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与李元阳交游考

刘辉亮

杨慎李元阳是明代滇蜀地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二人交游始于杨慎贬谪滇南以后，一起结伴访古探幽，诗酒唱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术界对二人的交往较早给予关注①，焦点多集中在二人的文化成就上，探讨的范围还比较窄。今综考传世文献，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发其覆，不正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访古探幽，诗酒唱和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少师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状元，因“议大礼”得罪嘉靖皇帝，流寓滇南三十余年。在滇期间，杨慎通过交游活动结识了大量滇士，这些活动在传世文献上多有体现。如何乔远《名山藏》“慎戍永昌三十五年，与昆明胡廷禄、晋宁唐錡、大理吴懋、李元阳、永昌张含相倡和，放浪湖山间”②；杨慎居高峣水庄，“日与交游倡和”，“数与滇之乡大夫游昆明池”③等。其中杨慎与李元阳的交游颇为瞩目，内容颇为丰富。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中，因号中溪，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任江阴县令，监察御史，荆州知府等职。在滇期间，二人一同探访了云南点苍、石宝山等地，饱览胜景，诗文酬唱，讲学问道，推动滇南学术文化圈的形成。

（一）登门造访

嘉靖七年（1528），李元阳丁内艰，回乡守制，听说杨慎流寓在此，便去拜访。杨慎“温然恭敬，浑然无饰，谦谦有礼”的谦和待客态度，给李元阳留下深刻的印象④。从那以后，二人交往也日渐频繁。

杨慎旅居大理时，多寓居在李元阳的游默园中，二人常在其间赏玩吟咏，陶情自得。游默园是李元阳在嘉靖七年（1528）从邻居那里买来修建的，园中“竹树花卉，翁郁蕃茂，芳香艳丽”（《李元阳·散文卷》杂记类《默游园记》，第23页），还处以内典、群集、琴鹤，修置了“尚友楼”、“怀仙亭”、“绿阴轩”、“碧山槛”。杨慎《李仁夫默游园四咏》曰：

犀叶仙郎旧品，鹤林神女曾游。况是苍山红紫，何殊瑶圃风流。

右山茶榭

膏露宵临水碧，灵风午戛琼黄。捐佩慵谐凤律，投竿自坐渔梁。

右竹里馆

夜月明琼福地，春风香玉洞天。仙圃樊桐何在，君家梅花那边。

右梅花洞

老去丹青曹霸，兴来水墨玉鸡。金伏朱炎却扇，疏帘清簟弹棋。

右绿阴轩⑤

诗中盛赞园中景物秀丽，二人在“鹤林神女”，“碧水凤律”，“春风送爽”，“清簟弹棋”的陪伴下，观赏美景，应是“人间神仙客”。

（二）初游大理

二人皆好登览，悠游点苍山水之间。嘉靖九年（1530）二月，杨慎在李元阳的陪同下游览点苍山。自龙尾关入，夜宿海珠寺，观龙关晓月，后乘舟至海门阁小饮。访圆海寺、鹤顶寺相与煮茶酌酒，观“涌金流采”之奇观。后至松萝崖，留连石洞间，酌酒赋诗，暮投感通寺。二人在感通寺逗留二十多天后，继续北行，一路观古寺，赏清溪绿水，过弘圣寺，考古之遗迹俯瞰城郭楼观，海波万顷，涧松萦云，岩雪映日，相与酌酒。暮宿三塔寺，留连累日。杨慎留下一首以“飔”限韵诗《与李仁夫內翰会宿三塔寺得飔字》，诗中“眷兹名山游，不惮峰磴危。香界枕苍麓，窣波簪洱湄”流露出杨慎对三塔寺美景的眷恋之情；还化用杜甫的“今夕复何夕许以良期，二人沉醉在“金声掷铿然，玉德交温其”之中。（《杨慎遗集》卷二，第702页）登帝释寺，夜宿其中，聆丁东琳琅，论应乐峰之原委李元阳《帝释山雨后同杨修撰升庵》曰：“杜鹃如火烂成溪，雨洞烟扄湿燕泥。当意晴山偎草坐，惊心春鸟背花啼。城穿日气红将敛，影落江云碧不齐。绝顶登临桃竹杖，何时为尔复提携。”⑥诗中极力渲染雨后帝释山的美景，登临远眺，发出“何时再来游”的感慨。后二人至无为寺，过元世祖驻跸台，观点苍十景之一——“晴川秧雨”。李元阳是大理人，知道欲饱览点苍美景，须东泛洱水，卧数溪峰。于是二人泛舟遵岛屿而南，只见“山巅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工，各呈其伎”，杨升庵慨然叹曰，这才是点苍的真面目，甚至萌发结社以终余年的想法⑦。此次点苍之游历时四十余日，期间二人相互唱和，留下诗若干，汇为一卷，题曰《苍山杂咏》。这一年，大理太守杨仲琼因浩然阁建成，招杨慎、李元阳一同登览，授几而酌，把酒临风，太守嘱二人为文以记之，杨慎撰《海风行》，李元阳写了阁记。杨慎留下一首《浩然阁舟泛同李仁夫作》记述二人此次游历的情景，其诗曰：“莽苍野色杳无津，湖翠波光欲荡人。空籁迥闻王子吹，非烟遥起洛妃尘。明朝君上仙槎去，也忆狂夫梦海滨。”（《升庵文集》卷三十六，第567页）

游历石宝山，留迹兴教寺。嘉靖十年（1531）三月，杨慎约李元阳游石宝山。石宝山在剑川西南，他们先到邓川拜访了杨南金。杨南金，字本重，号两依先生，邓川人。正德间任御史，嘉靖年间弃职不起，索居闲处。杨南金盛情款待二人，三人投诗相赠。其后杨慎、李元阳二人于三月三日经浪穹，四日过剑川，侵晓入山，暮至山顶，历览洞壑，夜宿石宝寺。寺内以酒相老劳，赋诗饮酒，极乐而眠，杨慎《石宝山寺与仁夫同赋》记载了此次游历，其诗曰：

初地追清赏，名山惬素闻。峰峦合元气，楼殿截霞氛。灌木长藤绕，幽篁细路分。刚风凝石髓，香梵满岩薰。泉溜琼璈响，天吴紫藓文。兴因灵运发，人是谪仙群。秦客迷青霭，汤休和碧云。便应开净社，甘露洗尘纷。（《升庵遗集》卷九，第838页）

诗中勾勒出一幅暮春时节石宝山风景图，诗兴大发自比谢灵运，风流倜傥与李太白同类，可见他们身心是多么的愉悦。李元阳也当即和了一首《石宝山寺同升庵赋》，其诗曰：

转谷层崖出，穿篁细路斜。翠氛林翳日，斑溜壁横霞。石栈重悬阁，云庭半蔽花。甍颇惊燕雀，窟回错龙蛇。昏晓更天界，阴阳窜物华。檀施象教着，幻巧鬼工奢。一水挂银练，双峰绾玉髽。厨人烹绿笋，溪客饭胡麻。单裌身春健，空山语夜哗。诸天人不到，来往白牛车。（《李元阳集·诗词卷》，第121页）

三月五日，下山至兴教寺，正好寺内海棠盛开，杨升庵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一时触景伤情，挥笔写下《兴教寺海棠》：“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⑧（《升庵文集》卷三十五，第554页）诗中杨慎以花自寓，自己忠而被贬，委弃空山，惋惜不为世用，后又表达出自己不甘委弃，终会回京的期望。李元阳同情老友的遭遇，随即和诗以慰之，其一曰：“国色名花委路傍，今年花似去年芳。莫言空谷知音绝，也有题诗玉署郎。”（《李元阳集·诗词卷》，第443页）二诗书于壁间，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二人在寺中还讨论了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何时。

（三）再游大理

嘉靖二十五年（1546），杨慎再次游大理，“访山水点苍、叶榆之间。坐青拥绿，日以追逐云月、钓弄溪屿为事。”（《李元阳集·散文卷，第197页》）其年秋天，杨慎偕李元阳等考察洱水之源，从大理北上途径喜州时，与杨士云相会。杨士云，字从龙，号弘山，大理喜州人，弃官居家期间，与杨慎、李元阳相友善。杨慎在此次诗酒唱和之会中，留下《风雨漫兴柬弘山、中溪、洱皋》四首诗，从“阶下濯缨怜孺子，吾庐应即是沧浪”，“蚊脚蝇头迹如扫，右军赢得静佳眠”，“莫道相如徒四壁，壶中犹有锦江春”等诗句（《升庵文集》卷三十四，第540页），可以看出杨慎与李元阳、杨士云等人交往中，受到他们思想品质的影响，其内心世界也逐渐趋于平静。其后他们一起“探黑水之奥，窥罴谷，历鸟吊，以究桑郦二子叙说《水经》之故”（《李元阳集·散文卷，第197页》）。李元阳留下一首《寻山至浪穹同杨修撰》，“沃土藿花飞陌上，春湖蒲柳似江南。野阴傍郭千家润，山色褰帷四面岚”，赞赏旅途景色优美，繁花似锦，犹如江南美景，末句“休向萍踪叹漂泊，殊方风俗等闲谙”（《李元阳集·诗词卷》，第239页），李元阳似乎是在劝杨慎抛开“漂泊”的心态，去领略“殊方风俗”。

除了大理外，杨慎与李元阳还游览过安宁等地的名胜，留下不少诗篇。如二人一起泡过安宁的温泉，体会“酒香花气薰游人，浩歌濯足螳山春。丽石温凝锦绣段，香波气郁膏兰辛”（《李元阳·诗词卷》，第496页）花香迷人的仙境。

二、编纂史志，探讨学术

除了游山玩水，探古寻幽外，杨慎、李元阳还共同参与本地的学术文化建设，促进学术的发展，推动云南地区学术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加强了中原与云南之间的学术交流。

（一）携手编纂《大理府志》

编撰地方志是地方官员炫耀其文治之盛的重要举措，而具体工作又往往落到地方士人的身上，杨慎与李元阳等人通力合作，很好地完成了重修《大理府志》这项工作。

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理太守蔡绍科开馆重修府志，召李元阳与杨士云同修。杨慎《大理府志序》记载：“二公家本郡人，官旧史氏，多识前代之载，且谙土著之详。”（《升庵文集》卷三，第115页）这对编纂府志很有裨益。这时杨慎谪居永昌，“相与往来商订”（《李元阳集·散文卷》，第220页）。于是杨慎、李元阳、杨士云三人通力合作，发挥各自的专长，“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立创新例，大増旧文”（《升庵文集》卷三，第115页），李元阳《大理府志旧序》还具体指出，他们编纂时根据史传，参考了常璩、李景山《华阳南中志》的体例。经历数月编纂成《嘉靖大理府志》。这部史志记录了南诏、大理国以及元和明初大理地区大量的珍贵史料，对我们了解大理情况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传世的康熙年间修《大理府志》也依然保留着李元阳、杨慎编修时的影子。

（二）“翠楼同写韵，绛帐各传经”⑨

研讨学术是杨慎、李元阳交游的重要内容，李元阳鼓励杨慎撰写《转注古音略》以矫正宋人在古音韵观点上的弊端，二人还深入地探讨了古韵学中的“转注之法”，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嘉靖九年（1530），杨慎偕李元阳游点苍山，夜宿感通寺，听到僧人诵经，常把字音读错，李元阳对杨慎说：“六书中转注，实非考老，而宋人妄拟，后世学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无述，顾公任之。”（《升庵诗文补遗》卷一，第65页）杨慎遂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汇为一编，即《转注古音略》，其后李元阳题其楼为写韵楼，故址在感通寺班山房。⑩

此外李元阳曾不远千里以书信的方式同杨慎探讨“转注之法”。杨慎在《答李仁夫论转注书》一信中详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及其写《转注古音略》的动机。杨慎在回信中，首先简述了古音变化史。转注六书之变，自沈约《韵书》出来以后，古学逐渐失传。至于宋人的古音观点，杨慎认为程可久的“互用通用之说”比较接近，批评朱熹“类推之说”，提出“古人转注之法，义可互则互，理可通则通，未必皆互皆通也”的观点。其后进一步指出，宋人主张“四声皆可转，切响皆可通”的观点，“失于主张太过而欲尽废古音”，因此杨慎在著述《转注古音略》时，不采宋人叶音之说。既而他联系当时的士林，“习语录谓之本领，一经之徒，尊宋儒比于圣人”，以至于“以旁搜远绍，为玩物丧志，束书不观，为用心于内”。杨慎在信中还希望李元阳等汲古之士，扶持此道不坠，以矫正当时的学风。其次对李元阳希望他作一序以“见执事之得，才老之失”的要求作了回答。杨慎认为吴老才的韵书多杂宋人之作，而在经典注疏子史杂家方面，又多遗漏。于是在纂《转注古音略》时，“其才老所取，已备者不复载，间有复者，或因其缪音误解，改而正之，单闻孤证，补而广之”，绝非剿说雷同。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其编纂此书“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宋人之不师古也”最后对近世只知一味地崇古，而忽略了古韵的重要性提出了批评。这一观点得到张含的赞赏，认为“子此言，惟中溪可与晤语”。（以上引文皆来自《升庵遗集》卷二十五，第1091页）由此可见，杨慎李元阳在音韵上的主张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后杨慎《转注古音略》的书稿也由李元阳刊刻成书，广为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转注古音略》曰：“以其引证颇博，亦有足供考证者，故顾炎武作《唐韵正》犹有取焉。”(11)这也是间接地对二人“同写韵”价值的肯定。此外李元阳还为杨慎《檀弓丛训》、《七十行戍稿》作了序言，对传播杨慎的学术思想起到重要作用。

事实上，杨慎与李元阳的学术交流活动无形中推动了一个松散的滇南学术文化圈的形成，这对促进云南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杨慎与李元阳交游过程中，不断地有士人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来，求道问难，切磋学术，诗文酬唱。从二人诗文唱和者知名的士人除了上面提到的杨南金、杨士云张含之外，还有关懋、樊相、董难、梁佐、杨士达等人。不知名的士人难以计数了，李元阳《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记载杨慎谪居博南二十四年，“榆之士人，无问识不识，咸载酒从先生游”，且“笔意殷美，出入二王、雪松，故片纸只字，人争得之如天球大弓”，渐渐地从游者越来越多。李元阳还在序言中提到“先生旧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熏其德”（《李元阳集·散文卷》，第197页），可见这个松散的文化圈是杨慎主导的，李元阳、杨士云等滇士不断参与形成的，共同营造出富有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云南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气节相推，相惜到老

在交游活动中，双方能够产生共鸣，形成心理上的认同，除了有相同的经历、出身、地位等因素之外，共同的志趣也是非常重要的。(12)对于杨慎、李元阳来说，经历、出身、地位差不多，济世安民的志趣、高尚的气节、心灵的契合是他们相交至深，倡和到老的力量之源。

杨慎、李元阳彼此互相欣赏，与二人同怀济世安民的志趣是分不开的，“利化于人”，致力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李元阳隐于田园后，致力于“利物化人”，凡婚嫁丧葬、饥寒冤抑，修桥堤道路寺院，无不尽力周旋，得到了杨升庵的称赞。杨慎《重修弘圣寺塔记》记载李元阳归田后的善举：“归田以来，尽捐己赀，重修四浮屠。凡于山川旧观，一洗而新之，以至桥梁道路，济寒救饥之事，知无不为。赀已罄而施不已，老将至而心不懈，予见其自壬寅至今，二十年间，曾无一日辍也。人或谓公太劳，公竟不歇，旭而出郭，暝而还家，风雨不能为之阻，往来溪山之间，吟讽终日晏如也。”（《升庵诗文补遗》卷一，第69页）文后对李元阳这种“先人后己之自乐其乐”的“大乐观”深感钦佩。此外杨慎还透露到李元阳为修复瑞鹤观“尽捐家资，兴废补弊”，集全家族之力，罄累世之才，前后二十余年，乃修建成为寰宇名胜。可见李元阳为造福桑梓是不遗余力的。杨慎谪居滇南期间，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请求云南当局停止修海口劳民伤财的工程，使得环海之民得以少舒。杨慎为民请命，造福于云南人民的善举，使“滇人思慕不忘”(13)，李元阳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云南人，也会感激他的。

二人激浊扬清，相互激励气节，身为世范。杨慎对李元阳的文章气节颇为推崇。杨慎《瑞鹤观记》云：“公文章气节，卓冠一时。”（《升庵诗文补遗》卷一，第71页）早已为士林推重。同样，李元阳对杨慎的才气、忠义更为钦佩。“文章推一代，未足羡公优”，“独持三礼议，斧钺不回头”（《李元阳集·诗词卷》，第137页）这些言辞透露出李元阳的钦佩之情。杨李在交往中互相激赏。李选《侍御中溪李公行状》记载杨慎曾与李元阳终日相坐，“每出，谓人曰：‘见中溪神貌如临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语如闻洪钟，令人顿醒。”（《李元阳集·诗词卷》附录《侍御中溪李公行状》，第588页）可见杨慎深为李元阳澄明洞达的气质所折服。

杨慎、李元阳相距渺千里，锦书难托，诗歌便成为二人的“相思物”。杨慎《大理春市因忆李仁甫》云：“海国樱桃市，春山兰蕙游。青丝盘騕褭，红颊醉扶留。狼荒金莫辨，鲛宫珠暗投。佳人渺天末，因之问阻修。”（《升庵文集》卷十九，第326页）诗中描绘出大理春市一片繁华的景象，留连在“青丝”、“红颊”的闹市中，杨慎不禁想到“佳人”在远边，这里的“佳人”暗指李元阳，被千山万水所阻隔，不能一起同游而深感遗憾。李元阳溪居也非常怀念杨慎，吟出“重水复重山，此中堪避世。佳人殊未来，老却中山桂”（《李元阳集·诗词卷》，第190卷）用同一意象“佳人”来表达思念之情。杨慎《温泉再过怀李仁甫》云：“仙源灵液蓬壶境，碧杜红蘅慵照影。美人来时寒谷春，美人去后温泉冷。”（《升庵文集》卷三十六》，第555页）前两句极力赞美温泉仙源之境，泉水的碧绿清澈。后两句通过对比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友人一来一去的“温差”悬殊，隐约地表达出杨慎对李元阳的怀念之情。杨慎游点苍时，曾旅居李元阳的游默园中，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后来杨慎还在其词《满江红》中，回忆种玉园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梅花曰：

角寂钟沉，清梦到罗浮翠麓。种玉园中同醉处，暗香犹扑。月落参横增怅望，天寒日暮悲幽独。讶陇头不寄一枝来，萦心曲。茅屋稳，辞金屋；蔾烛燄，差银烛。叹出尘风韵，背时妆束。争羡东邻姬傅粉，岂如空谷人如玉。间扬州何逊有新诗，谁堪续？（《升庵长短句续集》卷二，第472页）

词的上阕追忆园中梅花的暗香扑鼻，在心中回荡；下阕化用杜甫《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深谷”语，明说东邻傅粉的美姬不如空谷中如玉佳人，实则杨慎以佳人自拟，叹息自己怀才不遇。李元阳信道求仙，沉醉不已，杨慎寄给他一首词《渔家傲》以相劝，其词曰：“春色已随银树去，点苍千里行云暮。四颗明珠行复聚，歌舞处，鹤桥便是秋娘渡。青镜红颜容易去，老年芳景须珍护。眠食求仙多错误，君记取，九州大错休教铸。”（《升庵长短句续集》卷一，第461页）劝诫他莫要因眠食求仙铸成大错。

杨慎越到晚年境况越差，友人李元阳的关怀给他凄凉的境地带来一丝温暖。杨慎自嘉靖三年流放云南长达三十余年，期间在云南当局的默许和帮助下，四次借派赴兵役的名义归蜀。晚年曾侨居泸州一段时间，李元阳《与升庵太史》云：“闻已卜筑泸水，虽去滇不远，然恐无相见之日矣。”（《李元阳集·散文卷》，第360页）流露出怅恨之情。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天，风云突变，云南巡抚王昺突然派四个指挥把风烛残年的杨慎从泸州押解回滇。李元阳闻此噩耗，悲伤地一夜难眠，感慨道：“莫将荣悴尤身世，此道由来合问天。”（《李元阳集·诗词卷》，第260页）杨慎从泸州押回云南途中，写了不少诗，题为《七十行戍稿》，寄嘱李元阳作序。李元阳在《序》中盛赞杨慎之诗“才情之妙，韵胜调雅，昌如、轩如、皦如，既不类七十老人语，又不作羁愁可怜之色。”（《李元阳集·散文卷》，第199页）深为杨慎在打击面前所表现出“不衰、不踬、不悯”的气质所折服。杨慎在病中，留下绝笔诗《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诽不学《离骚》侣，正葩仍为《风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升庵文集》卷三十，第472页）诗中寄希望李元阳、张含、唐锜以《春秋》笔法把自己的功过传之后人。杨慎逝世后，李元阳写五言长诗《哭杨修撰升庵》来悼念这位“文章推一代”、“博洽驱今古”的落魄才子，诗中激赞杨慎“英爽是何物，犹然贯斗牛”惋惜其“天边文曜坠，地下不能留”，对其“讵图忠贾祸，父去子随收”的横祸，飘落滇南，心情孤寂，思念家人的凄境深表同情，诗末李元阳发出“坎坷一生内，无才亦少尤”的感慨。（《李元阳集·诗词卷》，第137-138页）

后来在一个初秋的日子，李元阳重过昆明高峣杨升庵故居，留下一首诗《过升庵杨太史高峣旧居》“谪居空剩望湖楼，湖上萍花不解愁。我独伤心缘底事？重来今日属初秋。”（《李元阳集·诗词卷》，第403页）呈现在李元阳眼前的是一座孤零零的望湖楼，故人已去，湖面上的萍花似乎不懂诗人的愁绪，遥想当年新楼建成时“一胡烟树王摩诘，千里遮围足卧游”的美好，与眼前萧索的景象，只觉得物是人非，一怀愁绪化作相思泪。

杨慎、李元阳在明代滇蜀地区发挥过重要作用名人。二人情深意重，一起结伴访古探幽诗文唱和、编纂史志、探讨学术，构建学术文化圈，繁荣地方文化，促进了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又以文章气节相推许，相惜到老，成为明代文坛的一段佳话。研究二人的交游活动，丰富了我们对贬谪文人与地方士人的互动状况的了解。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637002）】

①王艳萍《李元阳交游考》，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1》，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简要地介绍了李元阳与杨慎的交游情况；李锡恩：《大理文化史上的盛世——历史文化名人杨升庵和李元阳在大理的文化合作》，《大理师专学报》，1986年第6期，着重考察了二人在大理地区所做的文化成就；穆药《高名千古博南山——杨慎与杨门六子》，《大理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张旭《李元阳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蒋乾《杨慎谪滇时期旅迹交游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②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六，《臣林记·杨慎》。

③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卷一百七，《四川成都府一·杨慎》。

④李元阳著，施利卓编《李元阳集·散文卷》序跋类《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卷数、页码。

⑤王文才、万光治编《杨升庵丛书》第三册，《升庵遗集》卷十九，天地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6页。下引此册，只在文中夹注卷数、页码。

⑥李元阳著，施利卓编《李元阳集·诗词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卷数、页码

⑦王文才、万光治编《杨升庵丛书》第四册，《升庵诗文补遗》卷一《游点苍山记》，天地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下引此册，只在文中夹注卷数、页码。

⑧王文才、万光治编《杨升庵丛书》第三册，《升庵文集》卷三十五，天地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下引此册，只在文中夹注卷数、页码。

⑨王樵、李东平主编《云南丛书》，张含《张禺山诗文选》卷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⑩王文才《杨慎学谱》别录二，《升庵遗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

(1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二经部四十二小学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5页。

(12)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搔首问》，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