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雪梅， 乔 洪， 毛艺坛

(四川师范大学 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约公元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敦煌进入曹氏归义军时代[1]。在曹氏祖孙五代统治敦煌的120余年(914—1036年)间，曹氏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同时北交辽金、西联于阗、东结回鹘，面对周边强大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和亲联盟政策，由此敦煌出现了一度安定和平的局面[1]。同时曹氏为了稳固政权，大兴佛事。据统计，曹氏政权时期修建的石窟为莫高窟现存总数的1/2，因此，这一时期的供养像中出现了大量曹氏家族壁画像。

文中将曹氏归义军第4任节度使曹元忠(曹议金第3子)之妻浔阳翟氏的壁画服饰作为研究对象。翟氏亦称凉国夫人[2]，作为曹元忠的妻子，凉国夫人在敦煌洞窟的开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莫高石窟中有其大量的画像与题记。凉国夫人服饰妆容与曹氏画院时期女性世俗供养人服饰(除回鹘公主以外)的着装高度一致，其服饰具有典型性，代表了五代时期西北贵族妇女形象。

1 凉国夫人浔阳翟氏及其与曹氏其他女子服饰

1.1 凉国夫人浔阳翟氏

浔阳翟氏，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之妻、曹议金儿媳[2]。曹元忠初为节度使时，浔阳翟氏被称为“浔阳郡夫人”；显德四年(957年)，荣升为“凉国夫人”；其子曹延禄接任节度使时(974年)，翟氏被封为“国太夫人”；980年，朝廷又册封其为“秦国太夫人”[3]。敦煌大族中有浔阳翟氏、上蔡翟氏、粟特翟氏、陇西翟氏等[4]，为了促进翟氏族势发展，这些翟氏与敦煌大族如张氏、阴氏、马氏、曹氏间相互通婚。凉国夫人应是敦煌翟氏中地位最尊贵的女人。

凉国夫人崇尚佛教，她经常参加佛教法事活动，并且积极参与敦煌石窟的开凿[2]。据天福十二年(947)浔阳郡夫人翟氏施巾题记S.2687(1)、乾德二年(964)凉国夫人翟氏施巾题记S.2687(2)、显德四年(957)凉国夫人供僧舍施疏P.2982等敦煌文书可知，凉国夫人在石窟的修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时常亲力亲为，正如敦煌文书P.2761《祈愿文》中记载：“年年亲诣”“岁岁来临”。同时如曹元忠与浔阳郡夫人等造供养具文书S.3565(2)中记载，她在佛事活动中起表率作用，常常带动姻亲妇女“造供具疏”。因此，在莫高窟及榆林窟中出现了大量的凉国夫人供养像。

1.2 凉国夫人供养像与曹氏其他女供养像服饰的联系

莫高窟第5，61，98，203，437窟和榆林窟第19，25，33，34，36窟都有凉国夫人翟氏供养像及题记[4]，这些画像和题记大多漫漶不清，甚至已不存。对比能够找到的画像资料，凉国夫人的服饰造型几乎一致。同时凉国夫人的服饰妆容与曹氏画院时期除了回鹘公主、于阗皇后以外的女性世俗供养人服饰一致。莫高窟61窟东壁画像和莫高窟第61窟凉国夫人供养像分别如图1，2所示。图1中左起第1位为曹议金夫人回鹘天公主，着回鹘装；第2位为甘州回鹘可汗的妻子曹元忠姐姐，着回鹘装；第3位为嫁给于阗国王为妻的曹元忠另一位姐姐，其头戴凤冠，内着回鹘内衣，外穿大袖衫，服饰为回鹘混合装。图1中第4位是曹议金夫人广平宋氏，后4位是曹元忠的姐姐，后5位服饰与图2中凉国夫人翟氏服饰基本相同：头戴桃形冠，插步摇，面部红脂晕染，颈饰多层项链，内穿平领内衣，外罩大袖红色系袍衫，肩披长条花纹披帛，领袖皆有纹饰。

图1 莫高窟第61窟东壁供养像Fig.1 Murals on the east wall of Mogao Cave 61

图2 莫高窟第61窟凉国夫人供养像Fig.2 Mural of Lady Liang of Mogao Cave 61

2 凉国夫人浔阳翟氏供养像服饰

张大千临摹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凉国夫人画像，如图3所示。画像中凉国夫人头戴桃形凤纹冠，上插梳篦、金钗、步摇，面部有红脂，两靥额上贴花钿，戴层层项链，大袖襦裙曳地，披刺绣披帛，脚穿绣花鞋。

图3 张大千临榆林窟第19窟凉国夫人供养像Fig.3 ZHANG Daqian's copy mural of Lady Liang of Yulin Grottoes 19

2.1 服饰主体

凉国夫人身穿大袖襦裙，肩膀披绕长巾披帛，露平领内衣；双手托盘，遮挡了胸部服饰造型，根据图像推测其裙系于胸下。图4为凉国夫人外层裙襦结构示意。

图4 凉国夫人服装结构示意Fig.4 Structure drawing of Lady Liang's costume

从凉国夫人画像袖口可看出，其所穿服装有3层，最内层袖口有垂褶，似荷叶边(见图5)。唐末五代的人物画、出土人俑中大袖衫较为普遍，但内衣为荷叶边的仅在以凉国夫人为代表的曹氏供养人画像中出现。而由于传统汉服为平面裁剪，排除内层为荷叶袖的可能。晚唐时出现过一种在大袖锦襦内穿的透明白纱笼袖[5]。薄纱面料的产生不应晚于五代，因此推测，凉国夫人内衣[1]面料轻薄似纱，袖片裁剪后出现类似斜裁的垂褶，画像内衣袖口荷叶状应为画师写实手法的表现。

图5 凉国夫人袖口Fig.5 Cuffs of Lady Liang

2.2 服饰配件

图6为画像中凉国夫人头饰，其造型较为复杂。高春明书中提到：“‘冠梳’是流行于宫中的一种时髦首服，后传至民间，逐渐演变成妇女的一种礼冠。‘冠梳’冠顶用金箔做成朱雀、花叶，周围簇拥珠翠，并插有数枚簪衩、步摇。冠两侧的饰物用来将双耳与鬓发掩住，形状如舌。莫高窟第61窟中绘有戴这种饰物的女性形象。”[6]其描述与莫高窟61窟中凉国夫人头饰极吻合，因此推测其头饰属于“冠梳”。

图6 凉国夫人头饰Fig.6 Headwear of Lady Liang

唐代后，插梳篦成为一种风尚，安插数量和位置均没有固定，但这种“冠梳”妆容需在额头搭配数把梳篦，少则2把，多则6把，其中6把梳篦的安插方式为：中间2把较大，两侧4把较小，两齿相对、上下吻合[6]。五代出土的梳篦纹样较为简洁，多为梯形[7]。江苏出土的五代梯形木梳如图7所示，凉国夫人头上梳篦应为这种形状。《梦梁录》中曾记载，宋初临安流行将梳篦颜色染成红绿之色。凉国夫人头饰梳篦中间大梳篦为红绿色，其余为白色，与此记载吻合。

图7 江苏连云港市出土的五代木质梳篦Fig.7 Wooden comb of Lianyungang, Jiangsu in Five Dynasties

供养像中凉国夫人头戴凤纹桃形冠,此冠是回鹘代表性的礼冠，其外形上小下大，形状似桃[8]。因曹氏与回鹘交好，祖孙3代与回鹘通婚，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凉国夫人头顶礼冠受中原汉族与回鹘的影响。安庆市范文虎(？—1301年)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缠枝花卉纹金发冠(见图8)，其长、宽、高分别为13.7，8，4.4 cm，由5块金片相扣合组成椭圆形的腔体，使用时将金冠套在发髻上，底部两端的孔可用发簪固定。金片上饰有缠枝花卉纹，似镶有珠宝，但已脱落。凉国夫人供养像头饰桃形冠的左右两端各有一枚绿珠钗，观其图应为插在桃形冠内的高髻上，推测其形制可能与图8金冠相似。

图8 缠枝花卉纹金发冠Fig.8 Flower pattern golden crown

图9为凉国夫人供养像颈间佩戴璎珞。璎珞几层累叠，集吊坠、珠串、项圈、项链于一体，可戴于颈或手足，据传最早源于印度[6]。正如《南史·林邑国传》中记载，“其王者着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这种饰物先出现在佛像上，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逐渐演变为生活中佩戴的一种饰品。唐代朱揆《钗小志》中记载，皇上让宫伎佩戴七宝璎珞演艺，可见璎珞在唐时也用于乐伎的装扮。五代时期敦煌壁画中回鹘女性供养人的颈饰也同凉国夫人般丰富，而新疆地区回鹘供养人像中，未发现有戴如此复杂颈饰的画像[8]，因此排除了凉国夫人颈饰受新疆地区回鹘影响的可能性。而同时期的汉族女子画像，如《簪花侍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中的女性颈间皆无饰品；敦煌壁画的唐五代供养人画像中，除了与曹氏家族有关的女性，其他女性形象鲜有配颈饰，偶有发现形制也十分简单，因此可排除此复杂的颈饰受中原汉族审美影响。

图9 凉国夫人璎珞Fig.9 Lady Liang's necklace

图10[6]为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出土的4组琥珀璎珞，公主与驸马各戴两组，其中公主的琥珀项链两组分开[见图10(a)]；驸马所佩的两组项链在上方连为一个整体[见图10(b)]。图10中，珠串穿着方式与凉国夫人较为相似，由此推测凉国夫人颈饰璎珞可能为单独佩戴或几串连为一体。《旧五代史·外国列传契丹卷》有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926—933在位)赐耶律德光母应天后璎珞，“明宗时……并赐其母璎珞锦彩”[6]，同时期辽宁锦州的张扛村、辽宁沈阳的法库县，以及内蒙古赤峰的大营子都有出土类似的璎珞。《辽史》中有记载，曹氏政权与辽交往频繁，辽曾多次回赠曹氏对衣银器等物，许多珍贵的珠宝也流入敦煌。因此凉国夫人颈饰可能受到此种璎珞造型的影响。

图10 陈国公主与驸马琥珀璎珞Fig.10 Amber necklaces from Chen princess and her husband

2.3 服饰妆容

高春明对“面靥”的定义为：古代妇女用脂粉等颜料点画于面部，或是将珠、翠、金、银等加工制作成薄片，剪成需要的形状，贴于面部。根据材料、形状、所施部位的不同，名称也不同[6]。中晚唐以后，“面靥”是中原较为普遍的装饰，在敦煌也较为流行。面靥形状、位置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的文化、信仰、审美有关。唐末五代的面靥较繁缛，除了原点、花型以外，还出现了以凉国夫人面妆为代表的鸟形纹。图11为张大千临摹凉国夫人画像图局部，对比原壁画，凉国夫人面部除了酒窝处有鸟纹面靥外，两颊颧骨施粉处也有。

图11 凉国夫人鸟纹面靥Fig.11 Bird grain shape makeup of Lady Liang

这种鸟纹面靥很可能是自然界中某种形状似飞鸟的植物经过曝晒后制干的成品或是黑光纸剪成的鸟形纸片，使用时直接贴于面部即可。敦煌妇女面部的鸟形纹，可能与曹氏归义军时期出现的鸟形押文书有关。归义军鸟形押文书如图12[9]所示。法国学者艾丽白认为鸟形押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曹元忠与曹延禄在重要文件上签署的一种符号[10]。

图12 归义军鸟形押文书Fig.12 Bird sign of the reguiar's army

曹元忠与曹延禄的鸟形押纹样形状不同，如图12(a)为曹元忠常用鸟形押纹样之一，其纹样与“元”字形状相似；图12(b)中曹延禄使用的鸟形押纹样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象征回鹘人的猛禽——鹘[9]，这种鸟形图案可能是曹氏家族统一敦煌的象征[10]，用以显示曹氏统治敦煌的权利。而鸟形押的出现还可能与当地以乌鸣占为核心的鸟占卜有关[9]。乌鸣占是一种缘起于印度又被吐蕃人修改过的占卜术，以乌鸦的叫声、方位等辨别吉凶，流行于北方官民之间。曹氏归义军时期鸟占卜在敦煌依旧流行，曹氏家族妇女鸟纹面靥可能也受此风俗影响。

2.4 服饰鞋履

图3中凉国夫人长裙曳地，露出绣花鞋，凉国夫人履如图13所示。根据图13凉国夫人画像鞋首呈向上翻卷的形态，可推断其为高头履。凉国夫人鞋头向上翻卷呈云状，鞋面绘有花草纹，此造型纹样与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云头锦履较为相似(见图14)。云头履因其鞋头向上高翘翻卷似云得名，这种鞋男女都可穿着，唐代王涯《宫词》中有“尚着云头踏殿鞋”的诗句，便是形容此种鞋。高头履的种类很多，云头履属于高头履的一种[6]。在晚唐至宋时绘制的贵族形象中，衣裙都会长曳及地，高头履鞋头高翘，可将长裙前部拥到鞋头后背，因此无论裙有多长，都不会影响行走。凉国夫人鞋头向上翻卷，形状如卷云，绘有花草纹，推测其鞋为有纹样的云头履。

图13 凉国夫人履Fig.13 Shoes of Lady Liang

图14 阿斯塔纳墓出土云头锦履Fig.14 Cloud brocade shoes unearthed from Astana tomb

3 凉国夫人服饰来源与展现

凉国夫人作为五代归义军首领曹元忠之妻，其显赫的地位在敦煌壁画与文书中均已体现，窥其服饰造型，可探五代西北上层贵族妇女服饰形象。

3.1 汉民族服饰制度的延续

翟氏来源复杂，学界对其族属问题有较多争议。翟氏大致从北朝时期迁入敦煌，其族属可能为高车或丁零[11]。《翟直碑》中记载，翟氏在迁入敦煌以前是陇西的大族，其家族的许多成员在由乞伏鲜卑建立的西秦政权中担任要职，后一支翟氏迁入敦煌，为了谋求发展，便冒用了“浔阳”郡望；同时翟家凭借良好的家学之风和仁孝礼德，与敦煌当地的大族通婚，逐渐发展成敦煌的仕族[12]。尽管翟氏来源复杂，但其后代家族成员在汉族政权中为官，早已高度汉化。凉国夫人着上裙下襦，是典型的汉族装扮。

曹氏家族来源同样复杂，其族属可能为粟特，然曹氏家族以谯郡为郡望，也从侧面表达了对族属身份的选择。曹氏接手归义军后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延续中原年号，保持中原的制度文化。在莫高窟的壁画中，曹氏家族男性都是展脚幞头、圆领袍衫的汉族官员形象。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作为曹氏家族的妇女成员，其服饰与家中男子一致着汉民族服饰，符合礼制的规范。

3.2 多元文化的交融

敦煌自汉代后便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随着丝路的畅通，敦煌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其本土服饰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1)汉文化影响。受中原礼制及儒家思想影响，曹氏家族人物画像按照尊卑长幼的顺序排列，画像大小由地位决定，凉国夫人头饰花钗数量随其地位而变化。受中原汉民族审美影响，凉国夫人服饰追求华丽高贵，延续唐制礼服的风尚。

2)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曹氏归义军时期，周边政权较多，其中受回鹘影响最大。曹氏归义军与回鹘交好，敦煌出现了大量的回鹘人。汉族文化影响着回鹘文化，而回鹘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族文化。凉国夫人头饰桃形冠、领口和袖口的团花图案就是受回鹘服饰影响的体现。

3)外国文化影响。敦煌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随着“丝路”的贯通，外来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汉族服饰。璎珞、披帛最初都来源于印度佛教，是佛教人物的配饰。

3.3 权利地位在服饰中的呈现

自有贫富差距与阶级等级以来，服装就成为了识别身份地位的标志。五代时期敦煌妇女一般上着襦、袄、衫，下着长裙，劳作中的妇女多穿小袖、半臂，如图15和图16所示[13]。在婚丧嫁娶的壁画中，妇女服饰多效仿敦煌统治阶级的礼制，基本为披帛大袖襦裙、头插发钗梳篦(见图17[13])，但这些妇女头饰简陋，服饰面料精美程度远不及敦煌贵族阶级，与以凉国夫人为代表的归义军政权阶级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15 莫高窟第6窟南壁Fig.15 Mogao Cave 6 south wall

图16 榆林窟第20窟南壁Fig.16 Yulin cave 20 south wall

图17 榆林窟第20窟南壁五代新娘与伴娘Fig.17 Bride and bridesmaids of Yulin cave 20 south wall( in Five Dynasties)

曹氏时期的统治者追求的权威感，在服饰上表现为其家族妇女极力效仿盛唐后妃的服装，如凤冠、花钗、翟衣都是唐宋最高等级的命妇服装[14]。“面靥”“披帛”“步摇”“发簪”“大袖襦裙”是中晚唐中原妇女较为普遍的服饰，为了凸显社会地位，以凉国夫人为代表的归义军上层妇女，将这些妆容服饰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以“冠饰繁缛”“大袖披帛”“长裙曳地”“精致奢华”为特征的五代西北贵族妇女服饰。

3.4 社会背景在服饰的展现

经过长期战乱与动荡，中原汉族服饰审美已经有所变化，妇女不再追求奢侈华丽，而是向儒雅简约过渡。但五代时期西北上层妇女依旧服饰华丽、颈饰精美，这些都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五代政权更迭、战乱频繁，曹氏归义军积极向中原靠拢，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良好关系，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雕版印刷技术，创办学校，在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虽然陆上丝路开始衰落，但来往的商队依然络绎不绝。莫高窟第61窟西壁商旅行人如图18所示。五代宋初，中原手工艺兴盛，凉国夫人服饰品部分来源于中原。宋向辽求和时，贡献了大量的珠宝，归义军与辽国多次互使，这些珠宝也大量流入敦煌贵族阶级手中。凉国夫人精美的服饰也从侧面体现了曹氏归义军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政治建设的有效性，展现了五代敦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

图18 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代商旅行人Fig.18 Merchants on the west wall of Mogao grottoes cave 61 (in Five Dynasties)

4 结 语

作为五代归义军时期重要的女性，凉国夫人的服饰形象具有典型代表性。凉国夫人的服饰形象整体上与曹氏归义军时期除回鹘公主以外的其他女性一致。凉国夫人虽整体服饰搭配特别，但也“有迹可循”。通过逐步梳理分析凉国夫人裙襦、鞋履、头饰、颈饰、面靥等的特点，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论证了凉国夫人服饰是在延续中原唐风的基础上，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审美的影响，其服饰体现了时代性、地域性，是敦煌政治、经济、文化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