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视域下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以浙江省10 个村庄为例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0年5期 作者：高仓健，杨 欢，朱子屹，张晶涵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 年1 月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的具体要求。2018 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了阶段性重点任务，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系统解决了乡村振兴“人、地、钱”难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旨在解决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乡村文明与治理、社会结构稳定性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1]。本文以浙江省10 个依托共享经济模式推进乡村发展的村庄为例，从共享经济的视角探析乡村振兴的发展机制，为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共享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中央在2016 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共享”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确定为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大理念。发展共享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是让农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可行路径。
共享经济又称为分享经济，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叶兴庆认为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3]。郑志来提出共享经济供给方来源的动机基于提高存量资源利用率，并获取一定收益，“闲置资源—暂时转移使用权—获取收益”形成动态的产业闭环，具有内在张力和可持续性[4]。王娅等指出共享经济通过盘活闲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价值增值。共享经济的价值增值有利于促进效率与公平一体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5]。宋逸群等提出共享经济就是人们以共享为特征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它带来最深刻的变化就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方式的跃变[6]。张红彬等认为共享经济并不只是共享，它有内在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逻辑[7]。刘君发现了共享经济与农业的融合对加快农业绿色生态转型有积极意义[8]。综上所述，学术界都肯定了共享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方式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发现了共享经济增值价值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因此，在共享经济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乡村振兴，分析乡村共享经济模式，对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大有裨益。
乡村共享经济是乡村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乡村传统景观保护的基础上，将乡村自然、生态、文化、旅游、技术等基础资源禀赋整合，通过产权共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产出[9]。发展共享经济是分析拓展农业的多维功能，寻求农业产业链条延伸以及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机制，深化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和农村振兴发展[10]，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路径。同时，用乡村共享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攻方向。丰富共享经济作为振兴乡村、建设新时代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整合乡村闲置资源，扩大乡村经济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又是高质量乡村振兴重要手段。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区别于传统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强调解决乡村振兴当中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化的问题[11]。在传统的乡村振兴当中，乡村发展过程当中土地确权不清，劳资分散，难以整合，其发展缓慢，缺乏应有的独特之处、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现象以及共享经济建设与乡村如何高质量振兴“脱钩”等问题。所以，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乡村资源高效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另外为农民增收创业、化解乡村经济发展困境、乡村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产业模式单一、进而丰富共享经济产业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利用共享经济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关键要强调全域一盘棋的规划理念，建立政府、村集体、村民等多元主体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制。本文从政府、村集体、村民三个村庄发展的重要主体来分析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内部机制，并引入互联网，市场两大体系，成为共享经济搭台的外部条件，三个乡村振兴的主体与外部共享经济的搭台，推动三大主体与两大体系的统筹结合。在此基础上，利用率较低的农村资源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提高农村单位生产资料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的乡村振兴。
政府要克服行政化过度干预导致的农村共享经济发展同质化现象，给予村庄发展共享经济的自主性，鼓励乡村挖掘自身优势，加大财政对乡村共享经济的支持力度，建立有效的引导和激励机制；村集体要深入挖掘自身特色资源，拒绝机械式地搬照抄其他共享经济建设经验做法，要利用村委会影响力，通过规模化、集中化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发展农村文化旅游业，带动乡村民宿业、创意农业以及休闲农业等多种产业的发展。村民是发展乡村共享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在发展乡村共享经济的过程中，村民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精神，响应政府和村委会的号召，积极投身共享经济建设。
互联网平台是共享经济的搭载平台，在乡村共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互联网技术，作为乡村共享经济发展的内部基础，利用互联网平台提高发展共享经济的能力和水平，通过互联网技术构建“政府搭台、群众参与、多方协调”的良性互动体系；市场是构建共享经济的重要外部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不断拉入外界经济资本，不断引入市场经营主体参与乡村共享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1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源源不断的市场经济动能以市场杠杆撬动着乡村共享经济朝着集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与“互联网”技术互相配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便更好地助力服务新时代下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发展。
二、共享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
在共享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浙江省临安光明村、白沙村、徐村，余杭径山村，青田龙现村、油竹下村，德清劳岭村、莫干山、赤山村，海宁博儒桥村等多个地区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和总结出了一系列可借鉴推广的经验。
（一）民宿引领开拓乡村振兴新思路
发展民宿产业是近年来推动乡村振兴的一种较为普遍形式。德清莫干山、赤山村、老岭村将民宿产业与农家乐结合，带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为游客提供“品味农家菜肴、走进农家生活、欣赏农村风情”等优秀娱乐项目，实现产业融合兴旺发展，达到对美丽资源的高效充分利用。莫干山抓住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机遇，结合共享经济的优势把民宿经济发展成农民增收新亮点，同步带动了当地金融、餐饮、农产品、文创等领域的产业发展，通过打造吃、住、行、游、娱的产业联动，进一步放大产业价值，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民宿农家乐将乡村许多闲置土地进行整合、合理开发，将民宿与农家乐两种形式融合，创造出了“1+1＞2”的效果，德清始终以科学的理念、创新的意识引领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以民宿农家乐引领乡村发展的成功模式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闲地新用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农村的闲置土地既是推动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潜在的宝贵资源。临安光明村的乡村共享经济以整合闲置土地为主线，以创办农民生产合作社作为呈现方式，对村落资源进行多角度的再考评。村两委牵头建立的农业合作社结合自身“闲置土地多，留守老人多”的特点，工作范围覆盖从村庄闲置土地的统计到其集中利用的全过程，一条龙服务帮助村民解决闲置土地利用问题。通过资源的共享，将集体土地先整合后开发，实现对土地资源的高效率利用。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采取“村民入股，农场分红”的方式，村集体在合作社利润分配上采用“7 :3”的分配方式，村集体占3 成，7 成由村民分享。该分配方式在保证村民增收的前提下，保障了村集体对土地资源高效整合发展的主导权，同时也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三）景区开发谋求乡村振兴新发展
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独特禀赋，以景区开发带动乡村振兴，也为乡村发展提供了一条发展路径。余杭径山村依靠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打造出与杭州灵隐寺媲美的径山寺，通过对禅茶文化等特色文化的宣传，不断推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径山村为了提高景区土地利用率，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打造智能停车场，空间资源最大限度地共享利用。大批的游客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村民借助市场优势积极兴建民房农家，挖掘土地利用价值，径山村为了预防土地的无规划建设和滥建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利用互联网技术，研发相关建房管控APP，村民们建房需要带图审批并在APP 上公布建房信息，面积大小按照户型来决定，在实现建房信息共享透明的基础上，也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
（四）农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新模式
青田龙现村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如今已成为许多农村地区学习的典范，龙现村村民利用当地源远流长的稻田养鱼文化，挖掘村中闲置荒地，高效利用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种植水稻，不仅农民经济收入得到提高，也为田鱼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田鱼专业合作社带动当地集体经济发展，也为村庄留守老人增加了收入。比如，农民将田鱼深加工成为田鱼干，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随着龙现村的发展越来越好，外出务工的村民也选择回乡发展。华侨资金回流、政府补贴加大，田鱼在龙现村的规模养殖渐渐步入正轨。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使龙现村声誉日隆，自然、人文被串联到一起，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破坏换发展，田鱼村实现了发展的可持续化。
（五）共享众筹打造乡村振兴新常态
“全民参与、共享众筹”的乡村振兴之路是海宁市周王庙镇博儒桥村的发展特色。海宁博儒桥村将共享经济发挥到极致，打造了博儒桥村社会治理的特色品牌“筹智、筹资、筹治”，并取得了理想成效。博儒桥村为了追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努力营造全村“众筹”的氛围。“筹智”，村委办公室的会议纸、开在家门口的户长会，共同孕育出了博儒桥村建设的“金点子”；“筹资”，从博儒桥村走出去的富商到村里党委书记、党员干部自发自愿筹集资金，为建设美丽博儒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筹治”，博儒桥村的管理机构均由村民组建，管理制度也由村民制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群众参与模式，也为乡村社会治理带来创新与活力。
三、共享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遇到的瓶颈
受环境、主体、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政府尚未完成角色转变，在村庄建设过程中仍居主导地位，投资与收益之间矛盾尖锐。共享经济受土地性质的局限发展滞后，村集体的凝聚力不足，多元主体之间缺乏基础信任。衍生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集体经济拉力不足，人才外流难以支撑共享经济发展。技术在共享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受现实因素影响大打折扣，加之技术壁垒的存在，大大延缓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步伐。此外，共享经济实际发展中缺乏整体性，集体资源难以整合，使封闭式市场难以吸引外来资金，整体回报率下降。
（一）“大投资”与“低收益”的矛盾
当下乡村发展中民宿产业前期投入巨大，以政府“大注血”的形式加速民宿业发展，但低价民宿的进入打破原有市场秩序，民宿主的收益得不到保证。高昂的政府投资背后，长期低效的收益让乡村振兴受到阻碍。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提供资金对乡村发展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用在实处却没有用在对的地方，收益远低于投资，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鼓励乡村自身去探索，找寻适合村庄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模式是当下政府的主要任务。然而，政府吸引投资的同时也限制了村庄自主性的发挥。虽然如今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但广大农村地区仍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村民的积极性并没有提高。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文化、环境、资源，政府主导可能造成“千村一面”的尴尬境况。
（二）“经济发展”与“土地供给”的矛盾
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常常通过旅游外包，企业入驻村庄，以当地自然优势为基础打造具有特色的村庄旅游路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村集体以土地资源换得经济收入。农家乐发展需要土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土地，大量的农业用地被改造成商业用地。然而，在国家对1.2 亿公顷耕地红线的严格管控下，村庄内部所持有的可建设土地也是有限的。但是企业当下需求更多的依然是可建设用地，村集体可供外包的土地面积有限，造成了经济发展与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当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或者说是村集体将土地的所有权直接转让给了企业，致使农保地成为闲置资源无法利用。
（三）“发展模式”与“人才匮乏”的冲突
当下农村在农产品的供销上仍采用“订单式”经营模式，作物统一收购交易。但此模式下，生产订单的不稳定性导致农场必须对农产品进行提价，而高价导致订单数量下降，利润不断降低。农场的对外销售方式仅有线下，渠道太过单一，在与同类产品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有些农场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壮大集体经济，通过两年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预想的作用，但是由于年轻劳动力回流过少，现代共享经济发展理念鲜有进入。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滞后，农场的土地利用方式、分红方式都存在问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亟须改变。
（四）“技术”与“传统”的冲突
虽然乡村共享经济理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共享经济”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大打折扣。通过调研，不难发现很多乡村的共享经济缺乏相关技术和配套措施以及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使得共享经济中技术应用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受知识和技术的产权保护影响，村庄之间在技术应用和信息采集方面相互独立，技术壁垒使共享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垄断与技术壁垒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与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步伐。
（五）“地方引力”与“外部市场”的悖论
一方面，当前乡村发展仍然以政府主导为主，大量的乡村在发展中缺乏自身特色，降低了企业入驻的吸引力，缺乏企业投资反过来又影响了乡村整体的发展，无法形成自身特色，二者之间形成了实践悖论，封闭的市场很难带动当地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村集体资源保留程度很低，许多村落民宿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而农家乐的发展势必需要大量土地和资金，村庄没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就无法为农家乐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进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集体资源的缺失导致共享经济的发展受到阻滞。
四、共享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针对三大主体和两大体系在共享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当中各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分别从政府、村集体、村民、互联网和市场五个层面提出解决策略。
（一）转变政府角色
第一，加大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建设乡村基础设施。乡村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单纯依靠当地政府是完全达不到村庄发展需求的。政府加强招商引资，吸引和鼓励当地人回乡投资建设。另一方面，乡村要明确村庄的发展方向，打造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让投资者看到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前景。同时，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在土地、税务方面给予投资者政策红利，鼓励私人企业主参与到村庄大型项目的建设，实现投资者与村庄互利共赢。第二，转变政府角色，促进乡村内生发展。基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自我发挥空间的问题，地方政府需要对当地旅游文化资源、农业产业状况及其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行综合客观的分析，成立专门的规划管理部门，对当地的农业和旅游发展进行科学统筹规划，充分挖掘农村各类资源的价值。此外，要认识到政府“大投资”与“低收益”两者之间的张力因素，政府在为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转变其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地位，以“政府搭台，资本唱戏”的形式吸引外来资本注入，积极探索共享经济高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
（二）培养乡村内生能力
第一，提升村集体的号召力。提高村集体自身的号召能力，不仅能够控制好村集体的美丽资源，而且能够主导村庄的发展。要培养出一个强有力的村集体，首先可以加大村集体的分红比例，其次要取得村民的信任，而信任与否则体现出的是一种干群关系，改善这种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村干部要有所作为。久而久之，村集体的号召力才会提高，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向心。村干部的有所作为是提高号村集体召力的关键，而村集体有能力控制更多资源又是共享经济在乡村发展的前提。第二，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村集体应当改变当下的经济转换形式，即简单地将土地的所有权转化为经济，流转给企业。这样的方式并非长久之计，从共享经济的角度把更多的闲置资源利用起来，将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来，把所有权留给村集体，将经营承包权给企业。增加体验式农业，田园经济，将不可建设的土地经营起来，用于种植特色农作物，或者观光体验式农田，达到闲置资源的利用。以此长期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不断创新共享经济发展的新渠道。
（三）提高村民自治水平
调研中发现，许多村庄都存在村民参与治理程度不高的现象，这其中既有技术手段落后、参与方式单一的客观原因，也有村民思想观念方面的因素。许多村民认为村庄治理是少数村干部的事情，这显然违背了“三治融合”的新理念，阻滞乡村治理和共享经济的发展。为此，首先，要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思想观念。村干部要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充分发挥党组织对群众的思想引领作用，通过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有效地加强和改进村民对于乡村治理的思想观念，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其次，要丰富村民参与共治的方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乡村治理”为乡村共治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村庄能够通过乡村APP、微信等网络平台举行线上村民会议，可以有效解决外出人员难以参与乡村会议、村务信息共享等难题。网络平台加入乡村治理，不仅提供了更多村民共治的参与途径，还提高了乡村治理效率。
（四）提升科技应用能力
第一，加快信息技术下乡，使之富村惠农。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思维与模式的创新。而创新不是单纯地把技术引入其中，还需要配套的设施与人才的投入，只有在当地“生根发芽”，结合其独特的发展优势，把技术引入到共享经济的模式中，注重“共享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破除一味追求高技术投入率“面子工程”的旧模式，才能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以市场为导向，破除技术壁垒。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在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要打破技术壁垒与垄断，让真正适用、真正有价值的技术得到科学的普及与广泛应用。地方要充分结合自身发展特色，发挥技术在共享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不要忽略为技术的作用发挥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技术和知识产权，又要注重保护用户信息与数据资源，规范技术使用，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做到政府用心、村民安心，真正意义上实现技术在共享经济中的成熟，使共享经济在助力乡村高质量振兴发展中没有“技术”上的后顾之忧。
（五）加强市场运营水平
第一，响应市场需求，打造特色产业。地区发展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保留住优美的生态环境，将环境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同时，民宿产业应结合当地美丽环境以及特色，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民宿产业，吸引外资注入以及企业入驻。另外，企业作为市场的另一主体，应培养优秀的设计人才和运营团队，积极入驻乡村，与民宿主达成合作，打造有特色、有内涵的民宿文化，积极整改，并为当地创造一个有特色的“品牌”。民宿主应积极举办相关旅游活动招募投资者，以此来引进高新技术，与互联网结合，通过互联网技术了解市场需求走向，带动整体发展。第二，整合集体资源，丰富产业业态。由于历史原因，莫干山镇集体资源缺失，导致土地难以整合规划；许多民宿主都是自发性在旧屋基础上整改民宿，导致民宿分布不均，缺乏规划，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使得莫干山市场单一化、分散化。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发挥出莫干山整体的优势，应当将土地等资源进行有效集中，适当收回并整改部分土地，统筹规划，建设高质量、有特色的农家乐，以拓展当地产业链，并通过大力宣传来吸引外资注入以及企业入驻，丰富共享经济业态，助推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