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慎《滇程记》看明代云南交通
《云南档案》杂志 2019年3期 作者： 黄建红
一、以云南永昌作为戍地的政治及地理缘由
“大礼议”事件中，杨慎因耿直抗上，被朝廷降旨谪戍云南永昌。在《滇程记》的题跋里，杨慎族孙杨宗吾记述了乃祖参与“大礼议”事件的经过：“当世庙初立，天威震临，斧钺鼎镬，或前或侧，（杨慎）畴不畏缩，以固禄位，乃独首倡，伏阙缘礼，披忠吐胆，樱逆鳞触，忌讳几毙”。因“乃独首倡”，杨慎被“廷杖投荒万里，在滇者四十余年”。
朝廷选择云南永昌作为杨慎的戍地，并非单一的刑律判罚，而是严峻的政治事件。明朝刑法规定，流放分四等：安置、迁徙、口外为民、充军。充军按戍地不同，又分为极边、烟瘴边、沿海口外、边卫四等；按时限不同，分终身与永远。“终身”到本人死为止，“永远”则罚及子孙，勾丁补缺，本人死后由子孙顶替。杨慎属“永远充军烟瘴”的重罚，是终身服役的军户，“永不许还朝”。
明代流传一句谚语：“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意思是：宁愿充军到离关外三千里的苦寒之地，也不愿意充军云南。碧鸡关位于云南省城昆明西郊，已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畏途，而杨慎的戍所尚在离碧鸡关千里以外的永昌。据《明史》载，明代几度征讨缅甸，均因“暑瘴退师”、“瘴作而还”，永昌地处中缅边境，在当时人们的认识里，是险恶的瘴疠之乡。而瘴疠，通常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通读杨慎的戍滇诗文，可以看出在戍滇生涯前期，对于离开政治中心北京，杨慎内心有一种轻松和喜悦，甚至希望尽快赶到戍地，“且喜脱幽挚，未暇悲道穷。矫首盼浮云，但羡高飞鸿。”（《南窜始发京》）抵达戍地后，杨慎作了一首题为《恩谴戍滇行纪》的长诗记述流放途中的见闻与感想——这首诗被认为是杨慎戍滇诗文的开篇。在诗题中，对于流放边地的判罚，杨慎视之为“恩谴戍滇”，流放之初，他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彻底悲观。但随着时间流逝，杨慎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到嘉靖不会宽恕自己在“大礼议”事件中的“首倡”之责，自觉“归望微茫外”，对特赦或减刑逐渐死心。有一年，杨慎行役途中生病，在杨林（今嵩明境内）养病，时值友人来探望他，想到“关山尽是销魂路”，杨慎悲从中来，泪流不止，发出了“遥想生还成幻梦，纵令死去有谁怜”的感慨（《杨林病榻罗果斋太守远访》）。
二、从京城到戍地的路线与行程
嘉靖三年（1524）秋，杨慎出京赴滇戍边，其行程在《滇程记》里有详细记载。杨慎及押解他的吏员沿大运河乘船南下，由潞河南行，溯江西上至江陵，拟沿普安入黔道进入云南。
杨慎一行先后途径河北、湖北、湖南等地区，于1525年正月初一，到达贵州境内的新添，经过半月行程，过贵竹司（今贵阳）、威清卫，于元宵节到达平坝卫。正月下旬，经普定、安庄、渣城驿、白水、关索岭，过北盘江、普安、亦资孔驿，抵达平夷所（今曲靖富源），进入云南境。后经交水（今沾益）、南宁驿（今沾益县城）、马龙州（今马龙县）、木密所（今寻甸）、杨林所（今嵩明杨林）、板桥（今官渡区大板桥），进入省城昆明。
出昆明后，杨慎一行过安宁州（今安宁连然）、禄脿驿（今安宁禄脿）、老鸦关巡司（今禄丰县城以东）到禄丰。经南平关（今禄丰彩云）至舍资驿（今禄丰一平浪），达广通驿（今禄丰广通），途经回蹬关（今禄丰回蹬山）至楚雄府（今楚雄市鹿城），过吕合驿（今楚雄市吕合）达镇南州（今南华县龙川），经沙桥驿（今南华县沙桥）、普淜驿（今祥云县普淜），过云南驿（今祥云县云南驿）、定西岭，达赵州（今大理市凤仪镇）、下关（今大理市下关）。过漾备驿（今漾濞县苍山西镇）进入永昌府境，经打牛坪（今永平县东北大古坪），达永平县（今永平县博南镇），经霁虹桥渡过澜沧江，到达戍地永昌府城（今保山市隆阳区）。
在《滇程记》中，杨慎对云南境内的界程作了详细记录：“自亦资孔驿至永昌凡二十四驿，一百五十六亭，一千五百六十里为云南域。”在《滇程记》的跋中，杨宗吾梳理了杨慎戍滇的行程：“自亦资孔三程至南宁曲靖府，又四程至云南治城昆明，又六程至楚雄府，又七程至下关、大理、龙尾关，又五程至永昌府。”“一程”即一天的行程，从云贵交界处的亦资孔到戍地永昌，共用时25天。
杨慎启程赴滇前，受过两次廷杖，伤情严重，拖着病体上路，其艰辛痛苦非寻常行旅可比，在《恩谴戍滇行纪》中，杨慎用“赭衣裹病体，红尘蔽行车”描述自己的戍滇旅程。《补续全蜀艺文志》记载，经过万里奔波抵达昆明后，杨慎已经疲乏不堪，本想休养一段时间，借机医治病体，当地官员却不允许，催促他继续赶路，杨慎“力疾冒险抵永昌，几不起”。
三、《滇程记》的内容及意义
抵达永昌后，杨慎开始了自己的戍滇生涯，除数次返回四川老家探亲或寓居外，他一直生活在云南，直至死于戍所。杨慎的人生被谪戍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自号：博南山人、博南山戍、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
在赶赴戍地永昌的途中，从陆路起点江陵（今湖北公安）开始，杨慎逐日记述每天经过的驿亭里程，对沿途地名、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土民情等也详加记录。抵达戍所后，杨慎着手整理手稿，编著《滇程记》，这是一部日记式的书，详细记载了他自江陵至永昌驿站的旅程以及沿途见闻。在书中，他不仅追溯了各条入滇通道的历史，而且亲历其中的主要路线，把所经的驿、亭记录下来。
《滇程记》的后记中，杨慎总结了成书的过程：“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乃登陆，鬟流弓折几万里而倍矣。江陵以西，山川益以遐，目益以旷，心益以悲，壮趾竭来，梦想未到，岂诗人之登高，史氏之足迹耶？然休旅之暇，犹不忘性习，乃作《滇程记》。”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杨慎族孙杨宗吾将《滇程记》的手稿刊印成书，存放于杨氏家塾。在《滇程记》的题跋里，杨宗吾介绍了该书的来历及内容：“此先太史公谪戍永昌，述征叙行，而题之为《滇程记》。观其所纪，大言言山川，小言言花鸟，余言言风物，因录而梓之家塾。”
杨慎关于云南的专著，主要有四部《滇候记》《滇产记》《滇载记》《滇程记》等四部。《滇候记》《滇产记》已失传，只有《滇载记》和《滇程记》流传下来。《滇载记》刻本多，流传较广，《滇程记》则较罕见。
1962年，学者方国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署名“路工”、题为《访书见闻录》的文章，文中提到作者藏有《滇程记》一书。方国瑜到北京后，专程去寻访该书，请友人向该书所有者借阅，并抄录了一份副本寄给他——底本即万历三十三年杨宗吾刻本。数百年后，《滇程记》辗转回到了它的诞生地云南。
《滇程记》详细记录了云南的交通状况，可与史志中的相关记载相验证。明诸葛元声在《滇史》中描述云南的交通：“西南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下井。”“上高山疑为登天，下陡路则几同赴壑，羊肠鸟道，修之实难。”
杨慎记述“滇路险绝首程”白水驿与渣城间的道路：“有悬崖叠水，飞流瀑布，自山端下注……有象鼻岭，左右皆崖箐，万仞中仅有道如梁，行者栗且汗。”
进入云南的道路沿途多瘴疠，行人视之为畏途，“渣城驿……饶瘴疠，草青之月有绿烟腾坡，散为宛虹駮霞，触之如炒粳菡萏，行人畏之。”
澜沧江瘴疠险恶，两岸壁立，当地人在岸边开凿桥基，先架设铁索，再铺上木板作为桥面，建成跨度达千尺的铁索桥。澜沧江桥“越有大瘴，零雨始旭，草玄叶脱时，行旅忌之。江流介二山之趾，两岸壁峙，截若墉起，因为桥基，桥缆铁梯木，悬跨千尺，束马以渡。”
漾濞江上，人们架木飞梯为桥，行人过往时往往战栗，“桥皆架木飞梯，横榰悬度，人上之栗。”
杨慎对各驿站之间的里程进行了亲测，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马龙州达易龙，号三亭，实八亭……易龙所达杨林，号三亭，实七亭。”《滇程记》中，一亭为十里，前人认为马龙到易龙、易龙到杨林之间的路途都为三十里，经过亲测，杨慎认为实际路程分别是八十里和七十里。
《滇程记》还对入滇道路各省的里程作了统计：“自公安至偏桥二十五驿，一百四十九亭，一千四百九十里；自兴隆自亦资孔凡十五驿，一百二十亭，一千二百里；自亦资孔达永昌，凡二十四驿，一百五十六亭，一千五百六十里。”湖广入滇道湖北湖南境1490里，贵州境1200里，云南东界至永昌1560里。
因为记述翔实完备，《滇程记》甫一成书，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云南的一些地方志，甚至引用《滇程记》作为相关章节的内容。天启《滇志·旅途志》中的“普安入滇路”，即引用了《滇程记》对“入滇东路”的记述。编者在后记中指出：“太史杨庄介公得罪南窜，自公安至博南，为《滇程记》。亭徼之远近，山川之险夷，尽此矣。今取其自会城至沅州者稍增损。”
方国瑜对《滇程记》评价甚高，认为：“此书所记山川、里俗、风谣可供考史，盖明代记此路程之作，莫先于此书，且多翔实可信也……此书记其经历，较为难得之作也。”史学家谢国桢认为，明清以来记述云南的诸多书籍，“以明杨升庵《滇载记》《滇程记》为最善”。有的学者则把《滇程记》誉为“第一部中原至云南的旅程指南”。
康熙二十六年（1683），行人司行人徐炯出使云南大理，他以杨慎《滇程记》作为旅程指南，沿书中所记路线进入云南，并按《滇程记》所载逐日查对经行站点，记下沿途见闻，辑为《使滇日记》。经过周密细致的考察验证，徐炯认为杨慎对沿途驿站、里程、路况的记述是精准的，具有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按照《滇程记》记载的驿馆赶路、住宿，“始终不可越站也”。
四、《滇程记》对“入滇三道”的记述
在《滇程记》开篇，杨慎对明代中原地区进入云南的三条通道进行了记述：“中州达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武侯南征乃大辟焉，唐曰姚嶲路。起泸州、溯永宁、走赤水、达曲靖，曰西路，唐天宝中，出师伐南诏亦由此进。至元世始开邮传，今因之焉。出湖藩、转辰源、经贵州曰东路。肇自庄蹻，立传则自国朝始。”
第一条为“姚嶲路”，经邛（今四川邛崃）、雅（今四川雅安）、建昌（今四川西昌），从会川（今四川会理）渡过金沙江，进入姚安（今云南大姚）、白崖（今大理弥渡）。在祥云中转，往东可以去往大理，往西可以到达昆明。“姚嶲路”是有文献记载较早进入云南的道路之一，因此杨慎称之为“古道”，历史上又被称为“建昌道”“零关道”“西川道”“清溪关道”。
唐朝与南诏时期，南诏的行政中心滇西大理，“姚嶲路”是当时主要的入滇通道。到了宋代，这条道路的地位逐渐下降。元朝，站赤和急递铺遍布全国各地，“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立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朝十分重视对云南的经营，沿“姚嶲路”设立了24个驿站。
元代，云南的行政中心东移至中庆（今昆明），“姚嶲路”云南境内的路线也随之东移，祥云及姚安不再作为必经之路。从昆明出发，经富民、武定，到达姜站（今元谋县姜驿），由此渡过金沙江，即进入四川会理地区，然后经米易、德昌、西昌、冕宁、汉源、雅安、邛崃等地，可到达成都。
明代的“姚嶲路”（时称“建昌路”“建越路”），路线基本延续了元朝时昆明至成都的驿路。明朝十分重视驿道的建设，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朝廷修筑四川境内及通往邻省道路，修治了四川通往云南的建昌路，并疏通了永宁河水路。
“姚嶲路”曲折陡峭，杨慎经过祥云段时，作诗形容此路：“路绕羊肠转，云从马首开”。另外两条入滇道路大幅修治后，“建昌路”逐渐阻绝，崇祯十一年(1638)，旅行至云南元谋的徐霞客途径金沙江元谋段时，记录了建昌路情况：“江驿向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久无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检司带管。”
需要注意的是，杨慎认为“秦常頞略通五尺道”为“姚嶲路”的一段，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常頞疏通的五尺道应为入滇“西路”的一段。
《滇程记》记载的第二条入滇通道为“西路”，经四川泸州，过永宁（今四川叙永）、赤水（今赤水河），进入曲靖地区。这条道路因山路险要，滇蜀交界处路段宽仅五尺，被称为“五尺道”，因经过滇东北交通枢纽朱提（今云南昭通），又称为“朱提道”，该道经过昭通盐津县石门（豆沙关），有史书又将其称为“石门道”。“西路”是官方开设的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通道，在公元前221—217年间就已经开通。
唐朝与南诏天宝战争期间，“西路”曾一度断绝，樊绰《云南志》记载：“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后遂避绝。”公元793年，南诏请求归唐，唐遣巡官崔佐时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大理点苍山。794年，唐朝派御史中丞袁滋持节赴云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袁滋由戎州(今四川宜宾)沿“五尺道”入滇，经盐津豆沙关时，在山崖上刻石题记。袁滋摩崖原文中有“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可见在唐朝，五尺道曾设置驿站。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诏开乌蒙道……水陆皆置驿传。”至元十三年（1278），“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置立站驿，修治道路”。
明朝建国初年，朝廷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在进兵的同时，伴随着移民、军屯、修筑道路等一系列政治行为。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进军云南地区时，“乘兵势修治道途，务在平广，水深则构桥梁，水浅则叠石以成大路。乌撒（今贵州威宁）、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之地亦皆治之”。同年，令水西(今贵州大方)、乌撒、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参与修路，诏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
明代，因经过乌蒙、乌撒地区，《滇程记》中的“西路”又被称为“乌蒙道”或“乌撒道”。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降旨：“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杨慎戍滇，从昆明到大理的行程，大都沿着洪武二十年开设的驿路通行。
在《滇程记》中，入滇的第三条道路为“东路”，经贵州贵阳、安顺、普安，进入曲靖地区，以贵州贵阳和云南昆明作为起止点，“东路”又被称为“昆明贵阳道”，因经过普安，也称之为“普安道”。它是“普安通湖广道”的一部分，沿着这条道路出贵州后，即进入湖南和湖北，进而通往中原及北方地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遣官修治湖广至云南道路”，这次修治云南经贵州至湖广的道路，即《滇程记》中的“东路”，这条路明代才设立驿传。
“东路”通行情况较好，较之“姚嶲道”与“西路”，路程也较短，在明朝时期，是云南最为重要的出省驿路，杨慎戍滇，所行即是“东路”。“东路”因是亲历，记述比较详备。方国瑜认为：“使滇驿程取此道，所见行记制作甚多，而莫先于杨慎此记，考校行程，可供参证。”
戍滇期间，杨慎作诗形容明朝廷在云南地区的交通建设：“圣代扫氛埃，万里通航辙”。通过一系列的筑路活动及设置驿堡铺哨，相较于之前的历史时期，明代云南的交通取得了较大进步。
交通受政治影响较大，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天启《滇志》记载：“国朝通滇为列藩，其入觐之路，置传设驿马，曰东路（即普安道），间道走蜀者为西路（即乌蒙道）。顷岁安氏衡决，乌酋吠声，东西道短，因北走金沙、大渡，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患，复不能以时开通。”明朝末期，社会动荡，明朝廷在西南边疆的统治力被削弱，“入滇三路”中通行情况较好的普安路、乌蒙路因沿线土司叛乱而隔绝，行旅不得已而选择走建越路（即“姚嶲路”），但因建越（今四川西昌、越西）“多夷患”，建越路无法确保随时畅通。
五、杨慎七次往返滇蜀的行程路线
杨慎戍滇期间，曾七次返回四川探亲或寓居，其路线对《滇程记》中记述的“入滇三道”都有涉及。杨慎既是文学家，也是有一位有实证精神，身体力行的学者——这从《滇程记》的创作初衷及过程即可管窥。杨慎七次往返滇蜀的行程，加深了他对云南与四川之间交通的认知，可以视为他对《滇程记》中“入滇三道”的实证。
在《三题板桥馆壁》，杨慎写道：“鬓毛尽向风尘白，往复滇云十四回”。从诗文中可得知，杨慎戍滇期间，回四川计七次，往返行程一共十四回。
嘉靖五年（1526）六月，杨慎听闻父亲病重，从居所安宁赶回老家探望。他从安宁出发，由昆明北上曲靖，经乌蒙府五尺道返家乡四川新都县。当年七月，杨慎携家返回戍所。此次返乡，杨慎所走路线为乌蒙入蜀道，即《滇程记》中的“西路”。因归家心切，杨慎“匹马间道，疾驰十九日”，从云南安宁到四川新都只用时19天。
嘉靖八年（1529）九月，寓居赵州（今大理凤仪）的杨慎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向云南巡抚欧阳子重泣血述情，得到朝廷允许，回老家处理后事。杨慎此次回四川奔丧，事发突然，且心情沉痛，未留下关于路线的记述。
杨慎《姨母黄淑人墓志铭》记载，“（父亲）葬后十年，乃以戎役过泸，始拜吊于家。”杨慎的父亲去世于1529年，十年后，杨慎回家凭吊，当发生在嘉靖十八年（1539），“泸”即四川泸州，与云南昭通隔金沙江相望，杨慎此次回家凭吊逝去的亲人，当是从昭通地区出云南境，走的是《滇程记》中的“西路”。
嘉靖十七年（1538）十月，杨慎奉军令“赴黎州（今四川汉源）勾当”，得以“便道还乡”。此次回乡，杨慎取道《滇程记》中记载的“姚嶲道”，从环州驿（今元谋县）入蜀。这条路险峻难行，渡金沙江时，杨慎作《元谋县歌》感慨道路的难行：“遥望元谋县，塚墓何累累。借问何人墓，官尸与吏骸。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三月春草青，元谋不可行，九月草交头，元谋不可游。”
在《滇程记》的记载中，“姚嶲道”的金沙江渡口位于姚安（今大姚），杨慎回四川时，金沙江渡口已东移到元谋。杨慎对这次行程的记述，可以视为对《滇程记》相关内容的一次补充修正。
嘉靖十八年（1539）十一月，杨慎再领戎役于重庆府（今重庆市），于是取东路，由贵竹司（今贵州贵阳）、播州司（今贵州遵义）北上泸州，后经泸州返回安宁戍所。
嘉靖二十二年（1543）三月，杨慎从安宁经杨林所（今嵩明杨林）往泸州，至乌蒙，过赤水。次年春，由重庆府转居泸州，四月经成都返滇。走的是《滇程记》中的“西路”。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杨慎借名复领戎役于蜀，侨寓泸州。云南的官员不催促他返回戍地，默许他久留四川。此时，杨慎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赦免，仍旧是戴罪之身，因此，虽然泸州离故乡新都不远，但他并不能回家。1558年10月，有人向云南巡抚告发杨慎擅离戍地，云南地方官员派遣四名指挥至泸州，将杨慎逮械还滇。同年11月，杨慎回到西山高峣。过南宁驿（今沾益）时，杨慎写了一首题为《南宁驿》的诗歌纪行，其中有“哀哉七十犹行役，白首龙钟泪不干”之句，七十岁仍在行役，内心的痛苦悲凉溢于言表。这首诗同时也可以作为考证杨慎还滇路线的线索，南宁驿是普安道上的驿站，由此可知，杨慎此行的路线为《滇程记》中的“东路”。
回到戍地之后，已经风烛之年的杨慎再未离开过云南。1959年，杨慎创作了一首题为《黄柏行》的诗歌，诗中有“只今行年七十二，犹作羁累滇海陬”之句，意为72岁之际，自己仍旧行役羁留于云南。黄柏苦寒，暮年的杨慎，心境亦如黄柏一般——写下《黄柏行》的这一年，杨慎死于戍所的一座破庙中。
结语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古代王朝国家边疆的伸缩以及疆域版图的变化，交通网络的畅通是统一国家、维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滇程记》，人们不但能管窥明代云南的交通，还能对当时的云南经济、社会、政治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