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 苏

 

晚清北洋海防建设，在李鸿章的主导下，变以往“以守为战”的海防观念为“以战为守”，实践上强调陆海并举，重视陆海间的协调与系统性，在十余年的海防建设与布防中，构筑起以“北洋海军”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海防体系，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从海防实际效果，特别是甲午战争的结果来看，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受客观条件所限，及认识中消极成份的干扰，造成了其海防思想中以海战为核心与以陆战为核心的主要矛盾，最终消极防御的海防决策束缚了北洋海防及海军的进一步发展。

海防与海军是晚清近代化的缩影，晚清军事改革中的诸多问题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中都有体现，因此该领域始终是晚清军事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聚集地，而北洋海防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议题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形成了较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海防建设研究，聚焦于港口建设、舰队组建、炮台布置等具体问题；a参见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史滇生：《论清末北洋海防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 年第2 期；刘伟红：《1840—1860 年的北洋海防军事布局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费双应：《旅顺、威海卫建港与北洋水师》，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二是海防思想研究，一般以人物为中心，如李鸿章、丁日昌、薛福成、周盛传、郑观应等，也有部分聚焦于海防思想；b参见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韩文琦：《论李鸿章海军发展战略》，《安徽史学》2001 年第3 期；李严成、金胜利：《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湖北大学学报》2001 年第6 期：翁飞：《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学术界》2014 年第10 期；王承仁、刘铁君：《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70 ～140 页。三是海军作战研究，主要围绕北洋海军及甲午海战等问题。c参见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季云飞：《李鸿章甲午海战作战指导方针探析》，《安徽史学》1995 年第1 期。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晚清北洋海防的演化过程，但对海防建设实践与海防思想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北洋海防体系的特点未能进行整体分析。本文尝试梳理北洋海防体系化建设实践过程及其影响，分析李鸿章北洋海防思想的发展逻辑，并对造成思想与实践脱节的军事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北洋海防体系化的初步发展

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海防讨论中，上奏了集中反映他海防思想的《筹议海防折》。奏折从实际出发，比较了“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种方法，指出中国海上力量薄弱，选择派兵船守住敌国海口或消灭敌国舰队的所谓“海防上策”并不现实，而只能实行“自守下策”，这也是北洋海防及舰队初期的发展规划，即先从相对容易的“守定不动之法”入手，在北洋集中兵力于海口重点设防。在天津海口布防实践中，北洋海防建设经历了由陆向海的转变，开始冲破陆上藩篱，向海面拓展，所坚持的指导思想即以“守定不动之法”为核心内容的“海陆并举”“守口集中”。这一思想虽依然是“以守为战”“以陆防海”的海防观念的产物，但亦有显著发展，突破传统陆防藩篱向海面拓展，并初步显现出布防的陆海关联性，成为李鸿章北洋体系化思维的起点。同时海防建设的方向更为明确，指向性更强，具体而言：其建设的目标是保卫京畿；主要方向是海上日本方向；重心是巩固天津海口防卫能力；行动样式以陆上作战为主，近海口水面作战为辅；任务是完成直隶海口新式防军、炮台及水面舰艇等力量建设。在此指引下，北洋海口布防实践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之前的北洋海防，是晚清“有海无防”窘况的代表。由于长期受限于“以陆防海”思维，传统上对于北洋的布防都将修筑炮台与布置防军作为重点，虽有少量旧式水师巡船，但只用于巡查河面及递送公文等，几无战斗力可言。陆上防军多是装备落后、组织瘫痪的旧式绿营，在沿海重点口岸虽有少量旧式炮台，但多数在战争中被损毁，堪用者数量不足，且质量低劣，根本无法达成拒敌海上的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更是数次从天津海口登陆，威逼京畿，迫使清廷就范。在此背景下，李鸿章从同治九年（1870）到任直隶后，就开始着手筹划经营天津海口布防，将其作为北洋海防初期建设的重点，加紧增建大沽、北塘两口岸炮台。至光绪十年（1884），形成大沽口南岸大炮台4 座、小炮台40 座，北岸大炮台2 座、平炮台6 座；北塘南岸炮台2 座，北岸炮台1 座。a参见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10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486 ～487 页。此外，由于距离京师最近，以往的天津布防重心在大沽，李鸿章根据以往经验认识到，“守大沽不能禁津人之勿杀、洋舡之勿入”b《李鸿章全集》第30 册，第139 页。，即如果大沽、北塘缺少其他点位的应援与配合，仍然很难避免大沽成为列强侵入近畿的跳板。因此，他主张除在敌可能的登陆地点如北塘等地构建防御，扩展陆上防御正面之外，为避免屯重兵于口岸，一旦被围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应在口岸后方布置能够支援大沽、北塘的机动兵力：“必须于后路筑城设险，屯驻重兵，互相援应，缓急方可有恃。”c《李鸿章全集》第6 册，第479 页。遂于大沽之后30 余里建设天津新城，修筑台垒，驻屯重兵，以“扼由津赴京水路”d《李鸿章全集》第6 册，第72 页。。这种布置是“以陆防海”观念下，对历次战争失败教训的总结，为日后首先在天津建成“海陆并举”的口岸防御模式打下了陆上基础。

与陆上建设并行，李鸿章还将蚊船e亦称“根剥船”，英文为“Gun Boat”。这种船因在小船体上安装大口径火炮，名为“水炮船”，因造型像蚊子的针刺一样而又得名“蚊船”。清军期待通过引进这种低价战舰，使自己拥有近代化海军部队。这一水面作战力量引入到海防体系中。李鸿章认为西洋深水铁甲船不宜进入中国浅滩海口，“铁船吃水过深，中国海口多浅，未易驶入”f《李鸿章全集》第31 册，第202 页。，“惟守口大炮铁船即所谓水炮台船，亦系西洋新制利器，以小船配极重之炮，辅助岸上炮台四面伏击，阻遏中流，能自行动，最为制胜”g《李鸿章全集》第6 册，第163 页。。李鸿章将此种水面炮台样式纳入到海防体系建设中，旨在发挥其机动性特点，与传统岸炮配合，形成交叉火力，增强海口火力效果，并使口岸炮火覆盖范围向前得到一定拓展。在英国人罗伯特·赫德a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02—1911.09），1854 年来到中国，1861 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 年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把持晚清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力荐下，李鸿章于光绪元年（1875）至五年（1879）间，先后购进8 艘蚊船，后又在恭亲王奕訢授意下，于光绪七年（1881）购入“镇中”“镇边”两舰。此种海面舰船在海口防御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成为伸展到水上的移动炮台，可以主动抵拒强敌侵入海口，与岸炮形成交叉火力，弥补口岸炮台只能被动阻敌的短板，产生更好的设防效果。但也必须看到，蚊船船身过小，不耐风涛，“只宜分扼海口，未可驰逐外洋”b《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686 页。，所以只能依附于近海口岸的水上炮台，而根本无法单独与敌战于海上。所以，蚊船的加入虽使北洋海防向海面有所延伸，但并未完全摆脱“以陆制海”的口岸炮台布防实践，对北洋海防的体系化发展促进作用有限。

光绪十年（1884），李鸿章上奏《力筹战备折》，解释了天津布防的基本思路：

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天津海口的布防，特别强调体系化防御的重要性。他反对孤立的点状防御，主张在点与点之间建立联络，突出相互间的支援与配合，在驻防地点的选择和兵力配置上都有较多考虑。通过这些将孤立防御点组合成线、网的举措，最终形成了立体化的布防体系。在这一防御体系中，李鸿章开始摆脱前人单纯陆上设防的传统观念，首次将水面作战力量融入了北洋海防体系中。

李鸿章认识到晚清海防面临着列强的全新挑战，海防思想也必须随之改变。这种改变初步体现在天津海口布防实践与海防思想的互动中，形成了天津海口陆上为主、海上为辅的初步体系化的海防格局，促进了海防思想由陆向海、海防力量由单一向体系的转化，为后来北洋海防的体系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与实践基础。不过，这一体系并没有走出“以守为战”传统观念的束缚。受当时客观物质条件所限，李鸿章这一阶段的海防建设在主导思想上仍坚持以陆制海的方针，既使在吸收了《防海新论》d《防海新论》由普鲁士军事家希里哈完成，因书中对美国南北战争中海战经验的总结，引起晚清士大夫群体的广泛关注。书中认为防守海岸的目的有三：制止敌人登陆；防止敌从海面向我沿岸重要目标攻击；避免敌进入我江河腹地。为此，需要具备可以攻击敌船的舰队和相应的保障港口，并且在兵力运用上不能处处设防，而要重点口岸集中防御。该书还阐述了关于海防建设的两种方法，即“守定不动之法”和“挪移泛应之法”。李鸿章认为“守定不动之法”更适用于当时的中国。李鸿章对“守定不动之法”的解释是：“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而“挪移泛应之法”对装备要求较高，特别要有可以与敌战于海上的铁甲船，“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但按当时实际情形看，清军无力承担这样的任务。等西方海防著作的新思想后，也未能有根本改变。他虽已认识到军队装备铁甲舰的必要性，但在海军成军之前，清军无力与列强“驰骋域外”，更无封锁敌港的可能，所以在水面舰船的选择和使用上，将仅具有有限机动能力的“蚊船”作为这一时期海面舰艇的首选，以为保证海口安全之用。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海防思想可用“海陆并举”“守口集中”加以概括。

二、北洋海防体系化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侵台后，中日矛盾陡然加剧。光绪五年（1879），日本再次发难，出兵吞并琉球群岛，公然进一步以武力挑战中国海防，清政府无力回天，“举朝惶遽无措”a《李鸿章全集》第32 册，第429 页。，海防危机进一步加深。

尽管“海陆并举”“守口集中”的思想，较之前单纯依靠岸上力量，主动放弃海上作战，退回内陆诱敌深入的落后海防思想有所发展，但本质上还是“以守为战”观念的延续。此种思想指导下的李鸿章，最初对“蚊船”的作用十分满意：“今察看该船巨炮，实足以制铁甲，守护海口最为得力。”b《李鸿章全集》第8 册，第109 页。但海防形势的发展和蚊船在实际使用中暴露出的问题，使李鸿章很快认识到，蚊船“只宜分扼海口，未可驰逐外洋”c《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686 页。，这种只能在近海进行被动防守的方式相对于北洋所面临的威胁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北洋海防的自身缺陷和列强环伺的现实，迫使李鸿章在布防中将北洋区域视作一个整体，在实践上则努力将陆海力量整合为有机统一体。从北洋自身建设出发，需要以天津海口为新的后路支点，前推构建可以由天津快速支援的前沿防线，以解决纵深过短及奉天、山东口岸孤立无援的问题；从海防形势出发，则必须有舰队离开近海要口，具备游弋海上与敌接战的能力，以便能够从海上迅速支援奉天、山东，陆上也需要具备同样的能力。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阐述了他对海防的新认识：

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d《李鸿章全集》第8 册，第510 ～511 页。

次年，他进一步论述道：

南北洋口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必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乃能以战为守。e《李鸿章全集》第9 册，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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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蚊船的作用，李鸿章也有新的认识，他说：“无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为迎敌，专恃蚊船，一击不中，束手受困，是直孤注而已。”f《李鸿章全集》第9 册，第18 页。甚至说：“盖有铁甲，而各船运用皆灵；无铁甲，则各船仅能守口，未足以言海战也。”g《李鸿章全集》第9 册，第109 页。可以看出，此时李鸿章的认识已与之前有明显不同，拥有相当数量的铁甲船，具备海上决战能力，在李鸿章这一时期海防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我们可以用“以战为守”“建威消萌”来概括李鸿章这一时期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这一时期的认识是对“海陆并举”“守口集中”海防思想的升级，摆脱了长期“以陆防海”“以守为战”的海防观念束缚，明确提出“决胜海上”“以战为守”等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主张。这次思想与实践的互动发展，特点是随着海上作战力量的升级，逐步构建起相对完备的防务体系，具体形式是以远洋铁甲舰为中心的北洋海军建设，配以体系化基础设施，促进了体系化海防思想与实践的大发展，推动了相对完整的北洋海防体系的形成。到光绪十四年（1888）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宣告海军成军时，北洋海军共有自造及外购舰艇30 余艘。《章程》按照适于海战者进行了定编，计有：铁甲舰2 艘、巡洋舰7 艘、蚊船6 艘、鱼雷艇6 艘、练习船3 艘、运输船1 艘，及其他辅助类船只，a《大清北洋海军章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7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年。并配套形成旅顺、威海、大沽三座近代化的军港基地要塞，驻防新式防军，修建新式炮台，使北洋具备了维修保障大型舰艇的后勤能力。这三大军港是渤海湾战略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他们各自的火力配系建成后，构成了渤海湾内的三角形海岸防御体系。b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421 页。对于北洋其他口岸，李鸿章或配置新式炮台及防军，或单独以防军布防，形成了环渤海的炮台、防军群。

北洋布防还特别重视水雷的作用。驻防近畿的盛军统领周盛传就认为，利用水雷对敌舰进行迟滞，延长敌舰海口滞留时间，岸炮的防卫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至水雷一项，西人每遇敌船来攻，辄安置于塞口缺处……海口既有拦阻，则敌船不能径冲而过，我台上之炮乃可尽力冲击。”c《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第140 页。李鸿章也赞同水雷的作用，他说：“岸上则恃台炮，水中则恃水雷。环瀛诸国经营海疆，必须雷炮兼精，方称完固。”d《李鸿章全集》第15 册，第336 页。故北洋每设防一处口岸，必求配置水雷于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已在大沽、北塘、旅顺、威海、大连湾、山海关等口岸设置了水雷营。原计划在烟台和胶州湾也各添置一个水雷营，e《李鸿章全集》第15 册，第336 页。但因甲午战争爆发未能实现。

为配合体系构建，李鸿章还修建了从唐山到胥各庄、芦台、北塘、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铁路，及环渤海的电报线路，初步覆盖海防重要港口，并扩展到了北洋以外的河南、上海乃至朝鲜等地，f《李鸿章全集》第14 册，第145 页。基本实现了其北洋海防体系“于紧要口岸附近之处屯扎大枝劲旅，无事时专讲操练，兼筑堡垒，有事时专备游击”g《李鸿章全集》第6 册，第161 页。的布防设想。

李鸿章在天津海口布防基础上，经过以北洋海军为中心的一系列建设，发展形成了统一布防的北洋海防体系，即以旅顺、威海、大沽三大基地要塞为支撑点，融入原有炮台、防军等独立力量，部署奉天及山东陆海防御，前推防御前沿，扩大战略纵深，并以舰队、铁路、电报联通彼此，依靠快速灵活的兵力机动，构建相互支撑的区域防卫体系。

三、北洋体系化布防实践的形成及体系中的矛盾

李鸿章海防思想中存在的“建威销萌”与“决胜海上”“以战为守”间的矛盾，随着北洋布防实践的深化逐步突显，按照李鸿章的原本设想，北洋海防体系须以具备“决胜海上”的能力为前提，以实现“以战为守”“建威销萌”的实际效果。但在具体布防实践中，却是“建威销萌”逐渐成为应对当下时局的现实办法，而“决胜海上”“以战为守”却退为只可日后再求精进的长远打算。这种本末倒置，既暴露出李鸿章自身对“以战为守”与“建威销萌”的关系认识上的偏差，也反映出他面对布防中日益紧迫的现实威胁，不可能从容地达成预定建设目标，而只能以不成熟、不完备的体系加以应对的境况。

（一）以海军为中心的体系良性发展与运用

“以战为守”“建威消萌”的海防思想提出后，李鸿章前期以海军为中心推进北洋防卫实践，促进了北洋布防体系的快速发展，短暂显现了较为积极的运用效果。随着铁甲舰、巡洋舰等大型水上作战舰船的列装，北洋海军逐渐成军，以往“各省兵轮，分泊各港，相去鸾远，自为演习，从未联合操演”h《李鸿章全集》第32 册，第262 页。的各自为战局面，也随着海军衙门的设立，南北合操、定期校阅等制度的建立而有所改观。李鸿章不仅派北洋军舰游弋于渤海及中国南方各口岸洋面，还执行了诸如护卫俄太子来访，赴南洋、东南亚a1890 年，丁汝昌率致远、靖远、济远、来远四舰访问了西贡、新加坡、小吕宋（马尼拉）各口；1894 年春，他又带舰队访问了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马来西亚）等地。上述史事参见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第399 页；《李鸿章全集》第15 册，第323 页。、台湾、朝鲜及日本等区域的访问和军事行动。光绪八年（1882）的朝鲜壬午兵变，丁汝昌在日军先行抵达朝鲜的形势下，十余日内依靠海军舰队紧急增援淮军3000 人。两年后的12 月4 日，朝鲜又爆发甲申政变，12 月20 日丁汝昌即率领超勇、扬威、威远三舰，护送方正祥一营清军登陆朝鲜。北洋海防体系的迅速反应，两次挫败了日本染指朝鲜的企图，日本也因忌惮北洋海军的力量，暂时收敛了向朝鲜及中国扩张的野心。后来甲午战争中日方的作战计划，也是围绕着如何摧毁这一体系中的北洋舰队和旅顺、威海两大军港基地而制定的，日军在已经取得制海权的前提下，没有选择登陆直隶直接威胁京畿，而是把攻下旅顺、威海作为先决选项。这无疑从敌方的角度映证了这一区域防御体系的积极作用。

此时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运用，已有了战略海军的雏形，也是其北洋海防体系以北洋海军为中心，真正发挥体系作用的时期。

（二）力量运用中的体系中心偏移

李鸿章海防思想中的矛盾，随着布防实践的深化逐步突显。外洋海军舰队本是扩大防御纵深，实现“决胜海上”“以战为守”的利器，但在布防实践中，却被原为保障舰队而修建的陆上港口喧宾夺主，转而变成围绕军港基地追求威吓效果的装饰物。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战略性积极运用没有多久，北洋布防的体系中心就转向了旅顺、威海两大军港要塞，使其体系力量的运用逐渐重又回到“守口防卫”的老路。李鸿章将军港基地的布防安全，上升为确保北洋防卫体系稳固的重中之重。两大军港基地的建设本是筹建近代化海军的附属之物，但随着它们的竣工，军港基地成为了北洋体系的前沿防御要点。体系中军港基地是联系陆海力量的枢纽，李鸿章围绕军港基地部署陆海兵力，构成北洋防卫支撑要点，陆上防军依托军港基地配置，海上舰队负责游弋其间，提供海上火力保障。在其他北洋口岸，配以海防炮台群建设加固体系强度，用铁路、电报等联通陆上机动力量。在经历了朝鲜两次动乱的快速反应，丁汝昌带队巡访周边各国的短暂积极运用，特别是光绪十七年（1891）北洋舰队访日，丁汝昌报告日本海军快速发展之后，这种主导思想的偏移越发明显。

这种布防方式，使炮台群作为守港“利器”，意外成为海防体系中陆、海力量的具体依附对象。“以战为守”“建威销萌”的海防思想提出以前，李鸿章依附口岸炮台群布置新式防军及近海要口水面作战力量，推动了近代化海防体系建设。随着海防思想的发展，作为守口防御的产物，炮台群本应顺势融入新体系，发挥巩固防卫的辅助作用。但从甲午战争的实际看，李鸿章要求陆海均不能主动出击，陆军龟缩于炮台防守，舰队则要在口岸炮台射程内“并肩作战”，造成了陆海力量依附于炮台，炮台归附于港口的实际，表面上呈现出港口铜墙铁壁的防卫层次，实质却是体系中心由北洋海军向港口基地的偏移。

可以看出，从最初以北洋海军为中心到力量运用中以军港基地为中心，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明显脱节。海防思想的发展变化促成了水面作战力量的迭代，以铁甲舰为特点的外洋海军舰队随之而生，但对北洋体系而言，这种转变又是不彻底的。恩格斯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51 页。北洋海军的发展抛弃了只能依附于口岸的水炮台舰艇，而集近代工业技术之大成的外洋铁甲舰队，带来的战法、战术乃至战略的巨大转变，强烈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以外洋战略海军为中心的海防思想。但受限于舰队建设进度及旧有海防观念，李鸿章还是没能将外洋海军作为独立遂行决战任务的战略军种，仍将其纳入到发展相对成熟的陆基海防体系内，作为慑止外敌侵扰的力量之一。

以北洋海军为中心构筑的体系，却不以海军为核心运转。传统海防观念的沉重惯性如同板结的地块，使新的海防思想难以扎实根基。此种思想与实践的脱节，不仅使舰队发展规模受限，更在实际运用时，不自觉地把北洋海军作为守口要塞舰队使用。虽已有“大抵海军专事游击”a《李鸿章全集》第11 册，第147 页。的制海权概念，但到甲午衅开，面对全力来犯的敌人，作战目标又变成“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b《李鸿章全集》第15 册，第405 页。。“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c《李鸿章全集》第9 册，第259 页。的海上决胜之说，最终没有成为现实。

四、脱节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李鸿章海防思想与布防实践的互动，经历了先优后劣的两个发展阶段。海防体系的建设过程，先是在“以陆防海”“以守为战”和“海陆并举”“守口集中”的指导中，实现了思想较好引导布防实践的发展境况，并在汲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促进了思想的自我完善。“以战为守”“建威销萌”海防思想产生后，前期以北洋海军为中心，为巩固北洋防卫，迟滞日本入侵图谋，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至此，海防思想与布防实践总体呈现螺旋上升式的良性互动。但随着布防实践的深入，后期体系力量运用开始围绕港口基地为中心展开，理论中心与实践中心出现脱节，理论发展滞后于布防实践需要，导致思想不能正确引导实践，加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其他客观问题，更使体系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终致甲午一战中北洋海防体系彻底崩坏。

北洋体系发生此种脱节的原因，主要在于李鸿章未能完全摆脱“以陆防海”观念的束缚。北洋海防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拱卫京畿，这也就导致海防的关注点最后必然要落在京畿陆防上。最终，旅顺、威海、大沽炮台群三个支撑点构成的海岸防御系统，与北洋舰队相依辅，构成了渤海湾门户岸舰结合的海防体系，体现出其岸舰相依、自固藩篱、外御强敌、内卫京师的海防思想。d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421 页。这一体系化海防，虽是蹒跚而行的晚清海防的一大进步，但面对强大的海上列强，仍显稚嫩，其本质实际上是始终以陆防之思，行海防之事。同样，从单纯国土防卫需要出发而建立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英国等列强的海军相比，天然缺乏保护和拓展海外商业利益的内在动力，这不利于形成夺取制海权的战略目标。李鸿章建设海军的目的，仅在于使列强“觊觎潜消”，他说：“练成大枝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舠，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e《李鸿章全集》第33 册，第175 页。所以，尽管提出了“以战为守”的主张，但李鸿章海防思想的重心仍是在“建威销萌”上。

李鸿章的布防实践由内陆到海口，由近海到外洋，海、陆力量都是嵌套于海防体系中的，其中经营海军舰队只为守护陆地，因而容易满足于海上威慑作用，夺取制海权只是“顺便为之”。李鸿章认为在“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与敌船交仗，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未必无徘徊瞻顾之心”f《李鸿章全集》第9 册，第259 页。。光绪十年（1884），李鸿章在说明旅顺布防时将舰队的作用描述为：“如敌船游弋外海，可相机伺便狙击，冀以牵制其北攻津沽，且借卫奉省门户。”g《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533 页。阻击、牵制、借卫等词，充分体现了其建设海军舰队的防守与威慑目的。“建威销萌”“以战为守”的思想仅促进了以北洋海军为中心的体系建设及其后的短暂积极运用，由于对“决胜海上”这一关键环节始终认识不清，最终还是“以陆防海”的理念实际左右着海防的发展运用。

此种理念使李鸿章的海防体系中，无论陆海都是局限于要塞附近的防务力量，使本不强大的军队又丧失了战场主动性。如毛泽东所言：“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a《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487 ～488 页。李鸿章寄希望于海防体系，特别是体系中的海军舰队能够震慑敌人，而放弃“决胜海上”的主动权，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防御思想。海军天然是进攻型军种，即便是战略防御型海军，战时在战役、战术上的目标也应该是消灭敌方主力舰队，夺取制海权。b参见［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一兵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年，第76 页。李鸿章受传统陆权思想制约，没有给海军发展以正确的战略定位，使北洋海军始终处于矛盾尴尬的地位。在布防实践中，北洋舰队被原为保障而修建的陆上港口喧宾夺主。旅顺、威海两大军港基地建成后，李鸿章把推进防御前沿的任务由海军舰队转到了海港基地。这等于降低了海军的战略定位，也因此将北洋海军牢牢限制为保卫军港基地的战役、战术级力量，变成陆防的单纯护卫，从根本上限制了北洋海军战略功能的发挥及海防的发展。

纵观李鸿章的北洋海防体系，陆、海布防建设中的不平衡与海防思想的旧惯性相交叠，制约着体系的发展更新，更影响着体系建设的质量与实践。李鸿章的北洋海防，始终是在风雨交作的列强入侵下被迫应对，缺乏主动性、持久性，思想发展呈现出时紧时松、忽高忽低的状态。李鸿章始终未能解决晚清海防应以陆上力量还是海上力量为中心的矛盾。其“以陆防海”观念的背后，是整个清王朝国防体系的现实组织形态。北洋海防体系的近代化发展与传统国防体系以陆为本的组织形态不可相容，要么是新技术推进国防组织形态的转变，要么是旧有组织形态对新技术的遏制，历史不幸选择了后者。而国防组织形态的背后，是更加顽固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壁垒。李鸿章以庞大的农业社会结构及在其基础上衍生的意识形态，陡然回应近代工业社会的挑战，当然会水土不服：北洋海防建设非但未能产生近代化的军事制度，而北洋海军与岸上防军也都显现出新式部队沿用旧制的特点。整个体系不以新物代替旧物，而是只布新不除旧的现实，使体系不仅承受了旧制度衰落的痛苦，而且承接了新制度发展不足的弊病，极大限制了体系作用的发挥。凡此种种，以李鸿章个人力量不可抗拒的形式，显现为军事思想与实践都难以跨越的鸿沟，造成了北洋海防体系最终失败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