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小林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发动武装起义，继续坚持斗争。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努力，至1930年初，逐步形成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和红31、红32、红33 师三支红军队伍。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边三支红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 军。红1 军成立后，随即投入到频繁的战斗中，边打边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令敌闻风丧胆的红色劲旅。1931年1月中旬，红1 军在麻城县福田河与红15 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

虽然红1 军的番号存在时间不长，但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红军发展史上，却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大别山区红旗不倒、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都离不开红1 军的及时组建和战斗成长。

一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相应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3、544 页。红1 军是在红31、红32、红33 师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在此之前，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黄麻暴动后，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余部先转移至黄陂北部的木兰山打游击，保存力量，扩大影响。后又在鄂豫边界的柴山堡实行武装割据，并于1928年7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 军31 师。1929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商城南部成功领导了立夏节起义，建立红32 师，逐步开辟了以吴家店、南溪为中心，纵横六七十余里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从1929年6月到10月，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1月，皖西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发动了六（安）霍（山）起义，成立红33 师。红31、红32、红33 师虽同属于红11 军建制序列，但在红1 军成立前，鄂豫皖边区“原有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两师且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可是过去三师红军是各自为战的，是不相联系的”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737 页。，被国民党军分割在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互不联系的根据地，无法聚指成拳形成合力。

中国革命长期敌强我弱的特点，要求在武装斗争中尽可能对有限的力量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各自为战的分散主义。特别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红军时期，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①《毛泽东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 页。。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用血换来的深刻认识。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机械执行上级规定，利用湖南宜章籍官兵思乡心理，将红4 军第28、第29 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获得一些战利品后随即不听指挥，一哄而散自行回家。最终第29 团大部溃散，只有副营长萧克带回200 多人的一个连队，在返回途中第28 团团长王尔琢也被叛徒杀害。同时，由于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湘赣边界几个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反动势力趁机报复，烧杀抢掠，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史称“八月失败”。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斗争的环境越是恶劣，革命队伍就越是要集中，革命领导人就越需要坚决奋斗，以凝聚人心，振奋斗志，对付敌人；②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56 页。只有集中了兵力，才能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攻占城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大政治影响，促进革命高潮早日到来。③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 页。

在鄂豫皖边区，红1 军成立前，互不统属、缺少配合的3 支红军队伍力量小，作战能力弱，发展比较缓慢。至1929年底，历史最长、实力最强的红31 师也只有700 余人，长短枪600 余支，红32 师仅有500 人枪，④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56 页。故难以对付较大的敌人。在反国民党军第二次“会剿”中，红31 师在天台山铁岗子一带设伏，准备在敌军回撤的路上抓住其一部予以打击。根据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敌军人数只有四五百人，但战斗打响后，发现却有两个团，红31 师遭到猛烈反扑，“我们人少，武器装备又差，被敌人火力压得没办法，只得从阵地上撤下来”⑤《陈再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110 页。，此战师长徐向前也险些落入敌手。

1930年春，随着红33 师的成立，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高涨。同时，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也在酝酿着新的更大规模的混战。主客观形势既对鄂豫皖地区红军整编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在《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中，强调红军要坚决执行进攻的策略，并指示“三十一、三十二师、六安游击队及三省边界武装农民集中组织，统一指挥”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729 页。。1930年2月25日和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分别发出指示，要求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和红1 军。4月，郭述申等中央派来人员与原鄂豫皖地区的党和红军干部在黄安北部箭厂河召开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通过了红军改编的决议。成立后的红1 军由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下辖红1、红2、红3 师和独立旅：红1 师由红31 师改编，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戴克敏；红2 师由红32 师改编，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红3 师由红33 师改编，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另以红32 师一部和游击队合编为独立旅，旅长廖业祺，全军共2100 余人。

红1 军的组建，使鄂豫皖地区有了第一支主力红军，虽然成立之初人数不多，但统一了指挥，整合了编制，聚集了力量，在鄂豫皖红军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红1 军组建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冒险情绪不断滋长，正逐渐形成以“立三路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左”倾错误。中共中央要求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各个苏区的红军集中力量进攻中心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这在主观上显然是错误的，严重脱离实际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正规军团、实行统一指挥的要求，却在客观上与红军自身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相适应”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 页。。

二

红1 军成立后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战斗力提高了，歼敌能力增强了。组建以前，无论是哪个师，即使是战斗力最强的红31 师，也只能打击民团、红枪会等地方反动武装和小股国民党军。前文所述的红31师天台山铁岗子伏击战，就是因为口张得太大，无法吃掉敌人的一例。战斗指挥者徐向前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我们部队战斗力弱，主要采取打伏击的办法对付国民党正规军，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抓住以连或排为单位的小股敌军予以消灭，得手之后立即转移，再寻找新的战机；如果碰上营以上规模的大股敌军，红军就没办法对付了。①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88 页。

与这种作战能力相适应的，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表现为与敌人兜圈子，在运动中发现其弱点，避实击虚，避强击弱，通过伏击、奔袭、夜袭等战术打法，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②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88 页。在1929年11月召开的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在总结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红军作战的7 条战术原则。③即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须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次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517 ～518 页。这些战术原则，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既讲打，又讲走；既讲攻，又讲防；既讲集中，又讲分散；军事与政治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总的指导思想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发展自己，消灭敌人。④徐深吉：《徐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艰苦的历程》（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 页。这与毛泽东、朱德在游击战争中提出的“十六字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此外，红31 师党代表戴克敏还总结提炼出开展游击战争所必备的8 种技能，即“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

红1 军成立后，仗越打越大，歼敌数量越来越多。1930年6月中旬，红1 军军部率红2、红3 师先攻克皖西据点流波疃，歼敌500 余人；后在霍山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5 旅旅长以下700 多人，取得了整编后的第一次大胜利；接着挥师南下英山，采取突击、拦截与打援相结合的手段，全歼国民党军原唐生智部韩杰旅2000 余人，攻占英山县城。与此同时，徐向前率红1 师三度出击平汉铁路线：先是于6月中旬袭击杨家寨车站，歼国民党军郭汝栋部2 个连；随后于6月底在杨平口地区设伏，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第20 军1 个团兵力，赢得了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军1 个团正规部队的重大胜利；⑤参见《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0 页。接着，在7月下旬奔袭花园车站，以极小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教导师第5 团，缴获大批武器装备。8月下旬，红1 师与从皖西赶来的红1 军军部及红2、红3 师配合，采用正面突击与侧翼迂回战术，在四姑墩附近将国民党军新编第25 师一部歼灭、余部击溃。此战后，红1 军全军会师于四姑墩，并向西进击平汉线，又歼灭国民党军1 个团大部。红1 军也在战斗胜利中迅速发展壮大，由成立时的2100 余人扩大到5000余人。仅红1 师在出击平汉线期间就进行了三次扩编，全师由改编时不到1000 人发展到3000 余人，下辖2 个步兵团和1 个机炮团，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

此后，红1 军连续战斗，袭广水，攻信阳，克光山，打潢川，战罗山。1930年10月光山会议后，经过整编的红1 军再度出击，南下作战，先攻击姚家集、黄安城；后突袭谢店，全歼国民党军1 个营；再冒雪奔袭新洲，将城内的国民党军第2 混成旅全部歼灭，缴获大批物资。这四仗，在客观上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特别是奔袭新洲的大胜利，揭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序幕。⑥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21 页。接着，红1 军东进皖西，投入到反“围剿”作战之中，首克金家寨歼敌千余人，次在东西香火岭歼灭国民党军3 个团，打赢了皖西地区反“围剿”的关键一仗。战后，除留一部分兵力在皖西外，红1 军军部率主力进军商城，在叶家墩子歼灭国民党军第30 师1 个团，击溃2 个团，收兵二道河，用战斗的胜利迎来了与红15 军会师。1931年1月，红1 军与蔡申熙、陈奇领导的红15 军在麻城合编为红4 军，下辖2 个师和1 个独立团，全军共约12500 余人。

这一时期，由于人数增加、装备改善，红1 军在作战形式上开始由游击战向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从此前的袭击、伏击等小规模战斗逐步发展到主动示形调动敌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或者乘敌不备对驻扎的较大规模的敌人实施袭击。①参见《徐向前年谱》（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56 页。

从全国范围看，经过初创时期近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930年春夏，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主力7万余人、地方武装3 万多人，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建立起几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装备也有较大改善，开始逐渐从游击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向正规兵团、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转变，以更好地应付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围剿”。

红1 军的组建和此后的战斗历程表明及时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战略转变，这对于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在战役战斗中培养出以“狠、硬、快、猛、活”为特征的战斗作风，具有重要意义。组建后的历次作战，比如英山战斗的攻坚、截击与打援相结合，杨平口战斗的诱敌出击、伏击包围，花园车站战斗采取的果断突袭，四姑墩战斗采取的正面进攻与两翼迂回包抄，新洲战斗的远距离奔袭，东西香火岭战斗的钳制两路集中主力攻击一路，都是红1 军作战指挥能力增强、部队战术素养提高的突出战例。奇袭，远程奔袭，围点打援，运动歼敌，近战夜战，集中兵力、击敌一路，正面突击、两翼包抄等运动战作战形式所要求的战术，成为红1 军组建后的主要作战手段。②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38 页。

三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我军卓越政治工作领导人罗荣桓指出：“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③罗荣桓等：《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 页。

然而，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由于处在落后、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不同程度地反映到党内军内来，严重妨碍着党对红军的领导。在鄂豫皖边区，则突出地表现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尤以商城地区党组织和红32 师最为严重。红1 军成立前，就曾发生过令人震惊的“商城事件”。

商南起义前，中共豫东南特委鉴于中共商城县委遭到破坏，而商南地区又交通阻隔，遂于1929年2月3日在与中共鄂东北特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将商南地区党组织暂时委托给鄂东北特委领导，后者随即派出徐子清、徐其虚等人加强商南地区工作。起义成功后，为便于开展工作，鄂东北特委与中共信阳中心县委（豫南特委改组后设立）于6月11日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商南地区和红32 师工作划归商城县委领导。在接收过程中，商南地区党组织领导人不愿被商城县委接收，报告鄂东北特委，请求与英山、霍山、罗田等地党组织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但在鄂东北特委请示中共中央的过程中，信阳中心县委委员陈古林（孤零）和商城县委部分人竟然将商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徐子清杀害。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即严肃指出：“这次商城县委对于此事的处置，没有依照正确的组织路线来执行纪律，突然采取军事裁判，这是一个错误。”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470 页。

接着，在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徐其书（即徐其虚，笔者注）的处罚问题，可由中心〔县〕委派人和中央巡视员到商城共同解决并报告中央”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470 页。的明确指示后，商城党组织和红32 师个别人依然将红32 师党代表徐其虚杀害，借口是害怕其逃跑。此事造成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当地党和红军团结。在反“鄂豫会剿”时，红31 师鉴于内线作战不利，跳至外线与红32 师会合，但本应密切配合的两支红军部队却相互提防、戒心很深。红31 师领导人在睡觉时枕着枪，以防意外；红32 师则于作战胜利后的第二天清晨不辞而别。②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82 页。同年9月，商城县委再次因意见分歧，将中共六安党组织派来担任红32 师党代表的戴抗若秘密杀害。此后不久，信阳中心县委转来中共中央关于商城县委和红32 师归中共鄂豫边特委领导、红32 师离开商城开往光山向交通沿线游击的指示，但未得到执行。

1929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刘英和李荣桂分别任红32 师师长、政治部主任，以加强对红32 师工作的领导。1930年1月，中共中央巡视员郭述申来到商城，着手解决商城党组织和红32 师存在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商城县委个别人鼓动群众公然反对上级决定，提出上级党组织确定的红32 师行动路线，需要经商城县委同意才能执行，并故技重施，私下串联，企图加害新来商城和红32 师工作的干部，幸亏巡视员郭述申、红32 师师长刘英、党代表吴荆赤、师党委书记郭天明等提前得知消息离开，才避免了悲剧发生。③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566 ～567 页。

很显然，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事件，是为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犯罪。中共中央严肃指出：“这绝对违反了布尔塞维克党的积极精神，失去了铁的纪律的意义，只有流氓无产阶级的集团——土匪绿林伙伴才使用这种手段。”④《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 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 页。究其原因，是缺少党的坚强领导，又处于分散斗争环境中，加之农民阶级思想的局限性狭隘性，因而“他们认为三十二师是商城地方的军队”，但“这是非常错误的”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739 页。。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解决，便有如《古田会议决议》所警告的那样，有脱离群众、离开党的领导的危险，最终走到国民党军阀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79 页。

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在关于组建红1 军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军队中党的工作须特别加强”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729 页。。根据这一指示，红1 军成立了前委，由军长、政治委员、副军长、各师师长职务的党员加上士兵党员2人和1 名地方人员组成，作为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另从军到连设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以工农成分、斗争勇敢、对党忠实、且具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的同志充当”；纵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工作机关，强调政治工作部门是军队中的精神武装机关，其作用甚至比武器还要重大，“军政治部与军部是平立机关”⑧《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741 页。。这些措施，对于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加强党对红1军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0年10月中旬，红1 军在光山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是红1 军乃至鄂豫皖红军建设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反对各种不良倾向，以及统一指挥，整顿纪律，实施整编，还通过了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和政治工作的决议。

根据光山会议决议，红1 军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建设，在军前敌委员会以下，师和团两级都成立了党的委员会，营和连两级则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班、排设立党的小组，确保党的组织直达基层、联系士兵，为党的领导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同时把每一名党员都编入到党的一个组织之中，接受党的教育，师长、党代表等高级干部也不例外，都以一名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与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一起学习党的决议指示，互相开展批评帮助。①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90 页。此外，还加强了党的群众性组织建设，改选了共青团和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和职权是帮助维持军风纪、帮助管理军队、审查和监督经济、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治教育，同时也规定士兵委员会“对军事机关的关系只能建议，不能干涉和处理”，“在组织上应受政治委员与政治部指挥”，特殊情况下政治委员与政治部有解散士兵委员会召集代表会议重新成立的权力，②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742 页。从而避免了极端民主化的出现。

为了帮助广大红军官兵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党的观念，启发阶级觉悟，红1 军加强了政治工作。全军出版了《红军生活》《红军党的生活》和画报，连队建立起“列宁室”（俱乐部），使政治工作有了固定的平台阵地。此外，还根据官兵特点、采用多种形式开展政治上的教育训练，主要围绕“六大”精神、红军任务、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通过干部集合讲话、集体上课、阅读通俗读物、开展小组讨论等形式，使每名红军官兵了解党的路线、政策，弄清红军和国民党军的区别，激发为工农阶级解放而战的政治热情。③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90 页。

值得一提的是，红1 军在战斗过程中创造出了生动丰富的战时政治工作，对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发挥了特殊作用。杨平口战斗中，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在团长带领下据险顽抗，红1 军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于是红军一面紧缩包围圈，一面开展战场喊话，诸如“红军宽带俘虏，缴枪不杀”，“你们都有妻室儿女、父老兄妹，不要再为郭汝栋卖命了”，等等。“此起彼伏的喊话声，就象是一种催化剂，使敌人士气沮丧，军心动摇，纷纷举枪投降，有的干脆把枪一丢就往山下跑。那个不可一世的敌团长见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地当了俘虏”。④《许世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87 页。

这种火线喊话、瓦解敌军的战时政治工作，是红1 军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的一大看家本领，在多次战役战斗中发挥奇效。苏家埠战役中，红军对陷入内无粮草、外援断绝的国民党守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愿回家乡，发给光洋。”⑤《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6 ～37 页。在红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的双重压力下，困守苏家埠和韩摆渡的国民党守军全部缴械投降。

红1 军组建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历次战役战斗锻炼，逐渐成长为一支对党绝对忠诚、善打硬仗恶战、作风勇猛顽强的铁血红军。特别是对党的忠诚，作为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到这支部队的血脉中，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张国焘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大搞“肃反”，滥捕滥杀，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戴克敏、李荣桂、王培吾、周维炯、姜镜堂、肖方、廖业祺等红1 军成立时的重要领导人均遭到杀害。干部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错杀的人难以计数，但队伍始终不垮，其根本原因是“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63 页。。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决议，最后走到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地步。但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要求回到党中央身边，从而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