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芒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研究文字的性质、结构、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如何使用的文字学，也就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从史传仓颉所述的“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始，中国文字的形体结构和意义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文字不断由“实象”至“心象”的演变过程中，总有一种思维方式在规范、制约着不同的汉字的相互“别”与“察”。这就进入了逻辑史的研究领域。因为，任何一个稳定的文化传统，必定包含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先秦时期，在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社会的过程中，经过中国古代先人历史积淀的认知实践及粗浅的理论概括，形成了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的由“言事”而“论道”的推类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基础就是意象性思维方式。它作为一种主观情愿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思维方法，在创造中国古代表意文字的过程中，以其观象比类的认知途径，同样历史积淀地一般规范着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历史进程，引导着中国古人在造字过程中的审美观念与方法。当我们今天解字时，就意味着品味意象性思维方式在中國文字造字过程中的规范作用，从而体察其背后的逻辑方法论原则、审美观念、技术方法、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有着深刻的道理。

例如，在最基本的象形字中，“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就是一个在“实象”虚化的过程中，以主观情愿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体现着意象性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原则。至此以后的汉字造字艺术发展的每一步，它都以一种开放的态势，在“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荀子·正名》）之“摹略万物之然”（《墨经·小取》）的大观念下，仍然能够以古老的旨溢画外的神妙，在临物用情的悉心考量中，以“呈于心而见于物”的新的审美体验，不断开辟着汉字的发展前程，继续体现着意象性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字造字过程中的创造性的扩散价值，壮大着汉字的宗谱树。如形声字的意象思维方式体现在通过意符的“察意”上，以及通过声符的“辨音”上。“认字不认字，先认半个字”，也为我们今天学汉字、解汉字，从本义而引申义，导出了意象性思维方法论的认知途径。

这种汉字造字过程中的意象性思维方式的规范作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即汉字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按照“具象—抽象”的过程发展，在其实象虚化的演变中，始终发挥着基于“象”基础之上的类事理的联想作用。而且，无论一些汉字的引申义走得多远，仍然可以回溯于原初的“象”；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的“双声”“叠韵”，如其回溯至原点，也仍然尊崇着“象”基础之上的类事理的联想作用。这种从发现的方法开始，以发明的方法创新，为以后的认字、解字、用字提供了一条认知的意象性途径。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篆文的形体构造加以分析和归类，从中概括出540个部首来，凡是部首的字最后都标明“凡某之属皆从某”，这就为不同的字的分类归属，分别标示了划分的确定性标准。这种“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说文解字·叙》）的认知手段，无疑也是先秦以来建立在意象性思维基础上的“推类”思维方法的取同别异使然，并相互促动。同时，汉语在解字、用字过程中的由本义向引申义的不断发挥，也是一个由“言事”而“论道”的逻辑的推类过程。这也就使得我们今天在认字、解字、用字的过程中，可以按照意象性思维方式的引导，不断提取其基因库中的遗传因子，从而保证了“辨音”“察义”的选择与稳定，缩短了“辨音”“察义”的分化过程。这也就使得汉字在意象性思维的规范下，以其“拼义理论”的思维指导，成为世界上延续、保存、使用至今的“独一无二的视觉文字”。直至今天，汉字的形体结构仍然未超出表意字的阶段。

例如，随着网络的发展，一些新的网络语言也在不断出现，但这些新的网络语言文字，仍然遵循着意象性思维方式的规范作用。如“雷”，本是个名词，但在网络语言中它却具有了动词或形容词的功能和特点，表示由某种意想不到的人或事而带来强烈冲击或受到巨大震撼。又如“囧”，音窘，同“冏”。本义为窗牖格格交错而敞亮，但在网络语言中却借其字形、字音，变成了郁闷、忧伤、无奈。“囧”同“雷”字一样由网络媒体迅速辐射到其他媒体，曾经成为了中国2008年的流行语词。而在2012年修订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也收入了“雷人”“宅男”等一些网络热词。

单就网络语言含义以及改造既有字的意义理解来讲，这也是“望文生义”的一种意象性思维方式的结果吧。这种结果，仍然浸透着意象性思维方式的浓浓祖传血脉，它以其背后仍然发挥着恒常稳定的传统思维方法论的导引作用，印证着马克思的名言，“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如2013年8—10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汉字听写大赛，其中有一场考出了“铣床”一词，词义解释为“一种机械”。选手听后思考片刻，便写下了“床”。其思维路径可能是：以往所考的词汇大多为古代词汇，而古代机械基本以“石”为偏旁，这个字也应如此。如果他知道这是一种现代机床，恐怕他就是另外一种思维路径而正确地写出“铣”了。

如果我们按此不断地推演，就可以发现，在汉字造字、解字、认字的过程中，汉字表意的生动性、直观性和具体性，以类化意向的“能指”之“象”，去“象思维”地指称“所指”之“象”，在能指与所指的不断验证中，在生产对象与生产主体不断相互映照下，水到渠成地为日后产生的推类的逻辑思想与方法奠定了坚实的文字学基础，从而从汉字发生的源流展现了汉字语义、语用统一下的正名精神，使汉字成为具有社会功用的“有意味的形式”语言，具有了社会功用下隐含的推理意识。

例如，从先秦至今都在争论的“杀盗非杀人”，是后期墨家用来佐证侔式推论“是而不然”的情况时所举的一个例证。按中国传统“象思维”的特点，“盗”的字形特点，“私利物也。从?，?欲皿者”（《说文解字·?部》）。“?”为“慕欲口液也”。“盗”的本义是对别人的器皿（之物）羡慕得流口水，想要偷窃为己有。又因“民有耻心，何盗之为”，“盗”之名也就因其丧失羞耻之心、丢弃人伦道德的负面价值，在其使用过程中内含了“不是人”的否定性评价。因之才有了“水名盗泉，尼父不漱”“曾子立廉，不饮盗泉”的古训。因此，在“正名”思想的逻辑学意义上，语言符号（名）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实），公众有共同的认可，而统一的语义显然是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并加以良好管理的首要前提。

如果我们再从汉字的文化本质看文字的改革，虽然从清朝末年即已开始的文字改革势在必行，但如何改，却不能不考虑传统的传承。因此，百多年来所进行的汉字拼音化或汉字简化，就理应看如何在方便、理据性、通用性统一的前提下，不再生硬地割裂汉字造字过程中的文化传承了。

有意思的是，在汉字的正确辨音上，《说文解字》采用的是注音方法——反切法。用两个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反切上字决定被切字的声母，反切下字的韵母和声调决定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即上字取声，下句取韵和调。大部分汉字均可如此反切，所切无论声母还是韵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均可用汉语拼音来表达。而现代汉语拼音又来自西方的拉丁文字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子计算机网络时代到来，曾经有人宣称中国将因文字的原因永远落后于时代。但这只是危言耸听，如今却因各种智能化拼音输入法的出现，以电脑显示技术弥合了汉字与拼音的分歧。恐怕古人在造字过程中没有想到，与他们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西方的表音字母，在多少年之后，居然和他们所造的表意文字走到了一起，并解决了中国人持续走向新的文明的一个大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汉字真是一个“能走远路的人”。