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马上得天下，早期对于水师的建置并不积极。清初，为了统一东南沿海地区，仅以临时编制的形态组成水军与南明郑氏集团抗衡。直至康熙元年（1662），方始设置福建水师提督与浙江水师提督来统领闽浙沿海水师营务；康熙三年（1664），又设置广东水师提督，但在三年后裁撤，一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才复设。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在嘉庆以前，相对于西北陆路，东南沿海并非其重视的防务所在。①参见［清］昆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50、551、553；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2014 年，第147、151、165 页。

在清朝设置水师提督的三个省份中，以福建最为紧要，除了清初与郑氏集团水师对抗的考虑外，台湾收复后班兵②康熙二十三年（1684），经施琅建议，决定抽调福建原有兵额来台湾驻防，可得“兵无广额，饷无加增”的经济效益。驻防台湾的官兵三年一换，谓之“班兵”。参见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第260 ～262 页。的配运、确保台海两岸的货物运输等，都是当时海防的重点项目。是以本文以福建沿海作为主要考察区域，首先对福建水师的建制作制度方面的简述，再以嘉庆年间海盗蔡牵事件③对于蔡牵事件，有许多专门的著述流传下来。比较著名的有：［清］郑兼才：《六亭文集》卷4《纪御海寇蔡牵事》；［清］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近人论述可参见郑广南：《中国海盗史》，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319 ～346 页；苏同炳：《海盗蔡牵始末》，《台湾史研究集》，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 年；李若文：《海贼王蔡牵的世界》，台北：稻香出版社，2011 年。为观察核心，采用微观历史学①微观史学兴起于20 世纪70 年代末，是当代西方史学思潮之一。微观史学重在放大和传递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从而完成见微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历史认识过程。通过对个人命运的深度挖掘，相关史学著作往往能够吸引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获得广泛的影响力。相对于宏观史学，微观史学更加关注历史人物个体和小事件。通过缩小研究规模，可以追踪个体的行为和决策，最终目标是借此去窥探一个更大范围的普适性。微观史学的优势在于，它使历史学家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过去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决策方式以及与他人交往的方式。（Micro History）厚叙述②厚叙述，又译作“深描”，是现代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首创的概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其论文《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中对其加以论证发挥，来表达自己对民族志的写作要求。格尔茨认为，文本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对文化的描写，要注意阐述其意义，而非传统民族志式的事实性描述。基于此，格尔茨开创了“深描”的文本写作方法，即对社会活动进行具有丰富意义的、全貌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解析嘉庆皇帝与军机大臣及地方官员们对于海盗入侵时诸多问题的考虑与举措，以此试图来了解嘉庆年间对福建沿海防务的各界议论状况。

一、福建的水师防务

福建水师提督，在康熙元年（1662）以施琅（1621—1696）担任该职后，旋即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康熙十六年（1677），复以海澄公黄梧（1618—1674）之侄黄芳世（1642？—1679）管福建水师提督事，翌年复设该职。③参见［清］伊桑阿等纂修：（康熙）《大清会典》卷92《兵部》，第9 页。福建水师提标，设提标总兵官一员，驻厦门。兹根据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乾隆《福建通志》的有关记载，可一览当时福建沿海的水军兵防体系（见下页表1）④资料来源：（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73《兵部》，第7 ～11 页；［清］郝玉麟等修纂：（乾隆）《福建通志》卷16《兵制》，第19 ～81 页。按，南澳地区位于闽粤交界，南澳镇亦设有右营，但专管广东地界。参见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第164 页。。

表1：嘉庆时期福建地区海防水军编制表

由表1 可以看出，乾隆年间福建沿海水师的驻防地点已遍布福建沿海各海防重地，包含福州南台岛、福州闽安、宁德霞浦、平潭岛、厦门岛、金门岛、漳州东山岛、台湾艋舺（今台北市）、沪尾（今淡水）、安平（今台南市）、澎湖岛，甚至广东汕头南澳等地都是福建水师的重要驻防区域。就防守区域来看，已能由点至面经纬整个福建附近洋面。

再看统计数字，当时福建水师战船共配置有310 艘各式船舶。李其霖统计归纳后指出，清朝设置战船数量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之前达到一个高峰，高达500 多艘，之后战船数量多维持在300 艘左右。⑤参见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第386 ～388 页。可见承平日久，福建水师因循巡海捕盗的习惯，百年来都没有增加战船数量的规划。

再来看兵丁人数，表1 的统计显示，福建水师在编制上有2 万多人；军官加上编制外的额外外委差不多达400 余人，数量上不可谓不多，然而对比康熙年间杜臻《粤闽巡视纪略》中所记载的福建水师人数，尚有不足。⑥［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载《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七·传记类》。参见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第128 ～130 页。清代各官方文书对水师兵员数量的记载，常有出入，但差异并不多。参见陈炳容、吴秀琪：《古地图与金门史研究》，金门县文化局，2022 年，第274 ～275 页。由此可见福建水师历康熙、雍正、乾隆直至嘉庆数朝，一百多年间一直受到忽视之一斑。以这样的船只、兵力数量要防守广阔的福建沿海，当然有些吃紧，特别在蔡牵等海盗侵扰东南海疆时，问题更是凸显出来。

嘉庆二年（1797）九月开始担任福建巡抚的汪志伊（1743—1818）⑦汪志伊，安徽桐城人，嘉庆二年（1797）任福建布政使，同年九月升福建巡抚，嘉庆六年（1801）请辞养病，嘉庆十五年（1810）再任闽浙总督，对东南海疆的状况十分熟稔。参见《清史稿》卷364《汪志伊传》。按，《清史稿》将汪志伊任闽浙总督的时间，误为嘉庆十六年（1811）。，就曾对福建沿海防务的实际情形，提出《议海口情形疏》⑧［清］汪志伊：《议海口情形疏》，［清］陈寿祺等修纂：（道光）《福建通志》卷87《海防·疏议》，同治十年重刊本，第38 ～41 页。本篇标年为嘉庆四年（1799），是《福建通志·海防·疏议》收录嘉庆朝的唯一一篇。：

闽洋北接浙江，南连粤省，延袤二千余里，岛屿周回，口岸丛错，设立水师三十一营，额设兵二万七千七百三十名，额设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只，分列南北，为犄角之势。中以泉州之崇武为界。自崇武而南，派令南澳、铜山、金门暨提标后营各镇将巡缉。自崇武而北，派令海坛、闽安、烽火暨金门右营各镇将巡缉。往来梭织，声息相通。一遇匪船游奕，即互相知会，上下兜擒，声势颇壮。

从这段议论不难看出，当时闽省官员依然使用传统“捕盗”的保守观念来看待即将进入19世纪的海防，以为妥善择地设兵勤加巡防，就能使海疆永靖。不过，他也开始点出当时水师的问题，其一在“船身笨重”，其二在“舵工兵丁”：

嗣因船身笨重，捕盗不甚得力，经前署督臣觉罗长麟①觉罗长麟（1748—1811），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进士。历任福建兴泉永道、山东巡抚、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乾隆六十年（1795）署闽浙总督等职。参见《清史稿》卷350《觉罗长麟传》。奏准，照商船式样改造八十只，较为灵捷。又因舵工例用兵丁，常在本辖洋面巡哨，未能熟悉隔辖港道沙线，经前督臣魁伦②魁伦（1752—1800），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副将军查弼纳孙，袭世管佐领，兼轻车都尉，历任四川漳腊营参将、建昌镇总兵，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福州将军，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接替觉罗长麟署闽浙总督，嘉庆元年（1796）实授闽浙总督。参见《清史稿》卷362《魁伦传》。会同前抚臣费淳③费淳（1739—18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嘉庆四年（1799）任两江总督。参见《清史稿》卷350《费淳传》。奏准，召募商船谙练船工，驾轻就熟，奋勉追捕。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福建海防重在兵丁及船舶的配置，对于船舶形制大小以及掌舵船工技术是否熟练这些海船的根本问题未能有效掌握。而在造船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兵船火力大小以及航速等正是海战胜负的关键，此时闽省水师的兵船已不能与商船比拟，由此可见其船只更新落后之一斑。闽浙总督玉德（？—1808）④玉德，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历任湖南衡州知府、岳常澧道、山东济东泰武道、山东按察使、安徽按察使等职。乾隆六十年（1795）任山东巡抚，嘉庆元年（1796）任浙江巡抚，嘉庆四年（1799）十月开始署闽浙总督，嘉庆五年（1800）正月实授转正，嘉庆六年（1801）又署福州将军。玉德在闽任职期间，适逢海盗蔡牵势力最为猖狂的时期，其综理闽政，对事件的蔓延责无旁贷。玉德的传记，参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88《疆臣》。就曾描述当时的船况上奏曰：“查（乾隆）六十年以前缉匪兵船，大号名曰缯船，长八丈，阔二丈二尺，船身高大，式甚壮观。因水师镇将禀称缯船船身高大，驾驶笨重，盗匪船小快捷，缉捕不能得力。”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 册，嘉庆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740 页。括号内文字，为依前后文意所加，下同。

汪志伊在《议海口情形疏》也对添设重兵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添设汛兵还不如就近招募沿海乡勇来得好用，更可以看出其在福建实际任官的经验：

又有议请于海口添设重兵者。查海岸绵长，十里设汛，五里安塘，每汛约添丁十名，合计非万余人不可。皇上绥靖海疆，固不惜此经费，然必事归有济，方使帑不虚糜。今沿海既不可步步为营，而每汛添兵不过十余名而止，顾此失彼，何当实用。……盖沿海村庄以海为田，人自为守，一有盗船临境，则岸民千百为群，农具皆成兵器，是乡勇已倍于盗匪，亦大有助于官兵。且各汛设有防海大小炮位，以高临下，以逸待劳，一炮可当千军之勇，洋盗不敢近岸者以此。所有各口岸，似无庸添设重兵。至水师长技，除驶船、推舵、转篷、折戗、扒桅、泅水、对施枪炮、往来攻击外，其制胜者尤在夺上风，放风箭以烧篷，掷火牌以轰船，射舵工以穷驾驭。闽省弁兵，从前未免因生疏而怯懦，甚至晕船呕吐，数年来缉捕洋匪，拔弁于老渔，简兵于海户，配定舟师，频年在海涉历风涛，获犯颇多，技艺日臻娴熟。

汪志伊以实际经验指出，当时的水战技巧重在“驶船、推舵、转篷、折戗、扒桅、泅水、对施枪炮、往来攻击”，“制胜者尤在夺上风，放风箭以烧篷，掷火牌以轰船，射舵工以穷驾驭”，因此招募沿海熟练掌舵的船工等乡勇，“拔弁于老渔，简兵于海户，配定舟师”，经过实际施行，确实是可行的办法。

在《议海口情形疏》中，也点出当时面临的“夷盗”与以往遭遇的“土盗”之不同，可以看出汪志伊在福建省长期为官的敏锐观察：

至若洋匪，从前不过土盗出没。自乾隆五十八、九年间，安南夷匪，胆敢窜入，互相勾结，土盗藉夷匪为声援，夷匪以土盗为爪牙，沿海肆劫，掳人勒赎。若非抢掠商船食米及串通贪利之渔户、行户运米而出，易赃而回，并接济淡水，资送火药、炮械等项，安能久留洋面为匪。……臣复核盗匪情形，近数年颇有不同者，治土盗易，治夷盗难。盖土盗不过一二桀骜，掠商渔而乘其船，胁其人渐成党羽，计一船之真盗无几，余皆被掳耳。被掳者未尝不恨盗，亦未尝不思归。以兵攻盗，兼可以盗攻盗。广开胁从之生路，重悬购盗之赏格，并将捕盗所获之赃，给与擒盗来献之人，以歆动盗伙，离间盗心，使相疑忌。自是土盗闻风陆续投首，剿抚兼施，当无难清理。而夷盗则不然，夏初乘南风而来，秋末乘北风而返，并无投首之心。尤可恶者，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恃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势限于仰攻，枪炮窘于逆击，较治土盗稍觉其难。然夷盗之踪迹在洋，其食用未尝不需于陆。臣惟有力加整顿，严饬沿海地方官认真绝行户之透漏，严饬各守口员弁实力清渔船之夹带，务使贼赃无人代消，食米、火药无人接济，以穷其术而困其力。仍一面选精锐之舟师，鼓勇敢之战士，相机掩击，以歼其魁，而除其党。则洋面自可日渐肃清，而生民之生计仍无妨碍矣。

汪志伊已经察觉到时代已经有所不同了，“夷匪”不仅与“土盗”有差异，造船技术使得“船大而高”，制炮技术也使得“炮多而壮”，以当时海防水师官兵配置的战船规模，已经很难压制这些横行于洋面的海盗，将会造成“形势限于仰攻，枪炮窘于逆击”的不利局面。①水师提督李长庚在与蔡牵船帮作战时，就有“提督所坐之船，为通帮最大，及并拢蔡逆之船，尚低至五、六尺，是以不能上船擒捕”的感叹。参见《嘉庆实录》嘉庆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 册，嘉庆十一年八月三十日。汪志伊进而提出，不仅要严格执行坚壁清野的保守作法，“严饬沿海地方官认真绝行户之透漏，严饬各守口员弁实力清渔船之夹带，务使贼赃无人代消，食米、火药无人接济，以穷其术而困其力”，而且要以积极的方式，“选精锐之舟师，鼓勇敢之战士，相机掩击，以歼其魁，而除其党”。

三、对蔡牵事件的检讨

清朝嘉庆年间最严重的海防问题，就是海盗蔡牵侵扰事件，其持续时间之久、蔓延之广，着实考验着闽浙沿海的防务体系。从前节的整理可以看出，以当时福建的海防兵力显然不足以应付广阔的福建洋面，特别在海盗蔡牵侵扰期间，问题更被凸显出来。蔡牵侵扰台湾，朝野紧张，各式上奏及谕示频繁往来于京城与福建之间，满朝文武都为此绞尽脑汁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福建水师提督李南馨（？—1801）①李南馨，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今广东省五华县）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武科进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福建铜山营参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福建澎湖水师副将，嘉庆二年（1797）任金门镇总兵，嘉庆四年（1799）任福建水师提督，嘉庆六年（1801）因病死于任内。参见《五华县志·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640 页。在嘉庆六年（1801）六月的奏折，不难看出蔡牵事件对福建水师的严重考验：

伏查闽洋蔡牵等匪，南奔北窜，踪迹靡定，现经派委海坛、金门二镇总兵及闽安、烽火等营将领，统率舟（师），长年在洋往来侦捕，并不稍分畛域。即南澳、铜山镇将及台湾、澎湖两协副将，亦俱带领兵船，在洋堵缉。其余各营游击、都司、守备，亦多随同镇将带□缉匪。较之从前只在本境轮班巡哨，劳逸悬殊。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己篇》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693 页。

只是骚扰事件一拖经年，闽粤浙地方官员不时发来毙匪多名的奏折，要求各级水军将领晋升官阶，且对阵亡官兵进行抚恤，然而海盗的侵扰还是持续蔓延。嘉庆十年（1805）五月，嘉庆皇帝训斥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③李长庚（1750—1807），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甲第二名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历任浙江衢江营都司、提标左营游击、太平营参将、乐清协副将、福建海坛镇总兵（署）、海坛镇标右营游击、铜山营参将（署）、铜山营参将、澎湖水师副将（署）。嘉庆二年（1797）任澎湖水师协副将。翌年升任浙江定海镇总兵，之后累功晋升至浙江水师提督，嘉庆六年（1801）九月任福建水师提督总统闽浙两省水师。嘉庆十二年（1807）在与海盗蔡牵船战中阵亡。谥忠毅，三等壮烈伯。李长庚的传记资料相当丰富，有：《清史稿》卷357《李长庚传》；［清］阮元：《揅经室·二集》卷4《壮烈伯李忠毅公传》；《国朝先正事略》卷22《名臣·李忠毅公事略》等。近人论述可参见周维强：《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长庚的海上生涯》，《淡江史学》第26 期，2014 年9 月。等几位武官道：

粤东艇匪经李长庚等督率舟师追过南澳，击沉盗船二只，伤毙执红旗贼目一名、贼匪多名，该匪纷纷窜逸过粤，业据李长庚饬令镇将带领兵船在连界洋面巡防堵缉。此时艇匪既窜粤洋，闽省正可专注蔡逆，攻围兜捕。现据奏称，蔡逆匪船由淡水仍从东大洋窜回内地，踪迹自必不逮。且据船户报称，蔡牵之妻因前在台湾打仗，身受枪伤，疮发身死，此亦一好机会。闻蔡牵之妻素为主谋，该逆惟妇言是听，今已身死，则内无助恶之人，该逆必心忙意乱，官兵正当乘其穷蹙之时，围擒务获。着玉德转饬李长庚，并传知许松年④许松年（1767—1827），本籍浙江瑞安，经由武举加入温州水师镇标，后于嘉庆十年（1805）因海盗蔡牵骚扰台湾，闽浙总督玉德奏请由许松年护理金门镇总兵渡台助剿。嘉庆十一年（1806）署台湾镇总兵，嘉庆十二年（1807）因功实授金门镇总兵，道光元年（1821）调任福建水师提督。参见《清史稿》卷357《许松年传》。、杜魁光⑤杜魁光（？—1807），江苏阜宁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举出身，乾隆五十七年（1792）擢升福建营守备，嘉庆六年（1801）任福建闽安协副将，同年九月任南澳镇总兵。参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01《将帅》41，第225 ～232 页。、蔡安国⑥蔡安国，广东潮州南澳厅人，行伍出身，乾隆六十年（1795）任厦门后营守备，嘉庆二年（1797）升厦门水师后营游击，嘉庆七年（1802）任福建烽火门参将，嘉庆十三年（1808）任澎湖水师协副将。参见［清］周凯等纂修：（道光）《厦门志》，道光十九年玉屏书院刊本，第415、416 页；［清］陈寿祺等修纂：（道光）《福建通志》卷120，第683 页。等，将剿捕蔡牵一事责成伊等四人，如能齐心协力，将蔡逆克期弋获，必当施以重恩，其或从前曾获愆尤，亦可概予贳宥，设稍有怠玩稽延，则惟伊等四人是问。⑦《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0 册，嘉庆十年五月十二日。

嘉庆皇帝面对蔡牵事件时，处理方式表现得非常开明，即使他不一定熟悉海战，但是对臣下上奏建议的事项，多能坦然接受。嘉庆十年五月，闽浙总督玉德奏请添造大型战船同安梭；数月后，时任台湾镇总兵官爱新泰（？—1807）①爱新泰，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四年（1799）任台湾总兵官，主要职责就是对付蔡牵集团，虽未能将其歼灭，但也可以说是克尽职责，有为有守。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因积劳成疾，病亡于艋舺（在今台北市）军营，谥壮勇。参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02《将帅》42。也上折表达了添造同安梭一事的急迫：

臣等伏思，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水师兵力本单，自上年四月以来，该逆肆次窜赴台洋，希图伺劫，虽经官兵击退，而贼踪无定，难保其不倏去倏来，殊为可恨。诚如圣谕，蔡逆一日不擒，则海洋一日不靖。本年五月内，闽浙总督玉德奏，请添造同安大号梭船三十只，与该营兵船联为一帮，以资战守。钦奉谕旨，业已如所请行。②《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0 册，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九，第668 页。

从一年后嘉庆帝颁发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其对这件事的积极态度：

大同安梭船原为缉捕洋匪之用，蔡逆虽较前穷蹙，而官兵追剿洋匪所需大船必当妥为赶造，以资驾驶，为冲涉风涛之备。既据该抚查明现在情形，所需大同安梭船但得四十号即可敷用，着温承惠③温承惠（1754—1832），山西太谷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出身，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任福建巡抚，五月署闽浙总督。参见《清史稿》卷365《温承惠传》。督饬厂员如式赶办四十号，并即勒限造竣，务期工坚料实，方可得力，不得藉词于大船购料艰难，稍有推迟。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 册，嘉庆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第749 页。

添造同安梭战船，是嘉庆朝为解决水师战船比海盗船只矮小的主要处理方式。根据道光《福建通志》卷84《国朝船政》的记载，同安梭战船规模有三个型号：一号，船身长七丈二尺（约22 米），宽一丈九尺；二号，船身长六丈四尺，宽一丈六尺五寸；三号，船身长五丈九尺，宽一丈五尺五寸。⑤嘉庆十年（1805）议准台湾水师兵船单微，添造同安梭30 只，编为“善”字号，分设台协三营管驾配缉。参见［清］陈寿祺等修纂：（道光）《福建通志》卷84《国朝船政》，第35 ～38 页。在当时来说，属于较为大型的新式木造战船。

在汪志伊于嘉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上呈的《奏报筹办天津水师官兵船只情形折》附件《军机处文件奏折录副》中，有“一号同安梭船图”，图上标示着该船的各项规格：船身长七丈二尺，梁头阔一丈九尺，大桅长七丈二尺，头桅长五丈，尾桅长二丈二尺，配舵工水手40 名，配大小红衣炮、重劈山等炮共14 门，以及藤牌、挞刀、竹篙枪等械若干。周维强补充说明一号同安梭船上的火力配置，称一号同安梭船上拥有主炮6 门，其中1000 斤重红衣炮（600 公斤）2 门、800 斤重红衣炮（480 公斤）2 门、500 斤重炮（300 公斤）2 门，以及100 斤重劈山炮（60 公斤）4 门、80 斤重劈山炮（48 公斤）4 门，共14 门。⑥参见周维强：《“再现·同安船”纪录片的历史考察与科技呈现》〉，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361 期，2013 年4 月，第104 ～105 页。火力相当可观。

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嘉庆皇帝听闻新造大船完工得以下海捕盗后，下谕道：

此次蔡逆匪船经李长庚督兵追至台山外洋，大加攻击，毙贼甚多，匪船随向东南大洋折回奔窜，适省厂新造大船二十号完竣，随经李长庚验明换驾出洋并另挑米艇、同安梭船二十只，及另雇商船三十五只，经阿林保①阿林保（？—1809），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山东盐运使、湖南巡抚等职，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接玉德任闽浙总督，其未到任前，由温承惠暂署。嘉庆十四年（1809）七月调两江总督，十一月卒于任。参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87《疆臣》39。交王得禄②王得禄（1770—1841），台湾诸罗县沟尾庄（今台湾嘉义县太保市）人，以武生身份招募义勇五百人，投身官军参与对抗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义，嘉庆元年（1796）毅然改投水师，任福建水师铜山营参将李长庚麾下，嘉庆十年（1805）升署澎湖水师协标左营副将，嘉庆十一年（1806）任福建福宁镇总兵，嘉庆十二年（1807）四月调补南澳镇总兵。在该年十二月间，李长庚在追捕蔡牵于黑水外洋时，不幸中炮阵亡；廷议王得禄委署浙江水师提督，嘉庆十三年（1808）年正月改为实任，六月改调福建水师提督。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王得禄与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合力围堵蔡牵于黑水深洋，迫其毁船自沉，叙功着加王得禄晋封二等子爵（正一品秩），赏戴双眼花翎。关于王得禄的传记资料相当丰富，有：《清史稿》卷357《王得禄传》；［清］姚莹：《皇清诰授振威将军太子太保原任浙江水陆提督二等子爵世袭赏戴双眼花翎晋加太子太师赠伯爵赐祭葬予谥果毅显考玉峰府君行述》，《台南文化》第5 卷第3 期，1956 年，第174 ～175 页。近人论述可参见徐明德：《清代水师名将王得禄传略与年谱》，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 年；蔡相煇、王文裕：《王得禄传》，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 年；颜尚文、潘是辉：《王得禄宗教信仰行迹之研究》，《嘉义研究——王得禄专辑》，嘉义：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8 年。、许松年统带归帮，随同李长庚协力攻捕。此项新船高大坚固，正资适用，且炮械齐全，兵力厚集，李长庚务当督同镇将等倍矢奋勉，乘蔡逆穷蹙之时，上紧蹑剿，速获凶渠。③《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 册，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第974 ～975 页。

对于闽浙总督玉德再次建议将陆路官兵抽拨500 人改为水师一事，嘉庆皇帝则倾向汪志伊在《议海口情形疏》中的意见，认为远道添加兵员还不如就近招募沿海乡勇：

惟所称台湾水师兵共二千五百八十六名，今添造兵船不敷配用，请将陆路兵内抽拨五百名改为水师一节，此则不可。陆路营伍亦有巡防缉捕之责，何得率尔抽拨，况以不谙水师之兵，调往充数，徒归无益。台湾海疆要地，即添设劲旅数百亦不为多，着玉德饬知台湾镇道就近遴选召募，亦可不必拘定五百名之数，或即于该处团练之乡勇义民中择其熟悉水师趫健得力者二三百名挑入水师营伍，责成该将弁等勤加操练，既可以资得力，而游手无籍之徒得以隶名营伍养赡身家，自可不致流为匪类，于地方亦有裨益，其应行支给钱粮，及如何分隶各营，定立巡防堵御章程，并着玉德饬交爱新泰等详筹妥议。④《台湾总兵爱新泰奏折（移会抄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戊编》上册，第1056 ～1060 页。此折最末记有“嘉庆十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显示嘉庆皇帝已经看过，再交由军机大臣会商处理。

从添造同安梭新船与以招募沿海熟悉水性的乡勇取代陆路营伍改拨水师等事，可以看出嘉庆皇帝处理政事的睿智，但这些事情毕竟还是细枝末节，对于整体海防的大方向，嘉庆皇帝似乎囿于历史局限，始终没能给出大方向的宏图远见。

对于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嘉庆十年（1805）十月的这件奏折，《嘉庆道光两朝上论档》中尚留有后续处理的纪录。此折开头为“臣庆等谨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具奏人是领班军机大臣庆桂（1737—1816）⑤庆桂（1737—1816），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继善子，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超擢内阁学士，乾隆三十六年（1771）授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福州将军，嘉庆四年（1799）授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复直军机。参见《清史稿》卷348《庆桂传》。，就“等谨奏”“会议具奏事”等词来看，这似乎不是庆桂个人的意见，应该是军机大臣们会商之后共同拟具的上奏意见。因此，此奏折中的意见可以看作是当时朝廷大臣们的普遍共识。

军机大臣们在会商之后，就建造新船同安梭后添募水师兵源一事，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在“请添募水师兵丁，以资配船缉捕”一项，就提出：

查台湾各营额设水师兵二千伍百七十名，除派防各汛及看守军装等项之外，总计存营及新募水师兵实止一千五百二十四名，现在新造大号同安船三十只，及台营中号船十只、小号船十只，以五十只兵船计算，大号船每只需配舵手、战兵七十名，中号船需配六十名，小号船需配五十名，总共需水师兵三千二百名，实不敷一千六百七十六名。此时若令全数召募，不但糜帑太多，一时亦未必有如许熟习水师之人，倘徒行充数，亦属无益，自应先将水师实存出汛弁兵八百三十余名全行调回配船，酌拨就近陆营弁兵代为防守。至此外尚不敷水师兵八百四十余名，应令添募足数，请仍饬该总兵等钦遵前奉谕旨，在于本地团练乡民内详慎遴选，加意训练，以收实效。其应给粮饷、器械以及陆营汛兵如何酌拨代防，均宜详细再令核明具题，咨部办理。统俟蔡逆就擒，海洋平静，再行酌量裁减，以符原制。①《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0 册，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69 页。

大臣们的意见，还是先将水师官兵充分使用。经过仔细计算新造大小同安梭船数目和配载兵员人数，共计需要水师兵3200 名，当时台湾各营编制水师兵不过2570 名而已。如果临时添募新兵，虽然存在新增薪饷筹措的困难，但是能不能招募到熟习水师的可用之兵，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所以大臣们建议，先将本来要防守汛塘要地的水师官兵登船使用，防守汛塘的任务暂时交由陆营官兵来接力协防，不足之数再用添募沿海熟悉水性的团练乡民来补足。但大臣们也都知道，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也明说等待海洋平靖了，再慢慢回复到原有编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因应沿海海寇侵扰的临时性的保守可行办法。

大臣们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考虑，即水师兵员招募后，用来管理这些新募水兵的下级军官配备问题。于是，大臣们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番指示：

查兵船配载必需管带之员，台湾水师自副将以至额外外委共祗五十六员名，不敷差拨，该镇请添设额外外委十名，以资管驾差委，事属可行。应责令该总兵，于向曾出洋水师兵内秉公遴选，将熟习风云沙线、奋勉出力者咨部拔补，无许滥行充数。但臣等又思，额外外委分祗微末，不过管驾一艇，该处现添大号兵船三十只、水师兵丁一千一百余名，当联帮缉捕之时，此外将佐是否足敷管辖钤制，或应暂时增拨千总、把总数员前往督率之处，并请敕交闽浙总督率同该镇酌量情形奏明办理。②《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0 册，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70 页。

大臣们比较同意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增添十名额外水师下级军官的办法，但指示要先从曾经有登船出洋经验的水师兵员中公平遴选，把熟悉沿海当地气候水文地形而且勤奋负责的兵员先行升任。同时，又考虑到额外下级军官毕竟职衔较低，是否足以管带船只出洋捕盗的问题。经过统计，大船需要舵工、水手以及战兵70 名，中船需要60 名，小船也需要50 名，遂指示闽浙总督与台湾镇总兵应拨派有经验的千总、把总先行充任。

关于新增加薪资开支的处理办法，大臣们也给予指示建议：

查弁兵出洋捕盗，经旬累月，不能不计及行粮，且冲涉风涛，履危涉险，尤应加以体恤。上（九）年蔡逆窜劫台洋时，该镇等因兵丁所需口粮无款可动，于府库官庄项下暂行挪支，并因不能报销，即于总兵及各营将备弁兵廉饷银内摊派归还，本非正办。此时添设兵船，自应熟筹经费，以资口粮。查乾隆六十年该省酌改营船，前任闽浙总督长麟奏，请于藩库拨银二十万两，发商行息，每年取息银二万四千两，以为出洋弁兵口粮及燂洗船只、修理篷缆之用，经户部议准在案。今该镇请于司库拨银十万两，发交台湾，给商生息，以每年所得息银一万二千两应付口粮，应如所请，准照乾隆六十年发商生息之案，以应支给。仍令该督、抚将动用司库何款先行报部，年终即将出洋弁兵人数、日期并给过银两一并核实造册，报部核销。俟洋面肃清，即将本银撤回，缴还本款。①《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0 册，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71 页。

蔡牵侵扰沿海数次，官兵经年巡捕，竟导致台湾兵饷出现问题。之前台湾镇的处理方法是先将“官庄”②清代台湾在收复台湾初期即已出现官庄，其来源有承袭自郑氏集团的产业、文武官员占有、官府投资招垦以及因案充公等。官庄的收入则由政府胥役或委托佃首征收，需列入正式的收入而受到稽核，收入大多用于支放饷银或养廉银等。参见李祖基：《清代台湾官庄的研究》，《台湾史研究》，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 年，第256 ～279 页；涂明志：《清代台湾官庄研究》，嘉义大学史地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收入暂行挪支使用，但因与规定不合，事后竟无法报销，只能运用台湾总兵以及各营将备弁兵的养廉银③养廉银是雍正元年（1723）为防止官员薪资普遍不敷生活所需，便想方设法徇私贪污而设。“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也有所差异，但一般说来，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十倍到百倍不等。台湾总兵的年俸大约为67 两银，军事加给约144 两银，而养廉银则竟有1500 两银之多。参见［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日］佐伯富：《清雍正朝的养廉银研究》，郑梁生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 年。来匀支摊还，这让台湾镇的官兵们相当苦恼，更严重影响水师将官的军心士气。于是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想到乾隆年间处理林爽文事件的前例，要朝廷商借十万两，贷与商人们藉此收取利息，预计一年能得到一万二千两的利息收入，以此来支应水师官兵出洋捕盗以及修理船只等军费支出。朝廷商议也基本认为这有前例可循，而且也是便宜可行的好办法。

接下来，是爱新泰反映的台湾千总、把总三年俸满更调内渡的班兵问题。军机大臣们认为班兵制度有着“既不致与本地游民日久相习，且使福建通省水陆标弁更番轮往，于台湾水陆情形人人熟悉，风涛险阻习惯周知，更为有备无患”的深远意义，不能偏废，就给出了折衷的意见：

查台湾一郡孤悬海外，番夷错处，民俗强悍，从前设兵镇守时，定制千总、把总三年俸满均令更调内渡，诚以微员去留定有年限，既不致与本地游民日久相习，且使福建通省水陆标弁更番轮往，于台湾水陆情形人人熟悉，风涛险阻习惯周知，更为有备无患，立法自有深意。此时若将千、把俸满更调之例概行停止，诚恐行之日久，只有驻台员弁熟习本地情形，其余各员转不能均谙洋面风涛、台澎形势，何以资练习而裕巡防。惟此时缉捕紧要，该镇因欲资熟手起见，臣等详加酌议，除陆路千、把换班之处，应悉遵照旧例，无庸轻议更张外，其水师千总、把总内，可否饬令该总兵于三年俸满应行更换时，详慎区别，其中如有实在熟习水道而又奋勇出力、曾经著有劳绩者，准其指名保奏，暂留数员，遇有守备、千总缺出，分别考验题补，不得过拾分之三、四，仍照新疆员弁换班之例，一俟该处有熟手可以接办，即将各该员咨送总督，在于内地相当之缺遴选调补。统俟海洋宁谧，仍即查照旧例办理。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0 册，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72 页。

军机大臣们虽然认为以此兵马倥偬之际，将熟悉台湾水路情形的官弁按时替换，实非良策，陆路千总、把总的三年换班之例应照样施行，但是水师千总、把总如果有实在熟习水道而又奋勇出力、曾经着有劳绩者，亦准许台湾镇总兵指名保奏，以暂时留用数员。

四、结论

蔡牵等骚扰闽浙沿海十数年，是清朝嘉庆时期的海防要事。静谧已久的东南海疆，乱事蜂起，成为当时朝野关心瞩目的焦点所在。关心国事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建言议论，其中以福建巡抚汪志伊的《议海口情形疏》最具代表性。他以实际在闽任官的经验认为，当时福建海防的配置区域尚属合宜，兵力分布也算得当，不过问题重点出在“船身笨重”与“舵工兵丁”两项上，并提出反对再添设重兵，转而就近招募沿海乡勇加入水军以及勿使沿海居民接济海盗的想法，这在当时来看都是切合实际的重要议论。然观其《议海口情形疏》依然囿于传统官府“捕盗”的保守观念，在即将到来的19 世纪新时代的海防变局面前，明显存在不足。

嘉庆皇帝在面对蔡牵事件时，处置的手法尚属高明。对于船只的改良，其坚持添造同安梭新型大号战船，也认同接受汪志伊在《议海口情形疏》中招募沿海熟悉水性的乡勇取代陆路营伍改拨水师等建议，从中可以看出其处理政事大局的能力。但是，这些决策毕竟都属于微末之事，而对于国家海防整体建设的大方向，嘉庆皇帝始终没能给出较为远大的宏图考虑。

在前线实际带兵打仗的台湾镇总兵爱新泰，也曾提出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一是新船造好以后，需要增加的水师兵丁从何而来？二是兵丁补充足额后，管兵带船的基层军官从何而来？三是官兵配备齐全后，需要增加的薪饷从何而来？还有制度性的台湾班兵问题等。这些都是当时缉捕海盗面临的实际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经过嘉庆皇帝交由军机大臣会商讨论后，都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让嘉庆朝廷得以再度平定东南海疆的关键所在。

本文藉由鸦片战争之前清代嘉庆朝对于海防的诸多议论，采用微观历史学（Micro History）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铺叙嘉庆朝文武官员对于海盗侵扰东南海疆的诸多看法，从中可以看到海疆防御所面临的诸多细微问题，如兵员、船只、舵工、薪饷，乃至整体的国家大政等，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所受到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