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园博园选址与城市规划耦合研究
——以柳州、南宁、桂林为例
《住宅科技》杂志 2019年6期 作者：魏芃之 WEI Pengzhi
0 引言
“城市事件”是反映一座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繁荣程度的指标，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节庆、赛会等城市事件愈发频繁的发生于城市空间，成为对外展现城市软实力的形象窗口。作为一种外生的城市发展动力，城市事件特别是大型城市事件作为优化和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带动城市新区和欠开发地区城市建设重要机遇的作用被广泛认同[1]。
城市事件的举办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投入和城市建设，包括场馆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新建与更新、城市环境工程等，规模超过常规发展的量级，对城市空间产生深远影响，被视为一种城市规划的手段。城市管理者希望通过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外推作用，有利于城市能级的提升与城市空间的优化[2]。因此，城市事件的选址与指导城市空间发展的城市规划产生了耦合需求。
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是于2011年启动，由广西政府主办的一个园林博览会，本文通过对前三届举办地——柳州、桂林、南宁三地园博园的选址进行分析、对比，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根本，探讨城市空间与事件空间的耦合互动关系，即城市规划对事件空间选址的影响，事件空间对城市空间的作用效果。
1 事件空间与城市规划耦合互动机制的特点
城市事件是一类社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其本质具有显著的非物质属性。同时，事件发生往往依赖一定的场所，因此又具有物质空间特征。
1.1 物质空间属性
城市事件的举行需要一系列用地、场馆和支撑设施，是城市事件可以作为城市规划手段的直接原因，即事件是一个由点及面的城市发展过程，激发甚至加速规划的落实。城市事件是对城市空间的超常规使用过程，因举办城市事件而发展的空间、设施往往超出常态规模，是超前的规划实施。因而事件空间的选择便与城市系统产生了良性耦合的需求，其区位、规模、功能、形态上应当有利于实现整体规划目标的可能性，弹性和多元是基本要求。
城市事件是一种超常规的空间利用活动，支撑事件发生的空间和基础设施需要通过后续的城市发展加以消解。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城市对事件的导入，总体规划应当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即事件规模与城市规模相匹配，事件内容与城市性质兼容，事件选址与发展战略相适应。
1.2 非物质空间属性
城市事件作为一项盛会，通过对事件主题的诠释，将城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软实力”向城市外的大区域传播。事件本身也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非常态表达，是社会物质性实践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而创造的社会产物。通过地方性重构促使地方差异化，这种改造和转换必然牵涉到对城市民俗文化、历史建筑、景观风貌等的整合、开发与利用[3]。
2 评价体系
2.1 宏观层面——选址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
以城市总体规划为蓝本，分析事件空间选址在城市中的区位关系，总结各地市园博会场址选择的基本类型模式，内容包括：①选址于城市规划区、建成区的区位关系；②选址与城市旧区、新区的关系；③选址于城市发展方向的关系。
2.2 中观层面——选址与相邻地域空间的关系
归纳各地市园博园选址周边现状、规划用地类型，分析场址于片区在空间功能、社会属性以及经济效益方面的互适性。
3 广西园博园选址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分析
从空间区位的角度，城市事件空间选址可分为四大类型[4]，即原有中心强化型、过度地带缝合型、外围中心塑造型和边远地区拉动型。
3.1 柳州园博园选址
柳州园博会为首届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该市园博园选址于柳州市东部的国家级高新区——柳东新区核心位置，距中心城区约25km（图1）。柳东新区与柳州中心城区隔柳江而立，根据柳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外整合+外向有序扩展”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柳东新区的功能定位为以汽车工业为基石，新兴产业并进的双核发展的“新兴综合城区，城市新市中心”。因此，柳州园博园的选址模式为典型的外围中心塑造型。
3.2 桂林园博园选址
桂林市承办的第二届广西园博会，将园博园选址于城市南部雁山区桂阳公路东侧，距桂林市中心城区24km（图2）。雁山区曾经是桂林城区的主要空间拓展方向，多所高校新校区在区内落户，一度带动雁山区空间发展。随着桂林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在“保护漓江，发展临桂”政策的指导下，中心城区-临桂新区“双核”格局下的东西发展轴线得以确立，环城高速外的雁山区成为远离中心城区的“飞地”，因此，桂林园博园选址属于边远地区拉动型选址。
3.3 南宁园博园选址
图1 柳州园博园选址区位图
图2 桂林园博园选址区位图
图3 南宁园博园选址区位图
南宁园博园是第三届广西园博会举办地，园区位于南宁市五象新区核心区的五象湖公园，平乐大道和玉洞大道互通口西北角，距南宁中心城区12km，距广西体育中心2km（图3）。五象新区是在北部湾城市群整体构思下向南发展城市战略的建设重心，南宁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南宁园博园选址属于外围中心塑造型。
3.4 小结
柳州、桂林和南宁分别举办了前三届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三地园博园的选址类型具有共性，但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扩展方向的耦合则产生了差异（表1）。
共性方面，三地园博园皆选址于中心城区外的新城区。广西的城镇化率相对东部省份低，城镇化需求下，城市空间拓展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模式，园博园作为大型城市建设项目，选址于新城区有助于快速完善新区的城市功能；园博园用地需求量大，选址新城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较低。
新区选址也存在与规划空间结构同步或错位的区别，体现各地城市管理者对城市事件这个城市规划工具的不同利用思路。桂林雁山区由于不属于城市发展主要方向，功能配置单一，园博园的落户有利于完善该区功能结构，但面临利用率低的风险；柳州、南宁二市选址与城市扩展方向同步，有利于与区内其他场馆和开放空间形成联动，但也容易造成空间同质化。
4 园博园选址与相邻地域的关联分析
不用属性的城市用地之间存在兼容或互斥的关系，用地类型的组织反应城市功能的安排，在城市系统运行中体现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质量。作为公园绿地的园博园在景观上充实丰富城市绿色生态环境，功能上因其后续运营方式的区别会形成差异化。三市园博园相邻的用地功能及园博园会后运营方式见表2。
柳州园博园位于柳东新区，与九子岭公园、欢乐世界构成新区的文娱核心。园区以北主要为居住用地，西侧则为居住和高校片区，南部为广场和商业用地。作为产业新城，柳东新区内高校和工业用地林立，地块划分大，处于核心的三座公园形成220hm2的组团，提供开放和收费、园林和乐园一站式休闲娱乐选择，符合产业新城的规划定位，与日常生活化的主城形成差异化。
南宁园博园地处城市主干路交叉口，规划的地铁三号线从东侧穿过，具有优良的交通可达性。园区位于五象湖公园，会后作为城市公园开放，北侧为五象湖广场及广西美术馆等文娱设施，构成片区的文化休闲核心。南侧以居住为主，商业为辅，围绕园区形成生活中心。作为城市公园的园区起到衔接动态的文娱功能和静态的居住生活功能的作用。
表1 园博园选址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表
表2 园博园周边功能及会后利用模式
桂林园博园周边的用地功能相对单一，桂阳公路东侧园区周边以村庄建设用地为主，西侧为桂林理工大学雁山校区。公路沿线主要为服务于学生群体的餐饮、银行等，未形成完善的城市功能体系。
5 园博园选址和规划耦合的影响因素
5.1 城镇化水平主导选址模式
广西属于西部省区，至2017年末城镇化水平为48.1%，低于全国平均值58.5%，更远低于长三角省份江苏的67.7%和珠三角省份广东的69.85%。巨大的城镇化差距使得结构扩展仍然是广西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表现，新区建设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手段。园博会作为大型城市事件,涉及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选址于新区有利于广西城市利用这个“规划工具”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目标，即选址和城市规划产生耦合关系。
选址和城市规划的耦合关系存在同步和错位两种情况，柳州和南宁的选址契合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园区周边现状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功能基础和人流，外围中心塑造型选址能够支撑事后园区的良好运营；相比之下，桂林园博园的错位选址导致周边城市功能单一，边远地区选址的拉动作用尚不明显。当然，两种选址模式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是作为城区城镇人口不足百万的中等城市，桂林城市规模不足以同时负担两个方向的空间拓展，造成了园博园会后遇冷。
5.2 片区功能定位决定会后利用成效
城市用地组织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城市片区的功能、定位自上而下决定用地选择。园博园作为功能单一、体量巨大的城市绿地，需要融入片区的功能体系才能发挥社会经济效益，回收建设成本。柳州园博园与城市公园、主题乐园的组合形式构成多样化的休闲娱乐空间，形成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与中心城区的城市公园形成差异化。南宁五象新区定位功能复合的综合城市新区，会后作为城市公园有效衔接南北一静一动的功能差异，并形成新区绿心，提升环境质量。桂林雁山区定位为高校集中区，功能相对单一，由于校园存在硬性边界且内部功能自给倾向明显，不利于园博园作为城市绿地的功能辐射，在后续利用中宜丰富园区的旅游体验，形成主题乐园式的旅游目的地。
5.3 规划弹性决定会后利用方式
城市总体规划是对一段时期内城市空间全局的战略性安排，而举办城市事件的决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决策来源也不一定是城市管理方面，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具备应对事件空间需求的弹性。当前的城市规划普遍缺少对偶发城市事件的预期，一定程度缩小了事件设施后续利用的选择范围。柳州、南宁园博园的选址分别处于规划的柳州植物园和五象湖公园地块，是规划决策的巧妙，也是对规划弹性局限的无奈。
6 结语
对于尚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广西城市，“外围中心塑造型”的园博园选址是当前较为理想的事件——规划耦合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节庆、赛会等各类城市事件的举办会愈发频繁，适逢各地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起步，城市事件应纳入规划编制的考量内容，使城市事件成为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等城市“硬件”的机遇，又是提升城市活力、自信与品牌等城市“软件”的有效手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