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睿 魏长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伟大斗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退守台湾前留下的大批反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等群众性运动；面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在此期间，新中国延续和发展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保卫和军事侦察工作方法，在国内和朝鲜战场并行开展反情报斗争，以劣势装备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打击帝国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相关研究概述

反情报是反制敌人情报工作的一种情报活动，目的是防止对方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从许多方面获取本方的机密特别是军事机密，与国家安全联系甚为紧密，其措施可归结为“拒止、发现和欺骗”①高金虎：《军事情报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383 页。。当前，国内外学界抗美援朝战争相关的研究较多，但此期间反情报工作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直接反映当时志愿军反情报工作的文章有李关为、金熙国《忆朝鲜东海岸的一场反情报战》②李关为、金熙国：《忆朝鲜东海岸的一场反情报战》，《军事历史》2000 年第2 期。，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回忆了一场电子反情报战；赵雅《朝鲜战争中的中美情报战扫描》，从情报斗争的角度描述了志愿军的一部分反情报活动。除此以外，其他直接相关的研究尚难得一见。

抗美援朝期间的反情报工作，国内部分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当时国内反情报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从当时发表于《人民日报》《新华日报》③罗瑞卿：《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人民日报》1952 年9 月29 日。的公安工作相关报告，可以看到很多反情报工作的方法创新。李格《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一年说质疑》①李格：《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2007 年，第35 ～41 页；《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一年说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9 期。、贺艳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②贺艳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 期。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新中国初期群众性政治运动所具备的反情报功能。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各级指战员实施了大量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的反情报行动。李关为、金熙国《忆朝鲜东海岸的一场反情报战》一文，详细回忆了朝鲜东海岸反登陆作战期间在第9 兵团保卫部长丁公量指挥下实施的一场电子反情报战③李关为、金熙国：《忆朝鲜东海岸的一场反情报战》，《军事历史》2000 年第2 期。，文中相关数据与沈志华、杨奎松等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④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年。所载一致。此外，日本作家儿岛襄《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⑤［日］儿岛襄：《最寒冷的冬天Ⅳ·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周晓音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年。也对志愿军反情报活动有所记述。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反情报的研究尚待深入，有关抗美援朝期间反情报工作的研究则更是有限。本文的目的，即是通过探析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反情报工作的历史实践，来推进相关学术研究。

二、抗美援朝期间国内反情报工作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的反情报工作,与一系列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运动相结合。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动员为基础，反情报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有力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后方，人民群众在反情报工作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挤压敌对情报活动空间。国民党反动派退守台湾前，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据统计有300 余万人⑥冯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47 页。。朝鲜战争爆发后，有人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蒋介石要反攻了”，公开进行破坏活动。对此，新中国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与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相呼应，互相促进。1950 年7 月23 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 月初，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中共中央于10 月10 日发布同名指示，随即公安部在10 月16 日召开全国公安会议，决定全面发动群众开始镇压反革命活动，并与当时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些运动在反情报功能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李格根据历史文件指出，由于国内反动势力特别庞大，“在1950 年10 月到1951 年10 月，即运动的第一阶段，全国共处决反革命罪犯约50 余万人”。⑦李格：《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一年说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9 期。这为开展具体的反情报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群众自发控诉、揭发，甚至主动抓捕特务。全国各地在公安部的指导下组织成立了由群众担任的“治安保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⑧《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300 页。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为新中国反情报工作的重要依托，有效清除了敌对情报活动的土壤，压缩了敌特活动空间，给美国对中国的情报获取活动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以至于有学者研究认为“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的直接情报来源日益减少，尤其是在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被彻底切断”。⑨贺艳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 期。

（二）拒止敌对情报活动。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实施了大量的军事侦察活动和隐蔽行动。中情局曾提出行动方针，其中有两项可概括为：“一，支持大陆的反共力量以削弱中共在其他地区开展行动的能力；二，支持国民党军队登陆大陆，并利用国民党组织目前中共政权的反对派以牵制中共军事力量”。①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5），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年，第225 页。罗瑞卿指出：“他们派遣特务间谍的方法很多，有的是经过各种伪装混进来的；有的是从飞机上跳伞降下来的；有的是偷偷摸摸从海里爬进来的。他们派遣和进行破坏活动的重点，主要是国防要地、铁路沿线和工厂矿山地区。”②罗瑞卿：《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新华日报》1952 年9 月29 日。在针对敌人军事侦察和隐蔽行动的反制中，人民群众始终是重要力量。在拒止敌军事侦察方面，群众担负了很大一部分观察警戒、搜索捕俘等任务。1950 年至1979 年，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和美国情报机构曾先后向大陆派遣和空降武装特务107 股、898 人，其中95 股是被民兵和人民群众首先发现的。1953 年1 月，一架美军大型侦察机在辽宁丹东被击落，当地民兵和群众立即封锁相关地域进行搜索，捕俘了幸存的11 名美军侦察飞行员，其中有美第十三航空队581中队司令阿纳德。1955 年，这批俘虏成为美国允许钱学森归国的关键筹码。

（三）调查与利用敌对力量。1949 年7 月6 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成立，罗瑞卿任部长。公安部对旧时宪兵和级别不高的特务分子，采取限期自首和登记政策。1950 年到1951 年春，全国“共登记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反动军官共11 万人”。③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第154 页。罗瑞卿指出，这一政策是为了将这些旧时的敌人公开，从而使他们无法进行反动活动并解散他们的组织，“这样一方面会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一方面便于我们今后更主动、更有计划的打击敌人”。④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第154 页。在调查间谍案件时，侦查人员能够充分认识到隐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侦破一个案子要照顾到另一个案子，要反对侦查工作的近视眼和急性病”⑤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第168 页。，为防止线索被割断，相关部门已能成熟的运用系统性侦查手段集中力量突破重要案件。罗瑞卿指出，侦查工作必须要打入敌人内部。在充分论证和周密思考后，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罗瑞卿在保卫工作会议上提出，发展秘密力量时“允许使用若干可以使用的阶级异己分子，或以前与我敌对的分子”。⑥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第169 页。这是对中国古代“反间”概念的创造性运用，以前的敌对分子，虽并不一定是敌间，但使用他们打回到敌人内部，却正是起着“反间”的作用。罗瑞卿创造性运用“反间”思想，强调“要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运用敌人营垒的人，回过头去打击敌人”。⑦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第169 页。1952 年8 月，公安部在长白山地区破获了几起特务活动，而后使用了最初抓获的间谍李军英，将其用为“反间”，放长线钓大鱼，诱美军飞机前来，后活捉了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反情报活动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情报工作也呈现防反结合的特点，除严格的保密外，进攻性反情报手段也得到充分运用，其中更有着传统兵学思想的影子。

（一）有效拒止。入朝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出奇制胜，达成巨大突然性，首先就在于严格的保密。1950 年10 月19 日，即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当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571 页。第一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总部始终没有发布战报，国内的报刊也没有报道志愿军的情况。在朝鲜人民军总部发表的战报中也没有公布志愿军参战的消息”。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271 页。为达成隐蔽进入朝鲜的目的，渡江时机选在夜间，由彭德怀起草、毛泽东签发的志愿军出动命令写到：“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第218 页。部队在行军中则尽可能实施伪装和隐蔽，战士白天行动时身披白床单或将棉大衣反穿，遇有美军飞机侦察时立即隐蔽、停止活动。一系列的隐蔽和伪装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第二次战役准备阶段，以这种方式，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总兵力9 个军共30 个师38 万余人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第320 页。，全部秘密进至预定的集结位置，完成反击准备。

在做好保密工作之外，志愿军也积极开展反渗透、反心战、反策反、反窃密工作。东北边防军组建时，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曾获得过中国军队准备过江的情报，其《每日概要摘录》中说：“根据掌握的情报，中共40 万人的军队已被调动至紧靠朝鲜的边境地区。他们得到命令，将于10 月18 日夜晚或‘两天后’越过边界。”③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年，第66 页。但为了麻痹敌人，一部分特务的情报活动是被有意放过的。他们在用秘密电台向台湾发报时，被东北边防军无线电侦察发现，但因相关内容层次低，威胁有限，指挥机关深思熟虑后决定任其发报。当志愿军完成集结决定渡过鸭绿江时，立即将其逮捕。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已有成熟的心理战手段和专门的作战单位。由于时间仓促，入朝之前没有来得及清理在志愿军内部潜藏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心怀不满分子；在残酷持久的战争中，也有一些人受到心理战的挑拨，进行破坏活动或携带武器秘密叛逃。志愿军中为数众多的“解放战士”，成为美蒋的重点工作目标，美军心理战部队和国民党特务对志愿军大肆进行策反分化活动，对已掌握的“解放战士”直呼姓名，实施攻心宣传。对此，志愿军各级果断反制，由政治部门结合调查清理工作进行处理，惩处特务，将不可靠人员调离一线进行考查，清除了敌人宣传在志愿军内部发生作用的社会基础。同时，志愿军还积极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以攻为守。通过采取政治保卫工作、军事打击等手段，乃至离间美战场指挥官与国民党特务之间的信任关系等，有效遏止了他们的策反活动。

（二）情报欺骗。中国对于志愿军的行动，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还不断通过一系列公开宣传和外交措施进行“示形”欺骗。美国中情局多份文件中都写到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时机已经过去，就在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前一天，中情局的评估报告仍然认为“中国人的干涉原本可以扭转军事形势进而使共产党在朝鲜彻底获胜的机会不复存在”④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65 页。。他们将中国的军队调动视为“花招”或对“联合国军”前进的一种吓阻和延滞。李奇微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在与志愿军初次交手后，即使在出现不少明显证据的情况下，10 月30 日“联合国军”远东司令部仍报告说，相关情报所提及的已进入朝鲜的第39 军和第40 军的中国部队，实际上并未过江。“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⑤［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66 页。中国的情报欺骗措施使美国对中国是否出兵的认识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而又使其整体偏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大规模公开介入。这种情报欺骗得以成功，首先来自对敌方情况的准确掌握以及对情报的科学分析。如雷英夫回忆，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于10 月21 日通过情报材料分析，认为敌人还未料到我军已过江；又如毛泽东于10 月25 电告彭德怀、邓华“敌已开始发现我军”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158 页。，均为实时获取并准确分析了敌人所认识到的情况。这种对敌人有关认识的准确掌握，是实施情报欺骗的基础。

为麻痹敌人，中国对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所取得的战果，都以朝鲜人民军的名义进行公开报道①以《人民日报》为例，在1950 年11 月8 日以前，所报道的关于朝鲜战场温井、云山、熙川等地区取得的战果，皆冠以朝鲜人民军的名义。详见《人民日报》1950 年10 月19 日至1950 年11 月7 日的相关报道。。第一次战役期间，为继续隐蔽意图迷惑敌人，创造更有利的作战条件，毛泽东等领导人精心安排战报的发布。1950 年11 月1 日，中情局引用其掌握到的情报，在致总统备忘录中写道：“在10 月31 日，北朝鲜处于紧急状态的新义州首府的无线电广播宣布，他们已组建了‘用于保护水丰电力发电区的志愿军’，就是为了使该地区免遭正在向前推进的联合国军的进攻。”②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74 页。在此期间，中国的广播电台也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参战的消息，称志愿军在保护鸭绿江边的水力发电地区。美国中情局在11 月3 日的情报评估报告中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似乎就是确保满洲边境地区的安全，同时确保电力由至关重要的水丰发电厂继续输送至满洲的工业部门。水丰发电厂对于满洲来说至关重要。最近一位南朝鲜将军声明，他们将不会继续向满洲输送电力，这也许增加了北平的忧虑。”③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78 页。11 月4 日，《人民日报》进一步发表社论，称李承晚阴谋夺取鸭绿江水电站。④新华社三日讯：《美侵略者公然制造借口企图进犯我国国境，竟想否认鸭绿江是中朝的国界，李承晚阴谋夺取鸭绿江水电站》，《人民日报》1950 年11 月4 日。这些公开报道，将美方视线持续吸引到水电站，使之形成中国只是在保卫水电站地区安全的错觉，进而继续低估中国全面参战的决心。直至11 月8 日，中国才首次正式报道“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加下，朝人民军获重要胜利，十一天歼敌六千收复广大地区”，并在专栏文章中写到，志愿军从10 月25 日起即已参加战斗。⑤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七日电：《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加下，朝人民军获重要胜利，十一天歼敌六千收复广大地区》，《人民日报》1950 年11 月8 日。

第二次战役发起前，“联合国军”起初行动谨慎，前进缓慢，为麻痹美军的情报侦察，一步一步诱敌深入，志愿军总部进行了巧妙的指导。“既要抓住敌军，表现出与敌作战的决心，给敌以打击，又要显示力量不强，而步步后撤，骄纵敌人”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第314 页。，“故意在阵地上和道路旁丢弃部分装备和物品，制造‘狼狈撤逃’的假象……向被释放的美军战俘透露消息，说志愿军粮食供应困难，准备撤回国内”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第316 页。，这导致“联合国军”判断志愿军为怯战，认为寒冷和补给困难可能使得志愿军不想撤退却又不得不撤退。第二次战役中，担负关键穿插任务的志愿军第38 军第113 师，强行军至三所里阻敌南逃北援，因行军过快，军容不整衣着破损，遇敌机侦察时，指挥员索性命令去掉伪装上大路前进，反而骗过了美军。沿军隅里至顺川道路撤退的美第24 师派出的空中侦察没有发现这支穿插部队。该师师长基瑟乘直升机从军部返回师部途中，俯瞰到数千难民沿大小道路南下，判断难民顺此路南下即说明中国军队不会到来，因此决定以顺川道路作为退路，然而他实际看到的正是急于切断顺川道路的中国军队。⑧［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朝鲜战争》上部，高培等译校，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697 页。第113 师337 团1 营在龙源里葛岘岭阻击战中，将南逃、北援的美军死死卡在葛岘岭，令其最近时相距1 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合，这成为美军军史上一个“稀奇古怪难以理解”的谜团。当时担负当面阻敌任务的1 连以一个排的兵力卡住山垭口拐角处的山坡腰部，这个排抗击了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数倍于己的敌人，并创造出战损比二百余比零的战争奇迹。当时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在阻击阵地的选择上，2 排排长郭忠田独辟蹊径，不选地势最高的葛岘岭主峰，而是派战士到主峰修假工事，成功欺骗了美军的战场侦察，使美军将轰炸重点始终放在位置明显的假工事上。假工事被炸毁后，郭忠田利用战斗间隙再次派人上去修好，这使美军误判志愿军又上去了一支增援部队。整个过程浪费了美军大量火炮和几百个架次飞机的轰炸，成为阻敌南逃北援的一场重要战斗。⑨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志愿军英雄传》第3 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56 年，第1352 页。这一次典型战斗，充分显示了志愿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和在反情报方面的灵活机智。

（三）电子反情报。电子反情报是志愿军反情报工作的一大亮点。美军的技术侦察手段非常强，尤其在电子侦察方面，对此有深刻体会的志愿军通信部门，便有针对性地故意加大电台和无线电收发频率，在电磁空间上造成部队大规模行动的假象，还故意发布各种虚假的番号和作战信息让美军截获，误导美军的情报分析。志愿军入朝后，原位于东北的电台仍在大量工作，使美军对志愿军的规模和位置产生了误判。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在电报中更改部队番号，“故意称呼军为‘某某部队’，……将师称为‘大队’，将团称为‘中队’，各缩小了两级”①［日］儿岛襄：《最寒冷的冬天Ⅳ：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284 页。，导致美军过小推断了志愿军的兵力，加之其内部固有的先入之见和盲目轻敌心态，最终导致美军在推断中国参战兵力时大大低估了志愿军的实际兵力，判断入朝的中国军队仅有象征性的两个团至两个师之间。

志愿军的电子反情报还在于对敌电台设备及通信人员的反向利用，这种“反间”行动的成功使得志愿军的反情报工作更显得精深微妙。1952 年秋至1953 年春，担负朝鲜东海岸反登陆任务的志愿军第9兵团和其后接防的第3兵团，连续策划了一场逆向利用美远东军司令部“高级情报组”的电子反情报战，“牵动着的是克拉克、杜鲁门（1953 年后是艾森豪威尔）的头脑”②李关为、金熙国：《忆朝鲜东海岸的一场反情报战》，《军事历史》2000 年第2 期。。这次行动由抓捕携带信鸽空降朝鲜东海岸的韩国特工朴北时开始，其作为先遣人员负责为后续的美“高级情报组”安排潜伏条件。第9 兵团保卫部部长丁公量判断，计划派出“高级情报组”并安排先遣和后续两个步骤，显示出敌人足够的重视。丁公量以此为契机，顺势而为放回信鸽报告平安，随后活捉空降的“高级情报组”，并成功策反了携带电台的通讯员孙宪，掌握其密码本及通信的详细约定。此后，志愿军成立专门的“逆用组”负责逆用敌方电台，审慎判断，深思熟虑，细心揣摩敌方的真实心理。丁公量更是严格推敲、亲手精心拟制每一条电文，甚至还先发制人考验敌人对“我”的信任度，要求美军向“我”空投新电台、物资补给以及维修工具等。经过大胆果断、灵活巧妙的一系列发报试探和果断行动，成功影响了美军的战略判断。1953 年3 月28 日，志愿军已充分做好了东海岸的反登陆准备，电台“逆用组”主动向美军发报，如实告知志愿军的兵力和反登陆准备情况。③李关为、金熙国：《忆朝鲜东海岸的一场反情报战》，《军事历史》2000 年第2 期。中情局于1953年4月3日提交的关于志愿军能力与可能行动的评估报告中，引用的数据及相关情况，与该小组发报内容高度一致，④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201 页。并据此认为志愿军准备充分，已难以成功登陆，进而促使美军放弃了登陆作战的计划。这次电子反情报行动，对帮助志愿军争取时间充分做好反登陆准备，以及显示实力动摇“联合国军”登陆决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特点评析

20 世纪50 年代初，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以劣势的装备技术，在国内外取得抗美援朝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反情报上，也处处体现了这种高度的凝聚力和进取意识。面对美国“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这一现实，毛泽东指出：“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 卷，第355 ～356 页。而关于对敌方情报力量的逆用，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明确提出“反间”的概念，其丰富的内涵就包含有反情报，这体现出中国传统兵学的谋略艺术。

（一）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反情报工作。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期间反情报工作的显著特点。首先，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尽管美国将其行动置于“联合国”名义之下，但无法掩盖其从自身利益出发置新中国安全于不顾的傲慢，美国的行为是对中国的巨大威胁。中国的抗美援朝是正义的，美国侵略台湾、干涉朝鲜内战后，中国人民反美情绪高涨，抗美援朝是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志愿”。“当时，在国内进行抵抗美国侵略的动员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当然不是靠着某一个领导人的命令或某一宣传口号就能建立起来，而是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华政策已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中种下了深深的反美情绪。”①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年，第131 页。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以保家卫国为共同目标团结全国人民，正是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它确保了新中国能够实现战场内外的“上下同欲”，爱国主义教育动员更由此深入人心，使得新中国在反情报斗争中获得最广泛而持久的力量。其次，在于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正确引导。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隐蔽战线斗争就始终重视群众的力量。在抗美援朝时期，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是反情报斗争取得优异成绩的深厚土壤和最强大的力量之源。以“镇压反革命”等全民运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加强了国内的巩固与全民思想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清除了敌人情报活动的土壤，压缩了敌特的活动空间。第三，在于对反情报工作的准确认识和定位。从创立“中央特科”起，周恩来就反对将反情报工作神秘化和特殊化，将其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公安部时，毛泽东继续强调秘密工作中党的领导的重要性，罗瑞卿要求在镇反工作中不能借口保密而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并且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②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第161 页。。这种广泛争取人心而又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反情报理念，具有高度的大局观和前瞻意识，也符合“非仁义不能使间”的中国传统兵学思想。

（二）重视反情报工作的攻防结合。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的内外反情报工作，能够深刻把握客观规律，体现着慎之又慎与大胆创造的辩证统一。反情报的关键，在于对信息的绝对掌控，绝对掌控首先来自对己方情况的严格保密。这是反情报攻防的基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各级严守纪律，通过合理选择时机、伪装等，尽最大可能对部队行动实施了最严格的保密。在保密的基础上，反情报还须具备积极的进取意识，这一时期新中国的反情报做到了攻防兼备。美国对中国的出兵准备并非全不知情，而是具有一部分高质量情报源，所掌握的情况也相对准确，因此仅仅依靠保密并不足以完全隐蔽出兵意图。对此，必要的情报欺骗就成为用以弥补保密死角的有力手段。事实上，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各阶段，从最高统帅到基层指战员，志愿军各级遇有机会时都能熟练使用欺骗情报手段，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体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极高的军事素养。第一次战役后，毛泽东充分揣摩敌人心理，使他们相信中国只是在保卫水电站；第二次战役前，志愿军诱敌深入时故意丢弃部分装备，第38 军各部队在穿插行军和阻击战中大胆灵活的欺骗行动等，都成功将真假交错的特定信息投喂给敌人，不断强化了敌人的错误认知，达到了示形动敌的效果。罗瑞卿在国内领导的反间活动等，也体现了反情报工作的创造性和进攻性。先力求对己方信息绝对控制，进而创造性地对敌进行信息投喂，要保密的使敌绝对无法获知，需敌人看到的一定使其深信不疑，最终实现调动敌人、干扰改变敌人决心意志的目的，这是反情报攻防的一个要则。又如，罗瑞卿使用曾经的敌对分子打入到敌间谍机构中，他对所派遣人员真实立场的掌握，以及丁公量对孙宪是否真心投诚和美军飞机未按约定地点空投物资等情况的判断，都须经审慎查证与大胆假设的辩证统一，才能掌握实情，须通过一系列巧妙的示形、试探、验证，才能最终确认敌人已经上当。以上这种对信息的高超掌控和处理，是战争指挥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积极调动精神因素弥补科技水平的差距。人心向背和情报科技水平，是影响反情报工作成效的两个重要方面。人心的向背在群众的支持和组织指挥的一致性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而科技水平可使反情报能力跃升。科技水平由社会经济决定，但社会经济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反情报的不足之处，即在于情报装备和技术的落后，除电子情报外，新中国当时的反情报大多采取的是传统手段。然而通过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新中国实现了对反情报传统手段的极致运用，以智慧、灵活、勇敢和坚忍不拔弥补了很大一部分技术装备上的差距，与美国在志愿军入朝初期的情报与决策之间的混乱相比，新中国做到了高度的上下一心。毛泽东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时提出的“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①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9 年第21 期。，同样也是对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反情报工作的总结，“钢”指代情报装备和技术水平，“气”则是指士气。士气是积极精神因素的集合，保持军队的旺盛士气始终是作战指挥的一个重点内容，士气会进一步引出强烈的责任感、纯粹的心智、高度的机动灵活和创造性等精神因素。这种精神因素的集合，会从上到下深刻影响军队各级指战员，其在古今任何时代都是取胜的关键，甚至是决定因素。当然，也要看到在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中，在反情报工作上，并不能只追求精神因素而忽略科技的发展进步，精神因素最终是要落到物质的实处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科技水平差距太大，则人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未来的反情报工作，应当在科技进步上着重下功夫，并以此为基础，使精神因素能够有充分发挥作用的落脚点。

五、结语

《管子》有言：“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②黎翔凤、梁运华：《管子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41 页。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新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反情报工作的基石。发扬传统兵学思想，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谋略，也是新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反情报工作的重要经验。积极的精神因素是取得反情报成就的重要原因，而士气的根本来源，是新中国朴素的正义战争立场，全面深入的正义战争动员使新中国做到了上下一心，促使人内心纯粹、心无旁骛地全力实现目标。始终坚持将情报工作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传统兵学思想运用到极致，是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反情报工作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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