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子形象，有唐一代妇人至为雍容华贵，却无失优雅典丽。盛中唐张萱、周昉的仕女画勾勒出这样的女性形象：发髻宽大巍峨，或满插步摇，或遍簪盛放的牡丹;五官浓重，精致中透出疏放大气，丰满的面颊上常常妆点各式花钿;身材丰腴秾丽，穿锦着罗，领口宽大低开，以至“粉胸半掩疑暗雪”。这一经典时尚大多拜“胡风”所赐。我们由此窥见盛中唐时期胡服风行之一斑。这一时尚自初唐时已浓烈，至盛中唐不衰，晚唐仍余绪不绝。

遮蔽之美：首服

首服也称“头衣”，泛指裹头或饰发的巾、帽、冠等。《旧唐书·舆服志》为我们勾勒出唐朝女性首服变化的面貌：“初妇人施羃篱以身，自永徽中始用帷帽，拖裙及颈。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羃篱矣……开元初，从驾官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至露驰骋而帷帽亦废。”

羃篱的形制，尚无可靠的实物坐实，我们唯能从文献揣测于一端。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说“羃篱之象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但其形制有多种：初为障蔽头部和全身，次为盖头齐肩;或纱质或毛料;帽胎也有软硬之分。羃篱之兴，起自西域。西域多风沙，因此羃篱便为西域人必备之物，男女均用，约当南北朝时传入中原，至唐初成为女子出行之服，脱去旧有功能，为一时之风尚。

永徽至开元年间盛行的帷帽为高顶大檐帽，檐下垂一丝网，拖裙及颈，类似于“帷”。向达先生认为吐谷浑男子通常戴帷帽——长裙缯帽，原也为遮蔽风沙之用。从羃篱至帷帽的演变可看出唐代女子首服向短、小、薄透等转变的特点。此外还有各式胡帽，如珠帽、貂帽、毡帽、浑脱帽、蕃帽、卷檐帽等。

晚唐时则盛行回鹘髻。先将头发绾髻，髻上戴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上缀凤鸟、簪钗，并配以华美的首饰。与之相配的是大翻领，窄袖、宽身，衣长及地，以红色织锦为主，领、袖镶宽阔的织金花边。

《 簪花仕女图》（局部）

李震墓壁画《舞女图》（局部）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纳187 号墓出土《骑马戴帽仕女俑》

蹀躞金乌

桃面花靥

女着男装

面妆

面妆：桃面花靥

首服之下，为面妆。“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花钿。”美人已杳，笑靥尚存，颇值玩味;而美丽的花钿委落一地的情景，不知诸君作何想象？

“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古今中外的彩妆，恐怕以唐五代的女人最有胆张扬。初盛唐时期女性面妆的程序一般为：傅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等。与历代女子相比，唐代女性面妆中最具特色者，除“翠眉与晕眉”之外，还有额黄、花钿、妆靥与斜红等。花钿，在唐人文集和诗集中，多称花子或媚子。即女性在眉心处或粘贴或描画各种图案。花钿的材质有金箔、纸、鱼鳃骨、鲥鳞、茶油花饼等多种，其色有红、绿、黄等。此点孙机先生已经明言。从文献和视觉材料来看，花钿所帖或画的图案或为圆形等几何形，或为花、鹤、蝶、星、月等自然物形，或者在实物之上再行描绘。其中在蜻蜓翅翼上画折枝花者尤为精致鲜活。

上述焕烂的彩妆大多有着域外的来源，有些虽为中土的创意，但在观念上却与西域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蹀躞金乌：女着男装

与浓烈面妆形成很大张力的却是唐朝女子独爱男装。

太平公主被记载身着男装，腰间佩戴着蹀躞七事，铿锵踏步、曼妙歌舞，秀丽是一定的，难得的是飒爽英气扑面而来。大唐公主的时尚，是时代的缩影，为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

蹀躞七事，为佩于腰间革带上的七件实用之物：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砺石，即磨刀石;契苾真是可作雕凿之用的楔子;哕厥，为解绳结用的锥子;针筒：用于存放各种针或者纸帛的小筒;火石，点火用的燧石。除各种实用工具之外，针筒内或可装上护身符等。蹀躞七事均为行旅或野外生存的必备用具，其功能赶超瑞士军刀。我们不难想到这并非中原汉民族的发明，而是游牧民的常用之物，当为胡装之一部分。而唐朝女子所着男装的形式与观念也多与胡俗有关，一般为头戴皂罗幞头，或扎布条，或露髻，身穿圆领或翻领长袍，腰束带，下身着波斯紧口条纹裤，脚蹬线鞋或翘头靴。（图《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着此种装扮的女性也大可扬鞭驰骋、游春射猎。这当然相左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的“传统”观念，表现出盛唐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与其他历史时期殊为不同的性别意识。

回眸胡服的历史，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秦汉大多用于军旅，东汉末年出了一位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至汉唐两大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各民族频繁碰撞融合，胡服日渐潜入寻常人家，百姓常着胡帽、袴褶、长靿靴等，为有唐一代的“国际时尚”埋下伏笔。其中唐朝的“全球风尚”可谓海纳百川，处处闪耀着民族自信的光芒。

（邱忠鸣，北京服装学院教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高级访问研究员;王新，国家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