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博学诗论视野下的李白接受进程及诗歌对话——以杨慎为中心
《天中学刊》 2016年5期
作者：苏焘
明代博学诗论视野下的李白接受进程及诗歌对话——以杨慎为中心
苏焘
（绵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明中期杨慎以其宏博之学，对唐诗尤其是以李、杜为代表的诗歌发展史的评论，既显露了其才、学兼容视角的理性解析态度，也较为典型地代表了明中期理学变革期和复古诗学接续期融政教、艺术功能为一体的复杂文学思想。杨慎与李白相似的才子性情，对李白遭际的理解同情，以及对李白同乡先贤身份的认同，皆显现出他对李白极具个性的独特理解。
李白；杨慎；博学；摹仿；对话
从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和接续来看，杨慎所处时期正介于明中期前、后七子之间的过渡阶段；而从对唐诗学梳理反省的角度来看，杨慎本人的独立观点以及对七子理论以外诗歌的关注，则代表了在理学变革和复古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此时期诗歌批评和诗歌接受领域复杂多元的思想动态。尽管后来诸家评论皆对杨慎的“六朝论”诗学观多有侧重，如王世贞说“凡所取材，六朝为冠”[1]31，钱谦益说“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2]3778等，但杨慎博学宏览的知识底蕴和考据求实的学术精神，以及其“高明伉爽之才”[3]64，却并未拘限于单纯的“六朝之学”和“六朝之才”，而是具有更为广博的视野。杨慎“年未总角，已着诗名”[4]，14岁入李东阳门下，24岁状元及第，37岁后远谪滇南，从仕宦生涯看，亦可谓天授其才而时不遇矣。但杨慎的非凡才力和长久的谪戍生活，却使得他在诗文创作和学术研考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而在明代学界和诗文领域有颇高地位。《明史》本传评为“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5]5083，而明人亦评曰“清新绮缛，独掇六朝之秀……才情学问在弘正后、嘉隆前，挺然崛起，无复依傍，自是一时之杰”[6]348，皆可见出对其才、学的推重。正是因为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5]5105，“其穷极词章之绮靡，可以见其卓绝之才；其牢笼载籍之菁华，可以见其宏博之学”[7]127，所以杨慎在对唐诗尤其是以李、杜为代表的诗歌发展史的评论方面，既显露了以才、学兼容视角对诗歌的理性解析态度，也较为典型地代表了明中期理学、心学变革期和复古诗学接续期，融政教、艺术功能为一体的复杂文学思想。而他与李白相似的才子性情，对李白遭际的理解同情，以及对李白同乡先贤身份的认同，也显现出他对李白其人其诗极具个性的独特理解。
一
杨慎博采众家的诗学理念，使得他对诗歌复古的看法能够由盛唐延伸至初唐六朝以及中晚唐时期，对盛唐李、杜的评价具有自己独特的诗史眼光。杨慎曾对苏洵的“经史互证”观点深为服膺，“尝欲以汉唐以下事之奇奥罕传者汇之，而以苏、李、曹、刘、李、杜、韩、孟诗证之，名曰《诗史演说》”[8]368，因此在论述李、杜诗歌之时，杨慎更注重诗歌源流和影响等方面。以宏观的诗史分期及代表地位而论，杨慎对李杜并举和推崇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理论阐述和自己的诗句中，曾屡屡表达对二人的赞誉、倾慕之情，如引司空图的诗论说“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在《续东坡狂云妬佳月》中复述韩愈之观点说“光焰万丈长，江河千古注”，在《雨夕梦安公石张习之觉而有述因寄》中自言云“执鞭从李杜，倾盖许班扬”。在《升庵诗话》中，杨慎专门列有“评李杜”一条，其曰：“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与？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与？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9]850对李、杜的“神”“圣”之论虽宗承前人，但亦表明杨慎对二人不同风格的清晰认识。除了这种诗史视野的观照以外，杨慎还有对李、杜艺术创作才能的一些细部评价，如“论诗文雅正，则少陵昌黎；若倚马千言，放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8]402，可见其对才情天赋和文思敏锐的看重。又如《升庵诗话》中“巫峡江陵”条评李杜对《荆州记》“朝发白帝，暮到江陵”一语的化用，杨慎认为：“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乌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9]716对“李杜优劣”的阐发，成为后来王世贞等说杨慎“扬李抑杜”的直接依据，即所谓“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9]1005。杨慎曾从诗史的宏观角度对杜诗做过深入的解析。如：“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防，实自杜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9]73再如：“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三百篇》皆纳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8]569这些都是从诗歌源流和传承的角度，对杜诗体备众家、“含蓄蕴藉”的特征以及对宋诗的不良影响进行的客观评述。但从杨慎的才子身份、放谪生活以及其“胡粉傅面……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9]1053的纵放不羁举止及诗歌的情感价值和艺术创造力来看，其心理上对乡贤李白当更有倾斜。以此而言，杨慎“亦太愦愦”这样带有情绪化的论断，恰恰反映出其作为才子型诗人对李白最真实的接受心理。
因为对李白的才高不遇和谪戍流放有着心理上的相通与体认，所以杨慎在诗文中，常常以抒怀和议论相兼杂的方式来论述李白的怀乡失意以及考述其故里家世，从而寄寓自己的悯时伤怀之情。如在他与张含合编的《李诗选》中，杨慎详细考论了李白的出生地、山东和东山之误以及陇西李氏之辨等，认为“族姓郡国，关系亦大矣，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余故详著而明辩之，以订史氏之误，姓谱之缺焉，若夫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岂容喙哉”[8]43，在看似激烈的语辞之间，实际上寄托了杨慎心底深处的归乡之思。此类情怀，在《四川总志序》《周受庵诗选序》中也屡屡被提及，如“若夫陈子昂悬文宗之正鹄，李太白曜风雅之绝麟，东坡雄辨，则孟氏之锋距”[8]26，“陈子昂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8]34，等等，亦同如此。而在对李白诗句的解析中，杨慎亦每每以“怀乡”为主旨进行阐释和考订，如《升庵诗话》“太白怀乡”条云：“太白《渡荆门》诗：‘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送人之罗浮》诗：‘尔去之罗浮，余还憩峨眉。’又《淮南卧病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云：‘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皆寓怀乡之意。”又如“杜鹃花”条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怀西蜀故乡之诗也。太白为蜀人，见于《刘全白志铭》、《曾南丰集序》、魏杨遂《故宅祠记》及自叙书，不一而足，此诗又一证也。近日吾乡一士夫，为山东人作诗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东人也。余以前所引证诘之，答曰：‘且谄山东人，祈绰楔赀，何暇核实。’”从对诗句解意和考述来看，很鲜明地体现了杨慎对李白诗歌分析的才、学兼具的特色。这种以李白为标志的乡邦情结的流露，无形中为杨慎的李白解读带上了特有的地域色彩，即后人所论“杨用修好誉其乡人，屡尊李白”[10]977。因而在提及蜀地才人时，后人亦常将杨慎与李白并列，如“李青莲、苏眉山均擅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升庵先生……是宁啻与苏李鼎峙，实兼之也”[7]60，“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11]23，以杨慎“戍仙”之谓，而对应于李白之“谪仙”，就李白的接受历史而言，也可谓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二
杨慎才、学兼顾的立场，使得他对李白诗歌的解析一方面着眼于字词、本事的考述，另一方面亦着眼于句法篇章和风格源流的阐释，因而初步具有了述、论结合的特征。
首先，是论李诗字词用法。杨慎举李诗“玉窗青春下落花”说明“花已落，又曰下，增之不觉缀，而语益奇”。又举“水尽南天不见云……不知何处吊湘君”说明“前句云‘不见’，后句‘不知’，读之不觉其复。此二‘不’字，决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之拘拘耳”[9]817。这种对重字的有意指出和“不觉其复”的论评，正表明杨慎对用语自然、不加雕饰的看重，如他对李白“向月楼中吹《落梅》”一句中的用韵分析：“下‘吹’字音去声，不惟便于读，亦义宜尔也。”尽管此处的分析可能并不深刻，但从中却不难看出杨慎对音声流畅的标举意图。这对后来谢榛等人对音韵“清浊抑扬”的辨析等皆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其次，论李诗句法篇章。如“在太白句法”条论前后之照应：“太白诗：‘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又云：‘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岂是’、‘殊非’，变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韩琮诗：‘晚日低霞绮，晴山远画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乡时。’亦祖太白句法。”又如在“李白横江词”条论句法变化：“太白以一句衍作二句，绝妙。”他还着重论述了李诗不拘对偶的天成自然特征，在“李太白论诗”一条中，他说“李太白论诗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其赠杜甫诗有’饭颗‘之奂，盖讥其拘束也”。所以杨慎认为“五言律，八句不对，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八句不对，太白浩然皆有此体”等，既不纳入律体，则大可归为古诗之杰出者。因此杨慎评刘方平《梅花》诗时所谓的“既不用事，又不拘对偶，而工致天然，虽太白未易先后也”，正是对李白诗歌超然不拘艺术特色的恰当总结。而对李诗“不拘”的肯定，也表明杨慎对诗体规则有着相应的理性认识，所以他在《升庵诗话》中，对高棅将李白五律《登新平楼》归入古诗体裁提出了“诚盲妁也”的严厉批评。
再次，论李诗源流风格。杨慎论李诗源流的观点有二，一是魏晋六朝论，认为李杜皆曾宗法《文选》之诗风：“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我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并评价刘辰翁说“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对于李白学《选》诗，杨慎举过具体诗例以作说明，如论李白学徐陵诗：“徐陵诗：‘竹密山斋冷，荷开水殿香。’太白诗：‘风动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语。”又如论李白学谢灵运：“李白诗：‘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按谢灵运有《东阳江中赠答》二首云：‘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答诗云：‘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太白盖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以及论李白学魏收：“此诗缘情绮靡，渐入唐调。李太白、王少伯、崔国辅诸家皆效法之。”此类论断，注重了对李诗流丽清畅抒情特征的阐发，皆可见出杨慎所持的六朝诗论倾向，正如他评王邱诗时所说“清新俊逸，太白之先鞭也”。二是古乐府论，即认为李白乐府在辞句和命意上皆来自古乐府，杨慎在“太白用古乐府”一条中有较为集中的论述，全录如下：
古乐府：“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曰：“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古乐府：“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则云：“三朝见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古乐府云：“郎今欲渡畏风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古乐府云：“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李反其意云：“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古选，信矣。其《杨叛儿》一篇，即“暂出白门前”之郑笺也。因其拈用，而古乐府之意益显，其妙益见。如李光弼将子仪军，旗帜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语，信口无非妙道，岂生吞义山拆洗杜诗者比乎？
所谓“生吞义山拆洗杜诗”，实际上正透露出杨慎对李白在唐代乐府诗发展过程中的传承地位和独特价值的肯定，结合前述对效仿杜诗者流弊的批评，不难看到杨慎的艺术审美视角，即其在《李诗选》中对《荆州歌》评论：“唐人诗可入汉魏乐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张文昌《白鼍谣》、李长吉《邺城谣》三首而止，杜子美却无一篇可入此格。”[12]302从这方面来说，这与稍早于他的朱谏所持的李诗乐府观亦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就古诗、乐府所固有的“美刺”讽谏”等政教道德功能而言，杨慎亦采取了兼善不偏的态度，如他评《巴陵赠贾至舍人》：“太白此诗解其怨嗟也，得温柔敦厚之旨矣。”但同时也在《大招》中说：“止取穷理不取艳词，则今日五尺之童能写仁义礼智之字，便可以胜相如之赋，能抄道德性命之说，便可以胜李白之诗乎？”[8]376由此可见，杨慎结合儒家诗教观点对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给予了较为客观和理性的评判。
三
从艺术传承的角度对李诗进行解析，以及对清畅自然等风格的推许，是杨慎评价李白和师法李白的重点所在。“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张含在《南中集序》中有“杨子冠之年也，其修辞荡放流动，沨沨乎入李白”之说，所谓“荡放流动”和“沨沨”，正点出了杨慎学习李诗的流畅纵横等特征，而这种以才力为据的风格，在杨慎后期的诗歌中，则多有转化，呈现出壮激之气。在对李诗以意象、气势以及语辞等的学习过程中，杨慎的乡贤之慕又常常融入其中，因而每每具有对李白、苏轼的兼纳现象。其颇具飘然之气的长短句《月溪曲为晋宁张太守赋》最能有所代表。全诗录如下：
青天行月溪行水，水月相去八万里。龙宫罔象巧能移，月行翻向清溪底。月溪主人家在涪江滨，襟怀洒落意清真。金波影里流金篆，玉练光中卧玉轮。月溪子，君不闻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洞鉴虚明有如此。又不见东坡赤壁水月赋，太白青天问月歌。二仙仙去去不返，广寒宫阙高嵯峨。今夕复何夕，逢君螳螂河。举头见明月，正照金叵罗。持斧邀吴刚，开蓬纳嫦娥。杀却虾蟆绿烟灭，斫却桂树清光多。共言银烛未须秉，不饮如此良夜何？仙舟归来仍我过，解红软舞柘枝傞。主人踉跄客逃席，起看江月坠江波。君家侍立小童清似玉，擘笺泥我醉写月溪曲。[13]1404
此诗出现的青天、清溪、问月、嫦娥、桂树等意象，既有李白的清泠飘逸，亦具苏轼的洒脱旷然，将太白及时行乐的狂纵与东坡略带理性的感慨融为一体。这种对太白、东坡笔下的“月”意象有所兼融的创作方式，在七古《卧月引为钱节夫赋》中亦同样有体现，如“手持宝月金仙偈，口诵明星玉女章，自言五华峰头住，梦游玄圃樊桐路，御风学雾两无心，惟爱月华笼海树”等。尽管在杨慎诗作中曾流露过对李白谪放的同怜自伤之情，如《恩遣戍滇纪行》“远游吊屈子，长流悲谪仙，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潸然”，《水峡驿观瀑布泉行》“乘兴聊赓太白篇，知音莫笑徐凝恶”。但就对李白诗意的理解而言，杨慎更多是在继承效法中抒发了与其类似的迭宕不羁和豪壮之情，此类诗作主要集中在七古歌行和长短句一类当中，如《后神楼曲》“吾闻仙家五城十二楼，樊桐方丈绕瀛州，长风引舟不可到，环中根像空神游”“游仙梦觉闻清啸，载赓清润连清调，愿从广成顺下风，肯许襄童窥末照，咸池蒙汜纷如驰，扶起混沌须神医”，《寄题陈海樵息柯亭》“一口汲尽东海水，海底珊瑚樵作薪”，《辛卯除夕饮潘郎金斗歌》“招揺掲柄转春星，沆瀣腾波挹仙酒，天涯今夕岁云徂，痛饮狂歌夜良久”，《太华山歌送陈子学》“登临不问烟霞侣，但借神池一勺洗尽区中埃”等，其所营之境与所发之情，皆有纵放狂歌之气势。而在《结交行赠张季文兼寄刘建之》《观金润甫画壁歌》《画草虫为黄月坡赋》等长短句中，杨慎则将这种纵放化蕴为愤郁壮激，颇显雄健阔大之风。由于杨慎对李白诗歌古、律的清晰辨体之论，除了古诗歌行之外，他还对李白古、律相间的风格亦有宗法，如五律《西施咏》，其自注云“张禺山云，绝似太白”，王夫之亦盛赞其《折杨柳》为“以古诗为近体者，唯太白间能之，尚有未纯处，至用修而水乳妙合，即谓之千古第一诗人可也”[14]1402。
杨慎对李诗字句的考释、风格源流的梳理、政教内涵的肯定、艺术风貌的辨析以及对李诗的师法摹仿等，反映了他作为才子诗人和博学之士的多元兼容接受心态，也反映出明中期主流诗论之外对李白诗歌的解读方式。尽管杨慎所代表的六朝派诗论有专门针对七子盛唐论的因素所在，但杨慎的才、学兼具思想，却对后七子与明后期李诗的审美分析以及选诗评论等皆产生了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世贞．明诗评[M]//丛书集成初编：2583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2] 钱谦益．列朝诗集：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刘大昌．升庵南中集续钞·题辞[G]//杨升庵丛书．王文才，万光治．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
[5]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 薛蕙．升庵诗序[G]//王文才，张锡厚．升庵著述序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8] 杨慎．升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12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9]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张建业，等．李贽全集注：3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2] 裴斐．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部[G]．中华书局，1994．
[13] 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4] 王夫之．明诗评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6．
〔责任编辑 杨宁〕
2016-01-30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C13E047）
苏焘（1977―），男，四川南充人，副教授，硕士。
I206.2
A
1006−5261(2016)05−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