有效平定起义的问题。此后，黔东南驻兵布防格局开始从点状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变。镇一级军事单位从苗疆内部退至镇远，而据守前线的任务主要由各协、营、汛和屯军承担。朝廷不再紧随战争形势把军镇置于前线，而是将其建设在战略后方，使之充分发挥统辖与联络作用。清朝军事策略的改变和进步便寓于这个过程中。

但镇远镇变迁最根本的驱动力，是清朝统治者经营苗疆方针的嬗变。顺康时代，清廷尚未对贵州苗疆倍加关注。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提出苗疆水路四通八达，如果将之开通，促进商贸繁荣，便能“裕课便民”，大大增加财政收入。⑤《云南总督鄂尔泰奏陈招抚化导古州边地苗彝情形折》，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 册，第304 页。另外，雍正帝对西南大片领土游离于王朝体制外的现状极为不满，认为“尺地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番苗种类固多，皆系朕之赤子”。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6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54 页。经济与政治上的急切需求，促使清朝开辟出黔东南的“新疆”。然而，在初平苗疆后，进驻的官吏和军队丝毫不视苗民为“赤子”，而是一味需索、强取豪夺，置苗民的安居乐业于不顾。统治者在苗疆的横征暴敛，最终引发了苗民大起义。清军的镇压给黔东南地区带来惨重破坏，也造成了巨额的军费开支，粉碎了清廷“大一统太平盛世”的幻梦。①张中奎对上述问题有较为详备的研究，见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第87 ～97 页。“大一统太平盛世”出自《大义觉迷录》卷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7 页。苗民起义被平息后，清廷上下不得不展开反思。军事上，主持平定起义的张广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各镇营平时不免骚扰，且漫无防范，迨逆苗叛形已露，又不能直捣巢穴，溃其腹心，以致逆苗猖獗至此。”②《经略湖广总督张广泗奏覆钦奉谕训屏去私心惟公惟正办理苗疆事宜折》，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 册，第802 页。朝廷因此将镇一级驻军从台拱后撤至镇远，而以征战属性较弱、生产建设性较强的屯军分担防守任务。其他方面则有建立厅制、发展义学、改善交通、移风易俗等。以上举措表明，统治者逐渐将黔东南视作“内地”而非“征服地”。重设镇远镇，归根结底也是苗疆走向“内地化”的重要环节。无数苗族先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迫使清廷的经营方针实现从“征伐”到“经略”的转向，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平改造取代了暴力平定，成为清朝向黔东南地区渗透权力的主要方式。

总而言之，镇远镇的演变不仅体现了该地区的兵力布防变迁，更映照出黔东南苗族聚居地变“新疆”为“旧疆”，逐步融入大一统国家的进程。③温春来对“新疆”“旧疆”的意涵进行思考，指出“随着‘夷’、汉族类的交往与互动、对正统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化、‘汉威’的逐渐渗透等原因，周边族类在礼俗、文化上被认为呈现出‘与民人无异’的趋势，而他们自己亦不断通过各种策略改变自己的身份与认同，‘新疆’由此逐渐完成了向‘旧疆’的转变。”（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391、395 页）虽然其结论是基于对黔西北地区的研究，但作者认为“新疆”“旧疆”话语对理解西南许多地区纳入大一统中国的过程有相当意义。“新疆”一词本身即为黔东南苗疆的别称（见前文所引史料），清代官员在提及该地区事务时，也出现了“新疆”“旧疆”话语（如贵州按察使赵孙英奏称“新疆苗民，较淳于旧疆”，见《清高宗实录》卷689，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壬寅，《清实录》第17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714 页）。而清朝对苗疆的改造，也与其在黔西北的经营有类似之处。故笔者认为从“新疆”到“旧疆”的分析视角，对探索黔东南苗疆纳入大一统国家的过程具有借鉴意义。如今，清王朝的军事机器和民族压迫早已灰飞烟灭。我们所看到的，是黔东南各民族和平共处，地区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开发的美好图景。这就是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