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文化的古与今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9期 作者：王军妍
摘 要：本文以贵州省音乐考古的现有成果为基础，利用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古今夜郎文化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的探索和考查。从先后出土的芦笙和铜鼓可以得知，夜郎音乐在贵州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与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贵州省仍能发现芦笙铜鼓乐舞，这足以说明，夜郎文化绝对是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多个源头中较为重要的一支。
关键词：夜郎文化;少数民族;音乐;探索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9-0059-05
“夜郎自大”是人们对夜郎这个词的第一反应，夜郎音乐却鲜为人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知道夜郎文化存在与否，更无从探究其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家们主要将制度和疆域作为夜郎的研究对象，对夜郎音乐的研究少之又少，更有甚者觉得夜郎音乐早已失传。不过本文却认为夜郎音乐像其它的夜郎文化一样在民间仍在流传，比如充满夜郎色彩的贵州少数民族歌舞。
一、夜郎文化及其音乐的文化背景
目前为止，有两种对夜郎文化的解释是民众认可度比较高的。一种是：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末这段时间内，夜郎人在发展过程中所保留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以及生活习俗等。另一种是：生活在夜郎国土地上的居民及其后代在夜郎国时期因和其他民族相处而沉淀成的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文化形式。本文倾向于后者，不过学术界对夜郎土地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近期，关于这个争议也有了定论，夜郎国的土地有：云南、广西以及贵州的某些区域，贵州占其中的大部分。
（一）歷史背景
贵州具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界就在贵州发现了土著居民存在的证据。夜郎时期的夜郎人和这些土著居民存在着很深的渊源，他们是贵州的开拓者，也是远古文明和文化的创造者。
群柯是少数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的第一个国家，位于现在的贵州西部。夜郎发源于春秋末年，领土大约包括：四分之一的云南、四分之三的贵州，还有就是小部分的广西。夜郎文化随着夜郎国的兴起而诞生，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沉淀，成为了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形式。新中国成立后，考古界在贵州发现了1200多种夜郎遗物以及文化遗址，比如铜鼓。领域学者认为，这些考古发现和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区别，民族特色比较浓厚。考古发现芦笙和铜鼓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相同的。夜郎国于公元前2825年被灭国，随后许多夜郎人便融入了华夏民族，不过，仍然有许多夜郎人没有离开他们的故土，也就是现在的贵州，夜郎文化因他们得以传承。夜郎音乐没有因为夜郎国的覆灭而消失，内容和形式反而都有所发展，一直流传至今。虽然有关夜郎音乐的历史文献很少，但还是有迹可循的，比如：
《西南彝志·论宏伟的九重宫殿》中记录了九族歌舞制度的制定;《西南彝志，论歌舞的起源》中记录了歌舞形式及场地。《夜郎史传》中的《夜郎君法规》中记载：“我国的居民不能强迫一对男女成婚，如果一对男女互相爱恋，可以通过唱歌跳舞的形式定下婚事。”这种形式在贵州少数民族中仍然流行。《旧唐书·谢蛮传》中记录了以歌舞为主的民间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十分受群众的喜欢，地域特色极其浓郁，展现了夜郎音乐的独特韵味。
《太平广记》中记录铜鼓是少数民族独有的乐器，不过这个时期比较出名的乐器还是飘笙。《宋史·蛮夷列传》中记录了样柯的使团为宋太宗表演歌舞的盛况，在那个时期，皇帝能够观看群柯歌舞，绝对是群柯的荣耀，这也说明“夜郎歌舞”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歌舞中用于伴奏的乐器就是芦笙，也就是葫芦笙，现如今贵州的少数民族中仍流行用葫芦笙伴舞，所以说夜郎音乐没有失传，是有根据的。《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中记载布依族把12月份当作一年中的开始，在这个月，各个部落都会敲起铜鼓庆祝这个节日，这个庆祝活动十分富有夜郎韵味，为夜郎音乐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清代的多本文献中都有关于少数民族节日活动的描写，活动中用于伴奏的乐器多为芦笙，比如《炯溪纤志》《皇朝通典》和《广舆胜览》等。
现在，贵州的夜郎后人仍在沿袭夜郎古国的习俗，比如布依族的浪哨和坐表，苗族的吃鼓藏和跳月，彝族的酒礼和曲谷等。这些习俗中，击铜鼓、铜鼓舞、吹芦笙等都和夜郎文化息息相关。其中芦笙和铜鼓被用作和神灵联系的圣物，具有崇高的地位。这些历史悠久的歌舞活动证明了贵州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也说明现在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舞活动和古夜郎音乐文化存在很深的渊源。
（二）人文环境
贵州主要由汉、布依、侗等10多个民族组成，追溯到先秦时期，这些少数民族都属于“西南夷”范畴，是夜郎国的后人。这个结论可以通过对比现如今贵州少数民族和古夜郎国的民俗活动得出，比如芦笙铜鼓舞、鼻饮、断发纹身等。
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语言就是文化传承的途径。贵州之所以形成如此有特色的音乐文化，是因为历史上的贵州经历了居民迁徙，民族混居，语言形式多样等变迁。语言的种类又和居民的族裔有关，比如布依族讲的是壮侗语，苗族讲的是苗瑶语，土家族讲的是藏缅语等。语言在传承过程中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语言基本上就可以确认祖先的族裔，比如壮侗语族讲的是越语，而百越人就是夜郎古国的主要组成人口。某些学者将吴越语和夜郎国的语言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比较接近，比如“无余”和“兴”“夷吾”和“翁指”“夫差”和“愈”等。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语言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现在侗族、壮族和布依族等族的语言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属于壮侗语族的范畴。
音乐由民俗孕育而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民俗也有差别，这也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俗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完善，民族特征更加的明显，成为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子孙后代中流传。就像贵州的芦笙和铜鼓就是夜郎文化沉淀下的民族音乐文化。
目前贵州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有很多，比如苗族的“芦笙节”、侗族的“花炮节”、布依族的“六月六”等，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特色，不过几乎所有的民俗活动，都需要吹芦笙以及敲铜鼓，从这点可以看出贵州少数民族对夜郎文化的传承。不仅如此，贵州少数民族对于夜郎精神文明的传承也比较明显，从根本上影响着族人的所作所为。
民族文化通过民俗活动呈现出来，作用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同时也有精神层面的。以苗族的芦笙节为例，节日期间涉及到的物质包括：芦笙、铜鼓、服饰、器物等;涉及到的精神层面包括歌舞、信仰和传说等。两者互相影响，形成一种力量，为族人提供精神信仰。通过这些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能让人们看到贵州少数民族所传承下来的夜郎文化。
二、夜郎文化及其音乐的物质遗存
随着时间的变迁，2000多年前夜郎乐舞的再现就是痴人说梦，我们只能通过正确的途径去挖掘目前仅存的夜郎音乐文化遗产，然后探索夜郎文化的物质特点。主要方式是通过考古活动，探寻和夜郎乐舞有关的器物，并和历史文献做对比，总结夜郎音乐的特点。目前为止，专家们确定盘县、清镇和兴义等20多个市县为夜郎文化遗址，发现了1200多种文化遗物，比如：骨角器、石范和铜鼓等。不仅如此，考古专家们还陆续从长顺、兴义和贵阳等地收集了100多面铜鼓。通过观察发现，这些文化遗物十分具有地域特征，和现在的中原文化差别很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在赫章可乐古墓发现的舞人在铜摇钱树上吹芦笙的形象以及铜鼓，这个信息证明了芦笙在夜郎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和铜鼓属于同一时期的乐器。通过研究发现，赫章可乐汉墓形成于春秋晚期和西汉初年之间，距离现在将近三千年的历史，绝对属于夜郎时期的范畴。如此考古专家就可以断定芦笙和铜鼓在夜郎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从目前的证据可以看出贵州少数民族和夜郎古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贵州是探索夜郎乐舞的主要目的地。
某些东南亚国家也有铜鼓，并不是只有贵州才有。但是作为夜郎故土的贵州出土了铜鼓，意义着实不同。这里的铜鼓通常和芦笙配合使用，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弹奏，是一种特殊的音乐现象，而这个现象就代表着夜郎文化。不过还存在不同的观点：贵州出土铜鼓说明贵州和夜郎文化存在某种关联，但不代表就和夜郎音乐存在关联。所以要以此为切入点进行阐释。
开始的时候铜鼓可能只是用来传递信息，或者是用来做饭，后来慢慢地变成一种乐器用来演奏。在夜郎，铜鼓的作用也是当作乐器用来演奏。这个说法在很多文献中都能找到。比如《文献通考》和《太平御览》中就把铜鼓归纳在”乐部“中;《唐书》写到铜鼓是蛮人用来伴舞的乐器。还有很多史志中也描写了贵州少数民族将铜鼓当做乐器这一现象，比如“击铜鼓为欢”“用铜鼓以节乐”“击铜鼓以为乐”等，显而易见铜鼓在夜郎就是一种乐器。《镇宁县志》中有写到：“夷族铜鼓调”，现在黔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还保留着铜鼓伴奏这一习俗。不同的地区和铜鼓搭配使用的乐器也有区别，主要有木鼓、芦笙、长号等，常弹的乐曲有《喜调》《四季》《送鼓》等。从古代传承下来几十種铜鼓曲谱，不同的少数民族保留的鼓谱也有区别，比如布依族铜鼓谱“十二折”和“十五折”、水族铜鼓鼓谱等。目前这些铜鼓鼓谱的年代我们还不能断定，不过鼓谱的古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能证明铜鼓在夜郎是当作乐器使用的。
目前出土的夜郎遗物中还没有发现芦笙的存在，但是芦笙作为笙簧类乐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证据充分。比如1978年在古墓中发现的葫芦笙，整体结构和苗族的芦笙差不多。1957年出土的铜乐舞俑就是吹奏芦笙的形象，同时还发现了刻有多人吹奏芦笙画面的铜鼓。通过科学验证，这些出土文物出现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之间。贵州古墓中也发现了刻有“芦笙舞”图的砖石画，这些就证明夜郎时期芦笙就已经开始用于夜郎歌舞伴奏了。综合目前的考古发现，芦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贵州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夜郎国中芦笙和铜鼓作为一种重要的乐器在特殊场合下进行演奏，所以在2000多年前芦笙和铜鼓是夜郎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如果想要研究夜郎音乐文化，将芦笙和铜鼓作为静态的研究对象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夜郎故地少数民族音乐现状考察
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所以我们要用变化的角度对夜郎音乐进行论证。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现在的夜郎音乐和最初的夜郎音乐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区别，但它的本质和精华却会在传承中保留下来。
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可以发现：夜郎时期的少数民族对歌舞十分着迷，不仅如此，他们也精通铜鼓和芦笙乐器的演奏。这一事实就和贵州目前的音乐现象相符。比如《旧唐书？谢蛮传》《皇朝通典》《桐溪纤志》等历史文献中所描述的歌舞场景就和现在的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舞类似。尤其是清代的《广舆胜览》中收录了一副苗族芦笙舞图，这幅画中展示的《芦笙舞》中的舞姿、服饰以及步态等都和现在苗族地区的芦笙舞差别不大。不仅如此，《广舆胜览》中有写：“贵州大定等处花苗”，这里的“大定”指的就是现在的贵州大方县。最初的芦笙舞中男的负责吹奏芦笙，女的负责振铃，但现在的芦笙舞中，振铃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徒手。
这些文献中展示的就是夜郎生动的歌舞文化。不过，任何的文化都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完善。就像黑格尔说的：“传统不是石像，它富有生命，就像是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离出发点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内容却逐渐丰富。”夜郎音乐就像是离开出发点的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内容逐渐丰富，这丰富的内容就是历史沉淀下的精髓，因为这些精髓，夜郎音乐才会变得多种多样。现在夜郎故地的民族歌舞和之前的夜郎歌舞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下面将总结贵州少数民族的以芦笙和铜鼓作为标志的歌舞文化的现状。
苗族人民认为芦笙的声音就像是妈妈的声音，而铜鼓是和神灵沟通的神器。苗族只要是有庆祝活动就会跳传统的芦笙乐舞，这个乐舞是由铜鼓、芦笙和舞蹈组成的。比如洛香芦笙会、谷陇芦笙节、跳花节等节日上就会表演芦笙乐舞，就像芒筒芦笙、套芦笙、芦笙双人舞与单人舞等。
以上可以看出，铜鼓和芦笙在苗族比较常见，单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两地就发现了大约500面铜鼓，无数个芦笙。
布依族：古百越是布依族的祖先，布依族的族人就擅长铜鼓的演奏，而且他们的铜鼓有母鼓和公鼓两种，鼓谱为“铜鼓十五折”，指导后代学习。铜鼓合奏在黔西南比较常见，演奏的乐曲多种多样。乐曲《四祭》由12个以月份命名的曲目构成，拜祭祖先就是这些曲目的主要内容。如今的布依族继承了这一传统，每到相应的月份，族人们就会演奏起相应的乐曲。不仅如此，布依族现如今仍保留的笔管歌、八音坐唱、四平腔等都充满了浓浓的夜郎音乐韵味。
侗族：夜郎时期的某支僚人就是现在侗族的祖先，从两者相近的文化传统就可以看出，在他们眼中，铜鼓具有崇高的地位。现在，侗族地区对芦笙的使用也很频繁，南部所有的部落都设置了“芦笙坪”作为芦笙比赛的场地，只要有节日，侗族族人就会整晚的唱歌跳舞进行庆祝。比较经典的芦笙舞有：“鱼上滩”“踩芦笙”“祭萨耶”等。经典歌乐有：“嘎吉仆”“嘎老”“嘎琵琶”等，极具原始韵味。
佗佬族：淡人是佗佬族的祖先，他们比较喜欢铜鼓和筒裙。佗佬族的踩堂芦笙乐舞比较粗狂，以力量为美，直到现在还十分受族人的喜欢，他们表演的时候要配合舞采刀和吹芦笙，比较神秘。佗佬族“踩堂舞”的动作包括“黄龙缠腰”“苦竹盘根”和“踩踏蛇虫”等，由男人领舞。不仅如此，佗佬族中悲壮的牛角号声表现了族人虔诚的姿态，让人想到宏伟的古夜郎国。
水族：水族的任何一个节日都要跳铜鼓舞和吹芦笙，包括婚丧嫁娶，其中铜鼓舞有男女之分。目前为止，端午节在水族仍然很隆重，人们在庆祝节日的时候，尽情地欢唱饮酒，敲打铜鼓，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铜鼓是水族铜鼓舞的主要乐器，族人们尽情发挥铜鼓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一个地方就发现了600多面铜鼓。
彝族：彝族和氏羌文化息息相关。历史上制造铜鼓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彝族，当然使用的频率也是较高的。现在某些彝族部落在十月初十庆丰节的时候还是会以铜鼓伴奏，载歌载舞，表达丰收的喜悦。《铜鼓王》作为彝族的英雄史诗，其中记录了20多个以铜鼓为主题的篇章，比如铜鼓的社会功能、铸造、演奏方法等。由此可以看出彝族人民心中铜鼓的崇高地位。现在，彝族乐舞中的某些内容仍在沿用夜郎时期的传统，这些匪夷所思的古曲营造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十分具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贵州少数民族承袭了夜郎音乐中以铜鼓和芦笙作为主要乐器的习俗，某些音乐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夜郎特色，而某些音乐却和当地的风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和夜郎音乐比较类似的音乐形式。以下将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夜郎音乐进行整理，使研究探讨更加直观。
乐舞类别：苗族的芦笙乐舞，布依族的木鼓乐舞，侗族的铜鼓乐舞，佗佬族的木、铜鼓乐舞;古歌类别：土家族摊仪祭祀歌、侗族祭萨耶、彝族毕摩古歌、苗族鼓社祭祀歌等;礼俗歌类别：布依族、苗族和彝族的歌场对歌;彝族酒礼歌;水族“单双歌”等;八音类别：侗族八仙乐队;布依族八音坐唱;土家族“八音”;丝竹乐器类别：直箫、姊妹箫、芦笙、勒浪、掸然等。
四、结束语
迄今为止，贵州夜郎故地一直将芦笙和铜鼓作为重要的乐器用于民俗活动中。结合上面的叙述可以将贵州少数民族的音乐和夜郎音樂的联系总结为两方面，其一是物质联系：即夜郎古墓中发现的芦笙和铜鼓实物，这两种乐器在贵州少数民族仍然流行;其二是精神联系：即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舞仍然在以芦笙和铜鼓作为主要乐器进行演奏，这和夜郎古国的习俗相同。由此可以得出，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夜郎文化。2000多年来，夜郎音乐仍能得以传承是值得庆幸的。因此，只要是发生在夜郎故地的夜郎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音乐都可以归为夜郎音乐（本文的讨论内容和结果只适用于贵州，贵州以外的夜郎音乐不属于讨论范畴）。其实，现在的“贵州”所代表的就是“夜郎故地”。贵州少数民族音乐的标志就是“夜郎音乐”，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舞就是夜郎歌舞。这些歌舞音乐是贵州少数民族在历史的洪流中承袭下来的文化遗产。夜郎音乐包括铜鼓芦笙舞，但铜鼓和芦笙的简单相加却并不就是夜郎音乐。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民族和区域内开展的以芦笙铜鼓为主的音乐活动才能称为夜郎音乐，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就不是夜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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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Based on existing results of music archaeology in Guizhou Province， use music historiography and national music science to seek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Yelang culture in depth. We can learn from unearthed Lusheng and bronze bell that the Yelang music already appeared in ancient Guizhou， and there is a close contact with ethnic minority. At present still can see the music and dance with Lusheng and bronze bell， this is enough to explain that the Yelang culture is absolute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 on the origin of minority music in Guizhou.
Keywords： The Yelang Culture; Ethnic Minority; Music and Dance; Seek Bra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