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诗文中云南“浴佛节”习俗考释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6期 作者：王 耿 杨锦涛
贬谪云南后，杨慎在诗文中对云南各地风土民俗多有描绘，其排律《四月八日观李中溪元阳浴佛会》描绘了云南大理一带的“浴佛节”习俗，对于后人了解明代云南“浴佛”的具体情形具有较高的民俗等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杨慎《四月八日观李中溪元阳浴佛会》解读
四月初八为佛诞日，各地佛寺均会举行盛大的“浴佛”活动。贬谪云南后，杨慎诗文对云南寺院“浴佛”活动多有描绘，由其诗文可以窥见明代云南“浴佛节”民俗的独特之处。其《四月八日观李中溪元阳浴佛会》一诗曰：
三花宝树下，八水香池边。鹫岭玄宗启，鱼山清梵传。日华明震旦，云彩丽诸天。染衣岂尊宿，铿佩尽儒仙。虚界一刹那，实际万由延。伊予漂戎旅，同君登法船。[1]卷21
典故一，三花宝树。三花宝树，即贝多树。李白《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厓山居》曰：“去时应过嵩少间，相思为折三花树。”清王琦注曰：
三花树，即贝多树也。《齐民要术·嵩山记》曰：嵩寺中忽有思惟树，即贝多也。昔有人坐贝多树下思惟，因以名焉。汉道士从外国来，将子于西山脚下种，极高大，今有四树，一年三花。[2]398
因其花一年三期，故取名“三花树”。
典故二，八水香池。八水香池，即佛教所称之“八功德水”。王维《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禅师碑铭并序》曰：“一花宝树，八水香池。”清赵殿成笺注“八水香池”曰：“《华严经》‘八功德水，湛然盈满。其水香气，如天栴檀’。”[3]444此水为浴佛专用，水中含有檀木香料、糖等物。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4]203此水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除病”[5]68等“八定”，故名“八功德水”。
典故三，鹫岭。鹫岭，本指鹫山，杨慎诗中代指佛寺。北周庾信《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云：“雪山罗汉之论，鹫岭菩提之法，本无极际，何可胜言。”清倪璠注曰：“鹫岭在王舍城，梵云耆阇崛山是也。”[6]491言“鹫岭”在“王舍城”。后人也以鹫岭指代佛寺，如雍正诗《射虎川台麓寺》中“东指凤城双阙迥，西瞻鹫岭半空浮”，冯术林、冯春江注曰：“诗中指五台诸佛寺。因为鹫岭代表佛教圣地，五台的五大佛寺之一的菩萨顶地处灵鹫峰之上。又因菩萨顶是菩萨所居之地，酷似释迦牟尼生前讲经说法的佛教灵山圣地——印度的灵鹫山。所以诗中鹫岭是指五台山诸大佛寺。”[7]165因此，杨慎诗中，鹫岭当借指佛寺。
典故四，玄宗。李善等注《文选·褚渊碑文》中“眇眇玄宗，萋萋辞翰”之“玄宗”云“玄宗，道也”[8]1067，因此，杨慎诗中当指佛教的深奥意旨。
典故五，鱼山。道世《法苑珠林》载：
在一个挂金牌的“鸦片专卖所”的门前，金枝打开小包，用剪刀剪了块布角，缝补不认识的男人的破袜。那婆子又在教她：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含珪璋，十岁属文，下笔便成，初不改定。……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9]286
由此可知，“鱼山”本是陈思王曹植初闻梵音并创梵呗之所。后人以“鱼山”专指梵呗，“(梵呗)是每个佛弟子以口念经修身净其意的必修法门，历代以鱼山为正宗梵呗标准的代名词”[10]1。“鱼山梵呗代表项目是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降生诞辰‘佛诞节’纪念日浴佛仪式赞叹、供养、清净法身唱诵的太子颂《释迦大赞》。”[10]119由此可推知，杨慎诗中“鱼山”当是指“浴佛”仪式中方可使用的“鱼山梵呗”，即《释迦大赞》。
典故六，清梵。此处，清梵当指僧尼诵唱的声音。南朝梁王僧孺《初夜文》曰：“大招离垢之宾，广集应真之侣，清梵含吐，一唱三叹。”[11]34因此，“鱼山”“清梵”当分别指“浴佛”仪式中演奏的佛教音乐“梵呗”和僧尼诵经之音。
典故七，日华。日华，应指太阳之光华。南朝齐谢朓《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诗曰：“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其中，日华即太阳之光华。
典故八，震旦。《辞海》释震旦曰：“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Cinisthana，在佛教经籍中译作震旦。”[12]430杨慎诗中，震旦当仅指大理。
典故九，诸天。诸天，指佛寺中的护法天神像，“通常供奉在大雄宝殿的东西两壁间”[13]182。第三联“日华明震旦，云彩丽诸天”所描绘者乃阳光普照、彩云映衬下诸护法神像熠熠生辉之景象。
典故十，染衣。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磔迦国》曰：“数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逻矩罗，都治此城，王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邻境诸国莫不臣服。机务余闲，欲习佛法，令于僧中推一俊德。……是时王家旧僮，染衣已久，辞论清雅，言谈赡敏。众共推举，而以应命。”[14]84可知，染衣本指僧侣所穿之僧服。杨慎诗中，应代指修行佛法之人。
典故十一，尊宿。南宋沈作喆《寓简》云：“古老尊宿语言问答之间，未尝觌面交谈也，而说法度人，千里同音。”[15]56尊宿盖是对年长德高的僧人的尊称。杨慎诗中当指年长德高的僧人。
典故十二，铿佩。明玄真子撰《征播奏捷传》中有“星斗依稀玉漏残，铿锵环佩列千官”[16]88。铿佩，疑为“铿锵环佩”之省写。“铿锵环佩”指朝官佩戴的金玉之饰。
典故十三，儒仙。宋张孝祥《画堂春·上老母寿》词云：“方瞳绿发对儒仙，岁岁尊前。”[17]320儒仙，是对容貌慈祥的长寿老人的尊称。杨慎诗中“儒仙”当指饱读诗书的士绅。第四联“染衣岂尊宿，铿佩尽儒仙”描绘参与“浴佛”会者既有一般的僧侣，亦有儒学之士。
典故十四，实际。丁福保注《文殊般若经》“法无取舍，住实际故”之“实际”曰：“《智度论》三十二：‘实际者，以法性为实证故无际，善入法性是为实际。’”[18]66“实际”即“真如”“法性”的境界。由此可知，杨慎诗中“实际”非指现世，而是指修养极高的参禅者方能达到的境界。
典故十五，由延。霍松林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注释“由旬”时云：“古代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也译作俞旬、由延、逾缮那。”[19]283“由延”“俞旬”“由旬”等当是古印度梵语之音译。另，英国罗伯特·比尔著《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曰：“‘由旬’是古印度的大计量单位，是不套挽具的牛拉着车舒适行走的路程距离。在早期的阿毗达摩体系中，一由旬相当于四千，大约四英里半。”[20]273综上可知，由旬是古印度的大计量单位。第五联“虚界一刹那，实际万由延”乃杨慎观“浴佛”仪式时对深奥佛法之慨叹。其中，“虚界”即佛教宣扬的精神世界。
典故十六，法船。法船为佛教术语，用来比喻佛法。梁沈约《宋书》中载：“帝修净戒，轨道不及，无上法船，济诸沉溺。”[21]卷97即以“法船”拯救沉溺的众生。尾联“伊予漂戎旅，同君登法船”，表达杨慎对自身贬谪遭遇的深思和借拯救众生的“法船”渡过苦海之渴望。
二、明代大理浴佛情形
根据对杨慎《四月八日观李中溪元阳浴佛会》用典之分析，明代云南浴佛节“浴佛”情形已十分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一，“浴佛”方式是在贝多树下以水池盛以八功德水浇灌佛像。宋周密《武林旧事》中记有杭州一带“浴佛节”情形，“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22]59。杭州一带寺院以盆贮以香水，上覆以花棚。由杨慎诗可知，明代云南“浴佛”情形与之基本一致。云南僧众在香水池中浇灌铜身佛像，佛像上覆以贝多树，以示对佛祖之尊敬。
第二，“浴佛”仪式中演奏“鱼山”梵呗并有众僧侣诵唱经文。以杨慎之博学，其当能识读出仪式中演奏的梵呗为曹植所创“鱼山”梵呗之遗响，但或已非正宗“鱼山”梵呗。曹植所创鱼山梵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永悟禅师曾云：“从明(1418年开始)到清初世俗化的佛曲时期，这一时期的梵呗则以使用‘词曲牌化’的梵呗佛事仪轨声曲为主，以梵呗曲韵调填词成立仪轨，仪轨以乐器演奏曲韵俗变为佛曲，期间明太祖及明成祖就当时中国佛教颁布的有关丛林清规敕令，唱念歌曲规定佛曲仪式化，‘务要遵守’，否则‘以法绳之’，颁订了御制五十一卷《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通令全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即为当时流行之南北曲音乐。此时是传统梵呗遭受世俗乐曲混入与异质化并逐渐地失去传承力与保护力而步向衰微的阶段。”[10]2明太祖及明成祖敕令全国佛教徒习唱的佛曲混入了当时流行的南北曲音乐，云南各地寺院之梵呗必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杨慎所云之“鱼山”梵呗当是世俗化后的梵呗。
第三，参与“浴佛”仪式者不仅有僧侣，亦有饱读诗书的地方士绅，可谓僧儒济济一堂，场面热闹而庄严。
三、明代大理佛教信仰
通过分析杨慎《四月八日观李中溪元阳浴佛会》诗可以发现，参与浴佛者有一众地位较高的儒学之士，且在浴佛中表现十分虔诚。如此多的儒学士绅虔敬地参与浴佛活动十分不寻常。个中原因，笔者以为，是以李元阳为代表的白族士子饱读诗书的同时也虔诚地信奉佛法，也即世人所称的“释儒”(又称师僧、儒释等)。此种现象与大理白族独特的佛教信仰有关。
佛教于大理之传布兴隆，有两个关键阶段，其一是南诏时由印度而来的阿叱力僧(1)“阿叱力”，据伍雄武、罗秉森著《白族宗教和无神论思想发展略述》中云：“为大乘佛教之密宗，白族语称为‘阿叱力教’。‘阿叱力’为印度语的音译，或译为‘阿阇黎’‘阿拶哩’‘阿陀利’等，意为‘导师’等。”“阿叱力”，即“师僧”，也称“释儒”等。具体参见伍雄武、杨国才编《白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因得南诏王推重被举为“国师”，“阿叱力教”于大理迅速传布。(2)关于佛教在大理传布情况，学者多有论述，如白族学者张旭《佛教密宗在白族地区的兴衰及其思想影响》中云：“真正推动密宗在大理地区传播的，是印度摩迦陀国阿叱力僧赞陀崛多。他于南诏保和十六年，即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经西藏到南诏。南诏王劝丰佑对他极为信任，封他为国师，又把妹妹越莫嫁给他。自此，他就凭借南诏上层政治权力和金钱布施，大修佛寺、塑佛像，吸收白族门徒，在群众中大肆传布，密宗因之蓬勃兴起。以后，阿叱力僧历代为南诏、大理‘国师’。” 参见伍雄武、杨国才编《白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如《新纂云南通志》载：“滇之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昌于元，盛于明，而衰落于清纪佛教。”[23]476大理僧人自来有二种，一曰“净戒”，一曰“阿叱力”。《景泰云南图经志》中载：“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室者曰阿叱力，事之甚谨。”[24]卷1净戒即绝弃尘世生活、静心向佛者。阿叱力即既奉佛法、颂佛经，又结婚生子、读儒家经典求科举者。
南诏时期大理阿叱力教的传布对士子科举尚未造成甚大影响。对士子科举产生较大影响者当在大理段氏时期，也即佛教阿叱力一脉于大理传布的第二个关键阶段。元人郭松年《大理行纪》曰：“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25]23可见，大理段氏时中科举者多为“师僧”后人，至元时仍如此。大理国自段思平起推崇佛教。“大理国王段思平即位，也靠‘佛力维持’，为感佛恩德，岁岁建寺，铸佛逾万。段氏国王自思平起到兴智，共二十二主，其中七主禅位为僧，一主被废为僧。大义宁国王杨干贞失败后，亦被段氏特赦为僧。大理国的官员，上至相国，下到一般官吏，多从佛教徒中选拔。这些人也‘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故谓之‘释儒’。这种奇怪现象，不仅说明佛教密宗在大理白族中影响之深刻，而且也说明密宗在大理国的政治势力之强大。”[26]53大理国上下如此崇奉佛教，当时士子必定一面虔诚颂奉佛法，一面又读儒书以求取科举，因而逐渐形成了奇特现象：“在这种佛教与内地文化并重的发展形势下，大理国数百年间形成了它特有的一种知识分子：‘释儒’(或称‘儒释’‘师僧’)。这种‘释儒’十分特别，他们是佛僧，对佛学较有修养，同时又读儒书，入科举，出任官职，有妻室儿女。”[26]70
综上可知，佛教在白族百姓信仰中居于核心地位。何马玉涓曾言：“佛教大体都处于大理白族地区的上层信仰这一层次中，它以一种显性的状态席卷而来，影响着白族的民众信仰及神灵体系。”[27]27由此可推知，白族人李元阳当是深受阿叱力教的影响，或者说他就是以往所称的“释儒”，因此，才有了杨慎诗中所描绘的李元阳及白族诸多为官者虔诚浴佛的情景。
四、结语
贬谪滇云之后，杨慎诗作无论是在形式还是题材方面都较玉堂时期有突破，创新明显。对此，著名学者孙康宜曾评价道：“旅行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得杨慎从过去翰林院的闭锁生活走入了民间，使他开始看重民俗”[28]171；“不但给诗、词、曲这些既有的旧形式添入了新变的因素，而且把通常被视为‘下里巴人’的东西通过文本的书写输送到京畿内外和大江南北”[28]173。杨慎谪滇时期对民俗之重视体现在诸多方面，之一是编撰民俗类著作，如《古今风谣》《古今谚》等；之二则是诗文中大量书写滇云民风土俗，如《四月八日观李中溪元阳浴佛会》《滇海曲》《渔家傲十二首·滇南月节》等。其书写滇云民俗之诗文于当时可谓极大的创新。
综合本文分析可以发现，杨慎诗作书写和保留了明代云南浴佛情形的同时，也反映了大理白族独特的佛教信仰，堪为记录明代云南浴佛及白族佛教信仰的“诗史”。因此，杨慎描绘滇云民俗之诗文不仅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亦当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