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博，陈秋霖，万晶晶

(1.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 100084； 2.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4； 3.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国成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1]。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站在全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对乡村发展的逻辑进行更多历史性和前瞻性探究，对新发展阶段的乡村功能进行清晰全面再定位。

人类社会活动事实上都是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开展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也体现于时间与空间系统；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我国乡村发展问题，就需将其纳入时间与空间范畴。本文沿着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理念，按照构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思路，从时间逻辑角度分析乡村发展的未来走向，从空间逻辑角度分析乡村在新发展阶段的功能，并基于现阶段乡村发展的主要争议问题统一角度提出关键突破方向。

1 乡村发展的时间逻辑

乡村是一个有别于城市的地域空间概念。社会学将乡村与城市的本质都看成是人类生存的聚落，只是城市是建立在契约、交换等形式上的典型外部利益“社会”，聚落成员异质性和理性化特征明显；而乡村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的典型“共同体”，聚落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紧密、同质性强[2]。然而，这种社会学形态的概念只是静止地停留在乡村与城市表象差异层面的辨析，很难全面揭示乡村与城市复杂系统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角度，将城乡关系的产生及其运动变化过程视为历史的范畴。在历史唯物史观看来，城市的出现是早期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乡村是人类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技术进步和专业化分工不完全的遗留之物。乡村与城市在时间维度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基本结论能够从乡村向城市的历史演进中得到清晰判断。乡村与城市发展关系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1.1 原始农业时期的乡村一元社会

考古表明，距今约12 000年前，古气候进入地质史上的全新时期，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逐渐变暖，原始人习惯捕杀且赖以生存的大型食草动物减少，迫使他们转入平原开始以渔猎与采集相兼的手段谋生[3]。这一时期，人类以原始群形式活动，各群体规模不超过百人，随猎物和野果分布而居，只能拥有流动或者半流动的营地或洞穴，不存在稳定的社会组织关系。在漫长的采集和渔猎生计过程中，人类逐渐掌握了一些动植物生长习性和发育规律，开始有目的地栽培植物、养殖动物，并发明、制造和使用从事这些生产活动的石器、棍棒等简单工具，人类社会步入了原始农业阶段。进入原始农业时代后，由于生产就近性与重复性，以及食物来源的充裕，人们有了足够的时间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口出生率和成活率直线上升，单位土地面积容纳的人员数量增加，原始村落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十分落后，人们只能使用简单的石器、棍棒等工具进行刀耕火种，依靠集体劳动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生产力水平还未达到促使城市出现的程度。该阶段大约始于史前文化后期的新石器时代，伴随人类社会整个原始农业时期，历经7 000多年。

1.2 传统农业时期的城乡二元社会初期

原始农业后期，粮食种植和畜禽饲养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食物，社会出现了剩余劳动力，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生产由粗放向精细型转变，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原来的氏族集体公有制逐渐被父系大家族私有制替代。私有制的出现，使得氏族内部成员之间先前平等的关系因财富差别而出现分化，部落首领逐渐成为显贵，阶级萌芽在原始部落中诞生[4]。阶级的出现与发展又充满了斗争，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相邻部落形成联盟，实现了原始社会由氏族机构向国家组织形态的过渡，人类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君主、阶级和国家诞生，新的社会秩序得以构建，社会结构开始由平面形态转变为金字塔形态。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顶端的统治人物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对外建造城墙以抵御外敌侵入，对内则进行一系列布局规划，建立规范的社会秩序，城市聚落完全形成，人类社会步入城乡二元社会初期。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是一种以农民世代使用的生产要素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农业生产技术停滞，开垦土地和增加单位土地面积劳动投入是农业增长的途径，大量劳动力被土地束缚，农业生产处于一种有效而贫困的低水平均衡状态[5]。这一阶段，乡村人口多于城市，在发达国家该阶段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该阶段。

1.3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的城乡二元社会后期

任何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都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农业社会是各国经过二元社会转换步入城乡一体化社会的始发点，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是这一转换过程的重要一环。如果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归因于农业技术进步促使剩余产品出现而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则城乡二元结构的终结将归因于工业技术发展引起的城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产生的边际生产率差。传统农业由于资本投入不足和技术停滞，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劳动生产率必然很低，一般只能维持劳动者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因技术不断发展明显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在不受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会自然流向城市，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向一元转化[6]。这种转变意味着，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变小，但这并不是说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变得无足轻重，正好相反，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进行专业化和现代化改造的时机成熟，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土地出现撂荒，乡村经济社会逐渐衰落，被动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引起农业污染的弊端逐渐显现。

1.4 农业现代化高级阶段的城乡一体化社会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虽然世界各国进行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因各自禀赋和起点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是相同的，那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促使农业生产进行技术变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是城市工业的不断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外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将大量农业劳动力不断抽吸出去，农业生产劳动力与土地要素投入比例逐渐缩小，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农民慢慢消失并最终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的农业工厂和现代农业工人，农业现代化进入高级阶段[7]。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同步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先导，工业化的推进是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分散的农业人口集中进行城镇化又为农业进行现代化生产创造了条件，所以农业现代化高级阶段的实现一定是以高度发达的工业化为前提的。农业现代化高级阶段的到来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换的完成，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差距将不复存在，乡村不再是城市化进程中带有贫穷、落后色彩的遗留之物，乡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实现完全融合。

沿着农业发展形态历史变迁的主线观察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能够看出，城乡发展的时间逻辑是按照城乡混沌一体、城乡二元对立和城乡融合一体的脉络推进的。城乡从对立走向融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农业人口转移至城市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更多的农业人口流出农村，为农业现代化减轻负担、腾出空间，实现城乡之间生产力和居民收入的持平，农村人口净流出才会停止，这一实践性结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证实。

2 乡村功能的空间逻辑

我国乡村发展在时间逻辑上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的城乡二元社会后期阶段，未来走向是农业现代化高级阶段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乡村发展的时间逻辑反映的是发展趋势，而促使乡村在时间逻辑上变化的却是特定时间段上的空间因素，即反映的是乡村在特定时间段上的功能。空间产生理论认为，空间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互动，空间包括感知、认知和体验3个层面，与此相对应的3个概念是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8]。从空间生产理论来定位我国乡村新发展阶段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和政治5方面，其中，经济和生态是乡村在空间实践层面的功能，社会和文化是乡村在空间表征层面的功能，政治是乡村在表征空间层面的功能。

2.1 新发展阶段乡村的经济功能

新发展阶段，乡村发展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国内大循环构建的后劲在乡村，需要扩大乡村需求市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消费结构正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转变，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包括衣着、食物等在内的基本生存资料消费减少，而教育、娱乐、卫生和交通设施等消费支出却大幅增加，农村过去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逐渐被市场主导的消费方式取代，实现了从自给自足消费到市场化消费的转变，为我国经济进行国内大循环提供广阔市场空间。

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基础在农业，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农业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粮食和部分工业原料，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以粮食的充足供给为前提条件的。农业部门一方面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产品的消费终端，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发展中具有源动力作用；因此，农业兴则国家兴，农业衰则国家衰，农业永远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牢固稳住农业基本盘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态势变化的关键。

2.2 新发展阶段乡村的生态功能

新发展阶段，乡村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作为区。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经济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将农业发展的重点聚焦于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上，而忽视了农业的生态功能，给生态环境系统的健康运行造成很大负面效应。我国的耕地面积不足全世界一成，却使用了全世界四成的化肥，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之多，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酸化和重金属超标问题异常严重，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利用已使土壤地力严重透支[9]。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处理水平较低，畜禽养殖已成为部分水源地的主要污染源，草原和生态系统的不合理利用已导致其生产和生态功能开始退化，森林面积减少和生物多样性降低已成为森林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障碍。综上，农业污染问题已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农产品质量和人民群众健康。实现农业绿色化生态化发展、强调农业的生态环境价值，已成为乡村生态功能的要义。新发展阶段，应围绕农业农村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导向，将绿色发展纳入农业发展的新目标。

2.3 新发展阶段乡村的社会功能

新发展阶段，乡村是我国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的稳定器。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的城乡二元社会后期，距离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一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有着缓冲就业压力、保障农民生计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社会功能。我国城镇化率虽然逐年提高，但农业作为主要就业部门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我国目前仍然有两亿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想要通过短时间大幅度减少农民数量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经济发展路径在现阶段还不是很现实。同时，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足够稳定性，一旦遭遇经济波动，非农就业部门吸纳能力出现萎缩情况时，农村地区将成为很好的缓冲区，农业的就业蓄水池和社会稳定器功效就会体现出来。农业作为农民家庭生计保障策略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从事农业生产依然是大部分农民维持生计的需要。从社会安全层面来说，农业是最容易引起一个国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产业[10]。我国人口基数大，而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且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造成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确保粮食安全对于我国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来说仍然特别重要。

2.4 新发展阶段乡村的文化功能

新发展阶段，乡村能够促进我国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我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对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文化而言的，是对全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全面自觉与自信。乡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增强我国文化自觉和自信、坚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自信方面有着重要功能。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根柢，乡间农田、灌溉设施、粮食储藏设施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民族勤劳勇毅的美好品格，古宅民居、祠堂、古井等传统生活设施无一不是先辈们与自然抗争生存的智慧结晶，坊间流传的人文逸事、民间传说故事、乡贤人物传记无一不是教人向善和奋进的精神寄托。乡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阵地，拥有种类繁多和内容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茨坪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大寨人民公社旧址、小岗村旧址等都清晰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能够深刻警示后人，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实践的结果，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全面自信。

2.5 新发展阶段乡村的政治功能

新发展阶段，乡村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就明确了要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推翻资本主义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通过农民合作社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政党，因此乡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农村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兑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全球人类反贫困作出巨大贡献[11]。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双向自由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最好体现。

3 乡村发展的争论和突破点

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存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关于这一点，全国上下已经有相当充分的认知，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仍然存在争论。有的观点从固守农业立国的传统小农社会思路出发，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过分强调乡村的眼前而忽视长远布局；有的观点则简单复制国外乡村发展的成功经验，盲目推崇农业规模化经营而忽视我国特殊国情：这都是对我国乡村发展时间和空间逻辑掌握不准确的表现，并相应地促使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了保守主义和冒进主义[12]。只有立足我国乡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逻辑，使理论思想、路径选择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的分歧和争论得到统一，才能找准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发展的突破方向。

3.1 理论思想的分歧统一与突破点

3.1.1 简单地将乡村振兴理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再版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考虑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关系和社会矛盾调整的需要，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部分村干部和老百姓错误地将乡村振兴战略理解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再版，把乡村振兴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简单升级，仍旧直观片面地认为乡村振兴就是房屋规划与修建[13]。实质上，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针对不同城乡关系而提出的政策体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在城乡统筹时期为了协调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关系所出台的政策，而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提出的战略部署。因此，应突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思维和政策惯性束缚，深刻领会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和发展目标，找准乡村振兴战略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级之处，才能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

3.1.2 乡土情怀驱使下对乡村振兴的非理性认知

乡土情怀根植于每一个国人心中，使得部分人将乡村振兴看成是田园牧歌式社会生活的再造，而忽略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4]。这种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过分强调乡村的原生态，按照水墨画般青砖绿瓦、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勾勒乡村发展蓝图，哀叹现代先进工业品对乡村诗意风貌的破坏，歌颂传统礼俗和秩序对乡村社会的维系，怀念家族血缘的温情脉脉，批评现代人文观念对乡村传统风俗礼教的冲击。然而，先进取代落后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亘古不变的规律，现代先进工业产品在农业农村生产和生活中的普及应用是农民追求更高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的结果，现代人文观念对传统风俗礼教中糟粕部分的摒弃是农民追求更高精神文明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因此，应摒弃传统乡村社会生产中的落后部分和传统乡村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从思想源头遏制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过度浪漫主义思维对乡村全面发展的影响，突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是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

3.1.3 走向政府万能和市场万能的极端认知境地

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实施中的极端现象并不鲜见，对政府和市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认知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片面强调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认为政府能够有效地解决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乡村发展应完全由政府主导；有的则对市场在乡村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作用进行片面肯定，忽视市场机制自身的某些缺陷而过分迷信于市场力量。这两种认知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质上，政府的基础保障作用和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对乡村振兴都是不可缺少的。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实践历程来看，乡村发展断然离不开有为政府在体制机制、公共服务和监督协调等方面的基础保障，但有为政府并非是万能政府，可以全盘大包大揽一切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要突破政府与市场万能的极端思维，强调“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合适角色，政府应不断完善其保障功能，为市场高效合理配置资源提供适宜环境。

3.2 路径选择的分歧统一与突破点

3.2.1 将农村与城市对立，走城乡分割的乡村振兴道路

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是生产力进步，推动社会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耕文明转向城市文明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人口离开乡村汇聚成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基本活动轨迹，城乡关系的变迁是这一活动轨迹的特征。但在乡村发展道路选择中却存在着以城市人口容纳能力有限为由，试图通过吸引已转移农业人口向乡村回流的逆城市化思维来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倾向。这种将城乡进行对立的路径选择在根本上是不符合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是不利于乡村长远发展的。消灭城乡对立，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人类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需要，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15]。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更加明显。因此，应打破城乡分割思维的固化模式，激活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全面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妥善解决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合适路径选择。

3.2.2 将城市建设的方法粗陋地照搬到农村建设中去

乡村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但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有些地方忽视了乡村与城市的功能区别，欠缺考虑农村在地理空间、居民需求、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同城市之间的差异，简单粗陋地将城市建设的方法照搬到农村建设中，将农村建设成“千篇一律、千村一面”的不伦不类聚落。从乡村的形成历史来说，乡村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结果，有些乡村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因而在建设时不仅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还要尊重生态和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做到乡村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和文化相互兼容[16]。在新发展阶段进行乡村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乡村的自身特征和类型，做到因地制宜，结合不同乡村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文化地理等方面的优势，切合实际地考虑和规划乡村的建设方案，要着力避免脱离农村实际而照搬照抄城市建设方式方法进行的乡村建设，勿使乡村建设陷入“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不伦不类尴尬境地，失去乡村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味道。

3.2.3 简单地用工业化模式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新发展阶段，构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与产业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但有些地方简单地用工业化思维理解农业现代化建设，在路径选择上盲目推崇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简单复制他人的成功经验，而忽视了我国现实国情和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本质差别。事实上，农业规模化经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我国人多地少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业生产现实状况并未改变，仍然有很大部分农民依赖于细碎的土地保障生计，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的共同存在是我国农业生产的现实国情，盲目追求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反而可能产生揠苗助长的效应。受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农业机械化前提的工业化发展思维影响，有的地方将土地规模化经营与农业实现机械化等同，忽视了小型和微型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功能。在新发展阶段，应打破工业化模式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干扰，因时因地选择具有阶段性的多模式、多路径形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3.3 政策实施的分歧统一与突破点

3.3.1 依靠外部资源输入而缺乏对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培育

随着近年来相关惠农、助农、支农政策出台，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被投向乡村，这种自上而下的“输血”型发展模式使我国乡村的现代化水平得到了空前提升，但也滋生了乡村“要项目、等资金、靠上级”的消极惰性心理，暴露出了过分依靠外部资源输入而造成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可持续性不强的弊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式发展只能解决乡村发展进程中的一时之需，而无法彻底根除乡村衰败的顽疾，只有转变发展思路，立足乡村自身资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和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才是乡村长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7]。培育和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在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和技术人才梯度开发两方面。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乡村要基于现代种养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健康疗养等新业态，延伸和拓宽产业链，提高农村产业核心竞争力。技术人才是乡村发展的核心，乡村既要利用好外部的各类农业科技人才，也要利用好内部的乡土人才，形成完善的人才梯度，充分发挥人才在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提升中的核心作用。

3.3.2 机械式套用或执行上层政策而漠视当地具体情况

基层政府连接着国家和乡村，是乡村发展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也是国家乡村发展政策落地生根的重要平台。基层政府面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监管体系，为了能够顺利通过上级部门责任考核，在执行国家有关乡村发展的政策时经常会漠视地方具体情况，对国家政策实行“拿来主义”，不解读、不转化，直接机械式套用或执行，以“运动式”的方式完成国家任务，造成国家政策与乡村发展需求之间出现摩擦[18]。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乡村都有其自身特殊性，国家不可能为每个乡村发展都给出明确的思路方案，也不可能提供统一的发展模板，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在执行国家有关乡村发展政策时需要通盘考虑当地情况，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将国家政策用活。在新发展阶段，基层政府应勇于探索，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和规律，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传达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使上级部门制定的政策更符合当地发展实际需要；上级部门也应打破传统科层制固化思维，加强与基层政府间的交流沟通，使制定的乡村发展政策更接地气。

3.3.3 过分强调乡村实物建设而忽略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民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也是乡村建设行动的主要参与者，其思想观念、职业素养和技术水平都影响着乡村的发展。有些地方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过分强调实物而忽略了农民才是乡村建设的主角。乡村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公共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硬件设施的改善，更是农民思想观念、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面提升。离开农民的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乡村的必要性就会受到动摇。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将提升农民素质和精神风貌、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和促进农民致富进行有机结合才能使乡村不断长远发展[19]。在新发展阶段，政策制定要树立农民主体地位意识，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中心的理念，保障农民在乡村建设中拥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受益的权利，积极开展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加快建立职业农民制度，推进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培训行动，基层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合理需求，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让农民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主力军。

4 结语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无论是对乡村发展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来说，还是对政策具体实践执行来说，厘清乡村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各种逻辑关系都显得很有必要，尤其是对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来说意义重大。要掌握乡村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逻辑，牢记我国乡村发展当前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的城乡二元社会后期阶段事实。当前，我国仍然有两亿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短期内通过大幅度减少农民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条件可能还不成熟，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也许是眼下较为理想的发展路径。要牢记我国乡村发展的未来走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高级阶段的城乡一体化社会，农业人口转移至城市是必然的，只有当更多的农业人口流出农村，才能为农业现代化腾出空间，因此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旧是长远发展的主要任务，这是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关系的重要依据。同时，要重视我国乡村在现阶段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政治5方面空间功能的协调发挥，这是新发展阶段制定乡村发展政策和提高政策实施社会效应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只有全方位剖析清楚乡村发展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逻辑关系，才能统一乡村发展在理论思想、路径选择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的争论，正确处理乡村发展中过去与现在的矛盾、眼前与长远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工业与农业的矛盾等，进一步找准乡村发展的关键突破方向，推动乡村发展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