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滉像

达州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地势东北高（大巴山区），西南低（盆地丘陵区）。最高处是宣汉县鸡唱乡大团堡，海拔2458.3米；最低处是渠县望溪乡天关村，海拔222米。大巴山横直在万源宣汉北部，明月山、铜锣山、华釜山由北而南，纵卧其间，将全市分割为山区、丘陵、平坝3块。独特的地理地貌，不但造就了较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旧院黑鸡、蜀宣花牛、宣汉黄牛、板角山羊、盆周山地猪和开江白鹅等各具特色的地方畜禽遗传资源，还促进了当地畜牧农耕文化的大力发展。

我国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畜牧农耕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应，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形式丰富多样，既有诗词曲赋，又有绘画艺术等。四川达州历史悠久，自东汉建县至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畜牧文化历史也源远流长，其中牛文化尤为突出。

说到牛文化，不得不说到达州的一位历史名人—韩滉。韩滉（723—787年），字太冲，长安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画家。他是唐朝宰相韩休的儿子，历任两浙节度使、宰相等职，封晋国公。他从政之余，擅长书绘。现存的有以人物为主的《文苑图》、以家畜为主的《五牛图》，是其代表作。韩滉在唐至德初年（756年）时龄33岁，曾任通州（现达州市）长史（相当于现在政府中的秘书长），任职期间，严明清正，体察民情。他率领百姓拓荒造田，发展农桑，兴修水利，政声颇好。而《五牛图》中的耕牛、黄牛、水牛、花斑牛等，与他曾经在达州为官那段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韩滉的《五牛图》作于唐至德初年的通州，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之一，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作品《五牛图》高20.8厘米，长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上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14家题记。画中五只牛或行或立，或正或侧，或俯或仰，姿态生动，将牛憨态可掬的模样描绘得惟妙惟肖。韩滉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五牛图》一问世，便成为收藏的热点，许多人梦寐以求。按明朝人的著录，《五牛图》卷在北宋时曾收入内府，宋徽宗还曾题词签字，但这些痕迹都因后人的挖割而不复存在，只有“睿思东阁”“绍兴”这些南宋宫廷的印记，表明它同国运兴衰一起南渡的身世。元灭宋后，大书画家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如获巨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到了明代，《五牛图》卷又先后到了大收藏家和鉴赏家项元汴与宋荦的手中。清代乾隆皇帝广诏天下珍宝，《五牛图》卷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喜爱非常，并多次命大臣在卷后题跋。清朝末年，该画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解放初，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发现此图就致信周恩来总理，说，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近日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建议政府出资购回国宝。总理指示文化部落实，鉴定为真后，不惜一切代价回购。

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五牛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影响非同凡响。与马相比，虽然姗姗来迟了近两百年，却也印证了《淮南子》那句“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的古训。

韩滉从政任职期间，注重农业发展，关注乡民生计，此图自然含有劝农勤农、鼓励农耕的意义。时至今日，当地政府依然认为农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做大做强畜牧经济有基础、有优势、有潜力，而且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韩滉的《五牛图》不但反映了当时畜牧业的发展，并将六畜之一的牛通过其作品生动化、拟人化，开启了牛文化新的篇章。

从此牛不再是单一的可驭、可耕、可乳、可食的牲畜，而是文人骚客口中的诗词，艺术大师笔下的画魂。乾隆在画中的题诗 “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唯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将一幅《五牛图》联想上升到关心民间疾苦的层面，可见牛文化影响之广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