妆容文化由来已久，敦煌壁画中唐五代女子妆容种类与中原地区在很多地方既一脉相承，又有独具一格的一面，显示了敦煌妇女当时独特的精神风貌。敦煌地区流行的红粉美妆，是以胭脂为主要化妆品的妆容，从现存资料看这种妆容同西域地区女子妆容更为接近，同时，敦煌地区妇女使用胭脂在时间上也比中原地区更早。具有神秘色彩的黄妆也曾在敦煌流行，加上莫高窟很多供养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所以这里出现异族特有的妆容。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女子唇妆，根据唇形判断，受到周边民族妆容的影响也更加深刻。

敦煌壁画；唐五代；女子妆容；少数民族；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也是当今中古史研究的热点。唐王朝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不仅仅是当时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体现，更使得汉文化沿丝绸之路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国家和社会。毫无疑问，敦煌莫高窟便是其中艺术形象发展的典型代表。唐代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在艺术风格、形制、特征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目前，就壁画供养人或雕塑的脸部妆容来看，唐代妇女妆容所展现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都充分地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和特色。唐王朝在文化上承秦汉与魏晋南北朝的遗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在隋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丝路贸易的兴盛与西域诸国交流日益频繁，使整个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风格，文化成果辉煌璀璨。中原地区普遍受到异域风格的冲击，穿胡服、画胡妆在中原地区一度十分流行，在丝路重镇、贸易繁盛的敦煌，更是“华戎交汇”的场所，往来奔走于此地的各国使节，甘冒风险、不远万里传播宗教教义和求取真经的宗教徒，以及追逐丰厚商业回报的商人都曾经在此地停留。因此，唐代莫高窟所反映当时敦煌社会生活的繁华、文化艺术的昌盛，特别是在艺术方面最具表现力的雍容华贵的女子妆容，就更值得研究与探讨。

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或者其他艺术遗存方面的女子形象众多，是学者们研究唐代女子妆容、服饰等方面不可或缺的资料。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历代女子妆容、妆饰的专著，作者对研究唐代女子妆容的特征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特别是对敦煌地区女子妆容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另外，孙机的《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妆饰》一文是较早对唐代女子妆容进行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研究，对唐代女子妆容的眉妆、额黄、花钿妆、妆靥、斜红等妆容做了一些论述，为以后妆容研究提供了材料和研究方向；卢秀文的《中国古代妇女眉妆与敦煌妇女眉妆——妆饰文化研究》等六篇系列文章是研究敦煌壁画女子妆容相对比较全面的成果，文中对敦煌壁画中女子的眉妆、红粉妆、花钿妆、饰唇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妆容对于女性的意义非比寻常，敦煌壁画中的女子妆容妆饰，体现了当时的妆容技法的发展，也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的精神风貌。但至今前辈学者均未系统地讨论过敦煌壁画中女子妆容的民族因素，本文拟探讨此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最为流行的粉妆

粉妆，顾名思义是以粉为妆。《列子·周穆王》：“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娥眉……粉白黛黑，佩玉环，杂芷若以满之。”[1]《战国策》：“张仪谓楚王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间，见者以为神”[2]。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妆容手法的古老，至少在战国时期社会对于女子粉妆已比较重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于“粉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粉，粉傅白者也，从米，分声，方吻切”[3]可以看出粉妆最原始的意义，也就是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古代女子最初敷粉用的材料主要是米粉，说明妆容是在衣食足的基础上出现的。《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4]，何况爱美是人之天性，在繁华富足、经济发达、富裕安逸的唐王朝，追求“娥媌靡曼”家境丰裕的女子就更不用说了，其中以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女子妆容最为精妙。

“玉面耶溪女，青娥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5]，在敦煌莫高窟中最为流行的妆容，可能就是李白诗句中所说的红粉妆了，例如：莫高窟第285窟壁供养人，第263窟北壁中妇女，第329窟东壁说法图中的女供养人，以及第329窟西龛宝雨经变等等，其妇女都是红粉妆，但到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米粉作为粉妆材料，而红粉妆成妆的主要原料已经成为胭脂。胭脂原产于中国西北匈奴地区的焉支山，匈奴贵族妇女常以“阏氏”(胭脂)妆饰脸面。张骞的“凿空”之行，带回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包括西域各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风物。胭脂的引进，大概也在这个时候，所以胭脂为主要物质的红粉美妆是从匈奴传来的化妆习俗。敦煌自古是“华戎交汇”之所，通常情况下胡汉杂居，所以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特征、不同审美对女子妆容的影响都很大。妆容中，胭脂有点晴之笔的效果，能让人看起来更年轻，还增添好气色，增加脸部的红润感，正如《战国策》所描述：“粉白黛黑立于衢间，见者以为神”同[2]。同时，人们在形容某女子皮肤健康漂亮，常用“面色红润”“红光满面”等词来形容红粉妆在女子妆容中的地位。

在敦煌壁画中，唐代女子几乎都着红粉妆，如初唐第217窟西龛说法图中女子、盛唐藏经洞八臂十一面观音像下方供养人像、中唐第220窟南壁龛内说法图菩萨、五代98窟曹议金夫人等壁画中的妇女均是饱满红润的脸庞，这些均是红粉妆在这一时期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红粉妆基本贯穿于唐五代壁画女性人物像之中。敦煌壁画人物面部胭脂着色较深，很明显可以看出妆容涂了红粉。周昉《簪花仕女图》中女子妆容中红粉妆却有着比较淡甚至看不出施红粉的痕迹，看起来比较自然，如八臂十一面观音像供养人和《簪花仕女图》人物对比。在陕西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舞女的红妆痕迹并不明显。西域地区反差较大，新疆阿斯塔纳187号唐墓出土绢画，其女子的形象面色红润，涂红粉的痕迹很重，除了额头和下巴，脸上的其他部位均涂上了红色。日本学者志田不动麻吕也认为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的吐蕃民众有将面部涂红的习俗[6]。依据《旧唐书·吐蕃传》：“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全国中权且罢之”[7]，这里的“公主”指的是文成公主，由此可见吐蕃在唐代或者更早之前就有赭面的习惯，而且男女皆有。此外，西藏地区属于高海拔，大气稀薄之地，紫外线强烈，易晒伤皮肤，笔者推测，用胭脂涂脸起初可能只是保护皮肤以防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的一种办法。胭脂的制作过程中会加入动物的油脂，这样不但可以使胭脂不易脱落而且易保湿，在干旱多风沙、日照强烈的西北地区可以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用胭脂涂脸使脸色红润，按照当时的审美看比较美观，所以红粉妆在吐蕃逐渐流行为一种化妆手法。公元七世纪中期，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唐蕃之间交流加深，可以看到吐蕃赭面习俗与中原传统红妆相结合，并广泛流传于西北地区。

根据敦煌壁画中着红粉妆的化妆手法，明显有周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妆容的痕迹。敦煌壁画中人物脸上的红粉妆容与西域妆容更为接近，与中原女子则相差甚远。胭脂多产自西北地区，本地少数民族有自己使用胭脂化妆的独特技巧，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敦煌壁画女子的红粉妆也很明显地带有了周边少数民族的特色。而且，这种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妆容通过敦煌这个门户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中很可能逐渐演化，到中原以后，与中原的化妆方法相结合，经过不断融合后更加成熟，从而使得中原女子的妆容更加精致，更加自然美观。由壁画资料也可以看出古代吐蕃、新疆阿斯塔纳女子妆容的红粉妆的一些典型特征，基本上是脸上大面积涂红，显得整个人物形象有点呆板而不自然，如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弈棋仕女图》局部；回鹘女子的妆容点缀较为复杂，妆饰内容较多，如回鹘公主供养像。中原地区的红粉妆容自然，看似浑然天成，红粉妆也不会让人有突兀之感，如周昉《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昭陵墓壁画等图中女子。中原女子的妆容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敦煌壁画中的女供养人的红粉妆不似西域、吐蕃女子妆容浓艳，但是可以看出受到西域和回鹘妆容影响，面部着红面积较大，颜色较深，虽与中原地区差异很大，却也结合少数民族妆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敦煌莫高窟妆容中之所以大量出现少数民族因素，不仅仅是受其外来风格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莫高窟很多供养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例如凉国夫人供养像、回鹘公主供养像。在中唐至唐末，随着中原王朝的衰落，西北地区政治混乱，战乱不断，促进了民族融合。安史之乱期间，由于大量河陇边兵参与平乱，导致边防空虚，吐蕃沿河西走廊由南向北趁势进逼，回纥南下占据河套草原，使得唐代西北疆域大为缩减，敦煌也被吐蕃占领。莫高窟第156 窟南北壁及东壁南北两侧的底部绘长卷式《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完整记录了张议潮大中至咸通年间起兵收复河陇地区，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功绩。此后，张议潮被任命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外孙婿曹议金，生前曾娶甘州回鹘可汗的圣天公主为妻。曹议金的一女嫁甘州回鹘可汗为妻；一女嫁于阗国王李圣天，后晋册封其为“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莫高窟第98窟即曹议金“功德窟”。由此看来，当时敦煌地区很多贵族女子都是少数民族，妆容带有少数民族风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反映在细枝末节的眉妆

眉妆很早就开始流行，《韩非子》中曾记载：“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8]。说明早在战国时代，爱美的女性就开始用粉扑面、黛黑画眉把自己变媸为妍了。眉妆在汉代时最为流行，唐代种类最为丰富。历经千年，直至现代，眉妆依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美妆技法，通过对眉毛的修饰会让整张脸都鲜活起来，表情会更加丰富自然，唐代诗人朱庆余有诗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9]虽然作者本意并不是真的描写女子娇羞的模样，但不知背景的人却似看见一双黛眉跃然于眼前，新妇满面娇羞地问夫婿这眉妆是否时尚，与时下流行的眉妆是否合拍。由此古代妆容文化中画眉的重要性可略见一斑，也可见画眉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莫高窟壁画女子的眉妆自不必多言，更是丰富到极致：有细长峨眉，如莫高窟98窟舍利佛与天女；有弯弯柳眉，如莫高窟9窟供养人、第62窟东壁下部供养人以及第313窟北壁说法图飞天；有浓黑八字眉，如莫高窟130窟都督王夫人太原李氏供养人、莫高窟藏经洞引路菩萨像下供养人等。

敦煌在唐代时期流行的眉式粗略分为粗眉和细眉两种。西域女子当时主要流行细眉，例如柏孜克里克32窟贵妇礼佛像、克孜尔38窟伎乐特写、克孜尔205窟龟兹国王托提卡及王后像为细眉。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吐蕃占领了敦煌，这一时期，敦煌主要流行的眉妆与吐蕃占领敦煌关系密切，所以受吐蕃风格影响敦煌妇女主要流行八字眉，例如莫高窟112窟壁画供养人。无论是西域还是中原，眉妆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妆容手段，并且流行极快。唐代社会繁荣发达，民族文化兼收并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是商旅络绎，熙来攘往，这些都是女子妆容发展的重要社会原因，所以中原与西域眉妆可以说是互相影响，而处于丝绸之路要地的敦煌，当然博采众长。

三、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面妆

(一)花钿妆与面靥妆

花钿妆与面靥妆都属于面妆。花钿是用金翠珠宝制成的花形首饰。白居易 《长恨歌》中：“花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5]写的就是花钿妆。花钿妆种类繁多，花样多姿，可谓古代妆容中的一绝。卢秀文《敦煌壁画中的妇女花钿妆》一文中对花钿的释义较为详细，提到粘贴花钿的材料主要用呵胶。据叶廷珪《海录碎事·百工医技》记载，呵胶粘性强，妇女用它粘贴花钿时，蘸少量口液，便能溶解粘贴，方便快捷，这也是花钿妆流行起来的重要原因。

面靥妆与花钿的不同在于，它是施于面颊酒窝处的一种妆饰，也称妆靥。面靥与花钿妆容虽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随着妆容文化的发展，女子脸上的装饰也日渐丰富，花钿与面靥经常相伴出现。莫高窟第103窟回鹘公主供养画像中回鹘公主的妆容在于红粉、面靥与花钿相结合产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效果，如回鹘族供养人壁画像，应是当时回鹘贵族女子妆容的典型代表，此画像妆容的特别之处在于：胭脂在脸上被涂成了半月形，然后贴上了花钿，遮挡公主的眼睛，就会看到像一个半眯着眼向下看的娇羞模样小女子形象，红粉妆的效果就像红色眼影。此种妆容在中原地区的画作中较为少见，在敦煌莫高窟中大量出现，并且化此种妆容的人物多是回鹘人。由此可以推断，这种装扮的花钿妆是敦煌周边回鹘人的典型妆容。此种妆容在文献资料中未见详细介绍，在卢文秀的文章中提到过“射月形”妆容[10]。笔者以为回鹘公主妆容很可能也与图腾有关。居于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大漠的游牧民族大都以狼为图腾，例如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而将图腾图案画在脸上的现象也不少见，例如海南的黎族人，至今都有以图腾图案纹面习俗。回鹘、突厥都是崇拜狼的民族，狼总会朝着月亮嚎叫，所以人们总会把狼与月联系在一起。狼的形象画在脸上总不是很雅观，而且不方便，但月就好多了。据此笔者以为，此种花钿与面靥相结合的妆容在少数民族的图腾起源说还是有理可循的。另一个推测是，此种妆容既像半月又像半眼，上面已经说到，此面妆本身又像一双眼，它是一种类似眼睛的面妆，在莫高窟壁画中，千手千眼观音的形象并不少见，随着佛教东传，一路上崇佛之人不断增加，模仿佛像装扮的现象也并非没有。所以，无论哪种结果，都可以说明，这种面靥花钿妆并非中原特色，而是外来因素导致敦煌壁画妆容如此独特。

(二)黄妆

黄妆又叫做额黄，亦称佛装。一种黄妆的原料呈粉状，是在脸上大面积涂黄，像敷白粉妆一样，是一种大面积涂抹的妆容手法，类似粉妆；另一种黄妆点妆的部位在额头，是用贴上去的办法装饰，类似花钿。所以笔者以为，黄妆既可列入粉妆行列，又可列入花钿妆。

李商隐诗句：“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11]，这是目前有关额黄妆出现的最早记载，大概在六朝宋武帝时期。日本学者志田不动麻吕认为“涂黄于额，原为六朝时妇女习尚，如梁简文帝丽人诗：‘同安鬓里拨，异作额间黄’，此风迄唐犹存。”[6]可见，唐代黄妆也流行许久。额黄既然能称佛装，应该与佛教的传播也有关系。佛教尚黄，并且纵观古今佛像，无一不在眉心嵌有珠玉制成的白毫，与黄妆、花钿妆都有相似之处。唐代三教并存，崇佛之人不在少数，模仿佛像的妆饰也无可厚非。并且就黄妆开始兴起之时，也是寿阳公主带头化此种妆容，是从上层贵族开始流行起来的，这反映出上层贵族的的优越感。但是作为贵族的公主却还是世俗大众，出于对佛教的信仰和敬畏，并不敢完全相同，害怕冒犯佛祖，所以用别的花样代替也未尝不可。并且，佛教发源之地的印度妇女也有在额头贴或画饰物的习俗，直到现在也还保留有这种习惯。所以说额上点黄妆很可能是从印度的妆容手法演化而来。唐代各种文化兼收并蓄，佛教文化更是影响深远。以上情况都可以说明黄妆很可能受佛教文化影响而出现。

段文杰先生在临摹敦煌莫高窟壁画时就发现了妇女的黄妆“445窟宫女，脸部多着素粉，不施胭脂，或作淡赭黄晕染……”[12]，莫高窟第445窟为盛唐时期壁画，说明莫高窟壁画人物在唐代时有饰黄妆习惯。作为莫高窟五代时期女供养人，脸上除了胭脂涂抹的红妆外也还有很明显的黄色妆容，说明敦煌壁画中也受到这种黄妆的影响。

四、受到异域风格影响的唇妆

唇妆能够提升人物气质，增强壁画的整体效果，更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人物的风貌。早在先秦时期女子就有画唇之习，《楚辞·大诏》中就有“朱唇皓齿，嫭以姱只”[13]的描述。 战国楚宋玉《神女赋》：“眸子炯其精明兮，了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娥扬兮，朱唇的其若丹”[14]。其中，“朱唇的其若丹”便是古人赞美妇女的嘴唇红润美艳，艳若丹砂，故古人常称女性的口唇为“朱唇”。因此，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在汉代以前，妇女便已经知道用红色的染料来美化嘴唇。汉末刘熙《释名》定义曰：“唇脂以丹作之，像唇赤也。”[15]以朱砂研磨后得出的红色颜料可以饰颊，人们又将颜料拌入动物的油脂，使之凝结成脂类物，既滋润口唇，又增添红色，不容易褪色，所以很受妇女喜爱。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由西域地区传入的一种叫“红蓝花”的植物在内地得到广泛的种植。《农政全书》中记载红蓝花汁色鲜，质地均匀细致，不似朱砂总带着粉粒，而且附着力强，不会轻易褪色。从此红蓝花制成的红色化妆品——胭脂，便取代了朱砂，成为了制作红色唇脂的原料。匈奴长期占据河西走廊，用胭脂涂唇很有可能是受匈奴族的影响。

唐代是一个讲究健康之美的时代，女子大都身材健硕，面容丰满红润，唇妆刚好适应了这种时代风俗。红色是唇妆的主色，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形状、颜色浅淡有所别而已。从敦煌壁画上看，整个唐代无论是中原还是西域的少数民族的唇妆都是比较小巧可爱的形状，并且绘有与本身唇形不同的形状，例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弈棋仕女图》和绢画中侍女的唇形，上下基本对称，状似花朵形，比较特别；唐代宫廷画家在周昉的《内人双陆图》和《簪花仕女图》中的妇女，唇形比较自然，而且画唇比较配合原有唇形；而敦煌壁画中回鹘公主及其他回鹘妇女的唇形近似花瓣状，当地的女供养人的唇妆大多也与回鹘妇女唇妆相似。流传于世的敦煌壁画、绢画中的女子唇色已无法清楚地看出，只能根据资料记载来看。所以，从唇形来看，敦煌和西域妇女唇妆更为接近。卢秀文提出敦煌有一种不涂粉的情形，是受吐蕃影响的妆饰。吐蕃占据敦煌时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文化交流，所以敦煌女子因为政策等因素妆容类似吐蕃女子也极有可能。不过在敦煌壁画中，尚未发现乌唇妆。壁画历久经年，氧化、脱落严重，很多唇色已经看不清楚，所以敦煌有没有乌唇妆还有待讨论，但可以肯定，乌唇妆容是受其他民族风格的影响而传播的。敦煌壁画中女子的唇妆也曾受到回鹘、吐蕃等民族妆容的影响。

五、结 语

敦煌作为丝路重镇，西至西域各国，南邻吐蕃，西达突厥，北接回纥，因此莫高窟可以说是一个历时千年的美妆陈列馆，其中汇集了数十个朝代以及汉、卢水胡、鲜卑、吐蕃、党项、回鹘等各民族的服饰与妆容。莫高窟中唐代洞窟占据了几乎洞窟总数一半，比较全面展现了唐代女性妆容的基本概况，本文只是略窥一斑。敦煌在这些民族交汇之地，承载着大量商品、物资、人口流转的重要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莫高窟壁画中也有不少描绘少数民族及各国商人在此活动的场面，在物资交换的同时，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带来的新的思想、宗教、文化，也同样在此地发生交流、碰撞和融合。商贸与宗教的发展都极大地促进了敦煌的繁荣，使得敦煌至今能够保留着当时珍贵的文化遗存，为重现和研究当时的历史现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1]列子.周穆王[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

[2]刘向.战国策[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6，237.

[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1:976.

[4]管仲.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89.

[5]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29，29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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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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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卢秀文.敦煌壁画中的妇女花钿妆妆饰文化研究之五[J],敦煌研究,2005(5)：63-69.

[11]李商隐.李义山诗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70:156.

[12]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45.

[13]屈原.楚辞·大招[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36.

[1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30.

[15]刘熙.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9.

【责任编辑 朱世广】

A Beauty May Charm with Either Light or Heavy Makeup——The Features of Tang Dynasty Women’s Makeup in Dunhuang Murals

WANG Yan-li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Gansu)

Makeup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lthough Tang Dynasty Women’s Makeup in Dunhuang Murals has the same origin with that in the central plains, it has its own features and shows the unique spirit of the women in Dunhuang. The pink beauty makeup, popular in Dunhuang, is the main cosmetic makeup and much closer to the women’s makeup in western regions based on existing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women in Dunhuang use rouge much earlier than the women in Central Plains regions. The mysterious yellow makeup has also been popular in Dunhuang with a unique alien makeup as many people in Mogao Grottoes are ethnic minorities. The women lip makeup in Dunhuang murals, judged from the shape of lips, is affected greatly by the makeup of the surrounding ethnic people.

Dunhuang frescoes; Tang Dynasty; women’s makeup; minorities

K870.6

A

1674-1730(2017)02-0053-05

2016-10-13

王艳玲(1990—)，女，甘肃敦煌人，硕士，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壁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