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封建论”发微
《湖北社会科学》杂志 2013年9期
作者：田勤耘，牟哲勤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2.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武汉 430062）
▲人文视野历史·文化
杨慎“封建论”发微
田勤耘1，牟哲勤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2.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武汉 430062）
明代中期，在当时多数论者提倡“封建”之际，杨慎却极力反对“封建”，支持郡县，认为“封建”非圣人意，郡县取代“封建”乃势所必趋，并以其时云贵川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史实来加以论证。杨慎“封建论”与其反理学、心学的立场是一贯的，同时反映了明代藩王给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尽管杨慎反对“封建”，但他与支持“封建”者一样，对于当时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
杨慎；封建论；宋明理学；土官；藩王
“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封邦建国之意，指我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典型是西周时期，周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让他们建立封国，并拥有世袭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郡县制，统治者把帝国划分成若干郡与县，由中央政府任命郡守和县令治理之，且各有一定任期。自此，封建与郡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二元对偶的关键词，恰如章士钊所言：“盖封建与郡县者，逻辑之偶名也，凡偶名，所涵举一半，而余一半可喻。”[1](p82)
秦汉以来，尽管郡县制逐渐成为主流，然而有关封建与郡县二者优劣利弊的争论一直绵延不绝。支持封建和郡县的都大有人在。支持封建者的封建论多成为在国家结构形式以及地方治理问题上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表达，代表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想主义。[2](p53-63)而支持郡县制的封建论则代表了政治生活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唐代柳宗元和宋代苏轼都是郡县制的支持者，其封建论都以“势”论封建、郡县，认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同时，他们的封建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生活在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反对封建，支持郡县，主要是反对其时的藩镇割据；而生活在北宋后期的苏轼认为封建乃争之始与乱之端，显然与他所处时代内忧外患的局势不无关系。继柳宗元、苏轼之后，明代中期的杨慎也是一位郡县制的坚定支持者。多年来，学界对于杨慎已有相当研究，[3](p82-87,p105-111)而有关杨慎封建论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冯天瑜先生指出杨慎请出主张天下“定于一”的孟子来为废封建、行郡县作论证，是其封建论的精彩之处。[4](p75)丰家骅先生则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指出杨慎反对“封建”，支持郡县乃是其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表现。[5](p279-283)相关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杨慎“封建论”的角度及特点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杨慎“封建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色，尤其是在有明一代中期多数论者同情或支持“封建”，反对郡县之际，他却极力反对“封建”，支持郡县，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现实关照？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谓生今反古”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殁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籍卢陵，元末迁入四川新都定居。其父杨廷和是“首相两朝，有除难定策之功”的大臣。杨慎幼年随父在京读书，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回四川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参加殿试，考中状元，当时他年仅23岁，被任命为翰林院的修撰。以后，他又担任过经筵展书官、殿试举卷官、殿试受卷官等职。这使他能够出入于皇家藏书馆之中，有机会阅读一般人难以见到的经史百家、天文地理以致稗官野史等各种书籍，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杨慎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继而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杨慎从35岁起被谪戍到云南后，在明世宗当权的45年中，一直没有得到赦免。嘉靖三十八年（1559）死于戍地，年72。
尚古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尤其是一些儒家的信徒往往认为恢复旧制度就可以使社会长治久安。杨慎并不迷信古制，而是以“势”论封建，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反对俗儒曲士“党往仇来，荣古陋今”。[6](卷六十五·琐言)这可说是其封建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虽然我们通常所说的完整意义上的封建以西周封建为典型，但是汉代以来的儒者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更为其披上“圣人以公心待天下”的光环。杨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封建不取决于“圣人之意”，而是决定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其言曰：“余得拾其遗而裨之，曰封建始于黄帝不得其利，己受其害矣。蚩尤亦诸侯也，上干天纪，下肆民残，以帝之神圣，七十战而仅胜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余画野之君、分城之主虽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迹，帝固不得而废之也。嗣是九黎乱德矣，防风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诸侯之不靖者。其余尚多有之，而载籍散亡不可以悉。”[6](卷四十八·封建)如果说封建真是圣人制作，那么就不应有任何害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黄帝开始，封建便已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当时作为诸侯的蚩尤不守法，残害百姓，而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不得不对蚩尤进行讨伐，战了七十个回合才打败蚩尤。此后，防风不朝、有扈叛逆、夷羿篡弑、昆吾雄伯，都是诸侯反叛的显例。这些或多或少带有传说性质的“史实”也许不足为据。杨慎认为商周的历史比较可信，于是又举出周朝“大封同姓以及异姓”诸侯的事来证明封建之害至周而益显：“至周则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异姓，谓之万国，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师也，夹辅王室也，使民亲于诸侯而诸侯自相亲也。成康继世未百年间，昭王南巡而胶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乱矣，藩屏焉在乎？夹辅焉在乎？至于春秋战国，干戈日寻，迄无宁岁，肝脑涂地，民如草菅，乌在其为亲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僣窃，为述职之制曰，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为建国之典曰，负固不服则伐之，内外乱、鸟兽行则灭之，其法似严矣。周之世，诸侯之不朝多矣，贬谁之爵乎？削谁之地乎？矧敢曰六师移之乎？负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后莫如吴越，天王方且迁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内外乱、鸟兽行莫如晋之齐姜，卫之宣姜，鲁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类之孽方为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册命之不暇，敢言灭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为虚设，九伐之典，亦是弥文，则封建非圣人意明矣。”[6](卷四十八·封建)周代大封同姓的初衷在于使诸侯王藩屏京师，夹辅王室，使民亲于诸侯而诸侯自相亲，然而成康继世未百年，昭王南巡而被楚人设计溺死，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乱，可见封建的藩屏和夹辅作用根本无从谈起。至于春秋战国，诸侯相争，使得生灵涂炭，民亲于诸侯、诸侯自相亲之意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只不过是周武王、周公等人当初的一厢情愿而已。那些为了维护封建之制而建立的政典所规定的对于不轨之侯的惩戒措施也从来就没有被贯彻执行过。因此，他认为所谓三朝之制，殆为虚设，九伐之典，乃后人理想化了的、不切合实际的想象。杨慎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论证了封建制是适应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客观形式而产生的，并不是出自所谓圣人之意，也非后世儒者所想象的那般美好，从而彻底扫除了罩在封建头顶上的神圣光环。
杨慎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封建和郡县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礼》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时也，封建顺也。秦而下郡县，时也，郡县顺也。总括之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郡县非秦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6](卷四十八·封建)杨慎在此明确提出了“时”的概念，与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的“势”，形成相反相成的对立范畴。“时”，指特定历史阶段的情势。在三代之上，封建制是顺应当时的特定情势的；秦而下，郡县制也是顺应当时特定情势的。“势”，指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必然趋势。从总的历史发展来看，封建制并非取决于圣人的意志，而是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也非秦始皇的意愿，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制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就要变革，“穷则变，变则通”，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杨慎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视作“非圣人意，势也”的观点，实际上为后来王船山“理势统一论”开了先河。
二、“欲目睹封建之利害……川广、云贵之土官是也”
杨慎赞同柳宗元、苏轼等人的观点，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封建不是出于所谓圣人之意，封建和郡县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郡县取代封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杨慎论封建不仅征之于史，而且以他所处时代云贵、川广等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现实来论证他的观点，这可说是其封建论的又一特色。其言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广、云贵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于黄帝，而封建非黄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势也。封建数千万年至秦而废，土官历千百年，川之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广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复言复二氏者，人必群唾而众咻之矣。封建之说何以异此，然欲复土官则人知非之，而复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势而不知古之势也。非腐儒而何哉？”[6](卷四十八·封建)明代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自然条件差别甚大，民族众多，除居有汉族之外，还有苗、瑶、彝、傣等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明代承袭元朝之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这些土司官职大多由各族的首领世袭，且“世其土，即世其民”。[7](第八帙·黔苗蛮记)土司制度类似于封建诸侯之制，具有浓厚的割据性，明代大大小小的土司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辖区和属民，形成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土司制是明初为加强统治、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同时因应各少数民族特点而采取的“以夷制夷”的统治措施。土司制所由施行的原因正是杨慎所谓“势”。
明朝推行土司制虽确曾对巩固明王朝的统治、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起过重要作用，但自其开始推行便带有两大弊端，并伴随着明朝统治的逐渐衰弱而愈益突出。同时，由于实行土司地区少数民族要承受来自朝廷和土司两方面的统治和剥削，加之明中后期政治腐败，土流勾结，横征无度，使得本来处境悲惨的土民更加民不聊生，激起西南各族人民不断爆发起义，愈演愈烈。早在洪武年间，贵州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就不断发生。云南地区的起义规模虽不及贵州，但反抗残暴剥削的起义也从未间断，如明正德二年（1507）师宗彝族起义，九年（1514）弥勒十八寨人民起义等。除少数民族反抗暴虐统治的起义外，由于土司的世袭性造成割据势力的事实存在，土司间为了争夺领地、承袭权而导致的仇杀、内讧时有发生。如广南府，土司相互仇杀十余年不止。[8](卷三一三·云南土司一)明朝统治衰落后，土司势力膨胀，拥兵自雄，或相互争土仇杀，或内部争袭夺印，战乱不已。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之乱，历时四年，明朝动用了七省共三十万军队，才得以平定。针对土官之弊，明廷采取了相应的遏制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改土归流，即利用土司死后无继者，或利用平定土司仇杀之机，取消土司，改为流官统治。明朝在推行这一政策时，由于受到土官的抵制而不断反复。如马湖府在弘治时设流官，然而到嘉靖初，虽已有两次改流，但结果仍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8](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改土归流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到清代才得以完成的。尽管如此，明代改土归流之利还是有所显现。如明弘治年间马湖府改土归流，正德年间广之田州岑氏以罪除，到杨慎被贬谪到云贵地区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正如杨慎所言，“二郡至今利之”，以至于“有复言复二氏者，人必群唾而众咻之”。在杨慎看来，改土归流就如同变封建而为郡县，都是势所使然，人们不应当只反对那些欲复土官的人而不反对主张复封建之人。否则，“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是“知今之势而不知古之势”。因为土官即今之封建，其于一方之利害得失就如同封建之于国家的利害得失。
杨慎认为一国只能一君，若一国二君必致乱，并以孟子天下“定于一”的观点来为其封建论进行辩护。其言曰：“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国各有君，君各纪元，是非二君？将千百其君矣。恶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恶能不乱？使孟子生于秦汉之后，必取柳、苏识时之说，而两胡腐儒将麾之门墙之外矣。”[6](卷四十八·封建)杨慎坚持社会进步、国家统一，以云贵、川广等地土官为例由小及大，以今论古，说明“势”与“时”的不可分割，指出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利益的，并请出主张天下“定于一”的孟子为其封建论进行辩护，可谓其封建论之又一大特色。
三、结语——杨慎反对封建的原因
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晚期，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反君主专制之声也此起彼伏，例如生活在明代中期及后期的胡居仁、黄省曾、章潢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为“封建”作“圣人公天下之心”的辩护，其中就暗含以封建分权的精意来反对君主专制的现实用意。而同样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杨慎却坚定地支持郡县，反对封建，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现实考量？或者说是什么现实原因促成了杨慎的“封建论”？
首先，杨慎是明代中期反理学思想家，其对于封建的态度与其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乃是一以贯之的。程朱理学是明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明太祖朱元璋多次昭示，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明成祖朱棣更是命令儒臣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国家科举考试亦以宋儒传注为宗。程朱理学在前期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明代中叶的到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内忧外患连绵不绝，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明正德、弘治年间，“心学”兴起，在中后期风靡一时。然而王氏后学却导致“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9](学术辨上)使得社会危机更加深重。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杨慎，受罗钦顺和王廷相唯物主义思想影响，加之流放云南后又致力早期儒家思想资料的全面探索，逐渐认识到程朱理学的虚伪和陆王心学的弊端，于是对其展开全面而系统的批判，提倡一种“求实”、“尚博”的考证新风，这种新风对推动中国思想界前进，促使当时的一批思想家从宋明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起了先导作用。
杨慎认为宋人之所以很少成功，主要是道学的空疏，“重虚谈”、“多议论”，“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程朱是宋代两位大儒，他们终生从事经术的研究、经书的训释，以发挥他们的哲学理论体系。杨慎从程朱对经书的训释中，揭露和批判了程朱理学的杂博、割裂、支离，指出不仅心学入于禅，程朱理学与佛教也脱不了干系。面对当时大有取代程朱理学之势的陆王心学，他并不盲目追随，而是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心学末流完全是“贼道丧心”，一则“欺世”，二则“乱民”，应受到“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这实际上彻底否定了当时官方所大力倡导的心学，是需要相当大勇气的。而杨慎对于“封建”的态度与他对于程朱理学及心学的态度是一贯的。
征之史实，恰是宋儒将“封建”造作到三代，加以无限美化。张载认为：“‘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10](p259)把“封建”提到“天理”的高度。他还认为，要实现儒家“仁政”的理想必须恢复井田制以均贫富，而“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则“封建”又是“仁政”的制度支撑和应有之义。胡寅则称：“封建，与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11](卷九十五·辨柳子封建论)杨慎反对理学家对于封建的美化，以一种“求实”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上的封建、郡县，指出：“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谓生今反古也。”[6](卷四十八·井田封建)“张横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复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试，其败涂地矣。朱子犹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谓肉刑可用，民兵当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设像而止设主，纷纷之议皆泥古之过也。”[6](卷六十八·俗儒泥古)他认为朱熹支持张载、胡寅复井田、封建是“迂”，不知变通的表现。
其次，明代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使杨慎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之害。如前所述，杨慎自35岁谪戍云南永昌卫，直至客死戍地。在这期间，他时常往来于云贵间，颇为熟知云贵、川广间土官之害。加之改土归流前后的史实使得他通过比较更加坚信废除封建，建立郡县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人民利益的。
除此之外，想必杨慎对于明代藩王之为害也是心知肚明的，或者说，他之所以反对封建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于明代藩王之害的认识。只不过，他仅以云贵、川广土官来说明封建之害而不言及明代藩封，恐怕是因为多有所忌，因为他本人正是因大礼议违背了作为藩王之后的嘉靖帝的旨意而被贬谪西南边陲，才经历了后半生的人生悲剧，其时嘉靖帝依然在位，他以遭贬之身自然不便言及。事实上，明代藩封之害始终是困扰明王朝的一大隐患。明初，朱元璋大行封藩，并给予诸王以军政大权。经历了这几次藩王反叛事件，明初几朝皇帝吸取了教训，采取削藩政策，逐渐削夺藩王的权力，而且从各方面加强了对藩王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厉。于是明代中后期的诸王族属，“乐善好书者百不及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12](卷五·明末五王世家)庞大的宗室子孙渐次沦为坐享俸禄的寄生虫，给明代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负担。藩王问题如果说在明初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军事问题，那么明代中后期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经济问题。藩王们生活条件优裕，又广纳妻妾，因而使得宗室人口增长速度十分惊人。宗室人口骤增，除了追加禄米之外，主要是依靠拨给土地，由庄田予以维计。为此，皇帝赐给藩王大量土地，起初，皇帝所赐田土多是官田，且仅仅以其租入充禄。洪熙、宣德以后的亲王多通过钦赐、奏讨、纳献、强买和直接掠夺等手段占田；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奏讨，即把农民耕作的熟田指作“闲地”、“空地”、“荒地”向皇帝奏求，然后据为己有，“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8](卷一八〇·李森传)到了正德、嘉靖以后，社会上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各王府更加疯狂兼并土地。而且皇帝出手更是大方，将国家的大片土地送给王府。包括藩王在内的皇亲贵戚和大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使得明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同时也变得更加尖锐。
此外，在杨慎所生活的时代，明代藩封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也并未完全消失。就在杨慎谪戍云南之前，刚刚经历过两场藩王反叛事件。正德五年（1510），藩王宁夏安化王寘鐇起兵反叛，争夺皇位，后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擒获而失败。仅仅过了九年，正德十四年（1519），藩王江西宁王朱宸濠又起兵反叛，企图夺取皇位。这次反叛仅仅坚持了一个多月就被平定。嘉靖年间，宗室子弟因不法而受到罢废，又因夺禄罢废而心怀怨恨，滋生事端，甚至不惜联络外藩以谋其成，如代府奉国将军受罚后，谋议“引虏围大同城”，然后“开门纳之，杀代王及镇抚大臣举事”。[13](卷四〇四)朱元璋当年“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14](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己未条)分封诸子为王，其结果诸王不仅不能拱卫皇权，反而纷起反叛，争夺皇权，这恐怕是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但这样鲜活的事实却使得杨慎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之害。同时永乐以降，明朝藩王势力的式微，几次反叛的失败，使得杨慎更加坚信郡县取代封建是势所逼趋。
综上所述，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杨慎在当时多数论者为封建大唱赞歌之际却一反其道，极力反对封建，支持郡县，认为封建非圣人意，郡县取代封建乃势所必趋，并以其时云贵、川广等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史实来加以论证。杨慎“封建论”与其反理学、心学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即明代中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现实，尤其是明代藩王给其时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尽管杨慎反对“封建”，但他与支持“封建”者一样，对于当时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自觉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反对“封建”，支持“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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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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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3）09-0100-04
田勤耘（1976—），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牟哲勤（1973—），女，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经济频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