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春海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四川 遂宁 629000)

“性灵派”是指清代乾嘉时期以诗人袁枚、赵翼、张问陶为代表的独抒性灵的诗歌流派。著名国学大师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谈到性灵派时说“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1]其中，袁枚以性灵诗歌理论著称，赵翼以诗论、史学著述见长，张问陶(号船山)以性灵诗歌创作名世。王英志也认为“性灵派从时间年代角度讲，是乾嘉诗派，而从空间地域角度讲，则是江南诗派。”“只有张问陶是个例外，四川遂宁人。”[2]众所周知，作为性灵派的三大主力之一的张问陶是四川遂宁籍诗人，他成长于清代蜀中蓬溪县黑柏沟一个诗歌世家——张氏家族，张氏家族的兴衰演变都与涪江中游的遂宁市蓬溪县密不可分。故此，张问陶一生的诗歌创作都打上了浓厚的涪江文化色彩，这种涪江文化色彩导致了了他的性灵诗风区别于袁枚、赵翼、洪亮吉等人代表的江南性灵诗风，直抒性情的“性灵派”诗风也就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

遂宁张氏家族是清代四川最负盛名的书香门第之一，康熙朝以后有名有姓的诗人多达十几位。尤其是张问陶的高祖张鹏翮，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为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重臣，被称为“天下廉吏”“一代完人”，一生为官作诗兼顾，强调儒道修身，儒法齐家、治国，儒家思想对其影响深远，是历代张氏子弟的人生楷模。在高祖的言传身教的儒学家风的深远影响下，张问陶一生精研儒家经典，并形成了儒家思想为主而兼及释道的人生思想。这种复杂的思想表现在其性灵诗中就是以仁为核心的儒雅思想，主要表现为忠孝忠义等方面。[3]28

张问陶秉持忠贞义烈而为忠臣义士的思想产生很早。1782年，他刚满19岁，当时困居汉阳，生活艰辛，创作了《汉阳客舍题壁》《居无门》以及《羁旅行》《蟋蟀吟》等乐府。[4]其中，有首乐府诗《秋燕飞》就是诗人抒发他的忠义之情的诗作，他在诗中直抒情怀报负说：“忠臣义士一旦出身许君王，慷慨驱车不复顾。不则故家零落，先畴芜没难为耕。欲归归不得，江湖浩荡随蓬萍。尔岂茫茫身世迫，缘江磔磔徒饥鸣。”[5]46就是说他立志做忠臣义士，一秉忠贞义烈，许身国家君王而“慷慨驱车不复顾”，随后感叹自己现在流落江湖、生活无着。1789年，他终于可以回乡了，途经绵阳(欧阳修出生地)作《六一堂怀宋欧阳推官》，诗中写道“神龙褒祭语，死狱窘仁心，儿立承忠孝，封崇艳古今。”[5]608诗中说欧阳观为官断狱仁慈，深得民心，也当得好报，其子欧阳修继承父亲忠孝家风，得到帝王的崇高封赏，让古今人艳羡不已。诗歌赞扬欧阳修父子有仁心而且忠孝相传，不仅当时“封赏”，而且享誉后世，此诗既有赞誉之意，也有自勉之念。1790年初又作诗《宿栾城寄怀舍弟寿门》，他在后半部分写道：“少壮行将老，公卿早致身。浮名何足道，贫贱负君亲。”该是前半部分主要写兄弟深情，颈联先感叹年龄渐大，希望早日考中功名，位至公卿；尾联承上，说北上应考不是为了区区浮名，而是因为贫贱而有负君亲。忠则不负君，孝则不负亲，故此本诗主要抒发他的忠孝思想。[3]30

张问陶在对蜀中先贤苏轼的推崇、赞誉中也饱含忠孝之情。他在《眉州》中说：“长公实忠孝，笔墨乃游戏。宋时多拘儒，为公有生气”[5]189该诗赞扬苏轼忠孝，是一位当时少有的意气风发、敢作敢为的真儒。他在《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的三首诗之二中说：“浣花孤报向谁开，玉局吟魂好再来。从古识人识忠孝，公卿何事不怜才？”[5]241再一次说自己既有杜甫一样的“孤抱”，还有苏轼一样的“吟魂”，也就是用杜甫、苏轼自比，有杜甫、苏轼一样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忠孝情怀。

1813年末，张问陶创作《辛未除夕柬景朴斋司马时已请病将归》。[5]698此时离他正式辞职不过一两月，集中表达了忠孝不成而归隐的遗憾。诗歌前半部分写他在府衙出席鼓琴，他与琴师已成知音，他惊叹对方急流勇退还关心他的前程。颈联写他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关心郡内百姓的痛苦生活，感叹自己因为不愿受贿而贫困已久。尾联：“圣主九重亲万里，负恩无计答高深。”。意思是入世做官既辜负了九重圣主之恩，又因为贫困而辜负万里之外的双亲，因此决定隐退。至此，诗人堪称少年忠孝，晚年也忠孝。

当然，这种忠君报国无门而隐退的思想在涪江先贤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也得到了表现。该诗抒发了诗人空怀报国为民之心而不得施展的呐喊。在涪江另一位先贤唐朝诗人李白辞官返家而创作的《行路难》三首组诗中也得到了表现，全诗写他报国无门辞官返家、放浪江湖的愤懑和彷徨。前后对比，这很明显是一种特有的忠孝文化的传承。

这种忠孝思想，除了表现为忠君报国之孝外，还表现为重视孝悌、重视亲情。1784年，诗人创作《甲辰三月由汉阳入都纪别》[5]27此诗写了诗人第一次与双亲告别，不知何时相见，别情与孝心油然而生，并由此产生了“人生唯别苦，洒泪出庭闱。骨肉此身远，风尘何日归”的感叹。接着，诗人联想到自己已二十一岁，长大成人，却无力无钱资助已罢官的父亲回故乡，表现其不能尽孝之情，诗人还用“势难营菽水，情岂恋轻肥？”伤心自问，感叹前途茫茫，方向不明。诗歌着重抒发孝道与骨肉亲情。

诗人在《丙午下第归遂宁重阳后七日暂住涪州别亥白兄寿门弟》一诗中也将想念骨肉弟兄与孝敬安慰父母的孝悌亲情表现得十分深沉。该诗写道：“姜被情长愿总违，残秋铩羽尚分飞。半间老屋如僧舍，万古雄心感布衣。贫贱不堪谈阅历，飘零无计慰庭闱。故园谋食艰于客，翻悔云山劝早归。”[5]48该诗写于诗人与哥哥问安于1786年参加四川乡试都未考中之际。首联用《后汉书·姜肱传》典故写他想与兄弟团聚友爱总难以实现，而且在残秋考试未中铩羽之际还因为周氏病危而不得已赴涪州，而哥哥与弟弟留在四川遂宁老家；颔联感叹家庭贫困与自己的壮志；颈联写眼前贫贱，而不敢谈起祖辈的功名荣光，漂泊在外，无法孝敬安慰父母；尾联感叹家庭的贫苦。全诗饱含对父母、弟兄及全家的关怀。类似的孝悌亲情集中表现在思亲怀乡类诗歌中。

这种忠孝思想在同时代的性灵派诗人中表现并不是很集中、突出，他们创作的性灵诗更多是即景咏物、抒写性情之作。如袁枚的《春风》《所见》《偶成》，洪亮吉的《寒食偶成》，赵翼的《论诗五首》《淮阴钓台》等诗作几乎都是写性灵诗人眼前之景、之物或生活琐事、男女情爱、历史沉思、诗学理论等，思想意蕴远不及张问陶诗深厚雅正的儒家思想表达。这些深厚雅正的儒家思想在涪江流域唐朝以来的诗歌创作中早已有之，并代代相传，以此形成涪江流域诗歌的思想文化传统。

二

众所周知，张问陶虽然是遂宁籍人，但他实际上出生于山东馆陶县，但张氏家族的根确实在涪江中游的遂宁市蓬溪县黑柏沟村，他的祖辈父辈及家人、族人均扎根在涪江中游生活，他一生先后有六次回遂宁省亲，每次出入四川均留下不少纪行诗，巴蜀情结、故乡情结充溢在这些纪行诗中，涪江地域文化的滋养流淌在这些纪行诗的字里行间，成为他的性灵诗创作的独特组成部分。这些纪行诗可分为思亲怀乡、普通乡民、先贤名达、自然山水等四类。

在思亲怀乡的诗歌中，充满了诗人的真挚思念之情。1788年，张问陶入学、中举之后就创作了《怀亥白寿门二首》，诗人在诗中感叹与兄问安、弟问莱三人同气却别多聚少。诗歌写道：“咄嗟五年余，聚日不逾百”“亲舍成逆旅，宾馆如安宅”，甚至直言：“功名是何物？坐使骨肉拆。荣利已熏心，别离尤动魄”。[5]48在他看来，功名荣利远不如骨肉亲情重要。会试落榜后，诗人西归遂宁租赁洗马池南茅屋居住，创作《题洗马池上新居》，写道:“八口飘如不系舟，营巢计拙愧鸣鸠。故园三徙成流寓，子舍常需更远游”[5]75诗人感叹很短时间内就三次搬家，几成流寓，而弟兄三人因为生计、功名到处奔波而将租屋空着远游，表达了诗人渴望家人骨肉团聚、安居的思亲之情。而诗人在《己酉十一月七日遂宁西门桥下别家人》中也说“能分骨肉是浮名，似此锥刀真可弃。高堂雪鬓如垂丝，阶前再拜将安之？”[5]76面对骨肉分离、拜别年事已高的父母甚至产生了放弃功名与锥刀小利的念头，以此足见其思亲之烈。

张问陶虽然家在遂宁，但他常年奔波在外，他的性灵诗中常有一种怀乡之情，他的诗中常用“东川”指代家乡遂宁，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深情。如在《遥题周春岩陆舫》中，他抒写道：“一椽一瓦自经营，整顿先庐又落成。几卷遗书犹好在，百年死树亦重生。世家此事真难得，我辈相看倍有情。莫问东川旧茅屋，危楼春尽绿芜平。”这首诗就是在目睹朋友营造家园时想到了自己的“东川旧茅屋”；在《襄城》中的怀乡之情更浓：“野寺一丛塔，城濠两截船。僧枯谁作佛，鱼馁尚论钱。古树禽声绝，长空日月悬。春山花绕郭，归思满东川。”这首诗写诗人路过襄城时的归思之浓——“归思满东川”；诗人甚至在病中与朋友食蟹、在归途中守岁都无时不牵挂东川遂宁。[3]146由此可见诗人的怀乡情结之浓烈。

在回忆家乡的普通乡民的诗歌中，抒发了诗人的关切与同情。乾隆五十五年除夕，张问陶在京师创作《除夕怀人八首》[3]151，诗人回忆了自己多年来在各地与八位普通百姓的交往。其中有首诗叫《两河口佃户梁清》：“饭牛人立稻花中，天敞斜阳一半红。灌木遮檐千鸟落，阴虫咒月四山空。儿擎卮酒留宾肃，妇剪庭疏入馔丰。记得携灯寻破砚，扫君泥壁写《豳风》。”两河口就在诗人的家乡——遂宁市蓬溪县金桥镇(今名)，梁清并非诗人的亲属、佃人，但当时诗人曾夜宿他家，有礼让之风，令诗人颇为感动，诗歌深情追忆老家农村优美淳朴的风景及其在梁清家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现了他与乡亲们亲密无间的友情。在《舆夫徐长子》一诗中也抒写了他对跟随自己往返遂宁、成都多年的车夫徐长子的深切同情与感激之情。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诗人对底层普通百姓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实在难能可贵。

在推崇先贤名达的诗歌中，抒写了他对这些涪江流域成长起来的先贤们的敬仰之情与传承之意。他于乾隆52年拜谒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写下《射洪》一诗：“陈公读书处，立马怅临岐。瞑色来东蜀，江声走大弥。诗推前辈好，山爱故乡奇。望望金华远，虚名迥自疑。[6]158诗人抒发了对陈子昂这位同乡“前辈”的无比敬仰、大加赞赏之情。

张问陶对李白这位成长在涪江上游的江油市的同乡前辈更是感到无比自豪。诗人在《醉后口占》中直言：“锦衣玉带雪中眠，醉后诗魂欲上天。十二万年无此乐，大呼前辈李青莲。”[7]在《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中也说：“自磨碎磨写天真，知为苍生为鬼神。莫讶上书狂欲死，东山李白是乡人。”[5]241这些推崇涪江流域前辈诗人的诗足以见出他对他们的诗歌风格与诗歌成就的传承与创新的深切愿望。

张问陶一生过着“北马南船笑此身”的游子生活，往来于京师与蜀中之间，穿越蜀道6次，两次坐船经长江三峡，创作了150首有关蜀道及巴蜀山水的纪行诗，抒发了他对故乡自然山水的喜爱、赞美之情。他对蜀中山川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剑门蜀道和川江三峡，写剑门的有《入剑阁》《剑州》《剑门道中回望大剑山》《剑门官道古松歌》《剑门遇雪》等；而写有关三峡的诗作多达三十多首，如《巫峡从亥白兄作》《瞿塘巫峡》等。在众多写巴蜀山水的纪行诗中，最能表现涪江文化特色的还是写家乡遂宁美景的诗作。如《西山秋望》“寺凸钟声远，山川四望通。凉云何处雨，深竹万枝风。木落秋城小，江平野岸空。遥怜村市散，人影暮匆匆。”[6]164西山就是指诗人家乡遂宁的西山，又称为船山。诗人笔下的秋城山川小巧、视野开阔、佛寺钟声悠远，极具川中丘陵特色。诗人对此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并因此自号“船山”。他在北走中原时还因不忘船山而创作《北道怀船山》，他写道：“我本山中人，说山不离口。昏然来北道，兀兀只饮酒。车如破簏马如狗，偶遇青山必回首。中原大地天无边。爱山不得愁可怜。强从黑夜窥高树，堂密丛残杂烟雾，仿佛船山山下住。”[6]172这首诗抒发了他对家乡西山、船山的深爱不忘之情，也写出了中原与家乡的山水、自然风光的不同，青山高树、房屋密杂、烟雾缭绕等在中原、江南难以寻见，诗人倍加思念。还有一首诗更是表现了遂宁作为中国观音文化之乡的佛教文化，那就是《灵泉寺僧楼》。[6]157他写道：“重登东岭看斜晖，新敞僧楼碧四围。丘壑无奇山自好，人民犹是佛全非。禅茶渐熟三泉活，社雨初晴一燕飞。世外高寒宜写照，小桃花底白云归。”这首诗集中抒写了遂宁东山灵泉寺的自然风光与禅茶文化、佛教文化，涪江文化色彩得到有力彰显。

以上这些来自张问陶性灵诗的故乡情结在唐代射洪诗人陈子昂创作的《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春日登金华观》等唐诗中也得到了抒发，同样也在专程来金华山拜谒陈子昂读书台的杜甫创作的《野望》《冬日登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堂遗迹》中得到真挚抒发，也流淌在唐代涪江上游江油诗人李白创作的《渡荆门送别》所写的深挚乡思与远游壮怀之中，也激荡在李白创作的《早发白帝城》中所抒写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与“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遇赦返乡的欢愉中，还在宋代遂宁诗人王灼创作的《观游云灵》《再游云灵》《游灵泉呈性老》《次冯申之游灵泉韵》等反映遂宁云灵山、灵泉山、灵泉寺等家乡山水诗中得到抒写。由此可见，故乡情结的抒写在这一系列来自涪江中上游的唐宋诗人的诗作中早已形成了游子思乡的诗歌文化传统，并源远流长的滋养着清代后辈诗人张问陶的性灵诗中的丰厚的游子情结。这与安居乐业在经济发达富庶的江浙一带而无忧无虑的江南性灵诗人相比，应该是独具一格的游子思乡的涪江文化色彩。

三

张问陶出身世代官宦之家，其家族既是清代遂宁望族，也是遂宁的诗歌世家。作为遂宁望族，高祖张鹏翮是清代康熙、雍正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曾祖张懋诚，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父张勤望，官至山东登州府知府；父亲张顾鉴，官至云南开化府知府。但其父亲于乾隆四十三年，因受荆门“失出”案牵连罢免云南开化知府之职，家产赔尽，家道中落，全家生计陷入困境。作为诗歌世家，不仅祖上诗书传世，而且弟兄妯娌均能作诗，其兄问安、从弟问莱、嫂陈慧姝、妻林韵徵、弟媳杨古雪都是名闻当时的诗人。[3]109这些张氏家族诗人受其高祖张鹏翮恪守的“诗道性情”的传统的影响，[3]272多为性灵派诗人，他们诗歌创作上主张直抒性情，表现真实情感。[3]211

以上这种独有难得的名门望族兼诗歌世家的生活环境为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提供了优良的家族文化熏陶，滋养了他独立自主、追求个性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形成了性情独具、自然神会的艺术张力。同时，景致幽雅、风光如画、青山隐隐、江流似带的川中名城遂宁也为她的成长提供了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且涵养了他敏感颖悟的慧根，给他求真、求善、求美的诗心。而家道中落、世道衰退的困顿清贫的生活与时代巨变又使他孤傲而顽强、沉静而愤激。这些人生的幸与不幸凝聚起来就汇聚成他追求个性解放、超越世俗而高标真我的性灵诗风。

张问陶的性灵诗学思想的主要内涵是写真情、反摸拟、求创新，诗中有“我”，独抒性灵。他认为：“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寿徵》)，“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图琴坞论诗图》)。他强调诗人要写出一首好诗就必须为真性情而作，抒发自我本真的情感，如亲情、爱情、乡情、友情、家国之情等；他还认为，要写出真性情还必须仰仗灵感，他说：“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论诗十二绝句》)，“笔有灵光诗骤得”(《秋夜》)。此处的灵光即灵感，“美学之父”鲍姆嘉敦认为，灵感状态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具有非模仿性和不可重复性，思想敏捷而有序，理智陷入迷狂状态。[8]张问陶对这种灵感的产生也说“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论诗十二绝句》)，为此，他反对模仿，追求创新，独抒性灵。

张问陶的诗学思想既与袁枚、赵翼相通，又合而不流，独具风格。相同之处在于以“气”论诗，重视灵感；不同之处在于论述“气”与“性灵”的关系、“灵感”与“性灵”的关系，张较袁、赵更详细具体，创造性地将“味”与“情”并举，主张“言情诗有味”。强调诗歌独抒性灵，要关注现实，公开标举“风雅”精神，这是张问陶对性灵说的独特贡献。[3]72-73

其实，张问陶的性灵诗学理论也深受涪江流域的前辈诗人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影响，如初唐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就指出：“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不讲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9]156文中对齐梁繁丽颓靡而不讲比兴寄托的诗风进行了批判，倡导写实、写性情的现实主义诗风与建安风骨，开创了唐朝刚健、风雅的革新诗风。这种突出风雅、比兴、写性情的诗风深刻影响着李白、杜甫等一批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在三台县牛头山生活过两年半(762-764)的杜甫也在《戏为六绝句》(761)中强调评论作家作品应有全面的、历史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发展中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应当继承革新的观点。[9]161-163他在《春日忆李白》一诗中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10]147他认为，李白诗既有庾信诗作的清新之气，也有鲍照诗歌的俊逸之风。这种清新、俊逸的诗风是代代传承的，甚至在《解闷十二首》之七中直言：“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10]141他强调诗歌要抒发性情，进而陶冶性情。这些涪江流域的前辈诗人的性灵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深深影响着张问陶，以致于张问陶在《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之三中直呼：“莫讶上书狂欲死，东山李白是乡人。”强调自己的诗歌及个性都与同乡李白相似，诗歌要乘醉而写，写出真实的感情。由此可见，张问陶的性灵诗风确实源远流长，深得涪江流域唐朝以来的性灵诗风的影响，深得涪江流域诗歌文化传统的真谛，充溢着代代传承的涪江诗学文化色彩。

总而言之，张问陶的写真性情、独抒性灵的诗风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既有张氏家族作为望族兼诗歌世家的家族思想文化的滋养，也有故乡的优美山水、风物的滋润，更有唐代以来涪江流域的诗学理论的传承，其性灵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都充溢着涪江文化色彩，这是张问陶为代表的张氏家族诗人创作的性灵诗区别于袁枚、赵翼、洪亮吉为代表的江南性灵诗而独树一帜的关键所在，也为直抒性情的“性灵派”诗风涂抹上了一层别具一格的涪江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