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思扬 金民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其中，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这个强军目标深刻总结了人民军队长期历史发展的成功经验，牢牢立足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实践，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致力于解决军队建设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丰富发展了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

事物的本质往往孕育在其萌芽时期。井冈山革命斗争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是人民军队的初创阶段，毛泽东、朱德等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举措和重大观点，对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政治方向、性质宗旨、严明纪律、作风建设等做出了基本规定，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强大红色基因，成为人民军队在日后不断壮大的深层基础，构成了新时代强军目标的重要历史依据。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人民军队创建的历史原点上把握强军目标的强大基因和发生逻辑，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强军目标的历史厚度、时代高度和思想深度。

一、“枪杆子理论”指出了建立人民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人民军队的中心任务和根本性质

毛泽东早就指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这些重要论断，发端于毛泽东在缔造人民军队时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警醒，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提出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以武装斗争反击反革命。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孕育，在八七会议上郑重提出，在秋收起义中得到深化，在井冈山斗争中走向实践，成为党领导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的原创性理论。

第一，大革命失败之际，毛泽东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在八七会议上郑重提出“枪杆子理论”。1927年6 月中旬到7 月初，大革命形势发生风云巨变之时，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纷纷提出建立独立武装、实行武装反抗的主张。其中，毛泽东的主张最坚决，意见最明确。当时，蔡和森提出要建立党自己领导的武装，“以暴动对付暴动”，提议叶挺所部用武力占领粤汉路，先占领湖南，以此为根据地再进攻鄂、粤等地。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是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a《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883 ～884 页。周恩来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暴动计划，并就此同共产国际代表发生激烈争执。

6 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后从湖南来的同志开会时，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发动广大群众，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保卫革命果实。6 月24 日，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回湖南任省委书记，要求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准备以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7 月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上山”保存工农武装力量，造成军事势力基础，如果不保存武力，将来到事变发生时我们就没有办法。b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203 ～205 页。毛泽东的这个预言不久即被事实证明。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基于此前的深入思考，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发展、人民军队创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论断：“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他提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坚决的概念”，“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要非常注意军事”。c《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47 页。这个思想突出强调了建立党的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坚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的片面做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高度自觉。

第二，在领导秋收起义的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和丰富“枪杆子理论”，强调不仅要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而且要在枪杆子上建设政权，从战略高度指出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1927 年8 月中旬，根据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到长沙领导秋收暴动，在8 月18 日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上重申军事武装的重要性。他指出，秋收暴动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要发动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而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d《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第113 页。。一方面，军队是秋收暴动的支柱，是暴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军队支持而单靠农民力量不可能取得暴动胜利；另一方面，军事力量同创建政权密切相关，军队在夺取、巩固、维护和建设政权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了湖南省委的赞同，湖南省委在8 月19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a《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4 页。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毛泽东到安源张家湾开会布置秋收暴动时，组建了暴动的主力部队，即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1 师，下设3 个团，并对起义的三路进攻路线做出部署：“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由工人暴动，夺取矿警武装，枪决反动官长，然后再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一面要株洲区委，在株洲鼓动株洲工农扰乱敌后方，又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平江义勇队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展。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在这三路中，又以浏阳为主力军，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b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7 页。也就是说，在秋收起义爆发之时，毛泽东已经开始抓住枪杆子这个枢纽，把军事力量作为领导秋收起义的重中之重。当然，毛泽东的这个军事部署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秋收起义爆发后很快遭遇挫折。9 月20 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决定退兵湘南。他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状况，着眼中国革命大局和发展前途，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19 页。。此时的这个论断，已经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考，而是包含着对秋收暴动实践经验的总结，更具有理论的深刻性和实践的针对性。

秋收起义军的名称和旗帜形象地表明，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军队的领导核心。秋收起义爆发后，毛泽东以豪迈的气势写下了著名词作《西江月·秋收起义》，明确提出“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旗帜鲜明地告诉世人：秋收暴动的军队是工农革命军，秋收暴动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旗。工农革命军，体现了这支军队的政治本质和根本宗旨，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人民。镰刀斧头旗，体现了这支军队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向，以党徽作为军旗，表明这支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把党徽置于军旗的当中，表明了党是这支军队的领导核心。

第三，“枪杆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和人民军队创建理论。“枪杆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与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当时的军阀力量、反革命起家的根据、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革命的目的、军事运动同民众运动的关系、军事运动与夺取政权的关系来看，这个理论抓住了问题实质，揭示了创建人民军队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建立人民政权的内在联系。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同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历代都爆发过农民起义，起义者都是靠枪杆子、靠武装力量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传承并升华了这个历史传统。这个理论用中国化的语言创造性地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原理又赋予其民族化风格，用“枪杆子”这个中国老百姓都能明白的词汇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使之能够无障碍地进入一般工农大众头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二、三湾改编、水口建党和赣南三整，初步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本色和核心职能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兵南下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初，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在水口开展建党活动。与此同时，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转战过程中进行了“赣南三整”。人民军队初建之时的这些活动虽然看似简单，但在人民军队创建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它的本质本色和核心职能，对日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三湾改编”的核心是解决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1927 年9 月29 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在此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一是整编部队，提升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着力把一支涣散的部队锻造成为能打胜仗的军队。根据秋收起义后的部队实际，毛泽东把不足1000 人的部队缩编为1 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1 师第1 团，下辖第1、第3 营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1 个，共有700 多支枪。部队编制压缩后的规模虽然缩小了，但是战斗力却更强了。二是健全共产党组织，设立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这一制度使人民军队从一开始就在军队建设和内部管理上同旧军队形成了本质区别。这三项措施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确立的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为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初步奠定了基础，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重大创新。

第二，“水口建党”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建党活动，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引入实践，为人民军队注入强大的灵魂。1927 年10 月上旬，起义军“茅坪安家”后，毛泽东率部继续南下，沿着湘赣边界开展斗争。13 日到达酃县的水口。15 日晚上，毛泽东在水口的叶家祠堂召集赖毅、陈士榘、李恒、欧阳健、鄢辉、刘炎等6 名新党员和各连党代表参加会议，主持6 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史称“水口建党”。宣誓仪式十分简单但非常严肃，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毛泽东通俗易懂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深刻涵义，带着6 名新党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水口建党后，各连队也都相继举行建党活动，各连的党支部先后建立起来，形势教育、思想工作、培养和发展新党员等各项迅速开展，部队建设快速发展。水口建党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付之实践，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一项创举，对于新生的人民军队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支部建在连上”开始贯彻落实下来，从理论上升到实践。自此以后，党组织就成为人民军队的灵魂，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了党指挥枪这一伟大的战略思想。

第三，“赣南三整”同“三湾改编”一样，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赣南三整，是指朱德、陈毅等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在江西南部山区进行的三次整顿。一是天心圩整顿。1927 年10 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朱德、陈毅等率领起义军余部于10 月下旬进入赣南，抵达安远天心圩并在这里进行初步整顿。朱德在军人大会上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坚定干部战士的革命信心，号召大家坚持战斗下去；陈毅在讲话中坚决支持朱德，号召大家坚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这次整顿突出强调了革命信念问题，使部队的混乱状态有所好转，士气开始高涨。二是大庾整顿。不久，起义军从信丰到达赣粤边境的大庾镇，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混战，暂时放松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利用这个时机对部队进行整编：整顿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强化党的领导，把一部分党员、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整编部队，把部队编为1 个纵队，下设3 个支队；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三是上堡整顿。11 月初，起义军进入崇义上堡后，又进行了整训：整顿部队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提出新战术，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赣南三整”是在紧张的转战途中利用行军作战间隙进行的，历时将近两个月。“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为整党、整军积累了经验。整顿后，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两个月后，再举义旗，发动湘南暴动，创造崭新局面。

三湾改编、水口建党、赣南三整，是毛泽东和朱德在不同地方不谋而合进行的，可谓是“异地同时”的“同曲同工”。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创建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先进政治本质、遵守严明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敢于斗争并勇于胜利的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的自觉选择。

三、井冈山上的革命斗争和军队创建实践，培植了人民军队发展的强大红色基因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零起步”缔造一支党领导的全新人民军队，是一项充满艰辛的开创性事业，需要从根本性质、基本任务、军队纪律、内在素质等多个方面努力。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着力锻造人民军队的先进性本质，规定人民军队的中心任务，以严明纪律密切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通过激烈战争实践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指战员的过硬军事本领和政治素质，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培植了强大红色基因，积累了早期发展经验。

第一，明确提出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突出强调人民军队的政治先进性、军事战斗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27 年12 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县同敌人激战，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工农革命军团长陈浩，阴谋叛变投敌。毛泽东及时赶到湖口，逮捕了陈浩等人，率领部队返回宁冈。毛泽东在砻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人的叛变行为。在随后的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的提出，明确了军队同政治的关系、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揭示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初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军队建设思想的重大创新，成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二，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强调人民军队的纪律和作风建设，加强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27 年10 月24 日，毛泽东率领部队从遂川返回井冈山的路上，在荆竹山，根据秋收起义以来部队战斗和发展的经验教训，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一是行动听指挥；二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是打土豪要归公。1928 年1 月25 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县李家坪召开大会，毛泽东向部队首次宣布了“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1928 年4 月3 日，在桂东县沙田圩，毛泽东第一次向部队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完整规定。“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a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37 ～238 页。“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毛泽东在建军过程中对军队纪律建设的第一次阐发，形式上非常简略朴素，却包含着深刻的军队建设思想，涵盖了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和群众纪律问题，尤其重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加强军队纪律和作风建设的基本依据。在日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中，“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三，创办军官教导队，加强军队干部的教育培训，着力提高人民军队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1927 年12 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农革命军的军官教导队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创办，培养和训练下级军官和赤卫队指挥人员，吕赤担任教导队队长。教导队以军事教育为重点，同时带领学员学习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在军事方面，主要包括队列、单兵刺杀、地形地貌、军事指挥等相关内容，着力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和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水平。在政治方面，主要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教育，着力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在文化方面，向学员解释“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等政治口号的含义，同时开展识字活动等基础文化教育，着力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并把学文化与学政治较好结合起来。教导队还重视在实践中提高，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山地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实地军训。教导队开办时间不长，条件极其简陋，但是有效地提高了指战员的综合素质，为初创中的人民军队培养了不少军事指挥人员，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为日后我党创办各类军事院校和培训机构，积累了宝贵经验。a参见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127 页。

第四，创建党代表制度，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制定军队政治工作纲领，锻造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工作优势。在红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度，是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的一个重大创造。这一制度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了人民军队的领导优势。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就在部队开始建立党代表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道：“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b《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64 页。为了更好地明确党代表的职责任务，指导党代表更好开展工作，红4 军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大纲分为军队方面、民众方面、党的方面、做报告、民众调查等5个部分，对部队中党代表的任务、职责、工作方法、基本要求等做了明确规定，党代表既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这些合乎中国红军具体实际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方法，成为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政治保证。正是因为有了党代表的出色工作，有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井冈山的斗争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是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革命必胜的信念十分坚定，对敌斗争非常顽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c《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4 页。

第五，把红军的党代表制度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运用到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实践中，创造性探索了变农民武装为革命军队的方式，同时积累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早期经验。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现象，是封建社会条件下农民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一种重要斗争方式。这些农民武装同广大农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斗争形式特殊，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行为规范和作战方式。他们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尽管在根本原则、指导思想、远大目标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人员组成、斗争形式等方面又有一定相似性。如何对待这类武装，是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处理的一个严肃问题，党要要在农村领导建立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就必须正确处理同这些农民武装之间的关系。否则，就很难在农村站住脚。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就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等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上井冈山后，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把袁王部队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坚强红军。毛泽东多次同袁文才、王佐谈心，既肯定他们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帮会传统影响深、政治目标不明确、阶级界线不清楚等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1927 年10 月中旬，应袁文才邀请，毛泽东派游雪程、陈伯钧等到袁文才部帮助工作，集中部队在步云山开展练兵，提升部队素质。10 月下旬，应王佐之邀，毛泽东派艾成斌、刘富堂、金蒙秀等到王佐部队担任军事和政治教官，在上井对王佐部队进行管理、整训、练兵。1928 年1 月，毛泽东又派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1928 年春，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部队也逐渐转变成为坚强的红军部队。经征得袁、王同意后，他们的部队里按照红军的建设方针，建立起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的20 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队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28 年2 月，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 师第2 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改造袁文才和王佐部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方法论，为日后建设和发展强大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的早期探索经验。

四、古田会议解决了在特殊国情中创建人民军队的重大历史难题，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重大原则

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大创新成果。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一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决执行党的任务、具有强大战斗力、具有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的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

红4 军在快速发展和转移作战中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1928 年4 月，朱毛会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红4 军在井冈山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因为队伍成分复杂，刚组建就处于激烈战争环境当中，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军队建设工作，再加上党内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红4 军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1929 年初离开井冈山后，红4 军艰苦转战过程中，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4 月份，刘安恭受中央委派来到红4 军工作，带来了中央的“二月来信”，信中的悲观情调和让朱德、毛泽东离开红4 军的提议，对红4 军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肖克后来回忆道：“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红4 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对朱德、毛泽东同志的去留问题发生了争论。”a肖克：《伟大的建军纲领》，《红旗》1979 年第8 期。特别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就被派往红4 军工作的刘安恭，不顾红4 军实际，照搬苏联红军条例，硬要设立军委，冲击了前委的领导，并出现了毛泽东在红4 军党的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的严重问题。当时红4 军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为，对党的绝对领导原则没有很好理解和贯彻，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说成是所谓的“书记专政”，把红军的任务简单化为打仗而陷入流寇主义，把发扬军队内部民主变为无原则的争论而陷入极端民主化。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和党如何领导军队的问题。

红4军七大后，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4军的情况，周恩来等代表党中央给红4军发来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央“九月来信”批评了红4 军中的错误。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一，对红军中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b《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40 ～41 页。。其二，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c《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 页。。其三，强调红军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要把红军置身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强调要正确理解军队中的民主问题：“对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d《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9 页。其四，明确提出要纠正和反对红4 军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要求加强党的教育，加强政治教育，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e《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1 页。。

“九月来信”为红4 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29 年11 月28 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4 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规定了12 月份的主要工作：决定召开中共红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4 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4 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12 月3 日，红4 军到连城的新泉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毛泽东等人深入分析红4 军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12 月中旬，红4 军进驻古田，准备召开红4 军九大。12 月28 日至29 日，古田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决议案深入总结了红4 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方面的重要思想，制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原则，为党领导建军、治军、强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重申并牢固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阐明了红军的政治性质、根本宗旨和中心任务。决议案严肃批评了军事和政治对立、军事不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一系列冲击党的领导的错误。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a《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79 页。军队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决不是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离开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

第二，强调必须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决议案规定红军中必须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决议案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b《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88 页。为此，决议案号召党员同志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在发展党员方面，规定“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亦不应忽视”；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纯洁党员队伍方面，规定将“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在发展新党员条件方面，规定了5 个方面的具体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在党组织的责任方面，规定“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在组织生活正常化方面，规定“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c《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88 ～91 页。。

第三，突出强调政治建军原则，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决议强调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严厉批评“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错误思想如果不得到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军队“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d《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79 页。为此，必须加强红军内部的政治工作，加强对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担当起重大的政治和战斗任务，必须进行有计划的党内教育，不断提高党内政治水平，肃清党内各种偏向。决议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a参见《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84 ～85 页。这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政治任务的关键。

第四，强化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明确人民军队的纪律要求和作风建设。决议案重申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提出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强调红军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加强军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4 军成长发展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红4 军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基本原则，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朱德在1944 年说：“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4军内部曾发生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红4 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b《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128 ～129 页。2014 年，在新古田会议召开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古田会议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重要地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总之，在开展井冈山斗争和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根据红军创建和初步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原则，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培植了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强大红色基因，为人民军队从弱小走向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守正创新，忠实继承了人民军队创建时期的这些红色基因，把人民军队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发扬光大，立足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的具体实际，着眼人民军队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深化和丰富了新时代建军、治军、强军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