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梁之腰：中离东山地理区位浅析

2020 年，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①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3 期。一文对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进行讨论，为理解中共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启发颇大。该文将“太行山—吕梁山”视为影响中共革命的三个重要地带之一，其中，太行山还包括北段小五台山以及南段的太岳山，覆盖整个太行山系，然而，对于与太行山东西呼应的吕梁山，则只提到北段、中段，即今交口县以北区域。②王铭、孙元巩、仝立功编著：《山西山河志》，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第146 页。吕梁山南段的革命活动所起的历史作用有限，这与晋西南在1940 年以后受阎锡山控制有很大关系。但晋绥根据地与晋西南阎锡山的势力范围以汾离公路为分界线，那么汾离公路以南至今交口县③交口县于1971 年由中阳、孝义、隰县、灵石四县析置，本文论述以抗战时期行政区划为准。一带在中共革命史上又曾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目力所见，除地方史志外，尚无专门的研究成果。本文所述中离东山地区即位于汾离公路以南，其核心区域以离石县大东川河以南（离石南梁）、中阳县南川河以东（中阳东山）、汾阳县至孝义县西部山地（汾孝边山）为组成要素。超越行政区划的分割，中阳东山与离石南梁、汾孝边山作为吕梁山脉中段之一部分应视作同一地理区块。在这一地理区块内，以中阳东山、离石南梁为主体，故将这一三山交汇之处统称为“中离东山”地区。这也是晋西北、晋西南与太原盆地相交汇的地区。

从晋西的整体地形来看，太原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而黄河流经陕西佳县时向东南偏转，至碛口、军渡一带后再度向西南折去，这使得吕梁山脉呈现“8”字型的布局，而中离东山地区就处于“8”字腰间，纤细狭窄。因此，中离东山地区成为连接太原盆地与晋西吕梁山谷以至中国西北地区一条最为便捷的通道。山陕毗连之处，自是商旅往来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古代的汾阳向阳峡、1921 年建设的太（原）军（渡）公路，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307 国道、青（岛）银（川）高速、石（家庄）太（原）银（川）铁路以及正在规划当中的太（原）绥（德）高铁等沟通华北与西北的重要交通干线，无不经过这一地区。

中离东山地区向北可以屏卫离石县城，向西控制中（阳）离（石）公路及中阳县城，向东则威慑汾河阔野，其衔接的晋西北、晋西南、陕西、太原盆地皆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地理区域，在抗战中后期更是向南直插晋西南阎锡山势力范围。同时，在战争环境下，作为沟通太原和离石之间的重要运输补给线，蜿蜒盘旋于吕梁山间的太军公路顺畅与否全赖公路两侧山地，而这又必须以中离东山地区的实际控制为前提。但是，“要对中共革命进行区域划分，应该主要着眼于与敌军重兵盘踞的大中城市、水陆交通干线的阻隔性”①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3 期。，中阳、离石县城、汾离公路、汾阳、孝义县城构成的日军防卫线又将中离东山地区隔绝开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敌后游击区。因此，控制这一地区显得殊为必要。而该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的地形特征又为中共开展游击作战提供了可能。

二、革命中心：晋西游击队与红军东征

1930 年，盘踞山西近20 年的阎锡山树起反蒋大旗，中原大战爆发，但随着张学良通电入关，战局急转直下，12 月，阎锡山被迫下野离晋，山西军政动荡，革命风起云涌。然而，相对于隔河相望的陕北，山西革命形势仍处低迷，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鼓励和推动山西的革命运动。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1927、1928、1930、1932）》（一），1992 年，第231 ～238 页。10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在山西“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区变为江西第二”的决策，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书记刘天章秘密到汾阳一带进行地形考察，认为在此区域建立吕梁山苏区有着便利的地理区位条件：进可以威慑省城太原，退有吕梁山脉做掩护，背后还有革命形势较好的陕北做依靠，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络方便。随后，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与陕北特委联系协商，共同在此组建武装部队。③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1 卷（1924—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第138 页。为此专门从太原兵工厂调来30 余名工人作武装部队的骨干成员，从正义护路军第1 师高桂滋部队抽调拓克宽、杨重远、周维仁、吴岱峰等到汾阳、离石、柳林等地做起义准备工作，陕北特委也派出阎红彦、白锡林到吕梁山区协助开展工作。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冀晋绥地区·陕甘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第302 页。但并非只有中共看中了这一地区的战略价值，“有山匪的山头不一定会有红军，而有红军的山头几乎都会遭遇形形色色的山匪”⑤应星：《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22 年第4 期。。在刘天章等考察中离东山地区前，汾孝边山一带已活跃数股“土客”组织。这些土客身携枪械，受鸦片贩卖者雇佣，以武装押运，虽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不同，但也属于影响社会稳定秩序、唯利是图的私人武装力量，如师治贵部、贺兆瑞部等。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第666 页。1931 年5 月，在镇压并收编了贺兆瑞部“土客”后，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得到壮大，“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晋西孝义辛庄成立，游击队在队长拓克宽、阎红彦等的带领下，辗转晋西山区，宣传革命主张、打击阎军、收编地方武装“土客”、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斗地主活动，极大地鼓舞了东山地区群众的斗争情绪。⑦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0 辑，1999 年，第657 ～660 页。游击队以离石、中阳、汾阳、孝义、隰县交界之吕梁山区为主要活动区域，远达临县、石楼，逐渐开辟出一片1.5 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以及2000 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第669 页。中离东山地区正处于这一地区的核心地带。晋西游击队与同年7 月的平定起义一东一西遥相呼应，使山西的革命形势为之一振。

西部山区日渐活跃的革命活动使处于太原盆地的晋省高层如坐针毡，1931 年8 月，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调动1 个师再加1 个炮兵团及中、离、汾、孝等县保安团共约1 万余人对仅仅百余人的晋西游击队进行了武力“镇压”，虽然晋西游击队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被包围在密林深山，陷入困境。8 月28 日，经过讨论，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马佩勋等决定依照建队之前山西省委的指示，渡河西去，接受陕北特委的领导。而便利的地理区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使得这一革命武装能够巧妙地躲过阎军的追击，9 月2 日，晋西游击队顺利渡过黄河转移至陕北，①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0 辑，第661 ～662 页。10 月，在与刘志丹等部队会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参与并创建陕甘边根据地。②黄正林：《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建军前史研究——与陕甘边历史研究中一些观点的商榷》，《苏区研究》2022 年第2 期。

晋西游击队虽然在中离东山仅仅活动了三个多月，但正如星星之火，在晋西这片沃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后来红军东征在此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晋西绵延的山脉沟壑，也为保护晋西游击队转移、保存这支革命武装提供了独特的地利资源。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与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12 月，中央红军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在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策的同时，综合考虑了陕北红军形势、西北军和晋绥军对红军的包围、山西的地形物产、晋绥军部署等情况后，决定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无论是出于震慑阎锡山之目的③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年，第7 页。，还是扩军筹款之目的，④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10 页。抑或调动陕北晋绥军回援以缓解陕甘苏区之压力，⑤任文主编：《东征·西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年，第11、22 页。迅速进入太原盆地是红军东征战役之关键，因此，中离东山地区再一次进入红军的战略部署当中，毛泽东提出“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497 页。，在晋西创建苏区，既可拱卫陕甘苏区，又能作为进一步东出抗日的桥头堡。而在这场开启山西抗日新局面的战役中，中离东山地区也确实成为红军重要的活动区域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确定了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后，便积极开展战前准备工作。作为曾经的晋西游击队负责人之一，阎红彦常年来往活动于晋陕黄河两岸，对陕北和晋西地情地貌都很熟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被中央指派为黄河游击师师长，负责东征前的后勤供应。东征开始后，阎红彦升任红30 军军长，维持黄河交通往来，同时继续利用原有的群众基础在晋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⑦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83 ～87 页。1936 年2 月20 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红1 军团从中阳三交镇坪上村登岸，红15 军团从石楼县贺家洼登岸，两路自西向东，进逼中阳、石楼、隰县一带。阎锡山的河防迅速被突破。23 日，毛泽东抵达石楼县张家塔，并指示红1 军团和红15 军团“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⑧《我军目前方针是建立作战根据地》（1936 年2 月23 日），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第99 页。。2 月25 日，阎锡山派遣其独立第2 旅周原健部自汾阳出发，意图向西阻截东征红军。周部占据汾孝边山南段山地，先头部队进军至中阳东山南麓之弓阳、关上一带，红1 军团乘其先头部队防御未备之际，连夜出发，“由曹家峪绕至关上以南的道路和地形很隐蔽，便于我军之秘密行动”，先后对刘家坪、关上一带阎军以沉重打击，⑨《关上战斗详报》（1936 年2 月26 日），《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第114 ～118 页。取得东征以来首场胜利。关上战斗以及同期红15军团在石楼县蓬门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东征越过吕梁，挺进汾河谷地、同蒲铁路的通道，使东征红军在晋西站稳了脚跟。

根据新的战局形势，毛泽东进一步将根据地的建设部署细化，“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①《在关上水头地区创造作战根据地》（1936 年2 月28 日），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第111 页。，基本确定了以该地区为中心的晋西游击根据地构想。不久，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博古及红28 军首长称：“甲……关上的胜利和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乙，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汾阳马路与汾水铁路②汾阳马路即太原至汾阳公路，汾水铁路即同蒲铁路。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使阎锡山对我们的进攻与防御陷入极大困难中……。丙，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因为他把红军处在军渡、离石、汾阳、孝义、介休、灵石、汾西、隰县、永和这一广大弧线的中间，对于我们的作战与创造根据地给了十分有利的条件。”③《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1936 年3 月1 日），《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第124 ～125 页。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再次做了强调。3 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彭德怀关于在以中阳关上、隰县水头为中心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政权的指示，东征红军在关上村建立了中共关上党支部和关上村苏维埃政府。东征以来，晋西在红军的帮助下，相继建立了一批基层苏维埃政权，包括由周恩来指导组建的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这是山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④中共吕梁地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吕梁地区组织史资料（1923—1987）》，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48 ～51 页。同时，随军活动的各宣传队、地方工作组等也在此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

4 月11 日，晋绥军从离石县、中阳下枣林乡、朱家店村多个方向将东征红军第15 军团、红28 军围堵于金罗镇以南河谷地带，形势危急，红15 军团经过对敌我双方作战部署及地理位置的分析，决定连夜急行军向东南方向突围。由于中阳县城内有阎军集结，并扼守通往孝义县的枝柯沟，红15 军团遂经白草、苏村一线沿小路翻越柏洼山、青阳山，绕过中阳县城，迂回到枝柯镇。在当地群众带领下，12 日，红15 军团先头部队抵达石峪，并在大石头村、三角庄附近，与自东向西暂驻于此的晋绥军发生战斗，全歼晋绥军第196 旅第392 团。⑤《周士第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62 页。大石头战斗的胜利，使红15 军团成功突围，摆脱了晋绥军的“围剿”，进入孝义县境，得到为期1 周的休整和改编，实力大为增强，为随后的行军作了准备。

东征红军两次在中离东山地区的作战均对整场战役产生了重要作用，这固然源于东征红军战前的周密部署和战中的机动英勇，但一场战斗的战术意义也体现在“人”与“地”的巧妙结合上：中离东山地区的战斗在借用地形特征的基础上，良好地发挥了人的作用，也通过人的作用最大化地彰显了地形的军事战略价值。

三、前沿阵地：全面抗战时期战略地位的下降

1937 年7 月，日军在平津一带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 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华北方面军第5 师团、伪蒙军一部自天镇、阳高、广灵、灵丘等地侵入山西，国共两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鉴于晋北局势危急，八路军自晋南乘火车沿同蒲路迅速奔赴晋东北战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11月太原沦陷，晋绥军离开太原后，晋西、晋南之吕梁山区便成为阎锡山部抗战时期的活动区域。同期，八路军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留在山西开展敌后游击战，适时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第115 师一部坚守晋察冀，第120师转战晋西北，第129 师开往晋东南。第115 师直属部队在师长林彪率领下开往晋西南吕梁山，1938 年1 月移驻于汾阳、孝义一带。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98 页。

值得注意的是，第115 师的前身红一方面军主力，在1936 年红军东征时曾进入山西，而当时由林彪率领的红1 军团，在郭家掌分兵后，作为右路军辗转于晋西南各地，广泛发动群众、扩充兵员。此次第115 师在林彪指挥下重返晋西南，正可利用一年前的群众和武装基础。1937 年10 月，八路军由陕西开赴晋北前线途经洪洞、孝义期间，就曾派遣地方工作团来到中离东山地区，以作长期抗战之准备。这一时期，在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的推动下，该地先后组建数支抗日武装。后师峪建立秘密三人游击小组，专责情报转送；上桥组织了30 多人的游击队，后来在孝义编入第115 师；是年冬，工卫队自太原转移至中阳，计有张振标等100 多名农民参加工卫队。①中阳县志编纂委员会：《中阳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745 页。工卫总队11 月在中阳县整修过后编为4 个大队，其中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即从在这一时期由中离东山地区的农民和地方武装改编成立②军事科学院《山西新军史》编写组：《山西新军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80 页。。八路军办事处主办学兵大队的何以祥深入晋西各村联络红军东征以后隐蔽地方的共产党员，并联络当地公开活动的“牺盟会”组织，利用阎军撤退后遗留的武器装备，先后组建了晋西南抗日游击第一、第二、第三大队。1938 年2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设立晋西省委，负责汾离公路以南、同蒲路以西、洪洞—蒲县—大宁一线以北地区的党务工作。5 月，又设立汾（阳）孝（义）特委等党委组织，开展晋西南地区的抗日斗争。③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晋绥革命根据地史》，第102 ～103、106 页。同时，途经晋西连接太行山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线也逐步建立，周恩来亲自布置建立了晋西地区离石县、汾阳县两处八路军兵站，孝义县则成为从延安到晋东南地区这条秘密交通线的中介点，同时也作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驻地。④王卫香：《开辟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党史文汇》2003 年第9 期。在由太军公路、隰县—永和—延水关、同蒲铁路围成的区域内，中离东山地区的占领显得极其必要，而群山叠翠、山高谷深、林草茂密的特点，又使日军难以发挥其机动化部队及大规模军队的作战优势，这为中共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8 年9 月，日军经汾（阳）离（石）公路进军离石，占领柳林、军渡、碛口一线，企图西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第115 师第343 旅便转战至汾孝边山东麓之南北偏城、东西武堡、下堡镇一带，阻敌西进，分别在薛公岭、油坊坪、舍窠里取得汾离公路三战三捷。这三次战斗，皆是八路军在中离东山地区利用地形优势，对峡谷中交通干线进行歼灭战的典型战例，也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日军如无法保证汾离公路的通行安全，便无法保全以离石、柳林为进攻陕西的前线基地。八路军在汾离公路的战斗与晋绥军在柳林的战斗相配合，终使在离石县和柳林镇的日军大部在占据了10 天之后撤出。⑤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吕梁抗日丰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第62 ～65 页。中离东山地区像一道屏障一样，将意图牢固侵占晋西以作渡河西犯之跳板的日军挡在吕梁山东侧，占领离石、中阳的日军也被局限于县城之内。1945 年日军投降前夕，驻守中阳县城的日军仅剩30多人的一个小队。⑥中阳县志编纂委员会：《中阳县志》，第567 页。难以有效控制晋西则意味着日军难以将这一片地区作为其进一步前进的后方基地，晋西北和晋西南中国军队的存在可以随时在吕梁山对其进行迂回包抄，而中离东山地区则是晋西南对汾离公路运输线上日军进行歼灭的前沿阵地。

四、晋绥边缘：“晋西事变”后的地下斗争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日益显著，引起了阎锡山对异己势力的担忧，蒋介石在1939 年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也明确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⑦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526 页。在这一政治形势下，1939 年12 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在晋西地区先对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115 师晋西游击支队发难。为保存抗日力量，各新军并未与晋绥军作持久战斗，仅在“防卫态势下……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①《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1939 年12 月9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218 页。12 月27 日，决死第二纵队和第115 师晋西游击支队，经石楼、中阳、汾离公路转移到临县。②军事科学院《山西新军史》编写组：《山西新军史》，第167 页。中离东山地区的抗日形势也随之急剧恶化，中共中阳县东山区委机关被迫转移至离东一带。③中共吕梁地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吕梁地区组织史资料（1923—1987）》，第92 页。1940 年2 月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就解决“晋西事变”划定双方驻防区，汾离公路成为晋西北八路军和晋西南阎锡山的分界线，因此中离东山地区被划入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出于政治考虑，东山地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和党组织再次转移或隐蔽，地方武装活动也大幅减少，直至1945 年初山西战场抗日反攻作战，中共才得以恢复活动。

在这样的军事格局下，原本即是东西来往地理枢纽的中离东山地区又增添了南北对峙与合作前沿阵地的身份。在晋西南地区，中共中央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指导受阎锡山和日军控制的区域展开党的秘密斗争。④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1 卷（1924—1949），第379 页。就在中共中阳东山区委机关转移至离东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灰色”党员就地隐蔽下来，转入地下坚持抗日斗争。1940 年3 月在中阳县和离石县交界地区重新建立了中共中离东山党委，负责晋西南地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⑤中共吕梁地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吕梁地区组织史资料（1923—1987）》，第147 页。1940 年春，地方游击部队秘密返回中离东山地区，先后镇压了土匪杜连标、敌特薛奎元父子等势力，重新掌握中离东山地区。5 月30 日，中离东山党委在后师峪村召开了“纪念五卅暨庆祝中阳东山解放大会”。驻中阳、离石、汾阳、孝义各城的日军调集兵力入山“围剿”，地方游击队和洪赵总队借助地形优势，打退日军，取得东山反“围剿”的胜利，振奋了东山地区的抗日军民，开创了东山地区抗日反顽斗争的新局面。⑥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吕梁抗日丰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第273 ～274 页；中阳县志编纂委员会：《中阳县志》，第567 页。不久，中离东山办事处作为该地区中共政权机构正式成立，中离东山党委领导下的洪赵总队第二大队扩充至300 多人。1941 年3 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在汾离公路以南地区设立了中共沿（黄）河工委，负责离石、中阳、石楼、隰县、大宁、永和6 县的秘密党务工作，机关驻地则设于黄河对岸的陕西，直至1943年11 月国共摩擦斗争形势严重恶化，沿河地委⑦1943 年3 月撤沿河工委，成立沿河地委。被迫撤销。除了隐蔽本地干部，党组织还在晋西开展了东渡派遣工作，并对派遣人员进行严格挑选和专门培训，但也因斗争条件严重恶化，难以进行。⑧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1 卷（1924—1949），第384 ～385 页。在隐蔽期间，中离东山地区不再具备发展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而仅能发挥其秘密情报交通线的作用。太军公路南北之离石、中阳、柳林一带成为阎、共、日三方势力交汇之处。1945 年3 月，山西战场各地局部对日反攻取得重大战绩，晋西这一地区再度创建了中共河东工委，并成功组建了中共中阳县东山工委。⑨中共吕梁地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吕梁地区组织史资料（1923—1987）》，第160 ～165 页。虽然这一阶段党的活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但仍坚持不懈地在这一地区建立各种形式的党组织，领导抗日斗争，也为日本投降后解放这一地区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五、结语

通过梳理中离东山地区的革命历史，可以将这一地区的革命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路军开辟敌后抗战根据地之前，这一阶段以中离东山地区为核心区域的晋西革命斗争活跃，尤以晋西游击队和红军东征为标志，成为山西革命的重点区域。随着日军入侵，中离东山地区的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八路军在更为广阔的晋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中离东山地区成为连接晋西北、划归于晋西南的游击区，在这一阶段，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创建党组织、组建地方武装，但因日军势力强大，又靠近阎锡山军政力量的核心区域，因此革命斗争未能取得理想成效。及至1940 年“晋西事变”后划分中共与阎锡山势力范围，中离东山地区被汾离公路隔绝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更加艰难，是为中离东山地区革命的第三阶段。

从根据地建设的角度审视中离东山游击区，除了受阎锡山政治势力的影响而难以进一步发挥中离东山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外，该地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弥补的地理缺陷。吕梁山脉在这一地区变得纤细狭窄，自黄河渡口军渡至吕梁山东侧汾阳城直线距离仅93 公里，中间又有中离公路相隔，从中阳县城东山开始计算，东山地区东西相距仅50 公里。在如此狭小的地域内，面对日军机动化部队从中阳、离石、汾阳合围突袭时，可供部署防御的时间并不充裕，主力部队的回旋空间极为有限，因此，这一地区只能供规模较小的游击部队活动。毛泽东认为游击区的建立对地理条件“主要的要求”是“地区的广大”，“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424 页。虽然中离东山游击区战略地位重要，但狭小的作战腹地，也构成该地进一步创建根据地的制约因素，这是它只能作为对敌军事斗争的前沿阵地，而始终不能与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略与地理凭借战事彰显于历史舞台，构成军事地理重要组成部分。”②韩茂莉、于家明：《军事地理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军事历史研究》2016 年第5 期。通过梳理中离东山地区在抗战前和抗战时期的重要军事活动，可以看到，中共自20 世纪30 年代初即注意到这一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先天地理区位优势，其后一直没有放弃对该地区进行控制的努力。沟通晋西南北，联结山西陕西，重要的地理区位、良好的群众基础吸引着中共或武装游击，或隐蔽潜伏；但地接阎占区，地瘠民贫，日据汾离公路、中离公路使之与晋绥边区、柳林、三交一带八路军活跃区相隔而形成了狭窄的作战区域，又使中共在此创建根据地困难重重。因此，自始至终，这一地区仅仅以游击区的面貌呈现在历史的舞台，③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山西省近现代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2 年，第372 页。既是晋绥边区的前沿，又不属于晋绥边区，既划为阎锡山势力范围，又经常活动着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虽然抗战时期太行山和吕梁山北段中段的地理区位优势能够在“中共绝佳的政治形势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下“被充分地发挥出来”，④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3 期。但具有区位优势却又纵深不足的中离东山地区在面对中共和阎锡山、日军三方的势力分布态势下，终难以进一步发展为根据地。这同时也说明在“军—地关系”中，并不能简单地将地理因素置于主导地位，“人”利用地形地势进行斗争，其地理区位的优劣与否，与“人”的斗争活动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