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缘善庆：中国人的福文化观
《中华瑰宝》杂志 2024年1期
作者：荼音
作为广泛包容的文化体系，福集合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种种追求。千百年来，人们对福的认知、诠释与求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民俗信仰、文化传统和道德理想。
宋人洪咨夔语：“世道淡有味，人生平为福。”对福的讨论和探求从古至今贯穿于中国社会之中，是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理念之一。福关乎个人、家庭、民族、国家，是人世间种种美好事物的概括体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境况、不同主体之下，福表现出不同的内蕴特征。与此同时，一些对福的共同认知作用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之上，千百年来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理念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恒久而深沉的价值追求。
事神致福 五福临门
“福”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形状如双手捧举酒具以敬奉祖先或神灵，具有“事神致福”的祭祀意味。其后，其字形多有演变，至小篆、隶书基本定型。《说文解字》中言：“福，佑也。从示，畐声。”可见，福的本义为神灵佑助。《释名》则将福与富的含义等同，指出“其中多品如富者也”，将构成幸福的要素定义为物质丰裕。
“福”在早期中华经典文献中时有出现，如《尚书》《诗经》《礼记》《周易》《道德经》《荀子》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尚书·洪范》中对“五福”的最初定义：“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书中将“福”这一泛化的概念具体分为五个微观层面进行诠释，认为福包含长寿、富有、康宁、好德和善终五方面内容。《韩非子》中也提到：“全寿富贵之谓福。”东汉桓谭在《新论·辨惑》中将“五福”重新定义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可见，生命之长久、财富之盈余是人们对福的共有认识，其他有关地位、道德、家庭的阐释或有不同，体现了不同主体对人生价值的多元追求。
《尚书》中的“五福”代表了士绅阶层对福的诠解，在物质层面之外兼顾精神需求，讲求修身立德、心灵安宁。《新论》中对福的解读视角则已明显世俗化，转而关注具有广泛性和普适性的大众心理。在民间，“五福”被简要概括为“福、禄、寿、喜、财”五字，其内涵更贴近民众生活的核心企盼，指向个体人生的现实愿景。传统年画中，“福禄寿三星”“福寿双全”“金玉满堂”“马上封侯”“多子多福”“五福迎门”“天下太平”等题材深受大众喜爱。人们以蝙蝠（福）、鹿（禄）、桃（寿）、石榴（多子）等现实中的具象物体隐喻吉祥，表达祈福、纳福的心愿，审美意趣朴素而直白。
唐代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云：“凡言福者，大庆之辞；禄者，吉祉之谓。”“五福”之说，凝聚著中国人对生活圆满、平安、吉庆的热切向往，生动描摹出中华民族对生命意识的关注与思考。
福祸相依 福由心造
福与祸是人生样态中的两面，二者既对立又存在依存关系。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福与祸之间的关联。老子《道德经》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庄子》曰：“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荀子》说：“祸与福邻，莫知其门。”先哲们从朴素的辩证思维角度，对福与祸互相依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关系进行了揭示。西汉刘安《淮南子》中所述“塞翁失马”的故事则以现实中的案例佐证了这一道理。正因为福祸相依，因此面对福，我们既要懂得感恩惜福，也要知足常乐，即老子所云“知足者富”。
古人认为，福与祸之间的转化，常常不是由天命决定的，而是跟个人的品行相关。《左传》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素书》载：“福在积善，祸在积恶。”《墨子》也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下，人们将福祸与善恶联系在一起，从而衍生出福报思想，强调人的行为在福祸转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福报思想，在于倡导人持善念，行善事，积善福，这在儒、释、道三教思想理论中均有所反映。儒家“五经”之一《尚书》云“天道福善祸淫”，《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说观无量寿经》载：“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冥入冥。”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将福报思想从当世延展至来生，讲求报应不爽。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则将“善人”所能得到的庇佑概括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可见，福报思想是一个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伦理概念。
然而实际生活中，福祸与善恶不相匹配的现象时有发生，众人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境况？《孟子》中谈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其大意为追求便可获得，舍弃便会失去，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但追求并不一定能得到，还关乎追求的方法和外部的条件。因而，面对困境，人不应消极承受，而是要坚守立身行善之道，通过积极正面的心理和行为来寻求祸福转化的契机，从而实现对天命的超越。
厚德载福 德福一致
既然福由心造，那么求福的途径自然与个人的德行相关联。孔子认为，对于一国政事，贤者是“百福之宗”。《礼记·祭统》云：“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备，即“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依照良知与规范而行事。可见，贤者的福，是具有高尚德行的福。对于福与德的关系，宋儒张载《正蒙》总结道：“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什么样的人能够拥有更多的福？《国语·晋语》中给出了解答：“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其认为德是福的基础，如果“无德而福隆”，则犹如“无基而厚墉”，福很快就会消散。这一说法与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德福一致”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代学者陈大猷认为“诸福固必本于好德”，具体言之，“好德则必得其寿”“好德则得禄而富”“好德则心广体胖”。《中庸》也针对舜的生平，发出感叹：“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而德行不正的人，即使一时富贵，“若其心邪，其事恶”，则“天地鬼神所不宥，圣贤君师所不与”，故而“无不是祸”。
明代劝善书《了凡四训》围绕“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而展开，其核心思想便是“德福一致”。作者袁黄通过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四部分，强调积善成德的重要性，对什么是善、如何行善以及如何改过进行了论述。袁黄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修正己身、谦逊谨慎、行善积德，便能收获福报。
由此可见，对不同层面的福的获取都要依靠德来支撑。那么，德究竟有哪些维度？儒家所言德行有《中庸》中的“智、仁、勇”，《周礼》中的“知、仁、圣、义、忠、和”，《孟子》中的“仁、义、礼、智”，郭店楚简《五行》《六德》中的“仁、义、礼、智、圣”“圣、智、仁、义、忠、信”等说法，大体囊括个人德行以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规范。在对内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提倡立志、修身、好学、克己、慎独、自省、改过、躬行。在对外的道德修养方面，孝悌、仁义、忠信则是首要的道德准则。
“德福一致”理念，将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其品行挂钩，赋予了福这一吉祥符号以清晰的道德导向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也通过将个体生命的价值与社会秩序相联结，使福具有了稳定和谐的社会属性。求福致福，除了民俗视角的祭祀、贴福、摸福、拜福等祈福方式外，更应注重求诸己身，通过力学笃行、正身清心、乐善不倦而得享福瑞。
无所不在的“福”，凝结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中国的福文化不仅是吉祥文化、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且在与积善、成德相联系的演变历程中具有了社会道德层面的伦理属性，显现出中国人独特的生命意识、文化思维和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