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前期，日军将侵略矛头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蚕食”活动。目前学界对于敌后抗日军民反“蚕食”斗争的研究较少，且主要围绕沁源围困战展开。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霍春英：《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晋阳学刊》2003 年第3 期；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3 期；耿殿龙：《人民战争：晋绥民兵的反碉堡作战（1942—1945）》，《军事历史研究》2021 年第2 期；张军：《中共在沁源围困战中的民众动员研究》，太原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对蒲阁寨（又作“蒲格寨”或“普阁寨”）围困战的叙述多以艺术作品为主，未能对其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②主要有崤谷：《蒲阁寨围困敌寇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编：《战斗在太行山上——山西民兵斗争故事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309 ～319 页；亚欣：《围困蒲阁寨》，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编：《山西民歌300 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208 页；佚名：《围困蒲阁寨》，王兴治编：《忻州地方民谣歇后语》（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209 ～210 页；攀山：《围困蒲阁寨始末》，山西省忻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忻州文史资料》第2 辑，1986 年，第103 ～115 页；潘玉厚：《蒲阁寨围困战中的民兵英雄》，《忻州文史资料》第2 辑，第116 ～121 页。为此，从缘由、策略及启示等方面对蒲阁寨围困战进行学理层面的梳理，不仅可弥补学术空白，还可为人民军队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一、反“蚕食”斗争的缘由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际与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方面，各种势力发生了明显演变。1939 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客观上为苏联备战争取了一定的时间，同时也打击了德日联合反苏的气焰，遏制了日本将战火进一步西延的企图。9 月欧洲战事开始后，德意法西斯暂时击败英法，刺激了日本扩大战争的野心。在国内方面，各种势力也发生了变化。受日本“政治诱降”政策的影响，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反共”倾向日渐明显。此时的中共在华北地区经过两三年的发展，较之全面抗战初期实力明显增强。因而，华北地区成为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大势力角逐的核心地带。在山西，除了国民党占有一定优势的中条山等地外，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三个地区中共势力均占有明显的优势。1940 年初，在击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在山西基本稳住了阵脚。百团大战不仅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气焰，而且引起了日本的极度恐慌。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日本为了扭转在华北尤其是山西的困局，决定发动中条山战役以期消灭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在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作战失利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也就成为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1941年春，日军将之前开展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宣布要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四位一体化”的“总力战”。

在“总力战”战略指导下，日军对晋绥边区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蚕食”。其中，对晋绥边区第四分区的“蚕食”尤为严重。日军主要活动于离石县第四区、临南县第二区及靠近方山县的安业沟一带。从1940 年后半年至1942 年前半年，在离石县第四区17 个行政村下辖的131 个自然村中，仅有4 个自然村未被“蚕食”，“蚕食”程度高达96.9%。其中，在11 个行政村的93 个自然村中，“我工作人员不能存住，进行工作也困难”；在临南县第二区的6 个行政村、89 个自然村中，被“蚕食”掉的高达4 个行政村的22 个自然村，“蚕食”程度亦达24.7%。①一二〇师政治部：《晋西北一九四二年反蚕食斗争的总结报告》（1943 年1 月25 日），《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4 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 年编印，第116 ～117 页。日军也对第二、第三分区以及第六分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蚕食”。1941 年7 月至1942 年6 月期间，日军在晋绥边区增设216 个据点，加上原有据点共计493 个，使原来的游击区大部变为“维持”区，原来的根据地区域部分地变为游击区或“维持”区。②钟师统：《新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钟师统》，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82 页。

由于日军的不断“蚕食”，晋绥边区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在面积上，“到1942 年秋晋绥根据地比1940 年缩小了三分之一”③庚新顺等编著：《陈漫远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212 页。；在人口方面，“由三百万减少到不到一百万”；在骨干力量方面，刘德明、顾永田、李林等重要干部先后为国捐躯；在军民生活方面，“战士、干部的生活极其困难，士气确实不怎么高”。④张稼夫：《庚申忆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94 页。这说明，晋绥边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蒲阁寨据点就是在上述特殊的历史时空下建立并加以扩大的。该据点位于忻县西北，是同蒲铁路西侧的要地，是忻县抗日根据地的门户，也是晋绥边区通往晋察冀边区的大门。1942 年8 月8 日，日军及伪军130 余人、民夫90 余人携带着铁丝网、洋灰以及模板等物品占领蒲阁寨村。⑤丽生：《“打仇敌不怕死”——记忻县人民反蚕食斗争》，《抗战日报》1942 年10 月13 日。之后，日军将蒲阁寨村周围30 里以内地区变为“维持”区，并建立“维持会”。日军在“维持”区内对群众实行残暴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主要有：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殴打虐待支差人员、额外勒索等。村民谢某结婚当夜，新娘被日军抢到碉堡轮奸。蒲阁寨被日伪政权统治的一年多时间里土地荒芜达1/3，收成减少1/2。⑥佚名：《围困蒲阁寨经过》，《抗战日报》1944 年8 月17 日。蒲阁寨附近的固庄据点在1943 年年底被日军抢去牛36 头、被褥30 余条、粮食7 石。又如日军暗地里允许5 个村庄种植鸦片，可是到收割时节却假借明令大肆勒索，榨取伪币1.5 万元。日军还滥用刑法，剥夺群众言论乃至人身自由。佃户侯四在搬家后进入蒲阁寨背粮，被日军抓住后，“从头上浇下煤油，点火燃烧”。⑦晋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把敌人挤出蒲阁寨〉的原始记载》，《忻州文史资料》第8 辑，1992 年，第142 ～144 页。群众的负担也相当重，如蒲阁寨据点附近的阳坡村每户贫农每月对日军的负担高达伪币30 元。⑧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03 页。此种高压政策，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度恐怖的气氛，也动摇着部分群众的抗日意志。一些地痞流氓则趁火打劫，向群众要粮与款等。除此之外，日军还以铁路、公路等为核心控制区，不断对周围区域进行军事布防与经济封锁，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企图将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军民消灭殆尽。

二、反“蚕食”斗争的主要策略

日军不断“蚕食”晋绥边区的严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42 年7 月，毛泽东与晋绥边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林枫会谈时指出，“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具体办法为充分动员群众，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①穆欣：《林枫传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第160 页。8 月，林枫回到兴县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晋绥边区情况的报告。10 月底，毛泽东电示林枫：“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②周甘，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688 页。11 月初，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抽调1/3 的正规军和1/2 的游击队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展反“蚕食”斗争。④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205 页。12 月，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会谈时再次指出：“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的很小……你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呢？……你们就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⑤张稼夫：《庚申忆逝》，第92 页。根据毛泽东相关指示和高干会议精神，晋绥边区第六分区对蒲阁寨村开展了历时20 余个月的围困战。围困战是“人民军队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经常采用的战法，用正规军、地方军、民兵等武装，包围敌军的据点，断绝敌军据点的物资供应及与外部的联系，以困死、饿死据点的敌军，并结合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相机攻取据点和将敌军挤走”⑥马洪武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380 页。。当时中共忻县县委和县政府制定的“挤敌人”方案为：第一步，外围作战，通过几次战斗将蒲阁寨据点的范围缩小到5 里之内；第二步，孤立敌人，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第三步，开展反“维持工作”。⑦李银堂、李振堂编著：《记忆静宁县》，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2020 年，第86 页。根据这一方案，具体采取了以下几种策略。

第一，武装锄奸。1942 年9 月，第六军分区组织武工队在一夜间扣押各村“维持”分子30 余人，其中2 个首恶分子被处决。12 月，第六分区在蒲阁寨村成立了武工队第四大队（简称“武工四大队”）。全队最初有地方干部4 人、军队干部8 人，步枪、短枪各3 支。大队下分4 个小组，散布在蒲阁寨村周围的高家庄等村。另有忻崞支队（即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第19 支队）的两个班配合武工队开展工作。1943 年春，武工四大队扣押固庄据点的“维持”头子周全子，揭发大柏色据点“维持”头子张玉意奸污妇女、任意摊派的罪行，逼迫日军将蒲阁寨伪联合村公所主任沈三保撤职查办，捕获日密探徐某、伪军刘玉生以及日密谍宋刚科等。⑧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第202 ～204 页。该年12 月初，忻崞支队的1 个班包围了伪联合村公所，将伪正、副主任等6 人悉数扣押，并勒令“自卫团”自行解散。⑨忻县讯：《遭我军民长期围困，蒲阁寨敌陷入绝境》，《抗战日报》1944 年2 月19 日。通过锄奸，在充分动员群众的基础上，瓦解伪政权的组织体系，迫使其减轻对群众的压迫。

第二，加强抗日宣传与情报工作。为了从思想上教育“维持”区群众以使其坚定抗日意志，武工四大队还组织了抗日宣传组，并和民兵联合起来，经常袭入蒲阁寨据点散发宣传品。散发的方式是将宣传品贴在狗身上带入日军居住的院落或在深夜散发传单。某夜，民兵将一面红旗插到了伪联合村公所的屋顶上，次日早晨群众发现后对抗日增长了信心，而日军则陷入了极度恐慌。①攀山：《围困蒲阁寨始末》，《忻州文史资料》第2 辑，第104 ～105 页；通过秘密宣传，逐渐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与此同时，还采取多种方法及时获取情报，如忻崞支队支队长李力曾多次亲自率领侦察员将蒲阁寨村到三交镇一线公路两侧侦察，并将能伏击日军的地区都绘制了地形图。②冀春光：《决死四纵队第十九团的一些情况》，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28 辑，1983 年，第54 页。在武工四大队的充分动员之下，伪军和“维持”会内部都有了“内线”，不少群众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敌伪的一举一动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后来，民兵采取了“统一报告”的办法，即由打探敌情的群众集体向民兵汇报情况，“使敌人得不到一点真情”。③佚名：《围困蒲阁寨经过》，《抗战日报》1944 年8 月17 日。由于建立了信息灵通、运作严密的情报系统，抗日军民充分掌握了敌情，增强了应对敌人的能力和效率。此外，第六分区的武工队还在全区范围内动员据点群众开展对敌不合作运动，主要内容有：“（一）与敌不合作，不给敌人送一文钱、一斤面、一件东西；（二）村中如有人‘维持’，一定制止，并报告政府；（三）不给敌人传送情报；（四）如违犯以上各条愿受法律处分。”此运动开展仅一个月，全区就有3 个行政村、16 个自然村的伪政权被摧毁。④六分区讯：《六分区人民展开对敌不合作运动》，《抗战日报》1944 年3 月25 日。这就说明，对敌不合作运动在加强对据点群众抗日宣传以及获取高价值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开展交通破袭战。1943 年7 月，武工四大队组织300 余名民兵，破坏公路60 余里，毁掉土桥2 座，并3 次打击来犯之敌。⑤佚名：《围困蒲阁寨经过》，《抗战日报》1944 年8 月17 日。破坏交通线路的结果是切断了敌人的给养，使之陷入饥饿的困境。12 月，日军由太原工程队派来50 余人，并强抓民夫重修忻静公路。忻崞支队闻讯，于12 月9 日上午设伏袭击，击毙日方1 人、伤6 人、俘虏9 人，缴枪1 支及修路工具多件。⑥六分区讯：《蒲阁寨敌据点民众全部迁出，我粉碎敌重修忻静公路计划》，《抗战日报》1944 年1 月1 日。于是，日军修路计划被彻底粉碎。1943年底至1944 年初的3 个月内包括蒲阁寨民兵在内的忻县第四区民兵共破坏公路30 余里，击坏汽车1 辆，缴获电线500 余斤。⑦忻县讯：《忻县四区民兵三个月战绩》，《抗战日报》1944 年2 月1 日。在围困期间，仅民兵英雄赵红计的小队就作战15 次、割电线3 次、破路3 次、破楼1 次以及攻打碉堡2 次。⑧佚名：《围困蒲阁寨经过》，《抗战日报》1944 年8 月17 日。民兵的这些战绩对于围困蒲阁寨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效果，进一步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对其在“维持”区内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

第四，推行联防作战。1943 年12 月，忻崞支队配合民兵突袭蒲阁寨据点，将伪联合村公所主任以下全部人员活捉。当晚，民兵召开会议，号召青年壮丁不再加入伪自卫团，不再给日军办事。会后，“大半青年壮丁已逃到根据地来”。⑨六分区讯：《六分区我军袭入蒲阁寨》，《抗战日报》1944 年1 月13 日。1944 年1 月底，日军结集兵力60 余人企图趁过年之际向蒲阁寨据点武装运粮。忻崞支队发觉后，与民兵联合设伏，打伤日军15 人。⑩忻县讯：《遭我军民长期围困，蒲阁寨敌陷入绝境》，《抗战日报》1944 年2 月19 日。后来，为了挤掉蒲阁寨据点之敌，晋绥第六分区把忻崞支队集中于三交镇至蒲阁寨村之间，打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另调忻县警卫连的2 个排配合武工四大队围困据点。此后，武工四大队与民兵不断袭击蒲阁寨之敌，每天派冷枪组在碉堡附近活动，同时在交通要道布置地雷，限制其活动。由于各种武装力量联防作战，日军被围困在碉堡内，日常行动受阻。1944 年3 月以后，日军便不敢再出来活动。忻崞支队又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使其几乎被逼到了绝境。4 月12 日，虽有三交据点日军的接应，蒲阁寨据点的日军在逃窜途中仍被歼20 余人。⑪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343 页。于是，蒲阁寨村再次回到人民的怀抱，围困战取得了最终胜利。

第五，普及地雷战。在围困期间，民兵制造“土地雷”打击日军。1943 年秋，民兵们大量使用地雷封锁日军的交通线，三交镇据点送给养的日军经常被地雷炸死。①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第301 页。日军改为晚上送给养后，民兵们在其途径之地设地雷阵。有一次民兵使用14 颗地雷炸死日军10 余人。当时，民兵创造了品种繁多的地雷，如“磁雷”“子母雷”以及“二郎担山”等，威力不断增强。②攀山：《围困蒲阁寨始末》，《忻州文史资料》第2 辑，第109 页。1944 年4 月，日军撤离据点之前，曾试图将粮食偷运到三交镇，结果在半路上被地雷炸死炸伤6 人。日军被迫绕道而行，又被地雷炸死4 人，③六分区讯：《在我军民不断围困打击下，敌撤退蒲阁寨等四据点》，《抗战日报》1944 年4 月25 日。随后又遭到抗日武装的伏击，损失惨重。地雷战的普及，充分挖掘了民兵的潜在战斗力，在正规化武器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体现了游击战争战略策略的灵活性。不少“土办法”被运用到围困战之中，使日军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均受到了严重打击。

第六，空室清野。为了困死日军，中共忻县县委于1943 年10 月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蒲阁寨据点的围困斗争。会后，县委对蒲阁寨据点周围10 里内的村庄实行空室清野，组织了以农会秘书和抗日村长为首的“空室清野”委员会。但是，在具体动员群众搬家时颇费周折，部分群众有抵触心理。于是，武工四大队领导群众贯彻对敌麻痹政策，即佃户将退了的地重新租回、搬运粮食暂时停止以及正常供给日伪军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日伪军逐渐放松了戒备与警惕，武工四大队则趁机执行周密的搬家计划。1943 年12 月3 日夜晚，武工四大队和忻崞支队摧毁了蒲阁寨据点周围的伪政权。4 日早晨，忻崞支队二班战士及11 个村的民兵从四面封锁和包围蒲阁寨据点，掩护附近5 个村的群众搬家。截至9 日夜晚，蒲阁寨据点周围的群众1300 余人和粮食等重要物资全部搬走。④佚名：《围困蒲阁寨经过》，《抗战日报》1944 年8 月17 日。至此，形成了“据点已无民众足迹，敌人极为恐慌”的局面。⑤六分区讯：《蒲阁寨敌据点民众全部迁出，我粉碎敌重修忻静公路计划》，《抗战日报》1944 年1 月1 日。此次“大搬家”，切断了日军的物资补给，使之无以为继。

综上所述，蒲阁寨围困战从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思想文化层面对日军进行了全面的斗争。因而，蒲阁寨围困战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付诸实践，演化为一种“总体战”战略。此战略不仅从政治层面瓦解与分化了日军的政权组织机构，从军事上打击了其嚣张气焰，从经济上切断了其给养渠道，而且从思想文化层面动摇了其反动的侵略意志。因而，蒲阁寨围困战是一场将物质与精神高度凝结的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同时，蒲阁寨围困战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要旨与精髓，即在坚持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原则下将兵与民融为一体。也就是说，蒲阁寨围困战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动员与组织群众是关键。各类武装力量的联合，更多是建立在群众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

三、反“蚕食”斗争的历史启示

由于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晋绥边区反“蚕食”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在1943 年，全区共“挤掉”日军据点153 个，摧毁伪村政权881 个，建立和恢复抗日政权555 个，争取与改造伪村政权100 余个，收复大、小村庄3108 个，解放人口37 万。⑥张国祥：《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47 页。1944 年1 月至8 月，晋绥边区军民共挤掉日军“据点”58 个，解放村庄2655 个、人口36.45 万。⑦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144 页。这样一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边区的困难局面，而且使之渐趋巩固。反“蚕食”斗争之中蒲阁寨围困战所体现的团结御侮精神彪炳千秋，永载史册。1944 年4 月19 日，忻县军、政、民举行庆祝蒲阁寨收复的盛大集会。大会在鸣炮声中开幕，何县长代表群众控诉了日军的暴行与围困的经过。其后，丁政委等发表讲话。讲话结束后，大会进入娱乐环节，有群众自排的秧歌、民兵排演的《围困蒲阁寨》话剧等。在大会中，群众还向参加围困战的部队赠送了6 面大红旗，上面写着“百战百胜”等字样，慰劳了价值20 万元的各种物品。①忻县讯：《忻县军政民集会，庆祝收复蒲阁寨》，《抗战日报》1944 年5 月25 日。6 月5 日，晋绥边区行署、晋绥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布嘉奖令，对蒲阁寨围困战予以充分肯定和褒扬：“干部、民兵和部队，坚持长久的斗争，军民团结一致、积极艰苦的活动、顽强对敌斗争的精神及围困挤退敌据点的模范事实，是值得全边区的干部、民兵及全军区部队来学习和发扬的”。②本报讯：《行署、军区司令部联合通令嘉奖围困蒲阁寨、石家庄、细腰敌据点有功部队》，《抗战日报》1944 年6 月20 日。庆功大会的召开和嘉奖令的发布，使蒲阁寨围困战由单纯意义上的对敌斗争迅速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革命象征、仪式及话语。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蒲阁寨围困战是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体现。以群众大会的形式将具体的革命斗争仪式化，使这种无畏的精神更加具有感召力。在凝练革命象征以及实现革命仪式化的基础上，蒲阁寨围困战中出现的“一元化领导”“挤敌人”“军民一家人”等革命话语得到了不断的建构。正因如此，在晋绥边区反“蚕食”斗争这一宏大历史场景中形成的蒲阁寨围困战精神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启示，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坚持一元化领导与多元化策略相结合。“政权、抗联和武委会的工作都要向县委请示汇报，绝不离开党的领导，各自为政”。③《张平化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82 页。县委领导区委，县政府领导区政府，区以下机关一律服从区级领导。这样一来，不仅边区、分区、县、区、村之间形成自上而下纵向垂直分层的领导体系，而且军、政、民共同接受党的领导，实现了横向一体化的领导体系。如此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领导体系在蒲阁寨围困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蒲阁寨据点被认为是“一个突出的钉子”，其周围30 里的村庄都被强制“维持”。在此种严峻形势下，晋绥边区第六区军、政、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敌斗争。蒲阁寨周围的民兵在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围困日军，展开了以埋地雷和手榴弹为主的爆炸运动，忻崞支队则有计划地打击每次由三交向蒲阁寨运输给养的日军，据点附近10 余里内村庄的群众则搬到根据地居住。④《六分区军民对敌斗争辉煌成绩》（社论），《抗战日报》1944 年5 月9 日。由于实现了对军、政、民的一元化领导，日军在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方面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第二，走群众路线既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又是政权稳固的基石。毋庸置疑，蒲阁寨围困战的成功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武工四大队每到一村，露宿街头或庭院，帮助群众挑水、打扫庭院、碾米、磨面。群众则把武工四大队的指战员当作自己的亲人，主动腾出房屋让他们住，为其提供食物，同时还帮其洗衣、补鞋。在军民建立鱼水关系的基础上，不少群众被动员与组织起来，从而使日军的“维持”区在各个方面均陷入困境。不仅甘愿“维持”的群众越来越少，日军的组织系统渐趋瘫痪，其活动的区域大为缩减，而且更为致命的是给养困难。之所以能够出现此种局面，与广大群众日渐高涨的抗日情绪与勇于斗争的正义行为密切相关，可谓是群众创造的一个奇迹。进而言之，蒲阁寨围困战堪称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实践的光辉典范。

第三，民族主义是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民族意识非常淡薄。随着日军侵略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利用多种策略启发农民的民族主义觉悟，尤其是通过解决农民实际困难问题，使之认识到对民族主义的麻木只能使之陷入贫困与挨打的境地。不少农民的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以后，民族觉悟提高，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策，进而决定“跟党走”。在蒲阁寨围困战中，武工四大队深入到群众中开展调查与宣传工作，不仅“知道群众的苦”，而且“熟悉群众的情绪”。在此基础上，武工四大队在群众中开展对比与算账教育，激发其对日军的仇恨情绪，“使群众不但反对敌人的压迫，而且看穿敌人的欺骗”。⑤佚名：《刘笃庆同志怎样围困蒲阁寨》，《抗战日报》1944 年7 月20 日。尤其是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不少群众认识到日军的真正面目，转而积极支持抗战。民兵则不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而且还负责武装保卫群众生产。1943 年秋收，民兵还以“变工”①一种劳动互助方式。若干户农民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轮流为各家耕种，按等价互利原则进行评工记分，秋收后结算。的办法突击秋收。他们除了收割自己的庄稼外，还帮助群众收割。②杨新等：《蒲阁寨对敌斗争散记》，《抗战日报》1944 年6 月10 日。1944 年春耕，民兵在蒲阁寨据点周围5 个村打了93 孔窑洞。这些窑洞既有群众居住的明窑，又有发现敌情时便于隐蔽的暗窑。民兵白天在山头放哨，夜晚实行地雷封锁，进而保证了群众安全生产。③中共忻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忻州历史纪事（1919 年5 月—2000 年12 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143 页。民兵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保卫与参加生产，不仅使其生存得以保障，而且激发其民族主义情绪，坚定了其抗日的信心。

第四，不畏强敌、不屈不挠的精神永存。在蒲阁寨围困战中，不少青年与日军展开坚决的斗争，其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不屈的民族气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民族独立而无私奉献。青年民兵小队长刘希根被20 余个日军抓获后，面对严刑拷问，始终不屈。日军把他绑到树上，挖了他的双眼，他依然守口如瓶，最终英勇牺牲。④佚名：《围困蒲阁寨经过》，《抗战日报》1944 年8 月17 日。又如民兵副小队长杨书元被日军抓获后，被剥光衣服架在火上烧烤，烧昏后又用冷水泼醒，然后再烤，反复进行了数次。尽管如此，他都坚持民族气节，熬过了苦刑。⑤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第208 页。再如日军在蒲阁寨据点周围的高家庄村抓住两个民兵，将其双手捆住放到开水锅里，之后又拉出来放在火里烧。但是，这两个民兵“始终不泄露出半点秘密”，最终为国捐躯。⑥佚名：《围困蒲阁寨经过》，《抗战日报》1944 年8 月17 日。

结语

晋绥边区反“蚕食”斗争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蒲阁寨围困战则是其中的范例之一。此役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御侮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体现。因而，在“人民战争”中坚持党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将军事领导权掌握在党的手中，才能在战争中不偏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也只有如此，“人民战争”才能真正体现出为人民而战的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军、政、民协同一致，采取正确的战略与战术，从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对日军展开了全方位的斗争。在军事方面，忻崞支队、武工队与民兵充分联合，通过开展武装锄奸、交通破袭战以及地雷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在政治方面，加强抗日宣传和情报工作，尤其是通过开展对敌不合作运动，使得日伪政权失去了根基；在经济方面，发展生产与保卫生产并举，以空室清野的办法断绝日军经济来源；在思想文化方面，则广泛宣传抗日思想、“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启发了农民的民族主义觉悟。蒲阁寨围困战的经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可为新时代人民军队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提供重要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