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张校瑛 关小宇 陈晨（整理）

 

一、新婚5 天就去当兵

1947 年秋天，正是东北解放战争即将开始秋季攻势的关键时刻，部队急需扩充兵员，上级指示要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当时我们心里都知道，那个时候去当兵，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所以动员工作非常困难。当时我是山城村农会副会长，作为干部，这个时候要起到带头作用。所以在动员大会上，我第一个报了名，我记得自己声音很大地说：“我去！”那个时候我刚刚结婚5 天，在场的人都特别惊讶，觉得我才结婚几天，不可能舍得就这么走了。当时我也看出了大家伙儿的疑虑，就一下子跳到板凳上说：“现在正是国家需要咱们的时候，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错，等全国解放了，咱再回来种地抱孩子也不晚。”可能是受了我的感召，我们村12 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报名参了军。

然后我就回到了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和妻子，他们沉默了很久。老爹说：你走了，咱家才分的地谁种啊？老娘说：你这一去，枪子儿不长眼，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你刚过门儿的儿媳妇可就要守一辈子活寡啦！我媳妇倒是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她一定在想她才过门儿四天，我就把她撇在家里……结果他们都哭了。可是我觉得，作为男子汉，绝不能打退堂鼓，就跟他们说：“打不赢仗，咱们都没有好日子过，土地还要被抢回去，跟着共产党干，等咱们解放了，就有好日子过了。”

报名的第二天就要求我们入伍，于是我和其他新入伍的兄弟们戴着大红花，在乡亲们欢送的锣鼓声中，跟着共产党部队走了。我们这些丹东的新兵经过凤城、灌水、赛马，步行到达开县换装集训。我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 军119 师357 团3 营8 连。连长看我身强力壮，眼睛也有神，就交给我一挺轻机枪，之后我就当上了机枪手。集训之后就开始打解放战争。1949 年1 月，我入了党，由机枪手逐渐升到班长、副排长、排长。

二、三次渡江，三别家乡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志愿军第40 军奉命从海南岛北上，当时坐的是闷罐车，1950 年8 月底到了安东（今丹东），驻扎在八道沟一带。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10 月20 日天黑之后，我们团遵照命令秘密地从鸭绿江大桥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

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的新义州，天亮之前，我们赶到了朝鲜的青沟里，我们团潜伏在深山中。但是看到的景象是非常惨的，到处都是废墟、弹坑、尸体和烧焦的树木，老百姓拖儿带女地往北逃难。我们志愿军的探照灯光在天上来回交叉地在黑暗里搜索敌机，敌人飞机投掷的照明弹在空中就炸开了，照得晚上像白天一样，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到处都是，这是他们在传递各项信息。

进入朝鲜之后没几天，我们的部队就在龙山洞跟敌人遇上了，我的大腿被炮弹炸伤，然后被送回吉林图们的部队医院治疗。治了一个月多的时间，我康复了，就要求重返前线，当时心里想的只有归队。我回到安东后，找到了第40 军军法处，军法处就安排我坐上开往朝鲜运送军需物资的军列去朝鲜，这样我就第二次进入朝鲜。可是，这趟军列在中途遭到敌机的轰炸，车翻了，人也散了，我在那里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找不到自己的部队，没办法，只好拦住从前线往后方运送伤员的火车，又回到了安东。我又一次来到军法处，请求再次入朝。军法处经过多方联系，才知道我所在的357 团正在马旺山参加战斗。知道自己部队在哪里之后，我立刻又坐上了过江的军列，第三次跨过鸭绿江，直接奔向马旺山，去寻找自己的部队。

因为我的家在丹东，我三次跨过鸭绿江都是从丹东过江的，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回过家。第一次部队从海南岛回来之后，我们在八道沟待命40 多天，我没有回去；第二次伤好之后从图们回丹东准备过江，也没回去；第三次因在朝鲜翻车回到丹东到军法处找部队时又住了三天，我还是没有回家。其实从八道沟翻过小盘道岭就是我的家，还没有5 里地，步行用不上20 分钟，可是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紧归队。战友们都劝我回去看看，他们说：家里的老人和媳妇肯定都在等着你，你不想他们吗？但是我想，我是个军人，我不能擅自离开部队，那些在前线的战友也有老人、媳妇和孩子，他们正在流血牺牲，我怎么能借这个机会回家呢？

三、誓死捍卫161 高地

在朝鲜我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战斗，但是印象最深的是1952 年在161 高地的那次战斗。美国部队在许多飞机、坦克、火炮的配合下，不断向161 高地发起进攻，他们投下的那些炸弹、炮弹、凝固汽油弹、毒气弹，铺天盖地向161 高地打来，阵地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在朝鲜，那炮火太多了，那炮一打就是百八十发炮弹。但是战士们没有退缩，一直在高地上顽强抵抗。

我记得那是10 月份，当时161 高地上死伤特别严重，急需弹药和兵力增援，我也没有多想就冲进了营指挥部，请求增援161 高地。当时情况特别紧急，营长一看到我，就命令我带领9 个人，扛多少手榴弹，扛多少子弹，想尽一切办法送到阵地上。我一想：这么多人都没上去，今天我能上去吗？可是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讲价钱，我立刻就答应了。刚一出发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贴着地面放烟雾，烟特别大，一点都看不见，在烟雾中我们瞅准机会就往高地上冲，就这么上去了。

上了阵地之后，发现那里没剩下多少人了。有一个姓刘的报话员，浑身都是血，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他说：“老孙，你上来了。”那里还有一个副连长，叫支全胜，他在东头，我就过去了，他说：“哎呀，老孙你来了！”他们几个人已经把爆破筒和手榴弹抱在怀里，准备随时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当时他浑身是血，身上好多地方都受伤了。我一看他的伤势那么严重，就赶紧把他抱进坑道，一边为他包扎伤口，一边向外察看阵地的情况。整个高地被炸得浓烟滚滚，到处都是尸体，有美国人的，也有志愿军的。我们拿着爆破筒，爆破筒是个二寸粗细的铁管，里面装的炸药，我就准备等敌人上来以后，就一块和他们同归于尽！有一次敌人冲上来，我甩出了爆破筒，崩死了几个敌人。后来敌人上来抢战壕的时候，我就把那些美军的尸体拽过来，摆在我周围，摆了一片。敌人飞机飞过来，贴地飞行往下一看，有这么多美军，它也就不会再轰炸了。有一群美国兵端着枪冲过来，我们一起开火，有的用枪，有的用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个时候侧翼有两个敌人包抄上来，也被我们打死了。我们几个人一直坚持到半夜，一共击退了敌人6 次反扑。

战斗结束之后，和我一起从阵地下来的只有5 个人，副连长支全胜走到半路被飞机炮弹把腿炸断了，是一个姓周的战友把他背下来的。

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停战协定签字之后我们就回国了。10 月，朝鲜在桧仓召开了一次大会，要表彰志愿军，我又去了朝鲜，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之后，我回到北京，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功臣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战友们一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这件事情是我终生难忘的。我非常幸运，活着回来了，好多战友都死在了朝鲜，我的心里十分难受，我更应该好好活着，替他们看一看现在祖国的样子。我的左腿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没有拿出来。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四、带领村民走向致富之路

1955 年我复员了，当时安排我去城里工作，但是我放弃了，回到了山城村。正好赶上1956 年合作化，我说我是党员，我就在农村做合作化吧，就没在城里找工作。我们这些没上班的回来以后，政府都给盖房子，我没要求盖房子，我说我有个房子就住着吧。刚复员回到家里之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当年和我一起参军的12 个兄弟，活着回来的只有3 个，其中2 个还是伤残军人。我当时觉得自己能活着回来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那么多战友死在朝鲜，埋在朝鲜，所以决定只把党组织关系交给村支部，把复员手续交给民政部门，但是一等功证书被我藏了起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是替死去的战友们领的这份功，也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功臣，他们只知道我是当兵的就可以了。

回来之后，我担任山城村一大队生产队长，一干就是20 多年。我是个“一根筋”的人，在战场上就是这样，所以到了地方也有点“轴”。我有过这样一段经历：1960 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都实行食堂化，全队的男女老少都要到食堂去吃饭。我当时是公社领导，本应该坚决执行上级的安排，但是总觉得这样不太妥，因为有的家里有不能下炕的老人、小孩儿，还有走不了路的残疾人，大雪天或下暴雨的时候他们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呢？在家里又没有米和菜下锅，这让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我就把问题提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社会上极“左”思潮很严重，没人理会我的意见。因我不执行食堂化，惹了祸，被打成了“反革命”，罪名是“反对公社化”，被开除党籍，撤销作业区主任职务。后来到了1963 年，社会局势发生了变化，公社党委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和职务。这期间，我也没有说过我是志愿军功臣，以此来保护自己。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了干部就要为村民做点什么。我就又开始研究发展粮食和蔬菜的生产。有一年洪水特别严重，把农田都毁了，我就想能不能建个大坝，把洪水挡住。当时也没有机械化设备，我是生产队长，就带头用筐挑、用肩扛，运送土块和石头，大家伙儿也都跟着干起来了，就这样带着村民修起了大坝，还改造了100 多亩地。我们这里的地特别适合种板栗，后来我们就用了几年的时间开发荒山，在山上种了一大片松树和板栗树，这样一来收入增加了，大家的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

我也一直在学习，学习怎样才能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改革开放以后，我就组织乡亲们成立共同致富小组、扶贫致富小组，作为领导干部，我又把好耕的地给乡亲们。当时我们生产队有5 户从黑龙江迁来的贫困户，我就把自己分到的40 亩地都分给他们，争取在共同致富的路上不落下一户。

五、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

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些地方开始邀请老战士向青少年讲战斗故事，都知道我是老兵，就邀请我去讲。我一讲在朝鲜怎么打仗的，有人就向媒体反映了，记者开始跟我刨根问底，我这才说出了自己是一等功臣。

我是1947 年参加革命，1955 年复员，这期间一直在打仗，经常吃不上饭，就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复员之后也没顾得上治，时常犯病。家里一直住的老房子，漏了就自己修一修。我有7 个子女，除了2个是正常招工外，其余5 个都是农民。我老伴因为没有钱治病很早就去世了。很多人跟我说：老孙你可真傻，凭你的功劳，给孩子安排个挣工资的工作，向上级要点钱修修房子、治治病，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是功臣，明明可以享福，为啥这么拼命干？但是我始终觉得打仗杀敌是军人的义务，记了功只是对我的鼓励，不是我向党伸手要待遇的资本，如果我躺着享受，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吗？

前几年我突发心脏病住院了，在丹东市中心医院作了支架手术。病治好了，可是医疗费全是跟别人借的，有好几万元，靠我每月1000 多元的抚恤金和低保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元宝区政府知道了我的这些情况后，就在2010 年把我安排在丹东市第二福利院养老。

2007 年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件事，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年中央军委要在北京举行纪念建军80 周年纪念活动，北京那边按照我入伍时登记的家庭地址也就是山城村发来了请柬，可是我没有收到。因为已经过了60 年了，山城村改名了，变成了金山镇盘道岭村，所以请柬发出了好多次，都因为“地址不详”被邮局退了回去，所以我就没有参加上那次活动。虽然没有参加活动，但是因为我参军的时候属第四野战军，北京那边就把要颁发给我的三枚纪念章交给了“四野”的人代为保管，还让他们一定找机会交给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功臣关爱专项基金管委会曾经派人三次到丹东来找我，终于在2010 年找到了我，之前请柬没有收到的事也是这时候才知道的。

我收到基金会发来的请柬，就去北京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60 周年的慰问活动。那个负责保管奖章的同志听说找到我了，就连夜到宾馆把三年前的三枚纪念章交给了我。基金会了解到我的实际情况之后，承诺我之后养老的费用全部由他们承担，然后马上给我在银行办了专用卡。我获得的所有荣誉，包括后来的“时代楷模”“七一勋章”、全国道德模范这些荣誉，是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和肯定。但它们不光属于我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战士的，属于所有牺牲了的志愿军英雄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