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艳

北宋文学家苏轼，是大神级的存在，不仅文章流传千古，而且为官实干为民、做人乐观豁达，圈粉无数，成为当时及后代的超级偶像。在无数粉丝中，有两个人值得一提——张鹏翮和毕沅，他们都崇拜苏轼，却走上不同的人生方向。

张鹏翮是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1670年）考中进士，历任苏州知府、大理寺少卿、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他十分崇拜苏轼，不仅为其千古文章，更为苏轼“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政论和“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的人品所折服。

以苏轼为偶像，张鹏翮为官谨记清廉为民。1689年，张鹏翮出任浙江巡抚。一到任上，就命人将府内华丽的陈设撤去，生活一切从简，专心处理政务。惩办贪官污吏，减免百姓赋税，兴办民间教育等措施多管齐下，民风大变，老百姓丰衣足食，社会安定。5年后，当张鹏翮离任赴京时，百姓涕泪横流拦路阻轿，后来，又在楼阁上绘张鹏翮像，叮嘱子孙后代“勿忘我公之惠政”。

与苏轼疏浚西湖造福于民一样，张鹏翮也曾治河。当时，黄、淮常年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害。1700年，张鹏翮任河道总督后，从零学起，钻研治河理论。他一边学习总结前人经验，一边根据地图勘察地形，提出“开海口，塞六坝”的治河主张，决定采取“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按照治河方案，张鹏翮指挥数十万民工治河，每天在堤岸巡视，不辞辛苦，整整8年。终于，黄、淮大治，人民安居乐业。康熙忍不住夸道“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

张鹏翮更加难能可贵的品格，就是不避权贵。正因为此，有什么大案要案疑难案，康熙帝总是派张鹏翮去查办，他也总能秉公执法，不负众望，获得康熙激赞：“天下廉吏，无出其右！”1725年，张鹏翮逝世，谥号“文端”，雍正皇帝赞他：“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能得到两位“霸道总裁”的认可与夸赞，可见张鹏翮确实不俗。

在政绩方面，张鹏翮丝毫不逊于他的偶像苏轼;在文学方面，他工诗善文，开清朝性灵诗派先声。可以说，在偶像的指引下，张鹏翮不论为官还是做人，都严于律己，做到了最好。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时任河东盐运使的张鹏翮，专程赶赴河南郏县拜谒苏轼墓冢，并作诗两首。张鹏翮书法了得，这两首诗以楷书写就，刻于石碑之上，“若大臣冠剑，俨立廊庙”，因而被誉为护卫陵园的“仗剑侍卫”。时光荏苒光阴如梭，74年后，一个名叫毕沅的官员也来到苏轼墓园，写下《祭苏文忠公文》刻于石碑也立于陵园内。同张鹏翮一样，毕沅也是苏轼的粉丝。

相比张鹏翮，毕沅更是苏轼的“真爱粉”，不仅拜谒苏轼墓，每年的东坡诞辰日，他都会召集幕僚举行祭祀和诗文唱和活动以表纪念。只不过，虽然以苏轼为偶像，毕沅却因行动与思想不能统一而走上另一个方向。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状元及第走上仕途。乾隆末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他两次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嘉庆二年（1797年），病逝于任上。之后，一起案件的审讯，揭开了毕沅的“软肋”。

嘉庆元年时，湖北省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朝廷举全力派兵镇压，并源源不断拨粮拨款。没想到，负责军需物资管理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中饱私囊，私自克扣、侵贪军饷，致官兵怨声载道。嘉庆四年（1799年），胡齐仑一案经审讯查明确有此事，加上白莲教起自湖北，后蔓延南方多省，致使清廷耗费巨资镇压，嘉庆认为，这要怪毕沅在匪徒起事之初办事不力。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更多“冰山”浮出水面：毕沅不仅纵容手下侵贪，他自己身为湖广总督，也提用银两，馈送领兵大员，还与湖北巡抚、湖北布政使三人官官相护，仗势搜刮民财，竟然被百姓形容为：“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过虫蚁”。加上正在查办和珅四十大寿时赋诗十首以攀附和珅，因而暴怒：“如果毕沅还活着，一定立即处死他”。下令革其世职，抄家入官。

毕沅以苏轼为偶像，发愤学习，博学多才，经史、地理等无所不通，又勤于笔耕，写下不少著述，可为官却没能克制住自己，陷入了贪财的深渊，最终声名狼藉，与偶像渐行渐远。

偶像，通常被認为是理想人生的范本，带给我们积极向上的能量。然而，在全力向偶像奔跑的路上，真正的约束、劝诫却恰恰来自我们自己，若是不能严于律己，稍不留神就会跑偏，偶像还是那个偶像，可人生的方向已经完全不同了！

（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