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被皇帝嫉恨一辈子
《环球人物》杂志 2014年11期 作者：刘倩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临江仙》词，因为一部《三国演义》而脍炙人口。此词作者，便是人称“有明第一博学者”的杨慎。
杨慎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24岁中进士、点状元，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可是，到了人生旅程的中途，37岁时，他却因朝堂之争被贬至边陲云南，至死都没能得到皇帝的赦免。真可谓“是非成败转头空”，这首词，恰如杨慎的人生。
四川新都人常说：“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前面的几个大家可能都猜得出来，司马相如的赋，李白的诗，苏东坡的文，而所谓的“升庵科第”，是说杨慎不仅高中状元，杨家几代也是科第显赫。
杨慎先世是江西庐陵人，六世祖在动荡的元末迁徙到湖北麻城，后又移居四川新都。从他的曾祖父起，一门世代为官。杨慎的父亲杨廷和（1459年—1529年），忠贞正直，先后经历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内阁首辅。尤其在宦官刘瑾专权的正德朝，杨廷和稳定政局，补偏救弊，为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
弘治元年（1488年），杨慎出生于北京孝顺胡同。他自幼聪颖好学，喜欢古文、诗歌。12岁时，母亲病故，按规矩，杨慎要回乡守孝。在新都的兩年多时间里，他遍览古籍，赋诗作文，并跟随精通《易经》的祖父学习，学业大进。回京之后，这个谈吐不一般的少年立刻让政坛、文坛双料“盟主”大学士李东阳欣赏不已，收他为门生，一时传为美谈。
像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杨慎走上了科举仕进之途。正德二年（1507年），他回乡参加乡试，考官惊为奇才，给了他第一名的成绩。次年，乡试选拔出来的人才都得去京城参加会试，杨慎虽被考官列为首选，却因烛花不慎烧坏试卷，意外落榜。到了正德六年（1511年）二月，在京师国子监刻苦攻读3年的杨慎再次参加会试，名列第二。四月殿试（指皇帝亲自出题考试，会试中选者才能参加），杨慎交出的答卷被阅卷官李东阳、杨一清等人誉为“海涵地负”，正德皇帝亲自宣布他为殿试第一，独占鳌头。
杨慎高中状元后，也引来了时人的猜疑和妒忌。有人称他为“关节状元”，说阅卷官李东阳是他的老师，殿试前曾向他漏题；还有人称杨慎为“面皮状元”，说他的父亲杨廷和为朝廷重臣，考官不得不卖个人情面子。但是，这些流言很快就不攻自破。杨慎中状元后任职翰林院，其间，他的记诵才能屡屡让人叹服。
一次，正德皇帝对星宿名“注张”有疑问，派人来翰林院问，大家都愕然无言，唯有杨慎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说“注张”其实就是“柳星”，二十八宿中南方朱雀七宿的第三星。还有一次，湖广少数民族的土官进贡，说自己来自“水尽源通达平长官司”。有人以为“水尽源通达平”是三个地名，杨慎则取《大明官制》为证，指出这是一个6个字的地名。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时间长了，连宫中的宦官都知道杨慎博学多才，总拉着他问东问西。
自中状元后，杨慎一直在翰林院充任修撰、经筵讲官等职，不仅与第一流的学者交流切磋，还有机会出入皇家秘阁，看的书越来越多。吏部考核时，对他的才华、品德给出了极高评价，称他“文章克称乎科名，慎修允协乎名字”，意思是说他的文章与状元的名声相符，他的品行也与他的名字相称。翰林院是明代朝廷的“智库”，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如果不发生意外，才华横溢的杨慎，早晚也能像他父亲那样入主内阁，成为朝廷重臣。可人生就是那么无常，一件事改变了杨慎的命运——明代朝堂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这事，其实是皇帝折腾起来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去世，他没有子嗣，其堂弟朱厚熜以外藩亲王身份继承帝位，即嘉靖帝。嘉靖帝登基才6天，就下诏礼部，命令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在位皇帝对先皇的称呼）。时任首辅杨廷和召集群臣讨论，一致认为嘉靖帝应称正德皇帝的父亲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祭告兴献王时，应自称“侄皇帝”。也就是说，嘉靖帝得管伯父叫父亲，而把亲生父亲当叔父。群臣这么一说，嘉靖帝大怒，质问说：“父母怎能乱换呢？”下令再议。
为了让臣子改变主意，嘉靖帝多次召见杨廷和，赐他茶喝，对他嘘寒问暖，百般抚慰，但杨廷和软硬不吃，始终不肯变通。嘉靖帝没招了，干脆说自己要“奉母归藩”，皇帝也不肯当了。群臣不得已，只好让步，同意追尊兴献王、妃为兴献帝、兴献后，但在父母的称呼前须加“本生”二字，并且仍然坚持让嘉靖帝称伯父为“皇考”。
“大礼议”的争论远未结束。由于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少数官员主张礼顺人情，站在嘉靖帝一方，这场争论变得更加激烈。200多名官员上了80余道奏疏，抨击张璁揣摩圣意；翰林邹守益等因称“大礼未正”，被锦衣卫逮捕下狱；张璁、桂萼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时，朝臣中甚至有人声言要扑杀二人；杨慎等36位翰林联名上疏，称耻与张、桂二人同列，以集体辞职表示抗议……
嘉靖三年（1524年），心灰意冷的杨廷和上了一道奏疏，说要退休回乡。嘉靖帝早就嫌这位阁老碍事，顺水推舟，大笔一挥就批准了。返乡后的杨廷和忧心京中形势，写信劝诫儿子杨慎要“端做闲官，只守闲官”。他没想到的是，怀着一寸丹心的儿子，反而身陷这场大风暴的漩涡中心。
这年7月，嘉靖帝正式下诏称兴献帝为“恭穆皇帝”，并去掉“本生”二字，朝臣抗争不从。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倡议百官哭谏文华门，杨慎也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229位大臣集体跪在左顺门，哭声直达内廷。嘉靖帝大怒，命令锦衣卫将这些官员姓名登记在册，并逮捕为主的8人。群臣本来已经陆续散去了，杨慎、张原等几位大臣却跑去撞撼左顺门，还纠众大哭，嘉靖帝气得火冒三丈，下令将尚在场的134人全部下狱，当场杖毙16人。
过了10天，嘉靖帝仍然余怒未消，认为“杨慎、张原等欺慢君上，震惊阙廷”，再命杖打那天撞门的人，将张原当场杖毙，杨慎等杖后“永远充军烟瘴”，其余削籍为民。这些人发落完后，长达4年的“大礼议”之争也算彻底了结。嘉靖帝终于如愿以偿，称伯父为“皇伯考”，称亲生父亲为“皇考”，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对这场争论，孰是孰非，当时及后世史家也莫衷一是。杨廷和、杨慎父子在“大礼议”之争中的立场，纵有可议之处，却也难掩其拳拳之忠、铮铮之骨。
“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离开笔直的道路，醒来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在黑暗的森林里。”但丁《神曲》开篇的这几行诗，可以用来形容杨慎遭遇的重大转折。时年37岁的他，面对“永远充军烟瘴”这一重罚，带着两次杖伤，艰难地踏上贬谪之途时，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刻才是自己人生的真正开始。
据说，杨慎的戍地原本为山西雁门。当时京师流行一句民谣：“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嘉靖帝以为云南比关外苦很多，就将杨慎改配到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永昌（今保山）。
由于当地人的同情、爱护，杨慎的流放生涯还算过得优哉游哉、逍遥自在。他放情山水，足迹遍及滇西北和滇南，结交了一批好友，一起诗酒唱和。还有很多地方学子，因为杨慎的状元盛名而跟随他从游问学。他娶了妾、生了子，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还曾回四川探亲访友，聊慰思乡之苦。
杨慎入滇后，一直盼望能够被赦，以为还会被朝廷再次起用。流放之初，他在诗中颇为自信地写道：“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才华横溢的京师名士，怎么可能一直被委弃空山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杨慎的诗词也渐渐变了调。“江花江草每年同，君不见，憔悴已成翁。”直到漫长的30年过去，杨慎已经双鬓斑白，还是没能等到朝廷的宽恕，“已消湖海元龙气，只有沧浪渔夫心。”生平抱负，都黯然消散在岁月中。
也是杨慎运气不佳。明代皇帝大多短寿，嘉靖帝却是例外，他在位长达45年之久，对杨氏父子的恨始终未消。杨慎被贬后，嘉靖帝常问阁臣：“杨慎最近怎样？”阁臣要是回答杨慎病了、非常颓废，嘉靖帝才会觉得满意。面对偏执暴戾的嘉靖帝，杨慎也不得不伪装自己，傅粉簪花，怀拥歌伎招摇过市，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
嘉靖帝在位期间的6次大赦，杨慎均不在其列；他的儿子长大成人，按照律例本来可以代替父亲留在云南，杨慎便能回乡。可朝廷却没有发来批示，云南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许诺。杨慎还乡的希望彻底破灭，“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人”。在朋友的周旋下，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65岁的杨慎本已借兵役之名回到四川。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新任的云南巡抚又下令将他“械押”回永昌戍所。古稀之年、多病之身，仍不容于朝，杨慎悲愤地说：“读书有今日，何不早躬耕！”早知道读书的下场是这样，还不如在家种地呢。
杨慎卒年没有定论。有人说他被押回云南后，次年就孤寂地卒于永昌佛寺，享年73岁。还有人说他的死是“烟雾弹”，他实际上伏居泸州、终老于蜀，一直活到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等来了朝廷为“大礼议”诸臣的平反。
杨慎事业不幸，婚姻却是文坛佳话。他的夫人黄峨是著名学者、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博通经史，写一手好诗文，尤其擅长散曲。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们在新都榴阁喜结连理。夫妇二人，一个“著述甲士林”，一个“才藝冠女班”，共同写诗、填词、作曲，过了一段诗情画意的幸福生活。
黄峨是杨慎继室，结婚时已22岁，她以榴花自喻，作诗说：“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榴花不与桃李争春，虽然迟放却更相宜，因为榴花独具“灵根”。从这首《庭榴》诗，便可领略黄峨的自信之姿。
杨慎因“大礼议”获罪被贬后，黄峨临事不乱。她陪伴丈夫自通州潞河登船，一路悉心照料他的杖伤，直到湖北江陵川、滇要分道时才洒泪而别，独自回乡操持家务，照顾杨慎的父亲。临别前，杨慎作词相赠：“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沙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黄峨则以《闺情》为答：“空庭月影斜，东方既白，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边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字字含泪，令人断肠。
两年后，杨慎回乡探父，后携黄峨同赴云南，度过了3年时光。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病卒，夫妻二人回川料理后事后，黄峨又独自留在新都操持家务。自此，夫妻天各一方，聚少离多。路遥情长，只能互寄情词，以诉衷肠。
在明中后期文豪王世贞看来，杨慎唱和的词均不及夫人黄氏。明代戏曲名家徐渭将己作与黄峨比较，也甘拜下风。
杨慎流放的数十年，其实也是他一生中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嘉靖十六年（1537年），友人撰文提及其著作23种，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根据友人所撰年谱记载，他的著作已多达117种，可见用力之勤。
杨慎说：“慎苟非生执政之家，安得遍发皇史宬诸秘阁之藏；既得之，苟非生有嗜书癖，亦安从笥吾腹；既兼有是，苟非投诸穷裔荒徼，亦不暇也。”意思是，我如果不是生于官宦世家，怎么能看到皇城中那么多珍贵书籍；看到这些书后，如果我不是个嗜书的人，怎么能让学问都跑到我的肚子里；能看到珍本，并把书吃透，如果不是被拘役在这种荒凉地方，可能也没有时间写出这么多作品。这番话，将贬谪蛮荒之地视为不幸中的大幸，看似轻描淡写，其实不知其胸中有几斗热血、眼中有几升热泪！
好学穷理、老而不倦的杨慎，赢得了文坛的一致美誉。《明史》本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人袁宏道认为自古以来“胸中有万卷书”的人十分少见，自王安石、苏轼以来的300多年间，只有杨慎、李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近代学问家陈寅恪也说：“杨用修（即杨慎）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
杨慎的文学创作成就，也得到诸多名家的推崇，如稍晚于他的李贽称他文备众体、诸体皆长，认为李谪仙（李白）、苏坡仙（苏轼）、杨戍仙（杨慎）可谓流光百世的蜀中三杰；清初王夫之称杨慎的诗是“三百年来最上乘”，称杨慎为“千古第一诗人”；清人纪晓岚认为杨慎的诗“含吐六朝”，在宗唐复古的明诗中别具一格：“盖多见古书，薰蒸沉浸，吐属自无鄙俚。”现代学者眼中，杨慎无疑也是一位词学大家，宋代吃井水处皆唱柳永词，而明代不吃井水处亦唱升庵词，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词体的活力。
就杨慎对传统学术的贡献而言，他主张博学多闻，毕生著作400余种。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而杨慎编撰的《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滇候记》《南中志》《滇载记》等著作，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云南的历史地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此后的云南地方文化研究。
杨慎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总结说：“临利不敢先入，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遭逢太平，以处安边，歌咏击壤，以终余年。天之顾畀厚矣，笃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意思是，眼前看到利益，不敢比别人快一步；需要见义时，不敢落后于他人。可能我做的事对自己的事业没啥帮助，但绝对对得起君王。经历了冲击，留一条命安处云南，度过余生，这已经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了。经历过人生穷达荣通的杨慎，自觉上天待己不薄，夫复何求？的确，“是非成败转头空”，人的一生，若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夫复何求！
杨慎去世的时间不详，夫人黄峨却卒年可考——她逝于嘉靖四十八年（1569年）。第二年，明朝书市上出现了一卷《杨状元妻诗集》，到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杨升庵夫妇乐府词余》刊行，其中很多署名黄峨的词曲作品，可能部分乃杨慎所作，部分采自当时流行的词曲集子。才子、才女互寄情诗，在明代读者眼中特别具有吸引力，故而好事者不惜作伪。世人津津乐道于杨慎、黄峨恩爱唱和的故事，还有杨慎的卒年之谜——人们不愿看到一代才子凄苦地客死边陲，希望他能够回到家乡，与才女夫人再多聚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