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静
 

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古为军事要地。北宋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后，大名府的漕运功能逐渐凸显，成为连通江、淮与河朔地区的物资转运枢纽。北宋河北地区为御辽的重心，大名府又为河朔之咽喉，故其军事防御功能也更加突出。关于北宋大名府的研究可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是对大名府的考证研究，包括大名府的沿革、遗址和城池考论。其二则是对大名府历史地位的评述。a张春梅：《北宋大名府及其知府研究》，河南大学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艾蓉：《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研究》，河南大学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龙坡涛：《北宋大名府历史地位论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11 期；任敬：《宋代北京大名府的建立及意义》，《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年04 期；桂士辉：《北宋大名府城市形态探析》，《中国古都研究》2013年第26 辑。学界多能注意到北宋大名府升为陪都后对北宋的重要意义，但对大名府具体的御辽作用介绍则显不足。故本文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在御辽的角度下考察大名府的军事功能与经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大名府建制及其御辽优势

（一）大名府建制。北宋大名府位于今冀、豫、鲁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为军事通衢要道。大名府原称“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军，五代皆因之。后唐建邺都，晋、汉因之，至周罢。大名府，后唐曰兴唐，晋曰广晋，汉、周复曰大名”b《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738 页。。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大名府一直称为魏州，至唐朝建中三年（782）改魏州为大名府。历经五代，大名府的地名多有变化，后唐时称为兴唐府，后晋时称为广晋府，至后汉乾祐元年（948）再次改为大名府，后周沿用大名府之称。c［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695 页。北宋建国后承后周之制，沿用大名府一称。

同时，北宋沿用天雄军驻守大名府。庆历二年（1042）升大名府为北京，八月“出内藏库缗钱十万修北京行宫”d［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37，庆历二年八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3288 页。。北京城池宏伟，宫城周长三里一百九十八步，主城有多重城门环绕，城南三门，东、西各一门，再向北京周边四十八里二百六步，有城门十七座，确为一座雄城。大名府辖县十二，分别为：元城县、莘县、大名县、内黄县、成安县、魏县、馆陶县、临清县、夏津县、清平县、冠氏县、宗城县。a参见《宋史》卷86《地理志二·河北路》，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2123 页。大名府地理范围涉及今河南、河北、山东多地。皇祐四年（1052），“以曹、陈、许、郑、滑为辅郡。崇宁四年以右司谏姚佑言，于是以颍昌府为南辅，升襄邑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滑州为北辅，各置军防。其后废置不一”b［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历代州域形势七》，第288 页。。北宋中后期，大名府的管辖范围逐渐扩大，并设多个府郡驻军以互防。

大名府官额与开封府同，“大名府号陪京，乞依开封制，正尹、少之名”c《宋史》卷167《职官七》，第3960 页。，下设府官牧、尹、少尹、司录参军、户曹参军、法曹参军、士曹参军。牧，存名但不授人，皇帝巡幸时或有临时差权。尹阙，设知府事，以朝官郎中以上官品充任，二品以上称判府。设通判府事二人，一人掌管府事，一人掌管留守司事，以朝官充任。府推官、推官各一人，以京朝官充任。少尹不常置。户曹参军掌管府中刑狱、户籍、考课、赋税之事。法曹参军专管刑狱，士曹参军无职事。d参见《宋史》卷166《职官六》，第3945 页：“户曹通掌府院户籍、考课、税赋，法曹专掌谳议，士曹或荫叙起家，不常置。”宣和三年以后，大名府设少尹并分左、右厅治事，设应天少尹与三京司录，通管大名府事务。e参见《宋史》卷167《职官七》，第3960 页：“宣和三年，诏河南、大名少尹依熙宁旧制，分左右厅治事；应天少尹一员，及三京司录，通管府事。”

（二）大名府御辽优势。大名府地控河北咽喉，军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北宋定都汴梁后，自然条件上必须以黄河天险为依靠，大名府控黄河北流之要处，成为拱卫京师安全的军事要地、御辽的门户。大名府陆地交通发达，为三省通衢之地，可进退河北、河东与京东路诸路。大名府北面“其控带北地，镇、魏、中山皆为雄镇”f《宋史》卷86《地理二》，第2131 页。。又连通重兵屯驻的定州（今河北定州）与辽宋边境的诸多军事重镇，“东指郓、博，西出相、卫，南迫汴梁，大名介其中，道里便易”g［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第697 页。，东面与郓州（今山东菏泽郓城县）、博州（今山东聊城）大道相通，西面连接相州（今河南安阳）、卫州（今河南卫辉），南面便可直达汴梁，陆地交通四通八达，北上南下十分便捷。

大名府占据优越的内陆水运资源，漕运优势最为突出。“府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h［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第696 页。大名府西邻太行山南部，整体西高东低，黄河自西向东横穿大名府。大运河的北段永济渠流经大名府西，沟通了黄河与大运河南段的汴河，航运由江淮直通河北。“沙河自大名府境西南引漳河入城灌御河，复西北出城灌流沙河。”i［清］李有棠撰，崔文印、孟默闻整理：《辽史纪事本末》卷19《宋初和战》，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369 页。由滹沱河各支流连接辽宋边境各州、军、县。大名府沟通了江淮地区与河北诸州的水运交通，是北宋河北、河东地区军事后勤运输的枢纽。

综上，大名府西靠太行山南部，南抵黄河，东依运河北段永济渠，北连军事重镇定州等，陆地交通便捷，水运能力突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北宋失去燕云天险的情况下，独一无二的地理和交通优势，使得大名府成为北宋御辽的战略要地。

二、宋辽战争时期大名府功能的发展

（一）屯兵支援功能。建隆元年（960）宋太祖立国，面对南方未定、北汉割据、辽朝虎视的严峻形势，稳固政权成为其最为紧要之事。对内，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对外，与辽保持和平交往的同时，“益修边备”a《长编》卷11，开宝三年十月甲寅，第252 页。，任用十四谋将镇守北面以防备辽朝。b参见《宋史》卷273《马仁瑀传》，第9346 页：“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

在统一中原过程中，宋辽两国因北汉问题爆发冲突。开宝元年（968），北汉内乱，太祖欲趁机收取太原。次年正月，太祖“遣使四十九人发诸道兵，屯于潞、晋、磁等州”c《长编》卷10，开宝二年正月丙午，第216 页。。二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等，各率兵伐北汉”d［宋］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1《太祖》，北京：中华书局，2103 年，第25 页。。随后，太祖亲自领兵出开封，经相州、磁州，驻跸潞州（今山西长治）以应战北汉。磁州（今河北磁县）位于大名西面，在攻取太原时是北宋驻军与囤放粮草的军事要地。早在乾德元年（963），太祖已“命磁州分闲田以处北汉降民，仍赐耕牛及钱米”e《长编》卷4，乾德元年四月甲辰，第90 页。。开宝二年（969）四月，宋辽冲突爆发，“辽分道救北汉，为宋何继筠败于阳曲，又为韩重赟击破其众于定州境”f［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65 ～66 页。。十一月，辽兵攻定州，“宋太祖命田钦祚领兵三千战于满城”g［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第66 页。，派符彦卿镇守大名以应援，后任“彦卿镇大名十余年”h《长编》卷10 开宝二年七月丙寅，第230 页。。因辽军对北汉的支援，宋太祖此次攻伐北汉并未成功，随后太祖撤军继续攻取南方。开宝九年（976）八月，宋军再攻太原，辽景宗发兵支援，但为宋军所破，宋军前期获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同年十月，宋太祖驾崩，攻伐北汉的军事任务遂搁置下来。

宋初对辽作战中，大名府的战略地位并不突出，体现更多的是屯兵支援的作用。这也与太祖时期大名府多受水灾侵扰有关，如：“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将治古隄。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力役且大，遂止；但诏民治遥隄，以御冲注之患”i《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57 页。；乾德四年（966），“河决澶州观城，流入大名境，坏民庐舍”j《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六月甲辰，第172 页。，黄河频繁决口泛滥，使得大名府受灾严重；乾德五年，“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隄使，盖以谨力役而重水患也”k《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57 页。；开宝五年（972），“河又决大名府朝城县，河南北诸州皆大水”l《长编》卷13，开宝五年五月癸酉，第284 页。；开宝六年，太祖“遣德州刺史郭贵发丁夫千人，修大名府魏县河隄”m《长编》卷14，开宝六年正月癸酉，第296 页。。太祖时期，大名府水灾连年不断，朝廷忙于其水患的治理。经多年的修治，北宋建成了“金堤古堰，自开封府荥阳县，东经大名府清丰、南乐县界，……千有余里，历代筑之，以御河患，通谓之金堤”n［明］陈建：《皇明通纪》卷26，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984 页。，这为后来大名府漕运发达，成为北方经济重镇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之，太祖时期对大名府的城池建设重视不够，加之大名府连年水患，使其在对辽战争中主要发挥屯兵御守、支援他州的作用。

（二）前线指挥功能。宋太宗在继承太祖对辽和平外交策略的基础上，仍以重臣驻守河北边境，以防备辽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攻伐北汉的准备事宜，正月“诏发曹单滑潍滨淄青郓同耀华等州、京兆河南大名府军储赴太原”o《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癸卯，第444 页。，大名府成为进攻太原的重要囤储粮草地之一。随后“太宗遂幸大名”p《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庚午，第445 页。指挥前线作战，五月北宋成功灭亡北汉，大名府在支援太原作战中保障了前线部队的粮秣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汉既平，宋太宗领太原大军北上，欲夺取辽南京幽州（今北京）。宋军与辽战于高粱河（今北京紫竹院公园一带），大败而归，辽军趁机南下，于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进攻雄州（今河北雄县），太宗北上督战，“驻跸于大名府”a《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戊午，第481 页。。随后，辽军多次南下侵扰宋境，宋太宗也多次驻跸大名府以指挥前线作战，大名府成为了北宋皇帝驻跸督战之所。

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对辽防御态势逐渐由积极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因周之旧，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为险阻”b《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乙丑，第9165 页。，在河北地区增设多个军事州、军，如信安军（今河北霸州东北）、保定军（今河北廊坊文安县西北）、顺安军（今河北保定安新县）c参见卜凡：《北宋顺安军治所辨误》，《保定学院学报》2020 年第6 期。、清州（今河北沧州青县）、保州（今河北保定清苑区）、安肃军（今河北保定徐水区）、宁边军（今河北保定）。又令张齐贤知代州（今山西忻州代县），协同潘美镇守河东，防卫太行山以西的区域。河北与河东地区驻军数量的快速增加，使得粮食供应压力增大。北宋实施南粮北运的政策，以供养北方重兵，所谓“祖宗以来，漕运东南，广蓄军食，内实根本，外威四邻，方其盛时，足支十余年”d《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甲子，第971 页。。大名府占据漕运要道，宋太宗在太祖治理大名水患的基础上，下令开掘黄河水道、兴修黄河堤坝，进一步加强对黄河的治理，使得黄河水患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名府的通航、转运功能逐渐健全，成为北宋北方漕运的枢纽。

真宗时期，对辽仍采取被动防御的态势，辽军则以积极进攻的态势南下攻宋。咸平二年（999）至景德元年（1004）的五年间，辽军不断南下袭扰北宋边境，宋军实行“来则掩杀，去则勿追”e《宋史》卷266《钱若水传》，第9168 页。的策略，以小范围的战争抵御辽军。咸平二年，辽军侵河北，宋真宗“次大名府，上御铠甲于中军，枢密使王显、副使宋湜分押后阵，横亘数十里”f《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甲子，第971 页。，亲自登上大名府城南门楼督战。咸平三年（1000），契丹再入宋境，真宗“及车驾将亲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领前军赴镇、定与潜会”g《宋史》卷279《傅潜传》，第9474 页。。宋将傅潜屯军8 万于定州而不应敌，使得宋军节节败退，辽军“入祁、赵，大纵抄劫，游骑出邢、洺间，百姓惊扰”h《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丁卯，第972 页。，真宗为了应对战事再次驻大名府指挥战争。咸平六年（1003），真宗“仍命石保吉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i《宋史》卷324《石普传》，第10473 页。。

辽军多次南下后，逐渐洞悉北宋防御的不足。“咸平、景德中，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虏兵轶境，径犯澶渊”j［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132 页。，北宋将重兵集中屯于定州，导致河北两翼及边境地区的驻军防御空虚。景德元年九月，辽军绕过重兵屯驻的定州，从宋军薄弱的两翼进至大名府。真宗命王钦若镇戍大名府，对辽军实施阻击。大名府驻军成功拦截了辽军南下的步伐，为真宗与宰相寇准调军北上御敌提供了时间。随后，宋廷更加重视对大名府的驻守与整治。首先，派遣朝廷重臣驻守大名府。大中祥符元年（1008），“契丹使尝过大名，谓准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准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尔。’”k《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亥，第1582 页。其次，重视大名府沿线水系的治理。大中祥符五年（1012），著作佐郎李垂上书曰：“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减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l《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戊戌，第1752 页。对黄河水系的治理，使大名府水患得到较大改善，漕运体系也更加完备。

综上所述，在宋辽战争中大名府驻军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对于辽朝而言，大名府是南下开封的重要阻碍。大名府驻军对辽军的拦截，为宋军支援提供了更多的时间，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景德元年（1004），正是由于大名府驻军的坚守，间接地促成了宋辽间的停战议和，保卫了京师汴梁的安全。另外，大名府的军粮储备与转运也为宋军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三、“澶渊之盟”后大名府经济与军事防御功能的结合

（一）河北军事统领功能的确立。真宗后期，为保证霸州、保州一线的防御力量，重兵屯驻于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处。仁宗初期，继续实施真宗后期的边防布置，而随着西夏的崛起和宋夏战争的持续，宋辽关系也发生改变，河北边防日渐紧张。庆历年间，辽朝向宋请收关南旧地并屯兵边境威慑，仁宗始有调整河北边防的准备。大名府在此次调整中，其军事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

宋夏战争持续，引发宋辽关系紧张。仁宗宝元三年（1040）至庆历四年（1044）间，宋夏战争不断。北宋主要兵力用于西北地区宋夏边境的驻防，河北驻军相对减少，对辽防御出现空虚。“契丹聚兵幽州，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北地”a［清］周城：《宋东京考》卷1《四京考》，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7 页。。辽此时索要关南之地，实有趁火打劫之意。面对辽军即将南下的紧张局势，宋朝官员一度建言迁都洛阳，b参见［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3《杂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215 页：“朝议请城洛阳”。后又作罢。庆历二年，“以真宗尝跸大名制契丹于幽蓟为重镇建以为北京”c［清］周城：《宋东京考》卷1《四京》，第9 页。，升大名府为北京，是为陪都，此举提高了大名府的军事防御地位。此外，加紧修缮大名府城，进一步巩固城防，“为官府必高甍巨桷相望，以称别都之雄”d［宋］强至：《祠部集》卷32《重建左藏库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369 页。。大名府升北京后，成为支援他路，保卫京师汴梁、洛阳，防御辽朝的重要屏障。

北宋升大名府为北京，与辽军的南下战略有关。《辽史》载，辽军南下兵分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e《辽史》卷34《兵卫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398 页。。大名府是辽军南下三路会兵之地。在战略上，夺取了大名府，辽军就控制了黄河以北，接着就可直接南渡黄河，攻取汴梁。

辽军南下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皇帝亲征时，在战略上分两步走。首先兵分三路南下，会师大名府，然后再商议具体进军目标；退兵时亦是如此：

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从。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f《辽史》卷34，《兵卫志上》，第398 页。

由此可知，当辽朝皇帝率军南下三路出击时，合兵攻取大名府是南下的第一步，于大名府再决定下一步进攻方向；而回军时，也同样会兵于大名府，再商议具体的回军路线。

其二，非皇帝亲征时，辽军由重臣率军南下，会兵大名后，往往打草谷而还：

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a《辽史》卷34《兵卫志上》，第399 页。

辽军南下的军事行动，因出兵人数而有所区别：当重臣率军十五万时，与皇帝亲征进兵一样，三路南下，会师大名，再决定下一步目标；当出兵只有骑兵六万时，则以骚扰为战略目标，不攻城池，不伐树木，以扰乱河北地区的农业种植为目标，最后打草谷而北去。大名府在河北平原的最南端，南面便是天险黄河，所以辽军的侵扰行为最南至大名府便不再继续深入。

庆历八年（1048），“朝廷经制河北武备，议者欲增兵屯”b《宋史》卷196《兵十》，第4896 页。，程琳上书建言加强大名府驻军以御辽：

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边数有警，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以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急缓即成部分。c《宋史》卷196《兵十》，第4897 页。

程琳指出北宋景德以前御辽边防的不足，在于沿边诸镇虽有防御但不足抵御骑兵，宋朝重兵屯驻于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处，在战争中军队调发不便、机动性差，不能发挥各军间的联动作用，另外“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朝廷将大名府的地位提升至北面的御辽中心，但是重兵的屯驻地却并非在此，这与大名府的军事地位不相符合。故建议将河北地区的驻军加以平均，大名府一路驻军数量增加至八万，以据黄河天险，在河北以南、开封以北形成一条防御带。如遇辽军南下即可阻拦其于河北，又可减缓其行军锋芒以拱卫京师安全，成为河北御辽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名府升为北京后成为河北路的首府，其军事领导地位确定。大名府不仅是河北地区的经济大都市，更是河朔地区军事指挥中心，所谓“宋亦建陪京于此以锁钥北门，契丹不敢遽窥也”d［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第696 页。。

庆历八年（1048），以大名为治所建大名府路，统领黄河沿线驻军以拱卫京师。宋初设河北都部署统领河北诸军，后又增设安抚使、经略安抚使，多由知州等充任，统领一路的兵马，管理其军务，所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此次建大名府路，重新调整河北路的军区设置，“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贝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e《宋史》卷96《兵十》，第4898 页。，逐渐形成四大军区建制。“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猝缓即成部分。”f《长编》卷164，庆历八年四月辛卯，第3947 页。分河北为四路后，各路分设都部署，大名府路都部署设立，又“始置大名府路安抚使”g《宋史》卷86《地理志二》，第2121 页。，完善大名府路驻军的统辖与管理职能。仁宗时，“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简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后文元再镇，固求兼领，乃复命之”a［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第128 页。。自此，大名府知府往往兼任河北路安抚使，掌河北一路驻军管理之权。大名府知府多选任两府重臣担任，亦有先任大名府知府后再升为宰执得以重任的情况，如王钦若、寇准、吕夷简、程琳、夏竦、贾昌朝、韩琦、文彦博等一大批宰执都曾担任过大名府知府。b张春梅：《北宋大名府及其知府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英宗时期继承了仁宗时期的防御建设，依赖“澶渊之盟”与辽保持盟好，“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c《宋史》卷139《食货下八》，第4563 页。，但大名府仍是河北御辽的军事重地。

综上所述，大名府在升为北京后，又设大名府路驻军，如夏竦所言：“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d《长编》卷164，庆历八年四年辛卯，第3948 页。由此，大名府的御辽地位正式确立，大名府路驻军成为保卫黄河以北、拱卫京师开封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北方转运枢纽功能的确立。神宗是有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理想的君主，其继位后修内政、行改革，国库得到充盈，北宋综合国力得到明显提升。神宗在西夏沿边地区开展了拓边活动，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修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各降附者”e［宋］詹大和等：《王安石年谱三种》，《王荆公年谱考略》，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478 页。。与此同时，巩固北京大名府对河朔地区的后勤保障功能，把大名府建成支援战争后勤的总后方。

第一，加强大名府漕运调配与转运功能。神宗时北方更加依赖南方物资的供应。南方物资转运至河北、河东地区供沿边州军使用。除陆路运输外，漕运控制着北宋国计民生的命脉。汴梁连接黄河，城内又有汴河、金水河、广济河、惠民河等贯穿，有“漕运四渠”之称，可连通东南西北各地。其中，汴河是原大运河的主体，承担了北宋漕运东南六路物资的重要任务。永济渠流经大名府，“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曰永济”f［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第697 页。，沟通起了江淮、汴京与河北之间的漕运，“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干宁入界河，达于海”g《宋史》卷95《河渠五》，第2353 页。。河朔粮食丰收后，多屯于大名。大名府东南十里之马陵道，在北宋时是重要的航运港口，漕运转输多在此装卸，“宋人河北潜运往往于黎阳或马陵道口装卸，盖津要所关矣”h［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第702 页。。“河北州军赏给茶货，以至应接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费用止于客军数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赐米河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i《宋史》卷95《河渠五》，第2356 页。南方物资经过汴河运至黄河，一部分输入开封，另一部分运送至大名府的马陵道口，在大名分仓卸下储存，后再经由连接定州的嘉山渠、保州潜河等诸多运河分散至各地，最终运送至河北沿边等各州军，运送过程中会以陆运相辅助。故，大名府是保障河北整路物资存放、转运、供应的枢纽。

第二，扩大大名府军储的规模。“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籴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榷货务缗钱，皆不翅数百万。”j《宋史》卷175《食货上三》，第4256 页。中唐以后，北方粮食自我供给能力逐渐减弱，对南方粮食的依赖性增强，大名府在这种局势下便成为河北路军粮及各种军用物资提供的重要基地，是河北、河东驻军后勤保障的命脉所在，“其聚人也广，其养兵也众，金缯泉布之蓄，与夫每岁十七县常赋之入，海输而山委”k［宋］强至：《祠部集》卷32《重建左藏库记》，第369 页。。熙宁三年（1070），“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绸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a《宋史》卷128《食货上三》，第4233 页。。熙宁八年（1075），又“诏澶州、北京置仓贮粮，澶州三百十五万石，北京四百五十万石，期二年修毕，赐度僧牒五百给其费”b《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己卯，第6343 页。。大名府粮仓规模进一步扩大，储量持续增加。元丰六年（1083），河朔谷物丰收，“是岁大名东、西济胜二仓，定州衍积、宝盈二仓与瀛州之仓告成各二千楹”c《长编》卷311，元丰四年二月戊戌，第7550 页。。熙宁年间，韩琦判大名府，其曾言：“全魏今别都，地总北道胜。”d［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3，成都：巴蜀书社，2000 年，第111 页。大名府已成为黄河以北经济最繁荣的城市，是北方的经济中心。

第三，发展大名府的牧监制度，扩大养马规模。“大名、澶渊、安阳、临洺、汲郡之地，颇杂斥卤，宜于畜牧。浮阳际海，多鬻盐之利。”e《宋史》卷86《地理志二》，第2131 页。大名府附近多河流泥沙，土质疏松且多盐碱之地，并不适合耕种粮食，反而适合养马。“兵所恃在马，而能蕃息马者，牧监也。”f［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0《兵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4788 页。故而宋初便在大名府开设牧监饲马以供军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始在大名发展军马，设养马务负责，至仁宗时，养马规模扩大，在大名府设三牧监，负责军马的喂养与管理，以供应河北军队的后勤需要。神宗时期改革牧监，进一步扩大大名府的牧监规模，设河南、河北两大监牧司，河北的监牧司“其官廨河北于大名府”g［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神宗熙宁元年九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130 页。。

哲宗时期，政局不稳，前期朝政由高太后等把持，高太后废除王安石变法，打击改革一派，起用司马光等旧党恢复旧法，元祐更化后使得宋朝国内经济波动。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后即下令“绍述”，重施元丰之制，推行新法。国家政策法令的频繁更改，使得北宋朝堂一度陷入新旧党派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中，新法的实施并未成功振兴北宋国力，反而使内部党争愈演愈烈，极大地消耗了宋朝的国力。加之，哲宗时对西夏的两次用兵耗费巨大，宋朝经济逐渐走向衰败。北宋整体经济的衰败，使得大名府对北方边防驻军的后勤供给能力也大不如前。

（三）宋末御辽功能的持续。徽宗统治时期，北宋国内政治腐败不堪，河北、河东地区的边防已逐渐颓废，边防驻军丧失了应有的作战能力，尤其河北“为将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有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h［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40《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选将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1586 页。。加之“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猝，不可枝梧。边臣若预为振举，则谓之张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旧宴安，号为无事，则纲目日见颓废，有不胜举之忧”i［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40《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第1586 页。。宋辽自澶渊之盟以来都无战事爆发，使得北宋武备松弛，大名府驻军作战能力下降。

但徽宗时期，大名府仍是北方前线行军作战的重要军储之地，置有“左藏库”。j《宋史》卷165《职官五》，第3907 页：“左藏东西库，掌受四方财赋之入，以待邦国之经费，给官吏、军兵奉禄赐予。旧分南北两库，政和六年修建新库，以东西库为名。西京、南京、北京各置左藏库。”但此时河北经济凋敝，每年自产粮食的能力已十分低下。神宗、哲宗时期以来，漕运的主河道汴河、淮南运河等已出现严重的淤积情况，漕运河道水情变差，万石船已不能通航，k参见黄纯艳：《宋代运河的水情与航行》，《史学月刊》2016 年第6 期。运往大名府而支援北方的粮食已出现短缺。而至徽宗时又疏于对运河的治理，至大名府的漕运量急剧减少。此种情况下，即使江淮地区有充足的粮食，但大名府段运河的漕运能力已不足以支撑伐辽战争的消耗。宣和二年（1120），宋、金签订海上之盟，想趁辽内外交困之机，与金南北夹击攻取幽云地区。同年，北宋依约伐辽，童贯领兵北上，结果战败。这与大名府对河北地区的粮食的供给不足不无关系。

北宋攻辽的失败，使金朝看到了宋军战斗力的低下，于灭辽的第二年即靖康元年（1126），便分两路大军南下攻宋。金军东路由平州入幽州，南下攻真定府，取汴梁；西路自云州至太原，南下取洛阳，进而会师东路军，攻开封。北宋以大名府驻军抵御金兵东路军的南下，何㮚“请置四道都总管，以大名、河南、应天、襄阳为治所，事得专决，财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便宜，为御戎计缓急，欲以羽檄召兵入卫京师。钦宗从其言”a［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钦宗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878 页。，又令梁方平、何灌领兵两万，守大名府南黎阳渡口以阻击金兵。由此可知，大名府至北宋灭亡都是北宋朝廷抵御外敌入侵京师的屏障，是黄河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名府驻军在抵御外敌时确能起到“缓急”的作用，但前提是宋朝需要有其他强劲的军队能用以应援，但此时河北的驻军已是“将兵十无二三”b［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第4595 页。。最终在金兵强大的实力下，大名府的防御已显得不堪一击，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入开封，北宋灭亡。

结语

宋朝大名府功能不断发展、完善，对抵御辽军南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太祖时期国内战争频繁，加之黄河水患不断，大名府经济发展受限，在战争中主要发挥支援他路的作用。太宗时期，战争中心由河东地区转至幽州地区，在北伐对辽作战中大名的后勤供给功能开始显现。真宗时期，辽军大举南下，大名府发挥了重要的拦截作用，为宋军支援提供了时间。仁宗时期，河北地区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大名府的粮仓地位确立，物资转运功能成为其核心功能，至神宗时期发展至顶峰。大名府升北京后成为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指挥中心。北宋调整军区，设大名府路，统州数十个以拱卫京师，成为河北御辽的最后一道军事防线。直至北宋末年，大名府仍发挥其后勤保障与军事防御的作用。

在北宋御辽整体战略上，大名府是“北门锁钥”，是河北地区抵御辽兵的战略要地。“大名，河北之要处，为官府必高甍巨桷相望，以称别都之雄。又其聚人也广，其养兵也众，金缯泉布之蓄。”c［宋］强至：《祠部集》卷32《重建左藏库记》，第369 页。升为北京后，大名府成为北宋御辽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北宋为防御辽朝，在河北一路建设了三条防线：辽宋沿边地区以关南三镇为中心设军驻守，加之塘泺、防护林形成第一道防线；沿边地区以定州为中心与真定府、河间府三者相互呼应，形成重兵防御区域，此为第二道防线；最后一条防线，则是大名府路对京师开封的保卫。在三条防线中，河朔地区的粮食储备多在大名府，它是供应河北、河东沿边州、军的重要物资提供地，是北宋河北御辽的粮仓与总后方。此外，宋朝为弥补燕云地区天险的缺失，采取“以兵为险”的对辽防御策略，必须妥善解决河北、河东地区军队供给的问题。大名府依靠发达的运河体系与优越的地理位置，将物资转运至北方沿边地区，使北宋实施“以兵为险”的防御策略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