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默（口述） 欧 凯（整理）

 

我叫李默，1928 年8 月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1946 年，我正在读高中，赶上国民党进攻解放区、进攻乐亭，学校没法办下去。于是，我和汪文典等几名同学商量一起离开学校，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负责招兵的八路军干部了解到我们几人都在读高中，就说：“你们都是小知识分子，现在卫校a指冀东军区卫生学校。在招生，你们去卫校吧！”那时也没多想，觉得反正就是准备当兵，到哪里去都可以。这样，就去了卫校开始学医，从那就注定了我一生的军旅生涯。按照卫校规定，学医的学制是一年，结果我们去了以后就学了9 个月。为什么呢？因为1947 年8 月部队要去东北，急需军医，我们就提前毕业被分到部队。我被分配到由原来冀东八路军（2 个独立旅和3 个独立团）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9 纵队。纵队司令员是詹才芳，政治委员是李中权。我在第26 师第78 团卫生所任助理军医，就这样随部队挺进了东北。

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们进关打了平津战役。平津解放后，部队统一了番号b1948 年11 月1 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扩大会议精神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由于当时东北野战军正在进行辽沈战役，故在平津战役结束后才统一番号。，9 纵改为四野第46 军，我所在的团也改了番号，我在第137 师411 团卫生队，晋升为军医。那时卫生队的军医有三大任务：一是把伤员救下来；二是替伤员包扎，把伤口包好；三是负责伤员后送。每次打仗，卫生力量都要往前延伸，加强一线救护，师延伸到团，团延伸到营，营要延伸到连，这叫前接，往前接。我们卫生队分成两个组，其中一个组就要向前延伸——支援到主攻营，营再支援连。这样，团卫生队力量就不够了，师卫生部就会派担架队来支援，帮助后送伤员，往师里后送，这叫阶梯治疗，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往后运。

衡阳解放以后，我们作为警备部队驻守衡阳，参加剿匪作战。我从第411 团卫生队调到第137 师卫生部医政科，当科员。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又叫嚣反攻大陆，所以1951 年初，第46 军奉调进入广东，驻防广东潮汕以西的海陆丰地区，主要是为防止台湾蒋介石在这一带的袭扰和登陆。1951 年3 月，我又从第137 师卫生部调到了第46 军卫生部医疗科。到1952 年，中央提出，让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去朝鲜轮换作战，跟美国鬼子较量较量，打打现代战争。所以，军委决定第46 军与第42 军互换。我们入朝，他们回国，他们接我们的班，我们到朝鲜接他们的防。

一、出国作战前的卫勤准备工作

那时，军一级还有卫生部，我在卫生部医疗科当科员。入朝前，因部队整编军卫生部被撤销了a1951 年11 月，全军进行整编，军一级统一撤销卫生部，卫勤机构并入后勤部。，与原来的供给部合并，叫后勤部，保留了原卫生部的三个科：医疗科、防疫科、药材科。在此之前，军机关是司政供卫四大部门：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卫生部撤销后，原卫生部长成了后勤部的副部长，我原来所在的卫生部医疗科变为后勤部医疗科，我在后勤部医疗科当科员。出国前我主要参与了两项工作：一是转送慢性病人和伤员；二是参加军复转领导小组工作。

大概是1952 年五六月间，突然接到中南军区卫生部的通知：要求第46 军异地安置内部各医院的慢性病人和短时间内不能治愈的伤员。军里便召集各师及军直各大单位卫生行政负责同志开会，要求把各单位的这些病人和伤员分成两组，一组是肺结核病人，送到湖南湖北交界的羊楼洞b今羊楼洞镇，位于湖北省咸宁赤壁市，是湘鄂交界的要冲。；另一组是慢性病人和短期无法治愈的伤员，送到羊楼司c今羊楼司镇，位于湖南省岳阳临湘市，在湘鄂交界处。。同时要求各师按规定日期直接把病人和伤员分组后，送往樟木头d即广东东莞樟木头镇。兵站集中，我则带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陪护军直各单位的病人及伤员先期抵达樟木头，等待各师全部伤病员到齐后，再统一由我和带去的医生护士分别送到羊楼司和羊楼洞的指定医院。当完成任务归队时，发现大家已经在讨论部队要去抗美援朝的事儿了。

1952 年6 月29 日，第46 军正式接到入朝参战的命令，立即进行了紧张的组织与思想动员工作。7月12 日，在泥沟召开了全军干部代表大会。会上，肖全夫军长介绍了朝鲜战场情况，吴保山政委作了执行抗美援朝任务的思想动员。由于此前部队连年行军作战，又执行了2 年守备任务，所以连队、机关都有一些老弱残兵，不宜执行更艰巨、更艰苦的出国作战任务。因此，军里决定把年大体弱的、成分复杂的，以及部分女同志就地复员或转业。于是，从各级抽调干部组成复转大队，负责这项工作。由司令部一名姓张的参谋，政治部一名干事和我代表后勤部，组成领导小组，张参谋任组长。我的任务是把计划复转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彻底摸排清楚，并分成等级，以便按规定发放复转安置费和医疗补助费。在定级发放医疗补助费时，为安置好这些曾经为革命流血的同志，领导要求，等级要合理、发放面要宽，基本上每个人都要有，只是多少略有差别。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圆满完成任务，上下都比较满意，事后张参谋就调到一个团里当参谋长了。我们几位参加军领导小组的同志在继续完成收尾、总结工作的时候，全军各部队已经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了。

在复转工作结束之前，后勤部就通知我：复转工作一结束，立即返回原驻地。当任务结束，我赶回棉湖e第46 军原驻地。时，那里早已人去楼空。部队是从广东出发，坐闷罐车到安东（今丹东）集结的。我因为没有随大部队统一行动，所以自己乘火车经粤汉路、京汉路到达北京，再从北京到沈阳，中间路过乐亭，还回了趟家，而后再换乘到达安东，回到部队与大家会合。到了安东，发现卫生部先期到达的同志已经帮我把所有的棉衣、装备、枪支都领取了。当时就把身上的解放军军装脱下来，换成志愿军军装，其实就是类似于朝鲜人民军军装的样子。个人的枪支也要上交，我原来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敌人的加拿大手枪，很漂亮，但因为要统一枪支型号，所以就上交了。就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待过江的命令。

二、初入朝鲜感受战争残酷

1952 年9 月17 日，第46 军各部队告别了祖国。为防止敌机轰炸，部队基本上都是夜行昼宿。那时过江哪有人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没那个事儿，没有唱的。过江的时候唱歌，不就暴露了吗？部队都是在漆黑的晚上非常隐蔽地过去。过江以后，有两件事让我感到这次战争是从未有过的残酷。

过了江，一踏上朝鲜国土，就感觉朝鲜那个土完全是松的，脚踏进去像被埋在土里了，完全就是那种虚土。晚上看不见，那时又年轻，感觉很新奇，就好奇朝鲜的土和中国的土是不是不一样？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白天一看，和中国的土完全是一样的——黄土地。后来，我写了一篇回忆性短文，叫《土地》。讲中国、朝鲜、美国的土地。退休以后，我去了一趟美国，所以联系到三个国家的土地，写了这篇文章。当时踏进朝鲜感受到的虚土，说明什么呢？说明战争残酷、惨烈啊！坦克、大炮、车、马、人、牛都要过，走得太多，又加上轰炸，把路上的土都辗得、炸得成了粉子，就成了虚土。我也经历过打仗，没经历过被弄成这样的土。也因为路成了这样，所以很难走，我们伤员后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入朝以后，每天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都是由军司令部预先通知，后勤各单位就组织了一个三四人的“先遣组”比部队早半天出发。大概下午两三点出发，人少目标小，早一点到达宿营地，为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分配好房子，细化安排宿营地。我就在这个“先遣组”里。那时，朝鲜几乎没有房子了，被美国人炸的没有了。有时，地图上有个村庄的名儿，到现地一看，基本上都被炸没了，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国内打仗，还没见过这种情况，那时我们基本上还是能够住上房子。没想到，到朝鲜，房子都不好找。

但在山脚底下、山沟里头，还有零零散散保存下来的那么些茅草房。只好在山沟附近找房子，大家一块儿挤，和老百姓住在一个炕上。朝鲜的炕和中国的炕不一样。在中国，进入房子以后，里面是屋子，屋子里有炕，大概屋子一半是炕。朝鲜进门就是炕，全屋都是炕，门是推拉式，和日本差不多。朝鲜老百姓好啊，一看我们来了，就给我们腾位置，一个科七八个人就和朝鲜老百姓住在一起。那时见到的朝鲜当地老百姓，老的老、小的小，生活苦不堪言！

三、从西海岸到“三八线”

第46军到达朝鲜时，战线已经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所以，我们军基本上没有打什么很大的仗，都是一些小仗，主要是三打马踏里。我在军后勤部机关，只到过一次战斗一线的坑道。

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研究对象为包括青岛市在内的16个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比较早的城市，通过网上和实地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搜集所需数据，提出并构建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满意度的理论假设与概念模型，运用SPSS20.0软件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和概念模型的合理性，分析不同因素对智慧城市建设满意度的作用路径及其强度。

入朝以后，第46 军的第一个大任务是防守西海岸。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行军，过了平壤，部队先后到达了朝鲜西海岸集结。稍事休整，就奉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接替了第42 军的防务。于是，我们后勤部和他们后勤部一一对接。他们后勤部在什么地方，医疗科在什么地方，我们一个科对一个科地完成交接。之后第42 军回国休整，我们负责西海岸的防务和工事构筑。这一带山小路多，地形比较开阔，便于机械化部队活动。什么意思呢？因为美国之前搞过仁川登陆、元山登陆，把朝鲜部队都切断在了南方，导致朝鲜部队死伤非常大。现在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美国人又想在这里登陆，卡住我们前线的部队。所以，当时第46 军一进朝鲜就到西海岸接替第42 军继续修筑工事、挖坑道，防止敌人再搞登陆。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队才开赴“三八线”。

1952 年底，我们把守备西海岸的任务交给了第38 军。1953 年1 月开进到“三八线”，接替了临津江北岸第40 军的防御阵地和作战任务。作战正面是西起板门店、东到基谷里约38 公里的防御地段。

到了前线，一线部队主要在坑道里。后勤部就组织了一个组，去体验坑道生活，看看坑道里需要什么，后勤应该怎么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后勤部部长知道我算个老兵，那时我也年轻、比较活跃，就派我带着这个组下到连队，并在坑道里住一段时间。

去前沿坑道，要过封锁线。组里有几名新参军的同志，对过封锁线很担心、很紧张。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跟在我后边。”有的人还是紧张得不得了。敌人封锁一个地方，是一阵阵打炮。敌人的炮兵看不见我们，是依靠飞机校正。所以，过封锁线要有经验，得等待间隙。美国人打炮的时候不能走，等打一阵停下来以后，再往前跑、拼命地跑，这样过封锁线才行。没有经验的人，听到炮一响就赶紧趴下，动也不敢动。其实这时炮弹还没到呢。炮弹打过来，有个弧线，带着声音。听到炮呜呜呜地叫，说明炮离得还远。他们有些人没经验，等炮打完，还是趴在那里，不起来，紧张啊。到了坑道以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美国人不仅打炮封锁我们，空军也很厉害。抗美援朝战争是立体战争，美国飞机飞来，就是一群。如果晚上来轰炸，他先打照明弹，打一圈，全照亮，第二次回来再投弹。这时，就要看有没有经验。有经验的，敌人打了照明弹，那就赶紧快速跑到隐蔽的地方，别等敌人回来，再回来就是轰炸。这些都是在战争中的历练让人得到的经验。

四、战场一线的卫勤工作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主要是在第46 军后勤部医疗科工作。这期间，要说值得一提的卫勤工作经验教训，一是汽车后送方法的创新，二是军后勤部与军外科所的防空。

当年，卫生部门没有汽车，运送伤员只能靠后勤部门的汽车。汽车往前运送物资，返回时拉伤员。那些汽车多是苏联支援的嘎斯汽车。一车能拉两吨物资，虽然小一点，但走山路合适，进山沟方便。美国车能够拉五六吨，但个头有点大，有点笨。所以，当时苏联支援的车都是这种小一点的车。返回时，一车能够拉四五个伤员，有的能坐、有的能躺。为了防止汽车颠簸给伤员造成二次伤害，前方就想了个办法，给车厢装半车土，车就颠不起来了，伤员在上面稳一点。司机不仅要防止路颠，还要防空。开着汽车，响声很大，敌人飞机来了，司机在驾驶室根本听不见外面飞机的声音。所以，美军飞机来，只要炸头一辆，就能把我们后面几辆十几辆汽车都炸完。怎么办？为了防止司机听不见，就设置了防空哨，这是志愿军的一个创造。调了一个公安师，专门在公路沿线放哨，一公里左右一个哨。只要听到飞机响，“当”就是一枪，这一枪一传，那边又一枪，很好的预警和警报。这样，飞机来之前我们早就知道并做好了防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设防空哨很有贡献。当然，也靠朝鲜老百姓和我们的工兵部队、铁道兵部队，哪个地方被炸了，马上就能修复。

要是晚上行车实在看不见，就开一点灯。枪一响，马上就关灯，车和人就近藏起来。所以，那时候要求司机能做到夜晚闭着灯开车，一小时能开30 多公里，讲求创造万里号司机，一个司机能开上一万里，那就是英雄。如果是中午放防空哨，到处都会响枪。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在后方，没机会放枪，又想打枪，怎么办？只要听到一声枪响，知道是防空哨，也出去“当当当”打几枪。那时每个人都有配枪，打几枪，也给其他人放放防空哨。

说到防空，战争进行到1952 年至1953 年，我军虽然有了一定的防空火炮，年轻的人民空军也能与敌机进行空战，但敌军仍然保持着空中优势，所以防空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抗美援朝期间，我印象最深刻的三件防空事：一个是三所a指第46 军医院第三卫生所。被炸，我代表后勤部去慰问和处理；二是军后勤部被炸；三是后勤部一名司药因为应急防空牺牲。

第46军医院有三个野战卫生所，一所是内科所，二所内科、外科都有，三所是纯外科所。三所比较靠前，接收从师里送来的伤员，经过医疗处理，然后再往后转运。因为每天都有汽车进进出出运伤员，被美军侦察机发现了。美军就派飞机来轰炸，轰炸了一次，返回时又炸了一次，被炸得很厉害。伤员、工作人员都死伤不少。军部得知三所被炸，当时就派我立马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抓紧处置。我们把受伤的同志进行紧急处理后，立即往后送。牺牲同志的遗体也要往后送，不能在当地埋。没想到，三所还有俘虏的两三个美国兵，是第46 军到朝鲜以后打了几个小仗俘虏的美国伤兵。三所所长汪文典是和我一块儿参军的同学，中学学过一些英语，会简单的会话。他就和他们聊天，要他们不要害怕，说志愿军优待俘虏。之后，把他们也后送到了志愿军的美国兵战俘营。

后来，军后勤部也遭到敌机轰炸。军部有个司药，姓赵，是位女同志。飞机来了，她连袜子都没穿就匆匆爬上树。飞机走了，她下不来了，在树上叫我：“李默、李默啊，快来救我，我下不来了。”朝鲜板栗树很多，板栗树下面都是板栗的带毛刺的皮。我问她：“你怎么上去的？”她说：“不知道。”人急了有时候应激确实会过度。

还有一次，军药材科的一位同志去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药库领药。走到一座桥上，刚好敌机来了，不能再开车了，车就停在桥上。司机有经验，下车后趴在车底下。我们的司药没经验，一着急，从汽车上就往下面跳。冬天，下面是冰河，这一跳，就摔死牺牲了。太可惜了，没有经验，也是应激过度了。

五、停战后在“志卫”负责卫生列车调度

1953 年停战以后，我从第46 军后勤部卫生处调到了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也叫“志卫”），被分到卫生部计划检查处，管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管伤员后送。当时，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的部长叫吴之理，是有名的卫勤专家，抗战初期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后来到第二军医大学当了校长。我到“志卫”后，他告诉我说：“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把这些列车编上号，负责卫生列车的调度和伤员后送。”

志愿军在安东有一个卫生列车大队，入朝以后成立的，正团级。这些列车都是用老式硬卧车改装拼凑起来的。火车比汽车要平稳很多，可以把伤员放在硬卧上，上铺睡轻伤员，自己爬上去，中铺、下铺都是躺着较重的伤员。每列车大概是12 节，也可以挂13 节，有两节是办公和医生护士们休息的，其余10 节或者11 节安排伤员。一列车可以安排三四百名伤员。最早的时候，有12 列这样的车，被美国飞机打掉一些，剩了10 列。到1953 年我到卫生部时，拼凑起来只有8 列，我用01 到08 对列车进行编号，方便调度。

这时的志愿军后勤部有一分部、二分部、三分部、四分部、五分部，共5 个分部a原为6 个后勤分部，1953 年7 月改为5 个后勤分部。。分部从鸭绿江边往前布置，分部下面有大站，大站下面是兵站，兵站有医院。整个朝鲜战场又具体分为东线、中线、西线，东海岸是东线，西海岸是西线，中间是中线。医院从前面的第一线的师医院，然后是中间的军野战医院，而后是分部和兵站医院，每条线上都有一个中心医院。这样三条线算下来，几十个医院。整个后勤的医院有一个分布图。有了这个分布图，我就知道医院在哪里。医院基本上都接近火车线，不通火车的也通汽车。在前线用汽车把伤员拉到医院，后来也配备了一些救护车，是苏联支援的，底盘很高，适合山地行驶，但比较窄，架子很高、很晃，没有我们用卡车拉伤员安全。

医院的信息不直接报给我，而是由分部或者大站联系医院，比如，今天哪个分部、哪个大站统计下辖的医院有多少伤员，用电报发来告诉我。卫生部没电报，“志后”有电报，送电报的战士每天骑着摩托把电报送来交给我。所以，我每天要掌握所有的电报，知道伤员在哪里，有多少，对这些情况要做到了如指掌。我把要发的调令给那个战士，由他发电报到安东调列车。比如02 号列车到西线五开里装伤员100，到哪个大站装伤员200，在哪里装50。列车就按照电报指令开过去拉伤员，回到安东后马上发电报给我。这样，我就知道哪些列车在安东，哪些列车在朝鲜的路上，心里就有数了。但在路上的车，具体在哪一段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有时候伤员装车不一定能按时完成。

停战以后还有了专门的志愿军客运专列。车上有餐车，卖烧鸡的、卖啤酒的、卖糖果的都有，条件就好一点了。那时候，机关下部队调研、视察就可以坐这个列车。之后，国内陆续来了调学、考学的指标和机会。那时，在朝鲜从事卫生工作回国学习的同志大约有两三百名，医生、护士、卫生员，还有医助，部队有计划培养这些同志的医疗技术。当时，我在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参加了“志卫”组织的一个考试，之后就被录取了。其实也有组织保送的意思，在平时工作中、战斗中表现不错的，就作为培养对象。因此，1954 年8 月，我回到了祖国，到长春上了军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