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在山西抗战史研究及其资料整理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既奠定了良好基础，也筑起了较高门槛。学者欲在山西抗战史领域取得新突破，必须有更为宏观整体的视野，将山西抗战史研究纳入到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中加以审视和思考，也需要有更多新材料、新问题、新视角的发现、提出和运用。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梳理山西抗战的历史发展脉络，反思当前山西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探索今后山西抗战史研究的出路，期望该研究领域能够开创出一个崭新局面。

一、整体脉络与区域脉络

从中国抗战史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学界已在过去“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分法的基础上，提出局部抗战、中国独立抗战和国际联合抗战三分法。①1956 年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在《战时日本精神史》一书中第一次将1931 年至1945 年的对外战争称为“十五年战争”，后江口圭一以九一八事变、1937 年全面侵华及1941 年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为界将十五年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而中国学界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就已有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开端的说法，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何为抗战开端，学界素有争议，故而引发“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之争，目前“十四年抗战”成为学界主流观点。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故而学界最初将十四年抗战划分为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后有学者提倡将抗日战争史置于全球史视野下加以考察，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为标志，进而将全面抗战细分为独立抗战与国际联合抗战两个阶段，从而提出三阶段论。参见冯明铭：《“十四年抗战”之再探讨——兼谈与“八年抗战”的论争》，《九一八研究》第17 辑，2018 年；陈谦平：《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2021 年第3 期。前者是基于中国抗战自身的立场，后者则将中国抗战纳入到国际抗战的视野中，表明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对于提高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本身的发展阶段来看，过去人们通常将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抗战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其中，第一阶段从1937 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到1938 年10 月武汉陷落；第二阶段从1938 年10 月到1943 年12 月，标志性事件是1943 年12 月中美英《开罗宣言》的发布；第三阶段从1944 年1 月开始的局部反攻到1945 年9 月2 日的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

站在区域抗战史的角度，山西抗战尽管从总体上与中国抗战大局基本相似，且受到抗战大局的显著影响，但是在具体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分期上却有着自身特点，显示了一种区域特殊性，这也是我们深化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区域抗战史研究需要梳理出一条立足于区域本身的发展脉络，亦可简称为区域脉络。有了区域脉络，才能够站在宏观和微观视野下展现区域抗战史研究的魅力和特点，避免“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赋予抗战史研究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活力。

结合山西抗战的基本史实，1936 年2 月20 日开始的红军东征可视为山西抗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和重要起点。红军东征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决红军在陕甘宁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严峻问题，由中共中央在1935 年12 月瓦窑堡会议上做出的重大决策。东征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北上抗日计划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央红军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进入山西，通过蒙古，打通与苏联国际交通线，争取国际援助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尽管红军东征未能完成打通苏联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但是通过东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坚决抗日的决心和立场，也让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认识，有助于瓦解和分化国民党阵营内部不同势力，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从而在战略上和舆论上使中国共产党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东征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显示了这样一种影响力。

1936 年6 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出兵抗日”的大旗，宣布联合反蒋，国民党内部阵营开始发生分裂。1936 年9 月18 日，山西军阀阎锡山领导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举行声势浩大的成立大会，之后不久阎锡山就启用有共产党背景的薄一波实际领导牺盟会，训练山西新军，将牺盟会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战组织，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实践。一时间，山西的抗日氛围愈渐浓厚，乃至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地，全国22个省份的抗日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山西。紧接着，1936 年11 月，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在绥远取得百灵庙大捷，粉碎日军企图扶持德王策划“蒙古独立”的阴谋，鼓舞了人心。身为晋绥军统帅的阎锡山亦由此获得了积极抗日的声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系列举动，对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亦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张的不抵抗行为引起全国人的质疑和声讨，张学良丢掉了东北，带着东北军辗转到陕西落脚，地位一落千丈。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早有不满。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张学良反对继续“进剿”红军，并屡屡向蒋介石陈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却被蒋拒绝。随着西安事变发生及其和平解决，中共对蒋的斗争策略亦由过去的反蒋抗日发展到后来的逼蒋抗日和最终的联蒋抗日。这一系列转变的形成，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达成。1937 年9 月，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山西，忻口会战开始。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主力3 万余人从陕西过黄河分路进入山西，开赴抗日最前线。山西抗战由此正式拉开了大幕。

就此而言，1936 年的红军东征可视为1937 年八路军再次进入山西的一个序幕和前奏。正是由于红军东征的发生，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①张俊峰：《1936 年红军东征山西再研究——以东征往来电报信函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21 年第6 期。学界过去往往将红军东征视为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长征的意义上而言，不无道理。但是若从山西抗战史的角度而言，红军东征是以实践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北上抗日”主张为前提条件的，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于山西抗战和中国抗战局面最终形成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将1936 年红军东征作为山西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1937 年11 月，忻口会战失利，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撤向晋西、晋南后不久，山西省会太原失守。与此同时，八路军则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经典的伏击战和急袭战，对日军造成极大的震慑，减缓了日军在山西南下的进程，打出了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威名。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分别进入五台山、太行山、管涔山和晋西南的吕梁山区，分据四角，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根据地，入晋后不到1 年，力量发展到10万人。1938 年2 月，临汾失守，国民党中央军退守中条山，晋绥军偏安晋西一隅。与此同时，由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新军决死队逆势而上，派遣牺盟会特派员领导沦陷区民众开展抗日斗争。至1937 年底，在山西全省的7 个行政区中有5 个行政区及行政区所属的县政权完全由共产党掌握；全省105 个县中有70 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员或新军干部担任。1939 年夏，牺盟会会员已达300 万人左右。②薄一波：《论牺盟会和决死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年，第9 页。与此同时，1937 年9 月20 日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当局在第二战区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山西原平人）担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山西洪洞人）、程子华（山西运城人）等担任要职，至1939 年7 月被阎锡山解散。战动总会存在的2 年时间里，他们在晋西北组织并领导了25 支游击支队，共计3.5 万人，自卫队6.5 万人，与牺盟会的新军决死队、八路军三大主力师构成当时山西的主要抗战力量。③王乃德：《战动总会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5 期，第71 ～72 页。他们相互配合，密切协同，与日军周旋，坚持敌后抗战，屡屡粉碎日军围攻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的作战计划。

1939 年12 月，阎锡山下令晋绥军（旧军）对晋西南的新军决死二纵队发动进攻，晋东南的晋绥军亦对当地的牺盟会、决死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突然袭击，“晋西事变”爆发，成为山西抗战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性事件。事变发生前，山西抗战尚能维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亦可视为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一个“蜜月期”。1938 年10 月随着广州、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的军事作战告一段落，对国民党政府的策略亦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方面，“亡国论”情绪弥漫，对日媾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论调日甚一日。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八字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 年4 月，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公然叛国投敌，显示了国民党阵营内部抗战意志的动摇与严重分裂，“晋西事变”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事变发生后，阎锡山请求蒋介石出面调停，提出“划界而治”的方案，即在太行山区以临屯公路、长邯公路为界，在吕梁山区以汾离公路为界。规定该线以北为共产党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军队防区，要求该线以南所有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及群众组织人员全部撤离。为维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坚信“划界而治”最为有利，故致电朱德、彭德怀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划界办法，最终使事变得以平息，并且首次在山西获得了军政和地方控制的实权。此后，山西新军5 万人的武装脱离阎锡山军队，全部加入八路军序列。1940 年4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东南黎城县召开会议（即黎城会议），提出“建党、建政、建军”的三大任务和具体工作方针，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是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前身。

1940 年3 月，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抗战亡国论”喧嚣一时。在山西，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反共媾和活动也在暗中进行。经过晋西事变后的一系列调整，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日渐发展扩大，而日军针对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扫荡”行动亦趋于频繁。为提振全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打破日军分割包围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1940 年8 月开始，由八路军组织的百团大战打响，共有105 个团27 万余人参战。百团大战历时5 个多月，包括三个阶段：1940 年8 月20 日至1940 年9 月10 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1940 年9 月22 日至1940 年10 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交通线，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1940 年10 月上旬到1941 年1 月24 日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①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 卷《战时军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317 ～320 页。仅前3 个半月，就作战1824 次，歼灭日军20645 人、伪军5155 人，缴获大量枪炮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 万人的代价。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概述”第8 页，第404 页。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地位，与国民党方面进入抗战相持阶段的消极抗日、积极防共、频繁制造摩擦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百团大战，华北日军受到极大的震慑和压力，作战重点集中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及其抗日军民上来，八路军及其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增大。

百团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方面判断当前“中共军进行了百团大战，因几次受到日军的讨伐，战斗力恢复很慢；另外，山西军无意与中央军合作，战斗力也很低”，“扰乱治安的主要力量，仍然是盘踞在中条山中的卫立煌军”。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 卷第2 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 页。其中，中共军即八路军，山西军即阎锡山的晋绥军，卫立煌军即国民党中央军。日军认为，八路军在日军报复性“扫荡”中有不小的损失，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对日作战；阎锡山的晋绥军经过忻口会战，损失惨重，战斗力弱，只求自保，对日军威胁不大；唯有驻防在中条山地区由卫立煌领导的国民党3 个集团军近20 万人，仍是华北日军的最大威胁，如果能够将其歼灭，那么日军驻长治的第36 师团、运城的第37 师团、临汾的第41 师团则可以自由行动，全力对付八路军。

在此情况下，日军从华中抽调2 个师团，从关东军抽调2 个飞行战队，与山西的第1 军，兵力合计约10 万人，于1941 年5 月7 日分东、西、北三路发动中条山战役，对国民党中央军进行分割包围，旨在清除国民党中央军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战役只进行了20 天便告结束，国民党中央军损失惨重，阵亡4.2 万人，被俘3.5 万人；日军则以微小的代价，死亡673 人，受伤2292 人，占领了黄河以北的晋南中条山区，造成了对洛阳、西安等地的严重威胁。对这次战役，日军参谋本部称之为“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 卷第2 分册，第132 页。，而蒋介石则称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⑤王晓华、戚厚杰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中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年，第251 页。。关于中条山战役惨败的原因，学界已多有讨论，兹不赘述。问题在于，中条山战役失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山西战场上抗战的主体力量变成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日军在结束中条山战役后，将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与此相反，1941 年8 月，阎锡山与日本第1 军方面达成了所谓“汾阳协定”，即晋绥军与日军的停战协定。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转而又频频对日军发起进攻。此后直至日本战败期间，以阎锡山为首的晋军高层，一直游走在中日之间的灰色地带，推行其既抗日又和日、既联共又反共的矛盾路线。

1941 年春至1943 年底，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1941 年春到1942 年冬，华北日军针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专门制定并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各大根据地加紧进行“扫荡”“蚕食”，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多村镇沦为废墟。根据地及游击区严重萎缩，人口锐减，财政经济陷入困境。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蚕食”，山西根据地抗日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太行区在1941 年冬季取得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后，又于1942 年5 月和1943 年5 月击退了日军的“扫荡”作战；太岳区1943 年10 月的经典战例——韩略伏击战，消灭日军战地观光团，粉碎了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铁滚式”大“扫荡”，沁源围困战使日军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破产；在北岳区，抗日军民接连取得1941 年秋季、1943 年春夏和秋冬反“扫荡”作战胜利；晋西北地区积极组织反击战，取得田家会伏击战、甄家庄歼灭战等战斗胜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山西抗日军民遵照毛泽东指示的“把敌人挤出去”斗争策略，创造了山地游击战的经典案例，包括沁源围困战、忻县蒲阁寨围困战、交城芝兰围困战等，将日军限制在城市、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地带，不能随意动弹，使其陷入到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当中。

就整个华北区域来看，通常将1943 年7 月30 日至8 月26 日发生的卫南、林南战役作为华北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其中，卫南战役是由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的。对于山西战场而言，1943 年8 月18日由太行军区发起指挥的林南战役吹响了山西战场局部反攻的号角。这次战役中，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在太行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收复与攻克据点80 余处，解放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 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371 页。1943年12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英美三国领导人联合发表《开罗宣言》，宣告在日本战败后应无条件归还侵占中国之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从相持到反攻的大幕。经过1944 年的春季攻势、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1945 年的春季攻势、夏季攻势，解放区迅猛扩大，沦陷区日益缩小。山西战场上的日伪军龟缩于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1945 年8 月9 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发布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山西各根据地军民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前锋直逼太原、大同，解放了一大批城镇据点和交通要道。仅1945 年的反攻作战，就收复县城31 座，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省总面积的60%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了支前参战热潮，大批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广大民兵以县为单位组成反攻营，开赴前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 年5 月3 日至1948 年11 月12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被判处死刑。然而，山西的抗日战争并未就此终结。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急于抢夺胜利果实，争夺地盘，积极发起内战，利用残留日军继续对抗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残留山西的日军第1 军狂热分子则希望将山西作为日本“皇国复兴”的重要战略基地，与阎锡山一拍即合，以工程队、特务团和技术人员的名义编入晋军，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②孔繁芝、尤晋鸣：《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抗日战争研究》2011 年第2 期。经过1948 年的晋中战役和1949 年的太原解放战役，这批残留山西的日军多数战死，剩余千余人被俘，先后关押在河北永年和太原。③据孔繁芝的研究，残留山西日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战死被俘者有2000 人以上。参见孔繁芝：《二战后“残留”山西日军日侨数字考》，《文史春秋》2017 年第12 期，第31 ～32 页。1956 年6 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城野宏等9 名日本战犯，宣布了他们的战争罪行，判处有期徒刑8 年至20 年不等；对上中正高、大矢正春等120 名悔罪表现较好或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④樊吉厚、张铁锁主编：《日本侵晋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66 ～592 页。至1964 年，这批战犯全部释放回国。

通过以上对山西抗日战争的梳理，可知山西的抗战尽管是在中国抗战的大局下进行的，但仍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总体而言，山西区域的抗日战争，可以用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来加以标识和划分，分别是：红军东征—忻口会战—晋西事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1941 至1943 年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林南战役—抗战胜利—日军山西残留—太原解放—太原战犯审判。其中，从红军东征到晋西事变是一个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合作抗战”；从百团大战到林南战役是第二个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从林南战役到抗战胜利是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走向最后胜利”；从日军山西残留到太原战犯审判是第四个阶段，即尾声阶段，该阶段的关键词是“战犯审判与战争罪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每个区域来说，各有各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研究山西区域抗战史，就是要在这样的时间和事件脉络中进一步加以把握和衡量，方能凸显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独特魅力和学术价值。

二、基本问题与重点问题

针对山西抗战经历的上述四个阶段，对于山西抗战史研究而言，就是要围绕每个阶段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和重点问题来推进相关研究，并在以往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取舍，重点突破，既要避免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地方化，又要在一个宏观的视角和整体性的时间脉络中有所深化和推进。这理当成为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从红军东征到晋西事变，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该阶段，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军逐渐摆脱了被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军阀围追堵截的困难局面，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策略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在山西，也通过对军阀阎锡山积极的斗争和谈判，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阎锡山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逐渐被共产党和先进分子所掌握，他们积极配合八路军在山西开展军事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由周恩来提议，经阎锡山同意后建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成为共产党和阎锡山在山西合作建立的公开统一战线组织。由战动总会组织动员的抗日武装力量达到10 万人，山西新军达到5 万人，他们与进入山西一年后从3万人发展到10 万人的八路军共同构成了山西持久抗日的核心力量。这也是山西抗战防御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晋西事变后，山西新军、战动总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加上八路军，总数达到25 万人，使得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相比之下，阎锡山的晋绥军在1930 年初规模最大，曾达到25万人，中原大战后经改编勉强维持在15 万人。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晋绥军兵力为20 万人。经过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晋绥军损失惨重，兵力减少到5 万人。太原沦陷后，晋绥军一路南撤到临汾，在抗战期间一直偏据晋西南一隅，经过阎锡山的经营，兵力再度恢复到10 万人。晋西南以山地为主，晋绥军主动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与日军周旋，以“守土抗战”为主要目的，兼顾黄河河防，拱卫西安，防止日军西进。

检讨学界对该阶段的研究，过去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八路军参加忻口会战期间组织的平型关战斗、雁门关伏击战、奇袭阳明堡、七亘村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广阳伏击战以及太原沦陷后八路军在太行山组织的一系列经典战斗等，充分展示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战术打法和特点。①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第1 期；潘泽庆：《平型关大捷前后中共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探讨》，《军事历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毕建忠：《平型关战役有关史实的辩证与存疑》，《军事历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董志铭：《平型关大捷成因及军事意义述略》，《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 年第1 期。二是牺盟会、决死队和战动总会，侧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这一角度展开分析。①代表性成果有：关伟：《统一战线视野下的民众动员——以牺盟会为中心的考察（1936—1940）》，《近代史学刊》2017 年第1 期；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3 期；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1 期。三是关注八路军在山西的三次战略展开，第一次是忻口会战结束后的八路军分兵山西，占据四角，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是1938 年4 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指示，八路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支点，向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第129 师主力一部和第115 师主力一部挺进冀南、冀鲁豫边区，开辟冀南、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第120 师分兵向冀热察、大青山挺进，开辟冀热察、大青山两个抗日根据地；第三次是1938 年底到1939 年初，遵照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八路军主力以山西各根据地为支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第120 师主力一部从晋西北挺进冀中，第129 师主力一部从晋东南挺进冀南，第115 师主力从晋西挺进山东，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②代表性成果有：于华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 年第5 期；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3 期；李玉蓉：《从进入山西到立足华北——1937—1940 年八路军的粮饷筹措与军事财政》，《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4 期；翁有为、李金晖：《暗地开花：冀鲁豫根据地困难时期中共对伪军的争取》，《江苏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郭传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4 期。由此可见，抗战初期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并不满足于山西一隅，而是在立足山西，建立根据地的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展，在河北、山东、河南、绥远开辟根据地，以图在华北建立起更为广阔纵深的抗日根据地，并选择适当时机连成一片，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体现了清晰明确的战略发展思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根据地的形成，就是这种战略思想的实践结果。第四个关注点是1939 年阎锡山蓄意制造的反共摩擦和发动的晋西事变。③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史学月刊》2016 年第1 期；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 年的阎锡山为个案》，《江淮文史》2018 年第5 期。这是在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和阎锡山加大政治诱降和拉拢，减少军事打击，抗战亡国论情绪弥漫下发生的。虽不及汪精卫的公然叛国投敌，但阎锡山的“防共反共”行为却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全国范围内最先发生的公开反共事件，充当了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八字方针的急先锋。晋西事变是山西抗战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性事件，对于山西抗战局势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故而成为以往山西抗战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除上述四点外，该阶段的山西抗战还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八路军在山西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抗战的核心和主导力量，而是存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于山西抗战而言，百团大战之后，与国民党、阎锡山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形成鲜明对比，八路军以一己之力提振全民抗战之信心，取而代之成为山西敌后抗战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尤其是在中条山战役之后，山西战场上的抗日力量以八路军为主，国民党军虽然在南太行山坚持游击战，但是并不成功。④李常宝：《1940—1943 年间国民党南太行游击区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22 年第1 期。因此，既存在国民党蓄意制造各种反共摩擦，争夺地盘和对日妥协、投敌行为；也存在八路军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到底，积小胜为大胜，以持久抗战的姿态和意志，辅之以各种方式的对日宣传，持续磨耗并摧毁着日本侵略者的神经，两个战场并存，这也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一条主线。

晋西事变后，从百团大战到中条山战役直至1943 年底，中共领导下的山西敌后抗战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是为山西抗战的第二阶段。政治上，中共与国民党、阎锡山在山西划界而治，取得了军政和地方上的实际控制权。为落实1940 年4 月“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军、建政”方针，将冀南、太行、太岳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于当年8 月成立冀太联办，在行政上统一领导，密切山地和平原之间的配合关系，加强对敌斗争力量。1941 年3 月，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同年7 月，临参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桐峪镇召开，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此前后晋察冀和晋绥边区也相继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军事上，为了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包围、“扫荡”和“蚕食”，八路军在1940 年8 月发起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对我实施“囚笼”政策，进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图谋。但是在百团大战后期，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的报复性“扫荡”，也使八路军战斗力遭受损失，难以组织起更大规模的战斗，陷入守势。尽管如此，八路军仍然是日军在山西的最大威胁。1941 年5 月，日军发起中条山战役，清除了国民党在华北的最后一支抗战力量后，紧接着便集中力量对付八路军和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持续开展对山西各大根据地的烧杀抢掠和“蚕食”“扫荡”。在此过程中，太行区、太岳区、北岳区、晋西北区针对日军“扫荡”“蚕食”组织了不同形式的保卫战、伏击战、歼灭战和围困战。在日军的持续“扫荡”之下，抗日根据地蒙受了巨大损失，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等人均是在该阶段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显示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对这种艰难状况的应对，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大生产运动、发行冀钞等都是根据地政府当时采取的有效举措。

对于该阶段，以往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从军事史角度开展的研究，既有对百团大战和中条山战役的研究，也有对反“扫荡”作战，如黄崖洞保卫战、韩略伏击战的研究；对抗战时期一些经典游击战，如沁源围困战、蒲阁寨围困战等的研究。①就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而言，从军事史角度展开的研究有：邱铁鑫：《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的交通斗争——以百团大战为考察对象》，《苏区研究》2022 年第3 期；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 年第2 期；张仰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体制探析——以中条山战役为中心》，《民国档案》2018 年第4 期；刘贵福：《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2 期。就反“扫荡”作战而言，学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冀中地区，对黄崖洞保卫战、韩略伏击战等的专题研究较为少见，多为史实概述，参见李茂盛、马生怀：《华北抗战史》（下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78 ～379 页。就经典游击战研究而言，相关专题论文有：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3 期；耿殿龙：《人民战争：晋绥民兵的反碉堡作战（1942—1945）》，《军事历史研究》2021 年第2 期。（二）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临时参议会和精兵简政等。②就山西而言，相关研究成果有：王明前：《晋绥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8 期；张俊平：《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典范》，《党史文汇》2020 年第7 期；张同乐：《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把增强：《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三）为克服困难局面而采取的经济措施如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大生产运动、冀南银行等。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成熟的著作和高质量的论文支撑。③就减租减息及统一累进税而言，虽少有以山西抗日根据地为个案的专题研究，但不乏高质量的专题论文，魏宏运、周祖文、李金铮等人均有探讨，如：魏宏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历史教学》1985 年第11 期；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4 期；李金铮：《背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与修订》，《苏区研究》2022 年第4 期。就大生产运动而言，学界现有研究涉及到运动开展的背景、时间、意义、领导人物及其现实启示等多个方面，如：谢武申：《关于彭德怀致邓小平的信——兼谈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王刚：《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2 期；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就冀南银行而言，代表性成果如：孙建国：《战时金融与冀南银行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1 年；魏晓锴、李娜：《无声硝烟：冀南银行的金融斗争》，《军事历史研究》2018 年第3 期。总体而言，对该阶段的研究偏重于抗日根据地和中共如何领导抗战，这是由该阶段敌后抗战领导力量和主体发生变化决定的，并非研究者有意为之。即便如此，对该阶段中共如何领导抗战，如何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除军事斗争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何影响和改造根据地社会，给根据地民众思想、观念带来的巨大变化等方面，仍有深入挖掘的空间和必要。站在整体史的角度而言，该阶段对根据地以外的沦陷区、游击区和日伪军的研究，对共产党、八路军以外的国民党、晋绥军、阎锡山的研究也理应加强，从而全面呈现山西抗战史的多元面相和复杂性，更好地论证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持久抗战的艰难曲折。

山西抗战的第三阶段以1943 年8 月太行军区发动的林南战役为标志，进入局部反攻阶段。进入1944 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从华北抽调军队南下，导致山西战场兵力严重不足，只能困守大城市和交通线。八路军在山西战场先后组织了春季、夏季和秋季攻势，反攻态势形成，胜利曙光初现。在山西抗战史研究当中，目前成果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对于第三阶段的历史关注似乎不多。①相关研究参见潘泽庆：《八路军局部战略反攻中军事战略转变实践之考察》，《军事历史》2020 年第5 期。这是因为该阶段在山西战场上没有特别重大的战斗战役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没有变化，在做好全面反攻的准备工作条件下，抗日根据地政权领导根据地民众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众组织动员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做足了功夫，可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在此场景下，中共开始从基层民众入手，落实毛泽东提出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太行山区的李顺达劳动互助组，晋西北张初元的劳武结合方式，成为根据地政权通过树立模范和典型动员民众的一种重要方式。②参见常利兵：《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137 ～140 页；韩晓莉：《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劳动英雄运动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 年第3 期；樊润德编：《晋绥边区史话》，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60 ～367 页。1944 年，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鼓舞抗日军民斗志，表彰敌后抗战中涌现出来的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和模范人物，宣传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持抗战，推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晋察冀、太行区、晋绥区先后组织召开了多次规模浩大的群英会。其中，晋绥边区先后召开过四次群英会，表彰从工农业生产一线和武装斗争中涌现出的1000 余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③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361 页。1944 年2 月10 日至14 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召开第一届群英会，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 个先进典型：八路军晋察冀边区5 团1 连连长邓世军为“战斗英雄”，阜平县五丈湾村民兵自卫队队长李勇为“爆炸英雄”，平山县下盘松村妇救会主任戎冠秀为“拥军模范”。④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 年，第512 ～514 页。1944 年11 月21 日到12 月7 日，太行区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了第一届群英会，表彰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和优秀工作者的模范事迹和生产、工作经验，300 多名英雄模范出席会议。大会选出一等和二等杀敌英雄31 名、劳动英雄39 名，通过了《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大会宣言》《太行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激发了广大群众学英雄、赶先进的热情。⑤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22 ～225 页。与此同时，山西抗日根据地在教育、文艺、宣传、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灾害救济等方面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众的思想观念得到空前的解放，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经历八年抗战的洗礼，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有了极大改变，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在山西民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而言，1944 年至1945 年的根据地社会变迁当为该阶段山西抗战史研究的关键问题。这一阶段虽然没有前两个阶段那样波澜壮阔、惊天动地，却是中国共产党扎根基层，走群众路线，赢得民众支持，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时段，润物细无声，一动一静之间，显示了山西抗战的无穷伟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众的觉醒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沦陷区的日渐缩小，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毫无疑问是该阶段山西抗战史研究最为重要的问题。但是，从整体史视野和横向比较的方法论出发，该阶段在山西的日军、阎锡山和国民党各自又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在抗战最后两年内各自有着怎样的调整和改变，日军占领的沦陷区社会与此前又有着怎样的不同，这些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1945 年抗战胜利后的日军山西残留到1956 年的新中国太原战犯审判是山西抗战的尾声。日军山西残留是山西抗战史有别于其他区域的一个特殊之处。以往研究者通常将这一内容作为解放战争史的内容来看待。但是从区域抗战的角度而言，由于侵略山西的日本第1 军并未遵照《波茨坦公告》规定，在战争结束后放下武器回国，而是在日军高层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教唆、动员、胁迫下，进行有组织的残留，他们妄图利用山西丰富的战略资源和区位优势，与急于争夺地盘、发动内战、保护个人利益的阎锡山当局合作，将山西作为日本“皇国复兴”的海外基地，残留日军的组织者曾一度试图到日本招募军队再次进入山西，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最终计划破产，残留山西日军或战死或被俘。这段历史是山西抗战史不容忽略的内容，研究这段历史对于认识山西抗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着重要意义。1956 年新中国太原战犯审判，则涉及到日本战犯的侦讯、改造、审判等问题，对日本战犯罪行的调查自1950 年便开始，至1956 年结束，期间逐一侦查、确认每一项犯罪事实，找到大量人证物证，在确凿证据面前，经过思想教育的战犯最终主动承认罪行，体现了对战犯教育、改造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多层次全方位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

（一）推进资料建设是做好山西抗战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山西是中国共产党依托太行山、吕梁山等山脉，领导开辟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华北根据地进行抗日的主要阵地，在整个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面搜集、整理山西抗日战争的文献资料，在史料的类型、数量、质量上实现重大突破和创新，形成一套内容全面、特色突出、便于利用、价值重大、自成体系的山西抗战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产出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提升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一系列重要命题的话语权提供确凿证据和有力支撑，是当前山西抗战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

揆诸山西抗战文献资料整理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当前山西抗战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山西在抗日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山西作为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敌后抗日的主战场，作为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日本侵略军和共产党八路军多方力量角逐斗争的主要发生地，作为八路军三大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活动区域，作为沟通延安抗日根据地大本营与外界的重要门户、交通枢纽和前沿阵地，无论是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八路军军事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北方局还是抗战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晋绥军，以及支持了山西抗战的广大乡村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都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抗战历史文献资料。仅仅依靠各级政府档案部门、图书馆、党史方志机构、社科院系统、高校科研人员、民间抗战文献收藏家各自为战、零敲碎打地举办各种展览，组织编写不同主题的资料选编、汇编工作，难以有效呈现山西抗战文献资料的整体面貌和学术价值。欲呈现山西抗战在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必先从搜集、整理、研究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入手。只有拥有一手的文献资料，方有可能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这理当成为当下从事山西抗战史研究者的一个共识和努力方向。筹建山西抗战史研究资料中心可谓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联合山西省公私文献收藏机构，以抗战地图、抗战碑刻、抗战契约和抗战报刊为重点搜集对象开展的“双千”“双百”工程，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挖掘区域特色是做好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保证

与其他区域相比，山西抗战史自身有其突出特色，这是由山西区域独特的区位特征和历史地位决定的。在此，不妨从如下四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山西是研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首要区域和重点区域。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展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八路军正是以山西为中心，依托三大主力师，在抗战期间相继建立起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抗日根据地，力量由弱到强，人数由少到多，不断壮大。正是在山西根据地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成功实践，使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组织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经验，为抗战后期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从山西走向华北，走向全国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系统总结和书写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史，山西是不容忽视的核心区域，这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最大特色。

第二，做好山西抗战史，既要守住区域，又要超越区域。守住区域，就是要坚持以山西为中心，着重书写山西区域抗战历史的全过程。全面展现山西抗战史，要从1936 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首次东征山西讲起，还应当包含以阎锡山晋绥军为主力的绥远抗战。红军东征、百灵庙大捷都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产生重大影响的全局性事件，与后来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来说，共产党在山西建立的三大根据地，无一例外，几乎全部都是跨区域的，区域之间联系密切，流动性极强，这是客观事实。因此对山西抗战史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固守山西一隅，还要高度重视与山西毗邻区域抗战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仅仅局限在山西范围内搜集整理抗战文献，不仅是不全面的，而且会造成山西抗战文献资料的人为割裂，必须高度注意。

第三，做好山西抗战史研究，还离不开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研究。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开始直到1949 年，统治山西长达38 年。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一直为各方力量所倚重、拉拢和关注。从1936年2 月的红军东征，到1939 年12 月的晋西事变，直到1945 年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运用高度政治智慧对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牺盟会、抗战决死队、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山西新军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统战的结果。抗战时期，阎锡山以“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为喻，表达了一个政治投机者的老谋深算、谁都不想得罪的实用主义生存哲学。因此，探究阎锡山与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的复杂互动关系，显然是山西抗战史研究中最值得讨论的内容之一，构成了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四，做好山西抗战史，既要关注国共如何抗战，也要关注侵略者如何侵略，清楚呈现日本侵略山西的历史，兼顾“侵略”与“抵抗”两个面相，这同样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37 年9 月，日军侵入山西后，随即以大同为中心，建立起包括晋北十三县在内的晋北伪蒙疆政权，大肆进行鸦片走私，扶植傀儡政权。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1937 年10 月到1945 年8 月，日军对山西煤炭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和野蛮开采，其中90%以上被直接运往日本本土。大同煤矿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和侵略罪行，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①参见吕秀琴：《日寇对大同煤炭资源的野蛮掠夺》，《党史文汇》2007 年第2 期。抗战时的日军太原集中营和战后山西残留日军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956 年中共组织的太原日本战犯审判与沈阳战犯审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政权自行组织的仅有的两次战犯审判，在中国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样也构成山西抗战史研究的独特内容，值得深入挖掘。②参见孔繁芝：《山西太原对日本战犯的两次审判》（上），《山西档案》2007 年第6 期；《山西太原对日本战犯的两次审判》（下），《山西档案》2008 年第1 期。

（三）从社会史视角出发是做好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路径

在继承和发扬以往抗战史研究注重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路径之外，从社会史角度推进抗战史研究，被视为当前中国抗战史研究中最有活力的发展路径，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值得借鉴。有学者倡导要做有灵魂的抗战史，突破领袖精英的视角，将普通民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解释历史。在关注国族命运的同时，关怀时代之中个人的历史，映衬时代的生存真实与人性本色，将时空、事件和人物要素有机结合，丰满抗战史研究的骨架与血肉。③参见吴敏超：《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中共党史研究》2021 年第5 期；黄道炫：《倾听静默的声音》，《中共党史研究》2021 年第5 期；吴敏超：《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这些论述都是有利于深化和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真知灼见，应当充分融入到今后的山西抗战史研究之中。

从社会史角度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首先要树立整体史观，将区域抗战史与整体抗战史相结合，在全局中审视区域，避免碎片化。正如论者所言，具有宏观视野的微观实证研究才是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正道，空泛的宏观叙事和没有宏观视野的琐碎探究都容易陷入研究的误区。做好山西抗战史研究，既要讲共产党，也要讲国民党、阎锡山，还要讲日军、沦陷区和晋北伪蒙疆政权，还应当注意苏联、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态度和影响，要有全局意识和国际视野。山西抗战是全民族抗战。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能够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在抗战中赢得了民心，壮大了实力，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敌后战场的领导权。这正是需要研究者充分肯定、大书特书、深入挖掘的重要内容。

从社会史角度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还要做到以人为中心，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研究山西抗战史，要学会眼光向下，关注根据地、沦陷区、国统区不同社会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感受，讲好山西抗战故事，充分展示山西抗战的艰难曲折和丰功伟绩。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山西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更离不开山西民众无私无畏的牺牲和坚持。1942 年，日军侵入沁源，沁源人民填死水井，炸毁碾磨，搬走粮食，白天躲到深山避敌锋芒，晚上进城对敌人进行骚扰，搞得敌人白天无饭吃无水喝，晚上不能睡觉，精疲力竭，最后被八路军全歼。在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中，没有一个人当汉奸，传为佳话。①参见张成仁：《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3 辑《太岳山抗日烽火》，太原：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 年，第49 ～50 页；杨茂林主编：《山西抗战纪事》卷1，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239 ～241 页。更有甚者，在山西武乡一个村庄，全村42 户联名签订生死契约，誓死不当汉奸，感人至深。②《誓死不当汉奸：太行山腹地一个山村的42 个红手印》，《文史月刊》2020 年第12 期，第77 ～78 页。因此，书写好抗战中普通民众的历史，同样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社会史角度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还要关注抗战中的日常生活，还原真实的抗战历史场景，创新抗战史的历史书写，为抗战史研究注入思想和灵魂。近年来的抗战史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宏大叙事、因果论证、政策—效果模式，而是将抗战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场域，致力于观察和再现不同历史行动主体在抗战中的心理、思想和行为，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直面抗战中的人心人性，用细腻的笔法将抗战史研究写活写透，对区域抗战历史过程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揭示区域抗战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中国抗战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这既是新革命史倡导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也应当成为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学术自觉。惟其如此，山西抗战史研究才能开创出一个崭新局面，为丰富和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