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慎的“不幸”与中国文化的“幸运”
《文史》杂志 2019年1期 作者：田小彬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说过：“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司马迁本人也属于这种情况，因悲愤而写出了伟大的《史记》。在历史上，因为个人的不幸際遇而产生伟大作品的事例很多。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不幸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大幸”。杨慎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个人虽遭不幸，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西南地方文化来说则是一种“幸运”。
一、“大礼议”纷争的“罪臣”
明代的杨慎（1488—1559）是出生在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的著名历史人物。
杨慎之所以能成为“杨状元”，必然是喜读书善读书，这与他的家景非常好分不开。杨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非常好学，又聪慧过人，属于“早慧”一类。据记载，杨慎7岁时，他母亲就教他读唐诗，读绝句。他不仅喜读且常能背诵，11岁时，就会写近体诗;12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之句。他的叔父看后，极为赞赏，又让他拟作《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喜不自禁地说：“吾家贾谊也。”[2]
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在24岁时状元及第，官拜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看起来，他仕途一片光明;其实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却是非常艰辛。《明史·杨慎列传》记载说：
（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杨）慎抗疏切谏。寻移疾归。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时大珰榼张锐、于经论死，或言进金银获宥，故及之。
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帝怒，切责，停俸有差。逾月，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3]
按《明史·杨慎列传》的说法，杨慎是为人正直，不畏权势的知识分子。他看到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便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正德十二年（1517年），杨慎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批评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谏言他停止这样荒唐的行为。为此，杨慎还写了《丁丑九日》《定州书事》等诗，予以讽喻。可是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旧不理朝政，我行我素。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终于死了。因为朱厚照无子，张皇后与首辅大臣、杨慎父亲杨廷和商议，由朱厚照的堂弟，当时年仅15岁的朱厚熜继位。朱厚熜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朱厚熜就是明世宗，其年号为嘉靖。
杨慎利用给朱厚熜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如他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朱厚熜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不喜欢接受这样的教育，常常借故停止杨慎讲书。
杨慎虽然胸怀壮志，力图以其学识、才华而报国，但是在当时却非常难以施展其政治才能。最不幸的是，杨慎还陷入了内阁的“大礼议”纷争。原来朱厚熜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的，以首辅大臣杨廷和为代表的内阁，要求他按照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的皇统继承规则，承认朱厚照之父孝宗朱祐樘是“皇考”，享祀太庙;而朱厚熜的生父兴献王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虽然只有15岁，在朝廷中枢也还没有自己的势力，但并不惧内阁，在即位后的第六天，就完全不理睬内阁已产生的议定，下诏令群臣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议定兴献王为“皇考”。这样，如何对待皇统与家系，在当时的内阁大臣中，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过去没有掌权的张璁、桂萼等人，迎合上意，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兴献王朱祐杬为“睿宗”，与孝宗并列。杨廷和坚决反对，许多大臣附和杨廷和。内阁争执不停，朱厚熜坚决不妥协，杨廷和被迫辞去官职;杨慎上书表示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朱厚熜对此非常生气，遂正式下诏改称兴献王为恭穆皇帝。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朱厚熜在震怒之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性格耿直的杨慎又召集同年进士二百多人，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率领他们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杨慎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被捕，十七日、二十七日，被廷杖两次，打得皮开肉绽，几乎死去。一桩“逆鳞廷杖”让“好文刺讥”的杨慎不得不离开京城，背负着“被逐罪臣”之身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省保山市）。
“大礼议”纷争使杨慎这个状元郎一变为滇海囚，且一呆就是39年。这件事，结束了杨慎的政治生命。朱厚熜把杨慎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还在充军途中，朝廷就派刺客企图暗杀他。杨慎跋涉万里，备受艰危，到云南滇城（今昆明）时，已病得奄奄一息，地方官吏仍然逼他立刻动身去永昌卫戍所。自嘉靖四年到二十七年（1525—1548年），虽不断有人奏请赦免谪戍诸臣，但上言者往往因此获罪。嘉靖十六年（1537年），刑部请准赦还谪戍的142人归里，但对于杨慎等8人，却决不赦还。杨慎直到72岁死于戍所，仍未官复原职。
二、“大礼议”纷争的实质是政治斗争
现在来看，“大礼议”纷争表面上是礼仪之争，其实质却是大明朝中的新旧政治势力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朕就是国家”的封建社会，明武宗暴亡后，旧官僚们必须迅速调适自己，转而为新皇帝服务，才能使国家政治秩序得以正常维持。不得不说，“大礼议”纷争之所以发生和较长时间地持续，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内阁对新皇帝的“欺生”。当时，朱厚熜虽然是皇帝了，但是初登皇位，年龄才15岁，在朝廷中还没有自己的亲信，所以对皇权的拥有，暂时还不是全部。明世宗是通过“大礼议”纷争，才将皇权完全掌握于手。应该说，这是恢复明朝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
著名历史学家谈迁、赵翼对“大礼议”纷争有过中肯的评价。谈迁在《国榷》中说：“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4]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亦认为：“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5]
明世宗在“大礼议”纷争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明世宗逐渐获得皇权，逐渐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过程。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纷争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的坚决抗争，坚定不移支持明世宗，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本在朝廷中孤立无援的明世宗发现了自己的支撑力量。明世宗在“大礼议”纷争中认识到取舍大臣的重要标准就是能否支持自己的主张。借助于“大礼议”纷争，明世宗组建起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朝廷的政治利益。
明万历四十五年《升庵外集》卷七十
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完全“胜利”。他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转归世宗，由此而确保了明朝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嘉隆万改革的新局面。
三、“被逐罪臣”对中华文化有大贡献
据《升庵杨慎年谱》的统计，杨慎一生完成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正如《升庵外集》序所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在杨慎的著作中，几乎是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涉及到的学科不仅有文史哲、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等人文科学，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等理工学科。杨慎有如此丰厚的文化成果，与他是“被逐罪臣”不无关系。
贬谪是杨慎人生和社会角色的重要转折。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6]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礼议”事件或使大明王朝失去了一个优秀政治家，但却使中国历史获得一位杰出文化人。中国历史不会因有杨慎这样的政治家而有什么改变，但杨慎之后的历史却证明中华文明的发展不能缺少杨慎这样的杰出学者、杰出文学家、杰出诗人。
作为“被逐罪臣”，杨慎被放逐滇南三十多年，在永昌、安宁、大理、昆明、高峣等地，都有他居住过的痕迹。他虽然被逐出朝廷，充军边地，但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游子。他没有消极颓废，坚持奋发有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仍然保持了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高贵品质。在放逐期间，当他发现昆明一带的豪绅借口修治海口而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坑害百姓时，不仅写出《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对豪绅、地方官吏的恶劣行为加以抨击，还利用曾经是朝廷大员的关系，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详细解说所谓修治海口“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7]，力言这样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必须加以制止。
作为文化人，在知识海洋中的学习是永远的。即使在贬谪时期，杨慎依旧嗜书如命。虽然在边塞荒凉地区的图书资料相当缺乏，杨慎却做到了读书、著述始终不停顿。杨慎认为，要“知天下”，只有两个方法，一是要读万卷书，从别人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前人掌握的知识;二是要行万里路，从亲身经历和实践中去获得并验正知识的正确性。他经常对人讲：“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8]杨慎在滇三十多年，不仅“书无所不览”，刻苦向书本学习，而且还坚持向实践学习。他的习惯是每到新地方，就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如此，既便于对当地风俗民情的调查了解，又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杨慎从踏上谪戍之途的那一刻起，就誓言决不成为“天地之蠹”。他不想闲度日月，惟有能做的就是创作与著述。那时的云南，文化并不发达，典籍很少。杨慎凭借自己的苦学、实践、记忆，在读书、考察、游历的过程中写出不少关于云南山川风物的笔记。他的《滇程记》《滇载记》《云南山川志》《南中集》等等，收集了《古今谚》《古今风谣》等等选本，以及《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记古滇说》等等注释性书籍。杨慎在云南的著述，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杨慎在不忘著述的同时，还努力促成边疆各族与汉民族的文化大融合，直接推动和发展了云南文化。他在云南无论到何处，都坚持以文会友，与当地官员、文化人及少数民族头人发展良好关系。他对愿意学习的云南士子，即以传道授业、诗文交往等多种方式，让他们通过讨论切磋得以提高。他主动为滇籍各地作者编选诗文集，为他们撰写诗文序跋、进行点评，推荐滇籍作家，倾尽全力去发展与提高云南文化。李一氓同志在《题升庵纪念馆》的题词中说：“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化，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9]
据青青在《爱廉说》一文中的统计，杨慎充军云南前，云南只有20多人写有著述40多种;杨慎赴滇后至明末，云南共有150余人写有著作260余种。[10]这当是杨慎发展與提高云南文化的良好效果。云南第一个少数民族学派“杨门七子”，也是由杨慎加以培养的。有论者认为“杨门七子”在云南掀起了全方位的汉文化传播高潮，其传播活动的质量很高，造成全国文坛中心一度南移。
杨慎在谪滇游历期间，还创作出大量反映云南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诗词作品。这些诗词作品，让世人对云南、尤其是对云南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今天，杨慎的这些诗词作品，运用在云南的旅游服务中，对云南旅游文化形象的提升，对云南旅游文学繁荣发展的促进和推动，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杨慎个人虽遭不幸，然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西南地方文化来说，却是一种“幸运”。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2]王文才：《杨慎学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杨慎列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4]（清）谈迁：《国榷》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
[5]（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之《大礼之议》，中华书局1984年版。
[6]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五十八章，中华书局2008年版。
[7]段德李：《谪滇状元杨慎心迹探微》，载《云南文史》2015年第3期。
[9]何守伦：《金江古渡：杨升庵登楼赋诗之地》，载《丽江日报》2017年3月17日。
[10]青青：《爱廉说——成都历史上的清官廉官故事》，载《成都日报》2015年5月23日。
作者：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