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博南古道上的灵魂
《大理文化》期刊 2022年3期 作者：张继强
离合人生 是非成败转头空
杨慎的人生离合，除了与家人、朋友的悲欢离合外，更加刻骨铭心的是他自我的离合。在巅峰与谷底间找到适应的感觉，需要修为的基础和洒脱的心性。杨慎的一生72年，恰好一分为二，上半辈子36年处在权贵中心的高位上，下半辈子处在罪恨离愁的低位上。但是假如没有烟瘴之地云南的履历，恐怕难以成就他“明朝第一才子”的称谓。
在云南，大多数时候和场合，杨慎都被人们称为“杨状元”，人们大多谈到的是他一些传奇故事;在四川，大多数时候和场合，人们都习惯称杨慎为杨升庵，人们谈到的大多是他的一生成就和他的家史。所以云南人关注杨慎大多是状元郎在云南的风流倜傥、潇洒旅居;四川人关注的大部分是杨慎显赫的家世、绝世的才华，以及无可企及的成就名声。明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大礼议”是杨慎从京城到云南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一生非同一般的分水岭。作为“大礼议”的首倡者，杨慎因此而遭遇了史上绝无仅有的跌宕起落。如果是常人，一定是粉身碎骨了;但杨慎却在不同地域环境的文化风情塑造下，有了两面传奇：一个是顺风顺水充满传奇色彩的风流倜傥形象，一个是以才立世却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物。
史籍上的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四川（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出生名门望族，少年时期就显现过人天资，24岁高中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其殁后7年，穆宗皇帝即位，颁布了《嘉靖遺诏》，赦免杨慎戴罪之身，官复原职，并追赠他为光禄少卿。杨慎生平著述400余种，内容涉及文学、戏曲、史学、哲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音乐、宗教、民俗、金石等，后人多有“冠绝前儒”“罕有匹比”“博学鸿文”“学者恨难睹全”和“为古来书最富第一人”等类辞藻冠以其名。尤其是他的《廿一史弹词》，是流传至今最具盛名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其中第三章《说秦汉》开场词《临江仙》成于1525年，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经典之句，乃千古绝唱。《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故被后人推崇为明朝第一才子。清代纪昀称誉杨慎道： “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民国时学大师陈寅恪也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总结杨慎一生，博物治闻，才高德昭，著述繁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巨人。
这是杨慎在光环下的明面：他带着光环出生，不负天资辉煌的一生。
故事中的杨慎，在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获罪，两次受到廷杖，谪戍于云南永昌卫。到了嘉靖中期，朝中人员有较大变动，140余名谪戍人员先后被赦免，其中却唯独没有杨慎。即使根据明代法律规定：谪者65岁以上便可由子侄后辈代替服役，年过70者可用钱赎身，朝廷对此也视而不见，坚持要杨慎服役终生。因此，在嘉靖三十七年，杨慎71岁时，还被云南巡抚王昺派人至泸州逮押回戍所。对此，杨慎悲愤写诗道：“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嘉靖三十八年，病殁于永昌戍所。
这是杨慎在光环下的暗面：他的生命力处在脆弱与无奈间，个性所导致的命劫躲过一时，却难脱一世。他终究不得老而终去，心性在老弱时被极端捆扎第二次，就再也没有缓过气来了。
自号博南 一壶浊酒喜相逢
杨慎又号博南逸史、博南戍史、博南山人、杨博南、滇南戍史 、金马碧鸡老兵等。由于杨慎这些与云南、与我生长地有关的名号，让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也就是这一种亲近感觉，促使我努力去接近他的辉煌与没落。最终，我在他人生36岁的分水岭上，看到了他的两面人生，也从他的跌宕起落中看到每个生命存在的某些真正支点。杨慎四个带有“博南”的字号，是最初诱惑我关注他的引子。再后来，由于集中关注到他在云南的生活和作品，知道了是他使中原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推行，也是他促进了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云南人民以杨慎为骄傲，在昆明建有升庵祠。四川人也以杨慎为骄傲，在新都建有升庵祠、在泸州市建有临江仙广场等数十处纪地纪念他，而且将其入选为四川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设立了杨慎研究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杨慎研究中心等机构，研究杨慎的才学及其对滇蜀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新都人更是世代传颂“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把大魁天下的杨慎，与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唐代诗圣李白，宋代文学家苏轼同列，视为巴蜀文化史上流光百世的闪耀明星。
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大神，却有着用“博南” 一词贯注的四个大号：博南逸史、博南戍史、博南山人、杨博南。但是至今也没有太多记载他与“博南”的关系，也很少人研究关注这一层关系。杨慎本人就是诗河文海，对他的研究、以及研究出来的文章、成果、结论都有着丰富的层界、角度。然而，提注到他与博南关系的话题却少之又少，这与他以“博南” 为号的事实不相称。这些不对称，以及不合常理，给我留下了一个走进这位历史人物的机会和空间。
云南民国期间著名文化人李根源在《跋杨用修竹杖拓片》记述：“用修竹杖，刻有铭曰：‘中空外直，节劲心虚。’旧藏高峣之碧鸡精舍。民国初元，余避嚣华亭寺，精舍塌圮，余出资修葺，三至其地，尝把玩之，后移藏翠湖图书馆（原注：大理感通寺即升庵写韵楼故地，有升庵曳杖石刻像，壬子之夏偕张督文光瞻拜之。又在北平得升庵四婵娟图卷，失于琼州）。今何君自滇来，以拓片见贻，悬壁展览，犹想见扶杖碧峣、鹦鹉、点苍、鸡足、博南、九隆之杨状元也。用修《碧峣精舍记》谓：高桥之为高峣，以山形似秦峣关。又慨滇地名失之陋，若而为禄，吕閤而为吕合，金浪颠而为丁当丁，澜苍江而为浪怆江，不止峣之为桥也。并附录于此。十七年戊辰十一月。”
在这一段文字里，有两个地方隐匿着杨慎与“博南”的关系。36岁以后的杨慎属于云南，因为遍游云南，广交云南朋友，故才有李根源“犹想见扶杖碧峣、鹦鹉、点苍、鸡足、博南、九隆之杨状元也”的感慨。从这句感慨上，可以看出他所提及到的这些地方是杨慎在云南时，经常抵达驻留的地方。事实上，他在昆明、建水、大理、保山留下了很多足迹和作品，在这些地方驻足的历史典故，保留下来的也很清晰完整;但唯独他在博南这个地方的留存记载历史却很少。另外，“金浪颠而为丁当丁”一句，是对杨慎曾经点校内容的转述，其中金浪颠所指就是博南山，丁当关所指就是博南山博南古道的至高点，是从西汉以来就已形成的一个重要军事关隘，所谓“金齿西来是汉关”指的就是此地。已经考古发掘的升庵祠就在丁当关的位置，而且曾一直被当地贤达立碑刻记为：杨状元升仙处。有待考证的杨慎戍所也极有可能就是升庵祠所在位置。所以李根源的这一段题跋中，描述杨慎与博南山博南古道的关系，极其少见、并且珍贵。与这类记载相反的是，杨慎自己称“博南”名号的署款和别人称他为“博南”名号的记载却是相当常见，综合起来，有以下四类：
第一类为“博南山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七月一日书于云南大理三塔寺篆书《题大观堂修造记碑额》拓本，长178厘米，宽85厘米。署款为：“博南山人成都杨慎用修篆额。”碑文记述了大理郡守蔡公等在弘圣寺塔后修造大观堂的缘由及经过。据《云南金石目略初稿》载：“《大观堂修造记》，李元阳撰，秦时贤集赵松雪字，杨慎篆额，题‘大观堂修造记’六字。高八尺，广二尺八寸，二十一行，行五十字，行篆。嘉靖二十五年岁次丙午孟秋吉旦，今在大理县城西弘圣寺。”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十二月书于云南鹤庆府篆书《题鹤庆军民府城碑额》，长200厘米，宽110厘米。署款为：“博南山人成都杨慎用修篆额”。
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年）冬书于云南安宁县行草《禹碑考证卷》纸本，长29.5厘米，宽213.5厘米。署款为：“博南山人杨慎”。钤印二：“臣杨慎”、“玉堂金马”。嘉靖十三年（1534年），张素任湖广兵备道职，至长沙巡视，发现何致（字子一）所摹刻的《禹碑》，感到十分惊异，看到上面的文字奇古难辨，于是就拓了这些碑文。嘉靖十五年（1536年）冬，张素晋升四川巡抚，将《禹碑》拓本带回云南安宁故乡。杨慎正好寓居安宁，见到这件拓本，乃释跋其文。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年）六月书于云南安宁的《水经碑目引》署款为：“博南山人杨慎书。”按语解释：此序未署年月。据《四库总目提要》史部目录类存目著录云：“杨慎《水经注碑目》一卷，天一阁藏本，嘉靖丁酉云南按察副使永康朱方为之刊版。”从中知道升庵其序当撰于嘉靖十六年六月。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年）书于云南昆明西山高峣《古音骈字题辞》署款为：“嘉靖戊戌秋八月丙寅，久雨新霁，博南山人书于蛰窟。”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年）书于四川《跋贵精集》署款为：“博南山人杨慎跋”。按语解释：此跋未署年月。据张含自序文中“岁庚子，杨子复谓：诸集之析而未萃，近作之增而未续”句，从中知道其跋应当书于这一年。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十月六日书于云南昆明西山高峣《万松吟卷序》署款为：“嘉靖癸卯十月六日，博南山人杨慎书。”
《滇程记》自按语：博南山人曰：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乃登陆鬟流弓折几万里而倍矣。
第二类为“博南戍史”类。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年）十二月一日书于云南昆明西山高峣《跋古滇说集》署款为：“时嘉靖己酉十二月塑日，治属博南戍史杨升庵跋。”《玄览堂丛书》影嘉靖本、《升庵诗文补遗》卷二《文卷下》著录。按语：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二月一日，总戎云南沐朝弼令梓人刻《记古滇说集》，升庵得披阅而跋书于卷尾。《玄览堂丛书》影印《天一阁》藏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刻《记古滇说原集》一卷，题张道宗撰，前有嘉靖己酉钦差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沐朝弼序。后有杨慎跋文，题“嘉靖己酉十二月朔日，治属博南戍史杨升庵跋”。
《四川总誌序》校勘记，按此文实为嘉靖总志艺文志序，又单刻为《全蜀艺文志》，亦冠以此文，后题：嘉靖辛丑九月十五日，博南山戍史成都杨慎序。
第三类为“博南逸史”类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五月三日书于云南大理《仙楼琼华序》款署为：“嘉靖丙午五月三日，博南逸史成都杨慎书。”嘉靖滇刻本、《升庵遗集》卷二十三《序》著录。
第四类为后来人、以及现当代的专家学者对杨慎的别号考证和记述。
长水孙弘祖令孙父撰《合刻赤牍世说原本序》：《赤牍》《世说》，杨博南遗绪，王琅琊稍益成书，最后王本出而杨本遂湮灭不传……此言贵精不贵杂也，则博南功臣也夫。
杨慎的生死好朋友张含，他们之间相互唱酬的作品很多，其中有《侨坐怀博南山人二首》之类直呼杨慎“博南山人”。
善于用对联总结刻画人物的赵藩，1912年经过博南山顶博南古道旁的升庵祠留下了一副对联：自号博南山人，唱酬遥寄张公子;地近宁西禅寺，英魂常依李晋王。
杜春雷《杨慎〈史绪〉伪书考》：《史绪》内中各书，在表述作者个人见解时多以“用修逸史曰”“用修外史曰”发端，杨慎有月溪、升庵、逸史氏、远游子、华阳真逸、博南山人、博南山戍、博南逸史、博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派天真逸等别号，却从未见以表字“用修”加“逸史”“外史”的自称出现。
以上列举，并非全部，杨慎与博南之间的关系，至今为止依然有很多未知;但是，他以“博南”为名号的这些硬核事实，可以说明一个很少人触碰的问题，也是我多年前就开始探索但一直未敢下结论的命题：杨慎谪戍永昌，他戍守的戍所到底在哪儿呢？他戍守的是不是博南山的丁当关呢？因为博南山从公元69年开始就属于永昌郡、永昌府，直到1950年才划归了大理。由于类似的行政辖区变化，隐藏、混淆了许多历史真相;同理，由于博南山的辖属变化，把杨慎的戍所隐藏了起来，很多杨慎的研究者，固执地在澜沧江西边寻找、考证升庵最初到永昌的戍所，结果可想而知。但是不管今后关于杨慎戍所的考证结果如何，博南逸史、博南戍史、博南山人、杨博南四个名号足以有一个指向：那就是36岁之后的杨慎，生命中增加了云南的印记，其中最深刻的便是關于“博南”的印记，假如他的戍所是博南山的话，博南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杨慎以“博南”为名号，包含着博南山和博南道两个意思。其中戍守博南山还是个推论;但他后半辈子36年里7个来回14趟全程往返于南方丝绸之路，已经是史书记载的确凿事实。除此之外，短途翻越博南山，肯定是他的日常。
人生中，一次远行可能是为了生活或者为了感受而行走，数次在一条道路上远行往返，极有可能是与生命有关联的行走了。杨慎7次往返于四川、永昌之间，重复地在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上行走——这应该是只属于杨慎个人的生命之途了。在这条路上，7次往返，无人企及。在途中，随着无数过客、朋友、民俗、诗词、风雨、情感相遇或者错过，这条路上的尘土在他带起的脚风中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毫无疑问，博南山在杨慎的脚下，多了几许悲情，也多了几分高度。
滇程一记 青山依旧在
1524年，秋风萧瑟，明王朝的京城经过“大礼议”事件一番闹腾，终于尘埃落定。很多皇亲、后宫、臣子等在事件中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也有人受到牵连，丢了东西、丢了性命。然而当事者双方嘉靖皇帝与杨慎之间的是非对错却从此成了一个无法裁定的悬案。两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君臣戴爱、朋友辅佐关系，就此被政治旋涡搅浑。嘉靖继续当他的皇帝，杨慎带着身体上的罪谪、精神上极端跌落的心情，离开京城，向有着死亡符号的瘴疠之地永昌走来。除一家人丢尽了所有丰厚殷实的名利，失去了曾经的锦衣玉食，加负了充军的沉重枷锁;杨慎还在朝堂之上，被剥光了两次，廷杖了两次，颜面尽失，尊严全无。这样的折磨，是明王朝最严厉的刑惩，说白了是那种非常不痛快的死刑;但作为古代的读书人，总有两条生命，能在春秋更迭间，绽放或是蛰伏。
在杨慎出发上路的那一刻，写下了《南窜始发京》：“且喜脱幽挚，未暇悲道穷。矫首盼浮云，但羡高飞鸿。”也许是早就厌倦朝廷争斗，也许被“大礼议”缠裹太久，杨慎离京有着一份私密的轻松喜悦在这首诗中若隐若现。诗人个性中的韧性，让他能够很快放下是非，一路大饱眼福：“江陵以西，山川益以遐，目益以旷，心益以悲，壮趾竭来，梦想未到，岂诗人之登高，史氏之足迹耶？”拾起了一路上的风景，饱满了被掏空的积存，著成云南历史上的第一部交通经典《滇程记》，成为现存系统记载云南南方丝绸之博南古道交通路线、程途的最早文献。可谓非常之人非常之时非常之心的非常之行也。《滇程记》也是杨慎奠基大理或者说是云南历史的第一篇章，与他的《南诏野史》《南诏备考》《云南山川志》《滇载记》《滇候记》《滇产记》，参与编纂的《大理府志》等，还有大量富有史实信息的诗歌，共同构建了杨慎洱海流域历史文化的科目体系，梳理了以洱海流域为代表的云南人类文明来龙去脉。其中的《滇候记》《滇产记》虽然已经失传，但它存世时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客观上，《滇程记》一书是杨慎在被押解到戍地永昌的途中，逐日记录所经过的驿亭历程，其中包括沿途的地名、山川、气候、民风、物产等。虽然杨慎“力疾冒险抵永昌，几不起”，但他依然拖着病体第一时间整理了一路日记，并对中原抵达云南的各条道路进行了追溯，形成最初手稿，如后记里所说“休旅之暇，犹不忘性习，乃作《滇程记》”。在杨慎离世46年后，他的族孙杨宗吾才将手稿刊印成书。数百年后的1962年，云南学者方国瑜在阅读《人民日报》时，偶然从上面一篇《访书见闻录》文章中得知，该文章的作者手上藏有一本《滇程记》。一直在研究云南历史文化，包括考释云南交通体系的方国瑜，暗自欣喜，专程到了北京寻访该书。最终托朋友借阅了《滇程记》，并抄录了副本寄到云南。几经辗转，《滇程记》回到了它的诞生地云南。《滇程记》的轮转过程与我寻到一套旧书过程有些相似。有朋友知道我喜欢古籍，且常常谈论有关云南的典故历史，便邀我一起去拜访他学识渊博、阅览宽泛、喜欢藏书的师父。师父果然不凡，三言两语，便知我所好，端出一套旧版书籍《南诏备考》来。师父说他在湖南寻到此书，经诚意请求才得之带回云南来。我粗略翻看，书上居然有《永平县图书馆》的印章，知道了此书乃40多年前从永平流出去的。我是永平人，编著者又是“博南山人”杨慎，实在奇巧无比。我们慨叹唏嘘，师父说一切有缘，便发慈悲心，允许我翻印了一套带回永平。
《滇程记》一书中开篇的综述文字：中州达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常额略通五尺道，蜀汉武侯南征乃大辟焉（今蜀碉门有大相公岭、桐槽驿，有小相公岭，小相公为昆弥，皆因武侯得名。姚安有诸葛营，白崖旧名昆弥。武侯军次白崖川，斩雍闿，遂渡澜沧入永昌。永昌城外七里许，有村曰旧汉，其人言语衣服皆类蜀人，盖征南留居也），唐曰姚嶲路（《唐书》：高宗上元中，南诏犯边，杀李知古，姚巂路绝;姚，姚州;嶲，越嶲也）。起泸州，溯永宁，走赤水，达曲靖，曰西路。唐天宝中出师伐南诏，亦由此进（蒙国德化碑云：唐节度使章仇兼琼遣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鲜于仲通取南谿路进，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又曰：仲通大军至曲靖劫江口。按：此则西路，唐已通矣）。至元世，始开邮传，今因之焉。出湖藩，转辰、沅，经贵州，曰东路，肇自庄。立传则自国朝始也。
杨慎于1525年的元宵节前后从贵州的亦资孔驿进入云南，用了25天的时间到达永昌，共经过了24个驿站、156个驿亭，总计1560里。
《滇程记》是第一部云南系统的交通档案文献，对云南那时的交通面貌作了全面拓展性记述。它不仅详实客观地把所经过的官方设施驿、亭记录下来，还把其间作者所见所闻所寻到的山川、风物、气候、史迹、民俗、神话传说、地名由来、生态环境等，作了精辟生动的延展描述，让我们今天读起来，犹如与作者一起，体验到500多年前的沿线景观。所以，有的专家把《滇程记》称作是第一部中原抵达云南的旅游指南。另外，《滇程记》中，有的地方还引用了早已散失的《白古记》《佛祖记》等云南史籍，使这些史籍的部分内容，依赖着《滇程记》得以传承，后世学者也才能够窥见其吉光片羽。因此《滇程记》成为现在研究云南交通历史、边疆民族历史地理不可或缺的文献。
记载在《滇程记》里的云南通往中原的道路体系，明显就是汉朝之前被称作“蜀身毒道”，后來被称作“南方丝绸之路”的道路体系，完整性、史料性也是史无前例。其中有两方面的信息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信息是三条道路中最为古老的是从成都出发的那一条，也是记述最完整的一条;第二、三条道路最终与第一条汇合，所以叙述简略。现在各类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的书籍和论文中，普遍常见的南方丝绸之路线路图的来源根据，应该也是来源于《滇程记》里的记载。今天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普遍认可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从成都出发，这条道路称作灵关道;一个是从宜宾出发，这条道路称作朱提道。两条道路在大理的祥云汇合成一条。第二个重要的信息是元朝时期，这条路开始了邮传，邮传开始意味着官道的功能更加强化，通畅保障设施更加完善齐全，当然沿途的热闹繁华就不言而喻了。这与我们今天讲的“要致富先修路”一脉相承，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在道路的链接区域，政治经济关系更加紧密的深层意义。
史前的“蜀身毒道”与汉朝的“博南道”，在有的时候相互代称，后来出现的“南方丝绸之路”概念与“博南道”也有相互代称的现象。如今的博南道所指随着“博南”一词的区域缩小，也被缩短，与南方丝绸之路是包含的关系，特指南方丝绸之路中唯一没有岔道的一段，即大理境内祥云至永平的一段。故在不同的专家、不同的文章里出现的“博南道”有时是不同的概念，有的是广义的博南古道，有的是狭义的博南古道。《滇程记》里的道路体系都属博南道广义范畴，现在人们常说的博南古道大多指的是博南道狭义范畴。
《滇程记》记载描述祥云到永平一段非常完整细致，道路之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
普淜驿六亭而达云南，土人曰“小云南”，以别于治城也。途经桃树坡、金鸡庙、孟获箐、武侯擒获所也。下安南坡，地复坦夷，古云南郡治此，去驿有古城村焉。
云南驿八亭而达定西岭，即古白崖，武侯南征立郡地也。蒙氏时改立文案，洞城、叶镜、波犬、矣江，多段思平遗迹。（段思平逃难时，隐姓为猎者，以一犬自随，至品甸投宿逆旅，主人舍中有戟一支，生牛革四叠。思平夜卧见风倒其戟，洞贯牛革，惊曰：是何铦利，岂神戟邪！天明问其主人曰：尔置戟何为？主人曰：防盗尔。思平曰：行路防盗莫如戟，居家防盗莫如犬，我行尔居，愿以我犬易尔戟。主人许之。因留犬取戟以去。地名波犬，由此也。思平又前至叶镜池，得神马自池跃出，因得脱关以东。后起兵取大理，问渡莫知，有一妇报之曰：人从我江尾，马从三沙矣，尔国为大理）沙矣即矣江也。中途望洱海卫城。又西有岐，通蒙化。岐左有青华洞，中极宽衍，天窍漏日，每岁季夏二十四日，土人士女杂至，以苣火之，云：不尔必有蜘蛛之孽。
定西岭六亭而达赵州途经定西岭关，逾岭乃夷。
赵州三亭而达下关。故名河尾，蒙氏龙尾关也。逾飞来寺，望点苍山，山形耸拔，苍颜侵汉，积雪贯四序，云气恒带其翠微。山端列峰汇溪，皆十有九，一峰带一溪。五台峰怪石是产，巧出灵陶，文有云树，人骑是斲屏障，走中原逾万里，山麓浸以沧海，平吞百里，镇以两关（两关，蒙氏阁罗凤所筑，名龙首、龙尾。今名上关、下关）。
下关八亭而达样备，样备江实神庄水，出鹤庆入洱海。关西为天桥口，石梁中横，下临无极，当苍山之冲，多暴风，贯四序不息，偃树走石，人骑辟易。至碗水哨，籁乃平。又西为四十里桥，又西为响水涧桥。循涧行，巨石峭崿，鸣若轰霆，类嘉陵、散关。迩关有花桥，桥皆架木飞梯，横悬度，人上之慄。
样备驿九亭而达打牛坪，途经横岭，其高侵云，纬箐以升，树多松，花多杜鹃（土人名山红）。鸟多鹦鹉，群飞蔽林，若朔方鸦然。又西为云龙桥，又西为大陡坡，相传武侯南征驻师兹坪，辰值立春，鞭土牛以训夷，遂以名驿也。
打牛坪十亭而奇达永平县。有毕胜桥、观音叫狗山（土人呼为娘娘叫狗山。谚云：娘娘叫狗山，九转十八弯。《白古记》及《佛祖记》皆载其事。云，昔珥河之地，有罗刹一部出焉。啖人睛人肉，因王其地，号罗刹国，观音愍其受害，乃化为梵僧，自西天來，历古宗、单、义、宁比、蒙茨和八灵应山、德源城。主喜张敬此罗贵巨也。见梵僧仪容，深礼敬之。介以见罗刹王，王京，乃具人睛人肉供之。僧辞：不愿肉食，王诚眷礼，愿为一庵居。罗刹王之，且曰：广狭自裁。僧云，止欲一，我二跃之地足矣。罗刹笑其少。僧云：王勿后请立契券。倾国观者万人，既成契约，僧解袈裟一展，盖国。叫犬令跃一族，尽其东西，再跃尽其南北。罗刹张皇声日：如今我无居地矣！僧曰：不然，别有乐国胜汝国，乃上阳溪石室为金楼玉，以螺为人睛饮食，供张百具。罗刹高述移之。一入而石室遂闭，僧化为蜂，由隙出。自此罗之乃息。今此山乃海东有犬跃之迹存焉。土人事佛甚谨，而灵迹亦于他方。盖此地即西天佛书称妙香城毗罗国土也）
永平县七亭而奇达沙木和。途经铁场坡、花桥哨、蒲蛮哨、玎当山。其高倍观音叫狗山，蒲蛮实孟获之遗种也。
沙木和十亭而奇至永昌府途经澜沧、江桥即澜沧之委。后汉永平中，通道于博南，澜沧行者怨之。谣曰：“渡博南，逾兰津，渡澜沧，为他人。”是也。土人呼为浪沧江。建枋书曰：“霁虹”，益失古始矣，仍汉之旧，为兰津桥可也。越有大瘴，淋雨始旭，草玄叶脱时，行旅忌之。江流介二山之趾，两岸壁峙，截若墉起，因为桥基。桥缆梯木，悬跨千尺，束马以度。又西为江波，有径路新辟，爰捷一亭。
之所以把这段记述完整地引述下来，首先是因为从中可以管窥到《滇程记》的整体风格，其次这段资料大概是目前为止，关于大理境内“博南古道”记述最详实的资料，也是研究大理交通历史、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天启年间编纂的《滇志·旅途志》在后记里指出：“太史公杨庄介公得罪南窜，自公安至博南，为《滇程记》。”可见广义博南一词至少可以代永昌府治范围，所以古代到达永昌的路被称为“博南路”的说法也就无可厚非了。
从道路层面上看，在现在的大理境内，普淜驿六亭而达云南，云南驿八亭而达定西岭，定西岭六亭而达赵州，赵州三亭而达下关，下关八亭而达样备（今漾濞），样备驿九亭而达打牛坪，打牛坪十亭而达永平县，永平县七亭而达沙木和，沙木和十亭而至永昌府。也就是说，现在的大理境内的博南古道上，古时有普淜——云南驿——定西岭——凤仪——下关——漾濞——永平——杉阳8个驿站57亭，按每个驿站之间30公里算，路长250公里左右，路边57个亭供行路人休息所用。康熙时期，出使云南的徐炯，沿着《滇程记》所记的路线进行考察验证，认真详细对照了沿途驿站、里程、路况，认为书中记述精准无误，按照书中的记载安排一路行程、住宿，都不会犯错，并成《使滇日记》一书。
从道路沿途的历史典故和人文遗存上看，武侯诸葛亮擒放孟获场所、古云南郡治、武侯南征立郡地、段思平遗迹、武侯南征驻师兹坪、西天佛书称妙香城毗罗国、蒲蛮是孟获之遗种、通道于博南等内容都蕴藏着丰富的课题资源。《滇程记》最早刊印者杨宗吾所说“观其所记，大言言山川，小言言花鸟，余言言风物。”所以，杨慎所记一言一词都是滇程路线上有待深入发掘的文化元素，值得我们深究细品。
从道路文化内涵上看，东来西去南来北往，道路陈酿的是丰富多元的文化现象，《滇程记》记述的在大理境内的这段道路资料，描述了有关大理丰富的人文故事和历史典故，甚至涉及了大理佛教来历和大理国缘起的细节故事。虽然在有的学术专家的论著中，把最早从四川为起点达印度的“蜀身毒道”称作“博南道”，但毕竟随着历史变迁、政区辖境变化、族群迁徙、人文强弱转换等因素，博南道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淡化湮没，同时出现一些混淆模糊的概念，较为认可的还就是祥云——弥渡——巍山——大理——漾濞——永平——保山这一路段为博南道。从道路本身的路线上分析，东线灵关道与西线朱提道汇聚到祥云县，然后到了保山又分为三条线路出境出国。从这个角度上思考，大理境内的博南道就成为现在整条南方丝绸之路上唯一没有岔道的一段;从名称本身包含的意义上看，“博南”无论是指博大的南方或是博览南方的意思，都能涵盖整条南方丝绸之路所指的地理和文化范畴。因此，从代表性、重要性、丰富性三方面看，就是现在所指的“博南道”这一段道路也能够代表整条“南方丝绸之路”所指。
《滇程记》后记“博南山人曰：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乃登陆鬟流弓折几万里而倍矣。江陵以西，山川益穷以遐，目益以旷，心益以悲。壮趾朅来，梦想未到，岂诗人之登高，史民之足迹耶？然休旅之暇，犹不忘性习，乃作《滇程记》。肇笔江陵，滇首路也。繭足痛仆，数亭微以前，故于亭舍详焉。山川书其历，不书其望。迁怪谣俗或书，图经有存者则略矣。昔人志于役，纪行程后世有传焉。”
以这段后记的署名，结合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情操，可以从中窥见杨慎刚刚抵达戍守之地，就找到了心仪之地，足以身相寄。他的心情从局促狭小的“升庵”之室，变成了博大宽泛的南方“山人”，从此开启了思想上的新维度。《滇程记》是杨慎到云南最早的作品，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自号“博南山人”，之后这个字号是杨慎谪戍云南用得最多的一个自称。云南文化大家赵藩在博南山上升庵祠门柱上曾经有一对为杨慎写的对联：“自号博南山人，唱酬遥寄张公子;地近宁西禅寺，英魂常依李晋王。”赵藩在联中撇开了杨慎的众多号称。赵藩擅用对联入木三分总结人，成都武侯祠里的“攻心联”是经典例子，如果细探升庵祠里这对“处世联”，其中的意喻实不输其下。他在上联提到的张公子指的是张含，下联提到的李晋王指的是永历皇帝的部将李定国，以“博南山人”与“宁西禅寺”相对，每一个人物、地点以及对应都富含典故暗语，整体隐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生死相交的友情关系。杨慎与张含之间、永历帝与李定国之间的关系何其相似，而且他们都在博南山上发生了生死聚离的故事。这种关系正是杨慎词《临江仙》里“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具体诠释，博南山由此平添悲情豪迈，自号“博南山人”便是一个永久的映照。再加之，杨慎流放充军云南的是永昌郡，那时候由博南县演化而来的永平县辖属永昌郡，戍守的是博南县博南山丁当关，戍所就在博南山上的博南道边上，所以在杨慎自己的道路专著《滇程记》中落题为“博南山人”是一个内心深处臆造的结果，也是一个带着个人情怀的隐题。
《滇程記》的文献价值，从成书以来就一直被广泛认可。方国瑜寻找到该书后，进行阅读研究，评价说：“此书所记山川、俚俗、风谣可供考史，盖明代记此路之作，莫先于此书，且多详实可信也。”当然，杨慎关于博南道的记述，不仅仅是《滇程记》，他的许多诗词不乏说路喻人内容。在他的戍滇诗词中，有很多是在博南古道上踩踏出的人生过往体验。其中就有一首《博南谣》道：“澜沧自失姜兵备，白日公然劫行李;博南行商丛怨歌，黄金失手泪滂沱。铁索箐边山嵯峨，金沙江头足风波;为客从来辛苦多，嗟我行商奈若何。”诗中，人生的旅程何尝不像一趟长途行走呢！那些往来在博南道上的商人，千辛万苦向着目标进发，赚了钱满心欢喜朝着家回返，哪知道一时间遇到意外，钱财尽失。人生多有不如意，做人从来与苦难相伴。庐陵杨氏一家，几经辗转迁入四川新都，通过了七代人刻苦攻读、谨慎为人、精心经营，蕴制了杨慎其父杨廷和，官至首辅，杨慎本人则是资才过人、少年得志、高中状元，成功介入明王朝政治权利核心。哪知杨家的立世之才、忠效朝廷的秉性，最终却成了杨家全方位倒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杨慎的家族史极像《博南行商丛怨歌》里的行商遭遇，几代人点点滴滴的蕴集一朝丢失，犹如行商“黄金失手”。还好，杨慎在这场九死一生的变故中活了下来。
杨慎无数次站立在澜沧江的霁虹桥头，因为这里是他戍守之地，也是他后半辈子的守望。开始时，桥头柴山上的樵夫、古渡口上年迈的渔翁似乎都与他格格不入。后来发现是自己与这些人格格不入，他们春不喜秋不叹，冷暖习以为常。于是，饱读诗书的杨慎，就在公元1525年的春天里，所有重枷被朋友的酒全打开，魏晋风骨仕气充盈，大无边小无核的心境升腾，真正踹开了对荣华富贵的追逐、名声欲望的痴念，让一曲《临江仙》唱成千古：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博南山因这一唱被垫高，博南古道因回音而悠长;博南山人因此永远成为博南山的影子，成为永远行走在博南古道上的灵魂。
如今的博南古道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那些已经变成繁华城市的驿站，还是那些已经被冷落出局的村庄，都曾经是《滇程记》晒过圈打过卡的推送点;无论是那些已经长成风景的大树下，还是那些已经淹没不见的路石上，都可能是杨状元来去的歇脚点。
如今在博南山上，我们有一种期许，无论是天空之上变幻的云彩，还是树枝树叶筛下的斑驳阳光，或许那就是一直在等待相逢的知己博南山人杨慎。
滚滚长江，淘尽世事，却终究洗白蒙污受屈的身躯;大道之上，青山依旧，终究会有飘浮的灵魂成为永恒。
编辑手记：
生于四川的杨慎在云南学术界有着非凡的地位。他涉猎范围广泛，后人在对他进行评价时也不吝华丽的辞藻，其前半生身处明朝官场高位，后半生却沦落西南边疆，但也因此获得了他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超凡的成就。本文即讲述了杨慎在“大礼议”后与云南、与大理之间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