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人生遭遇
《文史杂志》杂志 2019年3期 作者：邓经武
摘 要：杨慎满腹诗书的才子气和大胆冲破既有藩篱的流氓气，是完成“百科全书”式文化创造的性格基础。而云南社会各界的保护和支持，是他成就获得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晚年对医学的关注和实践，则昭示着中国文化人自救和救人的传统理念。
关键词：才子加流氓;大礼议;流放;云南文化;中医药;渔樵人生
一、才子加流氓
自隋代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形成以来，到唐代，“殿试”已经成为科考最后环节的惯例。如武则天皇帝亲自主持“策问”，名次最高者位居候考者队列最前，是为“状头”，即“状元”。元者，始也，首也。长达千年的科举考试，产生了众多状元。由于不同时代以及皇帝的不同需求和兴趣偏好，“状元”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亦是千姿百态。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辛未科的状元冯涓（阆中人），就说不上有何作为;被誉为“巴渝第一状元”的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恩科状元冯时行（巴县人），也难说得上在中国文化史或政治史领域有多大贡献;成都人文允中，系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左榜状元。“左榜”者，是元代特有的蒙古人与汉人“双状元制”产物。他虽获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却落得个史籍“生卒年不详”的待遇，可见并无特异之处。因此，明代新都籍状元杨慎，就值得特别关注。
杨慎（1488—1559）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诸多创造性贡献，被多个学科所重视，而在大众层面也因为其名作《临江仙》，广为人知。正德六年（1511年），24岁的杨慎高中状元并授翰林修撰。读卷官李东阳、刘忠、杨一清相与称道其文笔“海涵地负，大放厥词”，可见其才气横溢，文笔纵横，眼界胸怀超乎常人，是个典型的才子，即如《明史》本传所说的“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他于诗文之外，有“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拙文所谓“流氓”，是说杨慎中状元进入翰林院后，常在北京城大街上化装微服，同那些官宦子弟们一起弹琴歌舞，在青楼通宵达旦狂欢。连宰辅李东阳也以“恩主”身份出面劝说他：“公子何必躬亲丝竹”。在云南时，他梳女性发式，脸上涂抹脂粉，头插鲜花，招摇过市。晚明时期沈自徽的杂剧《杨升庵诗酒簪花髻》所展示的，就是杨慎人生的一个真实方面。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老莲）名画《杨升庵簪花图》（1637年作），表现的是杨慎醉酒蹒跚，脸上涂白粉，头插鲜花，学生们抬着他，又有两个女伎随后，游走于街市。题款为：“杨升庵先生放滇南时，双结簪花，数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偶为小景识之。洪绶。”正是因为杨慎有“流氓”气质，所以他才能兴趣广泛且敢于创新，得以在诸多领域作出“百科全书”的贡献。其为人“天禀倔强”，这可以从其临终时《自赞》的“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为”看到。鲁迅当年为郭沫若画像为“才子加流氓”，虽有调侃之意亦不乏赞许之情，[1]故于此借用。
当朝首辅的公子、本人的状元身份、公众视野中的青年才俊等，这些都奠定了杨慎在正德、嘉靖两朝的文坛泰斗和学界领袖地位。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1517年）指责正德皇帝“轻举妄动，非事而游”，规劝皇帝“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倡言开明政治等，显示出參与国家大事的宏伟抱负。在思想文化领域，他首先批判了当时处于主流的程朱理学和心学，反对空谈心性，主张从事物本身去寻求自然发展的变化;又认为客观事物互相联系而又互相依存，认为事物存在矛盾斗争，其结果必然是“刚胜柔，实胜虚”;还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事物，即“世变如轮，无暂停也;人心如波，无少平也”。在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现象时，他十分强调“势”的作用，即从发展趋势上看问题，即：“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郡县非秦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他重视实践经验，认为“见睫者不若身历，胜口者不若目击”，肯定出于天性的生活欲望，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势利之心，这在其《性情说》中得到集中宣示：“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犹水也，情波也，波兴则水垫，情炽则性乱。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观于浊水，迷于清渊，小人也。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泛滥，与当时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相应和。杨慎在中国启蒙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价值，被专家概括为：“推崇汉学，反对宋学，尤为斥南宋朱熹，批判宋明理学之先声”。稍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写下《读升庵集》，表达自己强烈的共鸣，其《小序》说：“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余是以窃附悬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历之详，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
在文学美学思想上，杨慎张扬文学的华美和创作灵感，推崇汉魏六朝诗的“高趣”和绮丽，是以《明诗别裁集》的编者沈德潜说其诗“过于浓丽”，却不得不承认：“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队”。他在《画品》卷一阐释为：“挥行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玄，无形因之以生，妙将入神，灵能通圣”。杨慎在前七子倡导的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独树一帜。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这当然还有着巴蜀文化“华美艳秾”美学传统的制约。杨慎站在时代的前沿，著述达100余种，涉及史、诗、文、音韵、词曲、戏剧、书画、医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乐府》。《四库全书总目》也肯定其“慎赅博圆通，究在诸子之上”。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资料。这就是一个“才子”之必然。
四川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有“四川不点状元，陕西不招驸马”之说。前者讲的就是四川人太过聪明，杨慎死后报复皇帝，破坏王朝运行机制。清雍正版《四川通志》卷八记载，杨慎死后，“黄安人帅子宁仁奔至滇。宁仁欲成丧（即运回成都举办盛大葬礼），安人以为不可，止之曰：‘幸而谪终，天威尚难测。律以春秋大义，自当藁葬。宁仁乃止。无何，世宗遣使启棺，见青衣布袱。使还以闻，帝感动，赐还原官。”这段史料，其实就是民间传说的底本。
以杨氏父子为首的“大礼议”事件对明王朝的影响极为深远。18岁的嘉靖皇帝在登基三年后皇位稳固，遂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诏谕礼部，试图违反制度为父母封号加“皇”字，群臣哗然。杨慎振臂高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使30人等共200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以维护国家大礼。众官撼门大哭，“声震阙庭”。皇帝震怒，下令严惩，四品以上官员86人停职待罪，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16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被杖死的不能再说，被杖伤的不敢再说，被流放没有再说的机会，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嘉靖帝获胜告终，66岁的杨廷和被免职回到四川新都，37岁的杨慎则远贬云南。长达45年的嘉靖王朝“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死，新皇帝穆宗即位次日颁布了嘉靖帝的遗诏：“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者恤禄，见监者即行释放复职”。杨慎因而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并追赠光禄寺少卿。
“大礼议”酿下的苦果，导致朱明王朝君臣离心离德，杨慎领头的这个事件，导致皇帝长达20年不理朝政，沉湎于内宫炼丹修玄，日求长生，以至于不堪承受其变态摧残的2个妃嫔和10个宫女，拿出丝绳勒住皇帝的脖子但未能致其死亡，这就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而百余个朝臣“妄议中央”遭受的重罚，也让朱明王朝官员从此感到寒心。恶果最终由崇祯皇帝承担。李自成大军破城之际，满朝文武装聋作哑都为自己打算，“朱明江山永不变色”是皇家的事，于己无干，所以崇祯帝上吊自杀前遗诏有“皆诸臣误朕”（《明通鉴》卷九十）之语。陪同他上吊自杀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晚明时期夏完淳的《烛影摇红》对此有着深深痛惜：“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珍履三千，凄凉千载！”
二、云南社会成就了杨慎
云南文化界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杨慎是对云南历史文化贡献最大的内地文人。但很多人都忽略一个关键性事实：杨慎主要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学术成就，乃得力于云南社会各界的热情帮助。漫长的37年流放生活，他的足迹几遍云南，这就是《明史》本传记载的“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杨慎行踪所至，常与云南文化人研究学问，谈诗论文，奖掖后进，设馆讲学，广收学生，还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再加上他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结构和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强大人格感召力，对云南文化的发展，确实多有促进。他又开明清两代考据学先河，成为一代杰出学者。现存的《滇程记》《滇载记》《滇候记》《南中集》《南诏野史》《云南山川志》等，都是他贡献给云南的人文历史重要典籍。
所谓杨慎的成就受惠于云南，其荦荦大者，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其临终（嘉靖四十年，1561年）遗言称：“死亦不忧，生亦不喜，生顺死安，可谓云尔。死于此，葬于此，斯已矣。师友相厚故及此，积善有报在诸子”，以此表现对云南各界人士的感激之情。他是嘉靖王朝“全国最大的右派”，按律当受流放刑法。明朝刑法规定，流放分四等：安置、迁徙、口外为民、充军;充军按戍地不同，又分为极边、烟瘴边、沿海口外、边卫四等;按时限不同，分终身与永远。[2]杨慎被嘉靖帝处以“永远充军烟瘴”的最高刑罚。但云南各界人士并未因此而歧视他，而是向他提供一切生活、调研、写作和著书出版等有利条件。
云南当局给予的宽松政治环境，使杨慎得以自由行走各处，随意交往官宦士人和平民。曾以右副都御史被派往云南巡察的嘉靖進士游居敬说：“前巡抚黄铁桥公、巡按郭公，为择安宁州云峰书院以居先生;黔国沐敏静公处以别墅，巡抚白泉汪公题其碑亭，巡抚擢司寇若溪顾公，为创广心楼于高峣，歌以纪之，皆好德之心所表见也。”[3]甚至有地方首脑因为保护这个“大右派分子”而获罪的例子：“巡按郭公楠、清戎江公良材极为存护，卜馆云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议礼诸臣，而郭亦被诏下狱为民。”[4]杨慎学生中的“杨门七子”亦是一时之俊秀，他们为杨慎的生活、出游、材料收集和写作提供了诸多条件。杨慎在《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注中说：“吴高河懋尝以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张半谷含、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为杨门六学士，以拟苏门秦、黄、晁、张、廖略云。余曰：‘得非于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不敢当也。”[5]“杨门七子”的文学与学术活动曾经盛极一时，他们的诗文创作与学术成就是明代云南文化繁荣与兴盛的见证。除七子外，杨慎还有不少得意门生，如杨慎助手白族人董难、丽江土知府木公恕卿、金齿司人汤琮、剑川人李东儒、昆明人黄凤翔、大理人梁佐、腾越人吴宗尧、保山人张必焕、太和人高可观等，都是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或文学家。[6]游居敬在《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说：“先生居滇，泛昆池，登泰华，游点苍并洱水，探奇挹胜，所在有述，人争宝之。”[7]。
其次，杨慎出身官宦世家，从其曾祖父杨玫起，一门五世为官。从祖父杨春起，四代出了六个进士和一个状元。父亲杨廷和历仕三朝，做了18年宰相。杨慎本人又是才高八斗的状元，以此魅力，云南文人墨客、滇中名贤、地方豪强皆乐意与之交往。爱惜人才的社会，必然会得到回报。杨慎到过今云南保山、弥渡、大理、剑川、昆明、安宁、晋宁、元谋、昭通、开远、巍山、澄江、建水等地游历讲学，每到一地，礼贤下士、宽以待人、授业解惑，所以“无问识与不识，咸载酒从先生游”[8]。游居敬说：“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虚日。好贤者携酒肴往问难，门下屡常满。”[9]友好的人文环境为杨慎融入云南社会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条件，其诗文中提到的云南人达200名之多。杨慎在云南的故交张含、王廷表等，门生丽江土官知府、纳西族人木公等，为杨慎提供了诸多切实的便宜条件。木公晚年将自已所写的《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六部诗集，派人送给住在昆明高峣的杨慎，以资求教。杨慎从其807首诗中精选114首，辑成《雪山诗选》，并热情地为他撰写序言。杨慎还为木公的诗集《万松吟》作序，对诗作进行评论和热情推介。杨慎为云南当地作家或作序跋，或点评作品和策划出版，确实对当地文化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诚如他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所言：“成物箐莪，朴棫之化，梓材多士之兴。”杨慎还给云南巡抚顾应祥、欧阳重、汪文盛、刘渠等书信或面叙兴教重学之事。因为杨慎的倡导和推动，云南当时的文化盛事有诗集《苍山雅集》《清音竞秀雅集》《昆明池赏雅集》的刊行，还有诗杜“汐社”和“紫房诗会”的举办。这些作品和活动，使后学受益匪浅。杨慎为云南著作家们书写过37篇序、跋文字，编著过8部书。与之相应，云南的一批文人亦为杨慎写过近70篇书序，出版近50部著作。杨慎的文学作品以及学术著述得以广传天下，云南文化界功不可没。
第三，朝中重臣有意庇护。前面已经说过，杨慎的祖父、父亲仕宦多年，栽培后学无数，泽惠僚属甚广，如其父的门生、嘉靖皇帝“退居二线”后国家事务的运作者严嵩等，对杨慎就多方维护。这就是史籍所说的“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10]被四川学界高度重视的《全蜀艺文志》，实际上也缘起于杨慎与奉诏巡视的周复俊相遇于云南仙村草堂，遂成至交，并为后者评选《泾林诗集》（该诗集有杨慎评语）。以后担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的周复俊在组织编撰《四川总志》时，就聘请杨慎主修《全蜀艺文志》。周后来任云南巡抚时，对其又有“忽睹丹旒飘扬于昆池之上”“慨哲人之既萎”的悼怀之语。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各级官员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保护和提供条件，当时的“首席大右派”杨慎的满腹才华恐怕难以得到彰显。
三、杨慎的医道和养生
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基本信念是“达为良相，不达则为良医”。中国古代医生，几乎都是落魄文化人自学成才转变过来的。由于人生遭受重大打击的精神苦闷，从京城锦衣玉食的优裕物质生活到云南新环境的巨大反差，导致杨慎生理紊乱，疾病多发，如因为云南食盐含碘低，使得他身染“痼疾婴双竖”（颈下甲状腺肿大，即甲亢）病。“久病成良医”为中国古代文化人一个共通现象。既然“是非成败转头空”，面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浩渺苍穹，医药就成为反观生命意义和审视自身的一个重要途径。“一壶浊酒”成为调适身心平衡的良药。这里说明一下，多种中药药典，都记载有“酒”作为百药之王的治病功效，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酒”字在全书共出现千余次。杨慎亦有《王芝崖、彭五峰各送药酒，并尝数爵，陶然醉矣。用白傅句衍为一绝》等诗说酒。他在云南写下的《采药》诗，就生动地记录了其入山采药的亲身实践：
危蹬扪萝上，名山采药游。
木条刊落雁，离蕊剪牵牛。
简子红仍艳，长卿翠欲流。
三花聊永夕，一叶莫惊秋。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医林人物》把杨慎列作四川医林人物。其医学主要著述有《男女脉位图说》（数卷）、《素间纠略》（3卷）、《何首乌传》（1卷）及医药杂说等，以及经他校订并刊刻行世的储氏《平脉》篇。他本人曾在其《男女脉位图说》一文里作过交代：
余在滇南，枕疾岁久，岐黄、雷华之书，钻研颇深。盖亦“折肱而知良医”。即晋太医王叔和有《脉经》一书，其文高古，其辞简奥，浅儒读之尚不能解，况医流乎！近代有高阳生者，变为韵语歌谣，以便诵读;又恐人之不信也，乃嫁其姓名于王叔和。后世，不惟医流宗之，而儒者亦以为真出叔和之笔，不敢非也。
不思西晋之世，岂有此等文体哉！其书为韵语所拘，语多牵滞，理或不通。即以男、女左、右手脉之部分，亦分析不明。医人遵用之，其误多矣。夫脉部误则诊必误。诊既误，则药必误，药一误，则杀人不知其几千万矣。
惟储氏遗书则有《平脉》一篇，分别男、女左、右脉部甚为明晰，而医家罕遵用之。盖惑于高阳生之谬说，沉痼不可返矣。往年，余方外友飞霞韩懋遵用儲氏《平脉》以诊妇女，十中其九;且又为余言：“子试以《素问》平脉、病脉，按男女脉部如储氏说而诊之，自可以验。”因叹俗书之误人也久矣……因表章储氏《平脉》一篇，又绘男、女脉部二图，刻而传之。庶乎庸医之门冤魂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乐闻而快睹者也。
杨慎寓居泸州期间交往的名医有彭楠、王芝崖，以及嘉靖帝敕封的“抱一守镇真人”韩飞霞和走方郎中任苍崖等等。《升庵遗集》卷二十六的《江阳彭氏医录跋》一篇，是为《彭氏医案》二十余卷的推介书跋。《丹铅续录》卷之一有“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一则，指出医者必读《素问》，必解五运六气之说，方可为医，否则杀人耳。在《升庵外集》卷十二中有“六字导引法”和道家“八禽戏”的介绍，卷五十一“杂说”中，还有诸如五加皮、稀签草、天麦冬等多种药物产地的考证及其性味、药用的介绍，并载有不少验方和药物炮制的经验等。《升庵文集》卷四十八有《神农本草经》一篇，考据《神农本草经》“文近《素问》”，成书时间近于《内经》等。在云南，杨慎更与蜀江地方一位姓黎的医生为友。杨慎不但自己颇通岐黄之术，而且他的家人经耳濡目染，竟也粗谙医道。这就是他所谓“婢能寻《本草》，儿学诵《灵枢》”。
一次，杨慎行经今四川叙永县海拔1840米的雪山关山顶，冰雪封途，粮草尽绝，仆人、马匹都又乏又病又冷又饿，他却泰然无事，甚至还以《雪关绝粒喻从者》自夸已经达到仙家“辟谷”化境：
仆痡马病漫兴嗟，戎旅华封本一家。
我骨已仙元不馁，何须食柏与餐霞。
杨慎在《节饮食箴》中对养生问题，有着具体的论述：
古谚云：“病从口入”，言饮食贵节也。斯言虽小，其利溥载！今市井无赖饮食之人，相劝乃云：“肥从口入。”此饿鬼之言，其害不浅，不几于一言而丧身乎！（因）作箴言以示儿辈：古之饮爵，亦彝象舟。过之则溺，浅则浮;古之食鼎，铸以饕餮。戒其无厌，制其沉湎。山下有雷，其卦曰颐，节饮食。一言以蔽之：膳夫司举，敢告食竖。
他在《江阳病中秋怀》组诗其七里，明白地宣称“采药名山吾愿毕，白头久矣谢朝簪”;组诗其五又吟道：
江郭西偏寂不喧，卜居草草结櫺轩。
蕊珠楼接芸香阁，紫洞天环薜荔垣。
书载洛中三十乘，经传柱下五千言。
宽闲谢客缘贫病，懒散从吾养性源。
杨慎72年的人生历程中，因参修《四川总志》、负责《全蜀艺文志》等而回新都家乡多次，但其在四川生活更长的地方是在泸州，即所谓“侨寓江阳者十余年，与曾岷野、章后斋诸公相友善”。[11]在近代化社会出现之前，中国交通最便捷最经济的是水道航运。新都与泸州即是通过沱江连接。新都平原的水网汇聚到金堂峡，是为沱江（内江）开始，再达泸州与岷江（外江）重新汇合进入长江。清初文豪王士祯的一首诗，把这种水系构成说得再清楚不过：“锦江城东内江流，锦官城西外江流。流到江阳复相见，暂时小别不须愁”。杨慎在漫长的流放生涯中，多次回乡往返都驻足泸州，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杨慎携妾曹氏和二子，开始寓居泸州达七年之久。杨慎流寓泸州时有数量众多的诗作传世，诗中突出的意象就是酒，如“余甘渡口斜阳外，霭乃渔歌杂棹讴”“半山楼阁空中绕，两岸人家一水分”“花骢小市频频过，落日凝光缓缓归”“玉壶美酒开华宴，团扇熏风坐午凉”等。他在为好友简绍芳送别时，还写下“艳曲荧弦别思长，华灯相对少晖光;江阳酒熟花如锦，别后何人共醉狂”等句子。在没有大江大河的成都平原和北京城度过青少年时光的新都人杨慎，只有站在泸州的“滚滚长江”边上，在泸型酒的蒸腾之后，其满腹才华在大起大落的政治履历、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景观激扬之下，才可能催生出《临江仙》这样的传世之作。
杨慎戴罪在身难归故里，晚年在《寒夕》（载《七十行戍稿》）一诗中，回顾自己“旅鬓年年秃，羁魂夜夜惊”的生平遭遇，回望当年京城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辉煌，感叹人生悲剧渊源是“读书有今日，曷不早躬耕”。早知如此，还不如作为渔夫或樵者，平淡之中尽赏人生闲适，冷眼观尽世事风云。
注释：
[1]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1932年）文中，为郭沫若作了“才子加流氓”的画像。笔战中双方都极不客气，但也常常惺惺相惜。论战之后，鲁迅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鲁迅在逝世前夕，看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人赞许说其史学研究“路子对头”，值得大家效法。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一文中，特别提到：“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2]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3][7][9]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4][11]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2008版，第1204页。
[5]杨慎：《升庵集》卷三十，四库全书本，第217页。
[6]参见蒋乾、白建忠：《杨慎在滇交游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
[8]李元阳：《李中溪家传汇稿》卷五《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云南丛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
[10]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十八《杨慎列传》。
作者：成都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